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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疑虑重重的时代(第3页)

其实,肯尼迪曾与反共分子合作,但这事很快就为人们所忘记,或许是因为他后来出任了总统吧。而另一些人在中国问题的争论上,表现得更加激进。早在1947年10月,身为坚决反共分子,前驻法大使威廉·布列特在《生活》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文章《中国报道》,指责华盛顿的官僚撤走美军,让蒋介石陷于危难。卢斯报社对此问题的讨论尤其激烈。亨利·卢斯出生于中国山东,父亲是一名传教士,他是所谓“中国游说团”的核心人物,这个游说团的成员甚至不惜背叛美国,誓死效忠国民党。1948年9月6日,《生活》杂志宣称雅尔塔会议是绥靖政策的“高潮”。之后,那些用来掩饰的花言巧语迅速消失了。共和党开始将其在国会中的对手视为“叛国党”,雷伯恩认为这是尼克松对他的诋毁,从此怀恨在心,再也没有原谅过他。南达科他州众议员蒙特请求总统“清查”联邦雇员,揪出那些“有亲苏化倾向而导致我们的外交政策混乱的人”;伊利诺伊州众议员哈罗德·维尔德宣布苏联的间谍如同舞毒蛾,“遍布美国各地”;宾夕法尼亚州众议员罗伯特·里奇指责迪安·艾奇逊为斯大林办事。印第安纳州众议员詹纳认为,每一个为蒋介石献策却未能阻止中国红色潮流的美国人都有罪。詹纳称马歇尔将军是“叛国者的代表”,是“活脱脱的谎话精”,他联合“叛国贼和绥靖主义者,在杜鲁门和艾奇逊的持续影响下,一步步出卖美国”。

事情愈演愈烈。国会山的民主党人认为反对派在1949年12月已经探底,因为那时国会两院的共和党人做出决议,认为国务卿失去了美国人对他的信心,并且不可能重获信任,所以坚持要总统将他免职。最终,这份决定到了哈里·杜鲁门的桌子上,他立即将其撕成两半。但这还不算到底,甚至连底儿都没有见呢。

自由党派把共和党反共分子看作舞台上的反派。当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不仅将这个角色表演得活灵活现,居然还扬扬得意起来。某个下午,好奇的观众也许会溜进参议院的来访者旁听席,聆听政府被抨击为“乳臭未干的伪自由派”,他们总是“可怜兮兮地尖叫”着“共产主义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就是他们“出卖了中国使其沦为无神论的奴隶”。最合适的词还得留给“国务院那些按莫斯科政治路线行事的跟屁虫”,他们四处喷撒克里姆林宫的恶毒诽谤,“红色迪安”则一边谄媚地向莫斯科的领导卑躬屈膝,一边无耻地呜咽哭泣。很多时候,记者都在质疑苏联政治局里的反美言论可能还不如美国国会里所说的这些不堪入耳。

偶尔国会山里也会传来理性的声音,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国会联合委员会考虑提名戴维·利连撒尔这位杰出的公务员出任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反共分子、田纳西州参议员肯尼斯·麦凯勒硬要说利连撒尔曾将共产党员藏匿于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麦凯勒质问利连撒尔其头脑里是否有张苏联革命的蓝图,以下是证人的部分回答:

参议员,我脑袋里确实有那份蓝图……民主制度的其中一条原则……是极力反对任何人偷走别人最珍贵的东西,包括他的良好声誉,无论是影射还是间接讽刺都不行。尤其不能以民主的名义给他冠上莫须有的罪名。我深信,这样的行为会导致国家的分裂,如果发展下去,甚至会摧毁整个国家。我深信不疑。

这种情况当然很少发生,它除了能鼓舞那些善良的人以外,毫无作用。美国的利连撒尔们估计错误,内部颠覆的恐慌并不能通过证据和理性得以解决。首先,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危机,反共恐慌也是病态的。在那段狂热结束之前,一切都只能顺其自然。但同时,如果它落入别有用心的人的手里,就会变成一股可怕的力量。参议员塔夫脱明白这一点,他清楚地知道他和他的共和党在干什么,也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干。反共分子的一次口头攻击(“克里姆林宫有史以来最有利的一个条件就是,在美国国务院内隐藏着一个亲共集团,他们一有机会就促进中国共产主义事业。”)正中塔夫脱下怀,他告诉记者:“要肃清国务院内部的共产党,唯一的方法就是更换国家领导人。”换句话说,他其实是在为1952年的总统选举热身。那时美国人民将选举新一届总统,而罗伯特·塔夫脱则很有希望当选。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领袖汤姆·科尔曼是塔夫脱的支持者,他说得更直白:“成败在此一举,我们会赢得选举吗?”

