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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疑虑重重的时代（第4页）

的确如此，没有风哪来的浪呢？并不是说多萝西·贝利和琼·缪尔有什么罪过。她们是无知和恐惧的殉葬品，正如1692年塞勒姆村的“女巫”一样。但令人寒心的是，真正的间谍早已把真正的秘密带走。斯大林一造出原子弹，很少人认为世界还有和平的机会，伦敦劳埃德保险公司就不这么认为，而苏联科学家能造出第一个核武器，完全归功于苏联副领事安纳托利·雅科夫列夫，她是聪明了得的间谍，在“二战”期间，她组织了从纽约至洛斯阿拉莫斯的精密谍报网。

若不是渥太华的古琴科叛变，雅科夫列夫的间谍组织绝对不会暴露。即便如此，解开这个复杂的间谍网，加拿大骑警、苏格兰场和美国联邦调查局三方联合调查了4年才完成。福克斯是破案的关键人物，他向苏格兰场在哈韦尔的一位督察坦白，供出了纽约的哈里·戈尔德。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在戈尔德的公寓里搜出了一张新墨西哥州地图，标出他与福克斯和戴维·格林格拉斯的会面地点。这一发现让戈尔德崩溃了，无法再否认。朱利叶斯·罗森堡从《纽约先驱论坛报》得知戈尔德被捕的消息后，拿着报纸去找露丝·格林格拉斯。他说，她和戴维必须离开美国，因为戴维很可能会牵连他们所有人，包括他的亲姐姐艾瑟尔·罗森堡。露丝说：“我们哪儿也不能去，我们还有个刚刚10天大的婴儿呢！”罗森堡答道：“孩子不会死。每天都有小孩在海上或是火车上出生，我的医生告诉我，只要带上足够的罐装奶，把水烧开，孩子就不会有事。”

朱利叶斯给了格林格拉斯夫妇1000美元，并在地图上画了一条复杂的逃亡路线：从墨西哥城出发先到瑞典，再到捷克斯洛伐克，最后抵达莫斯科。他说，当地共产党会和他们会合，为他们引导每一段路程。格林格拉斯夫妇拿着准备好的护照照片，又一次迟疑了。露丝病了。朱利叶斯急疯了，又给了他们4000美元，但夫妇俩却告诉他，他们要留下面对惩罚。11天后，联邦调查局逮捕了戴维。他必须在妻子和姐姐之间做出选择，他选择了妻子露丝。于是在一个初夏的晚上，罗森堡夫妇正在收听《孤胆骑警》时，联邦调查局的人闯了进来。当时只带走了朱利叶斯，艾瑟尔则留下照顾两个儿子。后来她也进了监狱，不得不为两个儿子另作安排。他们在战时背叛了国家，等待他们的是在纽约新新监狱接受电刑。

这才是真正的背叛，不是那些逼着幼儿园教师和电影临时演员忠诚宣誓的狂热爱国者的妄想。毫无疑问，这个罗森堡–格林格拉斯–戈尔德–福克斯–纳恩–梅间谍链是国际间谍史上最成功的案例之一。在莫斯科，他们交出图表、公式和数百页的秘密资料，从在橡树岭分离铀235和铀238的气体扩散处理过程到导弹的设计蓝图都十分详细。尽管全身心地投入核武器的制造过程，苏联对其了解也不过如此。美国斥资20亿美元，集合了西欧和美国最优秀的科学家，动员美国工厂，花费了三年半的时间，终于在阿拉莫戈多取得巨大成功，在日本上空爆炸。那时，苏联情报负责人从福克斯的报告中已详细了解了整个原子弹制造过程，而目睹了第一颗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沙漠爆炸景象的福克斯在报告里还对此进行了详细描述。这个信息可是无价之宝。当时，苏联的物理学家们还无法制造出原子弹。他们虽然掌握了相关的物理理论，但是20世纪40年代的苏联还没有足够的工业资源去冒这么大的风险制造原子弹。这次叛变缩小了美苏之间的核差距，而这些英美叛徒也让冷战至少提前了18个月。