但民主党人也希望获胜。哈里·杜鲁门很清楚,现在不但质疑声四起,而且还有更多问题等着他。共和党很会蛊惑人心,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确也从莫斯科派出了间谍,美国的最高领导人有责任维护国内安全。1945年9月的一天晚上,杜鲁门首次怀疑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间谍遍布北美地区。当时,苏联驻渥太华大使馆武官部的一名苏联编码员伊戈尔·古琴科抱起一摞罪案文件,踉踉跄跄地在夜里出逃并要求政治避难。加拿大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调查古琴科的文件,他们发现了一个分布很广的地下组织,英国和加拿大都有公民牵涉其中,最后,两位从事“最高机密”工作的英国物理学家也被卷进来,他们分别是艾伦·纳恩·梅博士和克劳斯·福克斯博士。这个组织的成员都是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参与的是华盛顿与其加拿大盟友共享的原子能计划以及其他国防机密,大多都能成功。

起初,总统并不明白渥太华间谍组织如此事关重大。到了2月,杜鲁门收到了埃德加·胡佛提交的一份供词,这是纽约意大利情报图书馆前雇员伊丽莎白·本特利和惠特克·钱伯斯的供词。这个案件的破获很难说是联邦调查局的功劳。7年前,钱伯斯打算在美国政府找一个人,重视他所反映的情况;而本特利小姐本想向联邦调查局纽黑文市分局自首,却没人理会她,直到联邦调查员在路旁监视她,发现一名苏联间谍塞给她2000美元时,他们才真的相信她的话。她和钱伯斯彼此并不相识,却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陈述都非常惊人,以至于让人怀疑他们是否神经错乱。本特利小姐是瓦萨学院的毕业生,已经人到中年,她说5年来自己一直是苏联间谍,负责在华盛顿搜集高度机密文件,然后转送到纽约的苏联联络人手中。在她指控犯有叛国罪的政府前雇员的30余人中,有劳克林·柯里,他曾在1939~1945年任罗斯福总统行政助理,并两次率领代表团前往中国,现为派克大道上某进出口公司的负责人;另一名是财政部前副部长哈里·德克斯特·怀特,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理事;以及商务部的后起之秀,达特茅斯学院毕业的英俊小生威廉·雷明顿。钱伯斯又指认罗斯福政府的9名官员为共产党员,其中最著名的是阿尔杰·希斯,当时他即将离开国务院,出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

杜鲁门听完后,也和其他人一样,怀疑其真实性,但加拿大事件的确使他有所动摇。在那年秋季的中期选举中,大老党(美国共和党的别称)的几名国会议员候选人旧事重提,搬出《美亚》杂志事件的后果,再次质疑杜鲁门政府。作为回应,12月4日,美国司法部长汤姆·克拉克公布了一份包含90个组织的名单,宣布司法部认为这些组织都疑似共产党前方阵营。那一年,名单上的数目不断增加,截至1948年5月27日,又增加了32个组织。如反法西斯难民委员会,虽然其当初的目的只限于为美国的盟友苏联提供食物和药品,但曾经任职于该机构的每个人都成为被怀疑的对象。那些曾经按苏联政治路线办事的政府公务员也被解雇,用当时的话来讲,他们是“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的嫌疑分子。