这些叛徒罪恶滔天，英美反间谍网又漏洞百出，让他们得以逃脱。当时的舆论完全可以要求唐宁街10号和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易主，但这样的恶性事件当时并未发生。对选民而言，整个事情可能不过是上帝的旨意。保密工作虽然差得令人哀叹，但两个国家都没有继续在实验室寻找替罪羊。一般人缺乏足够的科学素养，无法正确看待所发生的事情。因此，气体扩散过程不太可能引发选举争端。而且在这些罪犯中，除了共产党，无法证明他们与其他政党有什么关系。而共和党想要的就是在这伙将美国的秘密泄露给苏联的人里，找出一群新政支持者，或至少其中之一是新政派。

20世纪中叶，美国政治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找到他们想要的。也许这并不正确，但只要足够接近他们想要的结果，就可以分裂国家，让许多人毙命。如果那些“政府中的共产党”没有泄露原子弹计划，也只是因为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这种计划。实验室里的间谍都是一路货——他们聪明、敏感、理性、生于世纪之交后不久，而且对“一战”都留有恐怖记忆。他们见证了股市大崩盘后的经济危机，接着又看到西班牙、埃塞俄比亚、中国、中欧遭受侵略以及慕尼黑事件的耻辱。欧洲的民主让他们感到绝望，于是他们投入共产主义的怀抱，相信共产主义能够重建世界。为了这一事业，他们可以做任何事情。他们大多数人得不到物理学家们的黄金机遇，但认为所有人都能尽一份力。在行政机构的人可以窃取国家机密，如果是内阁以下级别，则会建议采取苏联的办法，例如击溃德国的鲁尔区。即使是个普通人，也可以做通讯员。哈里·戈尔德就是其中一个通讯员，惠特克·钱伯斯也是一个。

这是非常复杂的。时至今日，有些人尽管信仰不同，但都如此坚定，即使供状俱在，或者铁证如山，他们还是矢口否认；迪安·艾奇逊至死还相信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是无辜的，而“希斯事件”仍是一个谜。要理解1948年夏天发生的奇怪现象，你可以想象在一个大家庭里，孩子们都坚持认为被魔鬼跟踪，家里的其他人则一再安慰他们说没有魔鬼。大家一遍遍地搜查房子，什么也没找到。孩子们坚持认为他们听上去荒谬的故事是真的，其他人却置之不理。直到一天晚上，全家人聚在一起，一个小孩子注意到小房间的门是半开的，他猛地将门打开——一个真正的魔鬼走了出来，身高10英尺，满嘴獠牙。在加拿大的伊戈尔·古琴科就是这样一个孩子，三年后，美国叛逃者在华盛顿提供了这样的证据。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门不是开在小房间里，而是通向主卧室。

在“猜疑时代”早期，自由主义者和知识分子都试图对这个红色妖怪付诸一笑。10年来，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一直败坏罗斯福新政的名声，以造成国家恐慌。要说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会在现在出现，似乎难以想象。伊丽莎白·本特利在参议院行政部门经费委员会下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做证时，《纽约客》记者李伯龄肆意嘲弄本特利道：“在希拉夫特糖的包装下，本特利小姐将利用废物制造合成橡胶的秘方（那时候还没发明出来）交给了艾尔，也可能是告诉了他大规模进攻开始的大约日期（其实是多此一举，因为盟军参谋长一确定就会传达给苏联的同事）。我忘记她得到信息的地点了，但她确定那个传给她信息的男人说，是从罗斯福总统前行政助理劳克林·柯里那里得到的情报，但柯里发誓他对于破译苏联代码一事一无所知。”

那年8月，李伯龄无休无止地开本特利小姐的玩笑。于他而言，本特利小姐是“肉豆蔻”玛塔·哈丽，而在《纽约世界电讯报》不再称她为“红色间谍女王”而是用“迷人”、“金发女郎”（她两者都称不上）形容她后，这位《纽约客》批评家就戏称她为“金发的红色间谍女王”。他后来的评论变得更加尖酸刻薄。笑话归笑话，这个女人的确败坏了正派人的名声。他写道，这种审讯“让人联想到一群低能儿在玩侦探游戏”。李伯龄认为：“编辑们对于本特利小姐的秘密资料，如果嗅不到合成橡胶燃烧的气味，那一定是对消息极不敏感。”如果认为他这是想贬低证词就错了，那完全不是他的风格，并且违反了他笃定的信念。然而，当傻里傻气的南达科他州众议员卡尔·蒙特说“证据太过模糊，还不足以轻信”时，李伯龄评价道：“我觉得报界忽视了审讯滑稽的一面。”

随着夏季慢慢过去，一切变得没那么可笑了。宣誓后，本特利小姐和惠特克·钱伯斯指证37位前政府雇员参与了苏联间谍活动，其中有17位拒绝发誓表示自己是否是共产党或间谍。他们用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来保护自己，他们的名字像保罗·罗伯逊的老唱片《泥炭沼泽士兵》或《四位起议将军》那样，不怎么被人记起了。1948年以前，他们并不为公众所知，但他们全都是掌握实权且有决定权的人。还有6个人没被传唤。其余的人中，哈罗德·韦尔已在1935年去世；李·普雷斯曼和约翰·阿布特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但不是间谍；在美国国务院服务14年的老兵劳伦斯·达根在两个证人证实他是共产党员后，从曼哈顿一栋楼的16层窗户跳下或是摔下死了；前国务卿助理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在不利证据的压迫下死于心脏病；另外还有12人发誓，所有对自己的指控都是诬告。但其中有两人被指控做伪证，一个是威廉·雷明顿，被判决有罪，随后在监狱被谋杀；另一个是阿尔杰·希斯。

1948~1949年版的《美国名人录》记载了他的生平：

阿尔杰·希斯：律师，1904年11月11日生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查尔斯·阿尔杰·希斯和玛丽·希斯（原姓休斯）之子。1926年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文学学士；1929年获哈佛大学法学学士。1929年12月11日和普丽西拉·范斯勒·霍布森结婚；孩子有蒂莫西·霍布森（继子）和安东尼；马萨诸塞州、纽约市和美国最高法院律师。1929~1930年任最高法院法官秘书兼律师，1933~1935年任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农业调整署总法律顾问助理，后任副总法律顾问；1934~1935年任参议院军需工业调查特别委员会法律助理；1935~1936年任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官……自1947年2月1日至今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1944年任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执行秘书；1945年2月陪同罗斯福总统参加雅尔塔会议；1945年于旧金山任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秘书长；1946年1~2月任联合国大会美国代表团首席顾问。美国BetaKappa兄弟会成员、alphadelta兄弟会成员、学会会员、大都会成员。家住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第7区，西北P街3210号。办公室在纽约州纽约市第18区第五大道522号。

再难找到比他更具吸引力的“罗斯福式”的人物了。用起诉他的人的话说，他是个“典范”。他清瘦、皮肤黝黑、穿着讲究，是一个很有修养的理想主义者——既是人民公仆，又是乔特律师事务所的一员，以民主党改良派的身份列入华盛顿《社交名人录》。他就读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时，曾是辩手、赛跑名将和班上“最擅长交际的人”。他的声誉毫无瑕疵，伊利诺伊州州长艾德莱·史蒂文森可以证明这一点，两名美国最高法官和美国前首席检察官，约翰·戴维斯（曾是美国总统候选人）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也可以证明。希斯的出场令人印象深刻，他带着哈佛口音，笑容满面，如同罗斯福最有魅力的时候。他步伐优雅，仿佛是在他经常出现的巴尔的摩跳交谊舞或是在吉布森观看网球比赛。审判时，他看起来更像是尊贵的听众而不是被告。说这样一个人是共产党，就如同叫他“骗子”一样让人难以置信。

指控他既是共产党又是间谍的惠特克·钱伯斯却承认自己是流氓恶棍。加入《时代周刊》前，他还没有脱离共产党，却无数次发假誓说已经与其没有关系。少年时，钱伯斯和兄弟迪克签过一份自杀协议，结果迪克自杀，钱伯斯却食言了。17岁时，他与一个名叫“独眼安妮”的妓女在新奥尔良的一家廉价旅馆同居。后来，他带了一名女流浪者与母亲同住在长岛——母亲之所以同意他这样做，据他说是“因为她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不想再失去第二个”。他曾因为写了亵渎神明的剧本而被赶出哥伦比亚大学，也曾做过小偷。他曾起誓为美国公共事业振兴署效力，却很轻易地就退出了。他漫不经心地承认，自己各个方面都违背了自己的誓言。现在，1948年，人到中年，满身赘肉，满脸忧郁，面带愁容，眼皮浮肿。