当时,杜鲁门政府也为反共运动提供了最大支持:动用1940年颁布的《史密斯法》,审判了美国共产党的11位领导人。但这些恐怖的真实情况甚至不足以让媒体做出反应,因为在当时看来,这些都再普通不过,就像1932年的普遍性失业。除此之外,9835号行政命令还鼓励美国人窥探自己的同事、朋友、邻居甚至是亲属的私事。而忠诚调查也是一种极端恶劣的政治打压手段。1947年5月22日,联邦调查局开始着手对200万名联邦雇员进行“逐个核查”,从邮递员到内阁成员一个也不放过,以追踪“不忠诚分子与破坏分子”。另外,联邦调查局还负起调查每年申请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的50万人的责任。任何具有“不良信息”记录的人都会被全面调查,包括他的过去(有时甚至回溯至童年时期),联邦探员会询问认识或者被以为认识当事人的所有相关人员,问询内容包括当事人的生活习惯、社交生活以及政治信仰等。所搜集到的数据交由地区忠诚牢查委员会审议,要么撤销控诉,要么举行听证会,做出裁定。而国家忠诚审查委员会仍可做出完全相反的决定,它的裁决才是最终定论。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一个善良又尽职的邮递员会面临解雇呢?犯有叛国罪、参与间谍活动、鼓动暴力推翻政府(《哈奇法案》已明令禁止)、揭露官员隐私,或被司法部长定义为属于破坏分子组织的人都会收到解雇信。至于他是否参与了以上任意一项,并不需要确凿的证据,只要“有充分理由相信”就行。只有当用人单位认为“不会影响安全”,在解雇信中才会“明确、完整”地写明原因。否则,被告可能连何时、何地犯了罪都不知。如果当事人仍有传统的权利与原告当面对质,本来也可能知道真相,但如今这样的权利也没有了。因为根据联邦调查局的政策,公布检举人的身份可能会阻碍将来的调查,危害国家安全。司法部长宣布的联邦调查局名单上的机构是进行调查后得出的结论,不容置疑。被判有罪的这些机构不许辩驳,而隶属于其中任何一个机构的公务员,或者认识这些机构工作人员的人,都会被解雇。也就是说就算与人交往,也会受株连获罪。

有幸知道自己为何被解雇的受害者们会收到这样一份通知,开头写着“证据显示……”紧接着罗列罪状(以下是从当时的指控文件援引的内容):

证据显示,1943年以来,你一直与某某有往来。他曾对共产党的宗旨和政策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同情。

作为费城民众集会的赞助商之一,你的名字出现在1946年4月4日的《约克公报》上……该集会由国家争取和平委员会赞助。经司法部长认定,该委员会为共产党组织。

你在马萨诸塞州威廉姆斯镇的威廉姆斯学院受雇期间曾发表言论,认为相比共产党的影响,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听证会对公民自由造成的威胁更大,因为它妨碍了言论自由。

你的名字被署在一封国家宪法自由同盟的公开信内,时间是1941年12月28日,其内容是要求迅速将武器运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经司法部长认定,国家宪法自由同盟是共产党组织。

文件中会包括一封正式的解雇通知:“上述信息表明,你是共产党的一员,或与之具有特殊关联,或是对其表示同情。”这位不幸的雇员收到法院(《韦氏词典》称之为星法院)的解雇信,仅仅是“基于谣言”。而公开的全面调查足以让一个人抬不起头,让家人蒙羞。从对他进行忠诚调查起,他就成了疑犯,在证明他清白之前,所有人都会觉得他有罪。他的邻居会突然在街上被安全局的官员拦住问询,不能接受他妻子的宴请,甚至不能让自己的孩子与他的孩子玩耍。而被怀疑者的儿子不能加入童子军,他本人也不能拜访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朋友,以免给他们带来麻烦。最后,他只能靠自己的积蓄生活(如果他还有积蓄的话),和家人相依为命。