然而，钱伯斯倒是两个人中对问题的一个方面看得最清楚的：“有史以来，希斯这个案子最能说明普通男女和那些假装代表他们行动、思考和说话的人们之间，有多方面的裂痕。这些裂痕与其说是这个案件造成的，不如说是这个案件暴露出来的。这一点比案件中的其他特点更为明显，也更让人不安。一般说来，拥护阿尔杰·希斯、准备不惜一切保护他、为他辩护的，多是些‘优秀人物’，当然也并不总是如此。”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两党都认为阿尔杰·希斯很快成了一种象征：民主党自由派将他视为新政各项成就的代表，现在正受到攻击；而对于保守的共和党人来说，他代表了让他们厌恶的东部精英。自由主义者首先表态，他们坚定地认为希斯是无辜的，并劝说持异议的人也相信这一点。保守党在这方面动作慢了点儿。起初，他们不认为钱伯斯会赢，但理查德·尼克松给他们指明了道路。早在知晓钱伯斯和希斯之间争斗的真正意义之前，即叛国行为被定罪之前，双方就举起旗帜，摆开阵势，准备开战了。此后，双方渐渐丧失理智，案件盲目升级，到处都是愤怒。悲剧的是，民主党自由派的推断是错误的。理查德·尼克松和他的政党胜利了，钱伯斯不仅是对的，而且还持有证据。

起初，钱伯斯看起来并不正确。希斯演得太好了。其他人都躲在第五修正案的庇护下，或找其他借口逃避，而他没有。1948年8月4日，希斯得知钱伯斯第二天要在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面前指认自己是共产党，他就先给委员会发电报，要求有发誓否认控告的权利。第二天，希斯来到委员会办公室，显得义愤填膺。他回答了所有问题，并否认钱伯斯的所有指控。最后，蒙特主席对希斯的“配合态度”和“坦率直言”表示感谢。约翰·兰金走过来与希斯握手。每个人都面带微笑，只有尼克松紧紧盯着希斯的脸。这个月还没过完，就证实了这位年轻的加利福尼亚州议员似乎有先见之明——事实上，他的推断是建立在可靠的情报来源上的。联邦调查局之前已经开始调查希斯。该局一个名叫艾德·赫默的特工每天给一个名叫约翰·克罗宁的牧师打电话，告诉他调查的进展，再由克罗宁牧师转达给尼克松。尽管如此，在8月的第一周还是没多大进展，不得不说尼克松极具毅力和洞察力。他提议让钱伯斯和希斯当面对质。

委员会其他成员决定再次传唤钱伯斯，他们认为希斯可能是无辜受害者，是钱伯斯认错了人。第二次非公开审理（希斯也不在场）时，钱伯斯开始显露自己对希斯以及希斯的妻子和家庭的全面了解。他记得，他们夫妇亲切地称对方为“希利”和“普罗斯”，宠爱自己的宠物狗可卡犬，他们在沃尔塔广场的房子里配有嵌金希区柯克椅，一面镶金边的镜子顶端有一只鹰，墙壁上半段是桑葚图案的壁纸，下半部分是镶嵌板。钱伯斯知道的还不只这些，但这已经足够证实他与希斯夫妇的关系确实不一般——关于他们家的孩子、仆人、家具和爱好的事情，总能说出个一二。希斯的一个爱好就是赏鸟。钱伯斯描述了希斯在波多马克河看到蓝翅黄森莺的那种兴奋劲儿。碰巧，委员会中的一名委员约翰·麦克道尔也是个业余鸟类学者。当希斯再次被召回委员会时，麦克道尔问他是否看到过蓝翅黄森莺时，希斯眼前一亮，高兴地回答道：“看过，就在波多马克河。你知道那地方吗？”过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它们飞回来，在那些沼泽地筑巢。头很漂亮，真是很美的鸟儿。”这只是一个小插曲，却令委员会印象深刻，这是希斯没想到的。

显然，钱伯斯对希斯的了解是基于他们亲密无间的友谊。8月25日，尼克松在纽约康默德酒店400号房间开始了他的审问。这是案件的转折点。尼克松的质问和钱伯斯对他的了解让希斯慌了神，他指认钱伯斯原名叫乔治·克罗斯利，是他在20世纪30年代认识的一个游手好闲的自由作家。尼克松步步紧逼，要求希斯另找三个证人证明钱伯斯就是克罗斯利。这显然令希斯心烦意乱。他答道：“有可能的话，我会的。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我想想看。事情发生在1935年，我唯一能够想到肯定知道他是乔治·克罗斯利的人，应该就是我在奈的委员会（军需工业调查特别委员会）结交的人。”尼克松和希斯又进行了一次激烈的交锋。谈话是在那两位重要人物议员尼克松、麦克道尔，以及委员会调查员路易斯·拉塞尔之间展开的。

麦克道尔：那么，你确定他是乔治·克罗斯利？

希斯：是的，在我看来是这样的，有他自己的供词为证。

麦克道尔：钱伯斯先生，这个人是不是你在他家住过的共产党员阿尔杰·希斯？

尼克松：根据你的证词是这样的。

麦克道尔：你确定这是他吗？

钱伯斯：确定是他。

（这时，希斯站起来，向钱伯斯走去。）

希斯：此时此刻，请允许我郑重声明，我想邀请惠特克·钱伯斯先生针对在委员会以外的社会领域做同样的陈述，放弃免除因诽谤被起诉的豁免权。你敢不敢？我希望你他妈的赶快这样做。我绝对不会碰他（对拉塞尔说），倒是你们碰到我了。

拉塞尔：请坐下，希斯先生！

希斯：主席要求我，我会坐下，拉塞尔先生，主席要求我坐下……

拉塞尔：我希望不受打扰。

希斯：我没有……

麦克道尔：请坐！

希斯：你知道是谁挑起的。

麦克道尔：休庭一两分钟，等我回来再继续。

但是太晚了，希斯已经铸成大错。在此之前，他的孤注一掷还有点儿作用。他是对的，1935年已经过去很久了。而他反驳钱伯斯的话、两人声誉的差别，都让结果不言而喻。再者说，就算是共产党员也不算是罪犯，而且窃取国家机密的重罪也已经过了诉讼时效。委员会几乎已经准备放弃采用本特利和钱伯斯的证词了。但是威胁钱伯斯让其脱离豁免特权的庇护，并威胁以诽谤罪提起诉讼，局势则大为不同了。现在，钱伯斯不得不出示证据。历尽波折的整件事情将被移交法院，由法院判定谁在说谎，败诉者将因伪证罪被判入狱。

8天后，希斯和钱伯斯在华盛顿又一次进行对质，并且是公开审理。这次，希斯明显没那么强势了。他带了律师，而且在回答问题前都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为开头。即使是问他是否是应法院传唤参加听证会时，他的回答也是：“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收到传票后就自愿来到这儿了，这也说明我会接受这种说法。”钱伯斯告诉国会议员，希斯曾给过他一辆1929年a型福特汽车，以便共产党需要时使用，这可以在机动车登记记录里查到。希斯无力地答道，那是辆旧车，丢在大街上任其慢慢锈蚀，“几乎没什么经济价值”，所以他就让克罗斯利开走了，或是以为他开走了。想了一会儿，他说：“我给了克罗斯利，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刚开始要说，尼克松打断他：“等等，我并不想打断你的那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但就你是否给了克罗斯利一辆车，你完全可以回答‘是’或‘不是’。你一生中送出了几辆车，希斯先生？”台下发出了不友好的哄笑声，希斯坚持说完他的开场白，并坚称自己将唯一一件“最好的收藏品”给了克罗斯利，“因为我能把自己的住所都让给他住……”这时，哄笑变成了一片沉寂——委员会所有人的想法一致：若明知那个人是游手好闲之徒，你就不会把自己的房子和汽车给他。希斯给出的三个证人的名字也是无用的——一个已过世，一个找不到，还有一个对克罗斯利丝毫没有印象。