1949年6月,现在任职最高法院的前司法部长克拉克评论说,联邦政府的风纪从未像现在这样好,“感谢忠诚法令”。很难想象他为何会有这样的想法。美国的每一位律师都知道,这次调查让正当的法定诉讼程序形同虚设。汤姆·佩因还曾骄傲地吹嘘新大陆已成为“欧洲各地受到迫害的热爱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的人的避风港”,这还真是对他的嘲弄。当时在华盛顿风靡一时的书是伯特·安德鲁斯的《华盛顿政治迫害》,由《纽约先驱论坛报》华盛顿分社的一位德高望重的主编负责编辑,回顾了忠诚调查中那些臭名昭著的不公正案件。约翰·罗德·奥布赖恩在1948年4月出版的《哈佛法律评论》中指出:“有罪定论所造成的影响相当于刑事犯罪的后果:失业、持续的耻辱、谋生能力的不断削弱等。”忠诚调查已经花费了1200万美元,其中有个最有趣的案子等着上诉,其罪名是因为在“一战”期间抛弃了自己的队伍而被解雇,而当时他才9岁。

那些相信国家忠诚审查委员会会公正处事的人,只是想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根据杜鲁门的回忆录,他认为委员会主席赛斯·理查森是“共和党内杰出的保守主义者”,与司法部有密切接触。毫无疑问,理查森的上任只是一种政治手腕,因为他是哈丁和柯立芝的门生,但说到公正处事,并不尽人意。这位主席年近70岁,在华盛顿担任美国医学会和普尔曼集团的法律顾问。他是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成员,同时也是麋鹿会、大都会、火树俱乐部和切维·切斯俱乐部的会员,他正是那种消极定义“忠诚”的国教教徒,如同一位非美人士,总是把正统与爱国主义混为一谈。

有时候,个别事情可以说明整个时代。多萝西·贝利的上诉案就足以证明。贝利小姐毕业于布尔茅尔学院和明尼苏达大学,1948年春天她41岁。她在美国就业服务中心工作长达14年,一直是模范员工。她唯一一次公共活动是加入美国公务员联合会,而这个组织并未被纳入司法部长的指控名单。贝利小姐是当地美国食品加工工人联合会的主席,因此遭人妒忌,但她并不清楚自己究竟得罪了什么人。她被押往哥伦比亚地区忠诚审查委员会,但控方找不出合理证据,也没有证人。贝利小姐矢口否认有罪,并请出几位品德信誉较好的见证人,但还是被解雇了。

贝利小姐在赛斯·理查森的国家忠诚审查委员会出庭时,她的律师保罗·波特便暗示她可能会成为长期积怨的牺牲品。委员会主席回答道:“联邦调查局提供了五六份真实可靠的报告。”虽然波特向理查森施压,但理查森仍拒绝说出检举人的身份。他还补充,就算他想这么做也不可能,因为“我压根不知道他们是谁,从事过什么活动”。理查森的委员会某委员提到了档案里的一项指控,对话如下:

委员会委员:另一个人说,他第一次注意你是在1936年前后,那时你是哥伦比亚特区一个共产党“秘密组织”的成员。

贝利小姐:首先,我以前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有这样一个“秘密组织”。我根本没听过这个词。我可以发誓,我从未加入什么共产党。

委员会委员:还有一位也指控你是共产党员,他知道你与已知的共产党员来往了七八年之久。这是我们找到的部分证据。

波特:那是片面之词,我认为不能用作证据。

理查森主席:这就是证据。

波特:虽然我们知道我们的要求会被驳回,但我们仍要求让被告或她的辩护律师知道这些恶意中伤来自哪里。

理查森主席:当然,这无济于事。如果这些证据是真实的,就不是谣言或是中伤了。我们很难公开这份证据。

波特:是在发誓后采证的吗?

理查森主席:那倒没有。

委员会委员:证人是位值得尊敬的人物,他为哥伦比亚特区的共产党活动调查提供了很多信息。

贝利小姐:我很担心,如果我在这里认罪,会不会就让这位证人真的成了可靠证人。但这绝不可能,因为这些指控根本不成立,这里所说的一切都不能增加这些指控的可靠性。

贝利小姐的上诉被驳回了。被告指出委员会流程是对宪法保障的公然蔑视,而理查森却以“政府服务是一种特殊情况,不涉及权利”这样毫无意义的陈词滥调推卸责任。然后,他看看日程表,开始钻研另一批未处理的控诉,与同事商议。这就是反共分子主持下的司法。

在官僚政治的漫长历史上很少出现这样浪费时间和纸张的现象。即使是在理查森私设的法庭上,像贝利小姐的案子这样,所有证据都对被告不利而被判罪也极为少见。实施忠诚调查的5年里,联邦调查局共调查了300万名美国人,并进行了1万起全面调查。初步控告案有9077起,其中有2961起案件在地区忠诚审查委员会审理,且有378人被解雇。一位国会委员要求理查森总结调查结果时,他说:“还未发现哪个案件或是证据直接指明当事人是间谍。在联邦调查局找到的证据中,还未说明任何一个案件涉及间谍。”

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写过:“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如今《共产党宣言》问世100周年,同样的幽灵降临美国——这当然是无稽之谈。理查森曾向国会议员吹嘘:没有发现间谍,肯定是搜查人员把他们吓跑了。这种颠倒是非的逻辑不仅让联邦雇员遭殃。伊雷娜·约里奥–居里来纽约参加科学研讨会时,就被拘禁在埃利斯岛上一夜,因为几个匿名电话说她可能是敌人派来的奸细。帕内尔·托马斯在《自由》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原子弹工厂里的红色分子》,暗指所有科学家都将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而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政府都无法聘请到年轻的核物理学家。订阅《苏联医学评论》(由美苏医学学会出版的专业杂志)的医生们,只好要求该杂志用白纸包起来邮寄。

那些积极配合防卫工作的企业日子也不好过。有一家公司花了300万美元重新添置保险箱、保险柜,用来存放政府交托的机密文件;各大学既要对国家忠诚,又要保障学术自由,不免左右为难。一个接一个的立法机构要求教师们宣誓效忠,仅仅在加利福尼大学,就有1.1万人;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解雇了175名拒绝宣誓的教授。各地教师的忠诚宣誓由学校董事会主席、家长教师协会会长以及警察局局长监督执行。在很多地区,退伍军人协会或是海外退伍军人协会还负责查看教学课本中是否有煽动性内容。

除了教育行业外,受打击最大的恐怕要数娱乐行业了。纽约的三名前联邦调查局探员,在美国无线电艺术家协会反共分子的怂恿下,出版了《反击》一书,其中列出151名演员、导演和作家的名字,都是曾出现在国会各个委员会档案中的人物。《反击》在各家广播公司的高级管理层中被广为阅读,外界督促他们解雇榜上有名的人,并在雇用新人前认真对其调查。接着这三人又出版了《红色渠道》,该书罗列了更多的有可疑亲友或关系的播音员和演员。《反击》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是“共产党员最认可的广播公司”,震撼了整个娱乐业,副总经理们只好将《红色渠道》保存在书桌底部的抽屉里。在美国广告业中心麦迪逊大道以及整个好莱坞,这本书都被称为“黑名单”。

10多年中,“黑名单”成了娱乐业的代名词。这一次要挟正中要害,吓坏了靠公众舆论为生的娱乐业管理层。时间已经冲淡了这个时代的一些触目惊心之事,但不能原谅那些公司经理,如果他们不软弱屈服,不至于让自己陷于遭受威逼的境地,也不至于如此不堪。通常情况下,他们知道一位明星是因遭到竞争对手妒忌才被列入黑名单的。而对于低等级的人,经理们会立即解雇一些布景工人或化妆人员,理由是这些人“不忠诚”或是“危害安全”。但如果有一位高管能真正挺直脊梁,那些所谓的反击者也不会得逞。

琼·缪尔的经历就是典型例子。前一天她还主演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最受欢迎的情景喜剧《奥尔德里奇的家》,第二天她的名字就上了《红色渠道》,当天下午,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终止了她的合同,把她赶了出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对媒体的解释让原本就堕落的时代更加陷落,其他公司也开始效仿它的做法。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发言人圆滑地说,缪尔当然不是共产党员,她一直都忠于自己的国家。但可惜她成了有争议的人物,而争议会让赞助商感到惊慌,也会激起民愤,从而影响公司。简言之,解雇她的原因是有人在背后中伤她。从那时起,“有争议的”几乎便成了“不忠诚”的代名词,同样能让一个人的前途尽毁。渐渐地,大多数人开始质疑那份“黑名单”。但如果有人打抱不平,周围总会有人摇摇头,令人恼火地说:“无风不起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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