两天后，钱伯斯出现在《与媒体见面》（当时的一个广播节目）上，接受希斯的要求进行公开辩论。他说：“希斯过去是共产党员，没准儿现在还是。”人们等着希斯把钱伯斯告上法庭。等啊等啊，9月27日，希斯终于在巴尔的摩控告钱伯斯诽谤。案件还未来得及进一步发展，全国大选就开始了。对于希斯来说，这正是退出的好时机，而事实也证明，这是他最后的机会。最终杜鲁门获胜，弄得共和党人手忙脚乱。他们不但失去了众议院的控制权，也失去了众议院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另外，委员会中的两名共和党人在改选时也落选了。但是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国会议员的预料。11月7日星期三，钱伯斯作为被告，在巴尔的摩的审前听证会现身。届时，他向希斯的律师提供早期与原告有联系的证据，如果有的话。走投无路之际，钱伯斯只好说出震惊整个国家的真相：原来早在10年前，阿尔杰·希斯、他的妻子普丽西拉和钱伯斯都是苏联间谍网成员，向苏联泄露美国国家机密。

1938年4月，钱伯斯与共产党决裂，但从1937年五六月至那时，阿尔杰·希斯曾将手里所有的机密文件、电报、报表和急件都给了他。他们的传送方式有三种：有些是原件，钱伯斯就用微缩相机拍下来，然后把原件还给希斯；有些是希斯整理后自己手写下来的；其余的则由普丽西拉带回家，用伍德斯托克牌打字机打出来，然后她丈夫又悄悄把文件归还国务院档案室。做这个事情的不只他一个。亨利·朱利安·沃德利，国务院贸易协定处主任、美国某世家后裔是钱伯斯的另一个接头人。现在沃德利已经承认此事，多亏诉讼时效已过，他没有被起诉。可是，希斯曾经对这些矢口否认——他已经走过头了。由于做了伪证，他已被套牢，再也走不出来了。

钱伯斯于1938年洗手不干之前，整理出3卷微缩胶片和84份文件（其中43份文件是在普丽西拉的打字机上打出来的，还有41份备忘录是希斯手写的）。钱伯斯把这些东西都装在一个大牛皮纸信封里，交给了妻侄内森·莱文——布鲁克林的一位律师，让他把信封藏在安全的地方。在10年以后的1948年11月14日，钱伯斯找到莱文，要回信封。信封一直被放在杂物柜顶上，布满灰尘，莱文站在浴缸上才能够得着。钱伯斯在厨房拍了拍灰尘，带着打印件和书写的备忘录，来到巴尔的摩的审前听证会。这些文件的出现让希斯惊慌失措，但他仍故作镇定，立刻让律师将文件呈给司法部门。这一招很漂亮。如果杜鲁门政府宣布这是机密文件，钱伯斯就会被禁止提及此事。此外，钱伯斯还面临着另一个危机：其所出示的文件揭露出他是密件接收者。尼克松的工作人员黔驴技穷了，担心会是钱伯斯入狱。但并不只有希斯聪明，钱伯斯没有把所有东西都带去，他把微缩胶片藏在自己马里兰州农场的一个挖空的南瓜里。12月2日晚，当众议院调查员问他还有其他什么证据时，他领着他们去了农场。众议院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要求对南瓜里的文件实行24小时监控，两天后报纸上刊登了这则新闻。

民主党愤怒了。这些“南瓜文件”看起来似乎是钱伯斯这出闹剧最滑稽的部分。文件的内容由媒体披露后，24小时监控看起来是如此荒诞可笑。就像A·J·李伯龄在《纽约客》里所写的，它们是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即使在1938年，这些事情都没多大意义，在1948年更是如此。其中一个文件里说日本想在哥斯达黎加某个岛购买锰，可是那里根本就不出产锰。另一份文件郑重其事地提醒大家注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要交换参谋。还有一份文件记录纳粹准备马上夺取奥地利，可是那时全世界都知道了。里面记录了美国驻维也纳总领事的观点：“希特勒很可能正准备牺牲奥地利，换得外交政治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