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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疑虑重重的时代（第2页）

近70%的男性在35岁之前招过妓女。

在数千名受访者中，2094名单身女性报告了总计46万次性交行为，其中476名曾怀孕，而令金赛吃惊的是，80%的未婚妈妈都说她们并不后悔。

在全体女性中，34的非处女表示不后悔有过性行为，其中毫无悔意的是那些生活最混乱的，而最感到懊悔的则是那些性经历最少的。

当问到为什么还保持着处女之身时，22%的人坦承“是因为缺少机会”。

对于金赛的报告，没有人能保持中立。整袋整袋的邮件被送到布鲁明顿古老的动物学大楼二楼这位教授的办公室里。金赛跻身第一批一夜成名的人物，他的照片之类的东西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而使他害怕的是，有些素未谋面的人找到他，向他吐露他们曾闭口不言的性生活隐秘。对他们来说，这固然是一直秘而不宣的，但对金赛来讲，却不过是重叙千百万人做过的老一套事情而已。20世纪40年代后期，青少年性俱乐部的狂热席卷美国。女孩子要想成为会员，就必须携带男伴在团体面前亮相，并承诺之后每星期至少参加一次性交大会。当这股浪潮抵达印第安纳州时，一个记者请金赛对此发表评论。这位动物学家实事求是地指出（对那些认为性交是神圣行为的人来说，这种态度最使他们恼火），根据他的研究结果，在印第安纳州每星期有45万次通奸行为。金赛说：“正是因为如此，当看到报纸报道三四个青少年有这种经历的时候，我丝毫不觉得惊讶。”1948年12月31日，《纽约时报》报道，有人冒充金赛的调查人员打电话骚扰一些受人尊敬的夫人。在金赛的统计数据发表一年以后，人们开始怀疑，体面正派究竟为何。当《纽约时报》的总机老是接到纽约市女性的电话，要求和真正的调查人员取得联系时，这个问题就更让人难以回答了。

对于金赛的研究项目和人们对它的反应，可以看出一些美国人的特性。“再没有其他人对自己如此好奇，”克莱德·克拉克洪说，“也没有谁如此愿意把自己作为科学分析的对象，或者如此饥渴地阅读那些即使是最被嗤之以鼻和最肤浅的评论……与其他相比，金赛的研究最足以证明美国人认为知识，特别是科学知识，推动个人与社会进步，因此一直对它有一种近乎天真的信仰。”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美国人似乎把这些统计数字看作一个挑战——如果获得更多和更高质量的性高潮是最新的潮流，那么美国准备走在潮流前线。1970年，两本最畅销的非虚构类书籍的主题都是“告诉读者如何解读金赛的资料，以使自己尽情纵欲”。事实是，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那些曾认为性冲动太强烈是一种罪过的孩子们反而担心他们的性欲还不够强烈。路易斯·克罗嫩伯格写道：“美国刚摆脱认为性欲可耻的心理，就变得以缺乏性欲为耻。”在尼克松时代，新女权主义的狂热鼓吹者和他们的反对者不断论战，争辩究竟女性投身事业是会使她们男性化，还是使她们得到更多的性满足。双方都认为金赛的统计数字是符合事实的，而更有意义的是，双方都认为性欲的满足对个人甚至对社会都很重要。

这方面的情况也和其他方面一样显示出杜鲁门时代和尼克松时代似乎相距不止一代人的时间。1972年，未婚女性必须在有人陪同的情况下才能出席社交场合的惯例，或者男子在接近年轻女性时轻触帽檐以示礼貌的行为，都被认为不合时宜，就像1948年在社区电影院的银幕上看见迷你超短裙和脏话一样。奇怪的是，诺曼·梅勒出版《裸者与死者》那年，他要表达士兵的脏话时，只能自己制造新动词。1949年，约瑟夫·甘农是决定《纽约时报》广告栏内容的负责人，他一共修改、删节和退回了1456份广告稿，主要原因是他认为里面包含淫秽信息。甘农在遣词造句方面天赋异能，总能对那些不合适的用词进行删改。一则宣传性感内衣的广告说，这种内衣“不雅，但非常漂亮”，被改成“巴黎风情，但精美绝伦”。一所夜总会的广告主打词是“50位丰乳肥臀的人间尤物”，经过甘农的手，就变成“50位魅力四射的天仙”。那些穿着妇女紧身胸衣而曲线尽显的模特儿被他涂成不男不女的怪模样，使人质疑究竟为什么要买这些胸衣。《纽约时报》还给萨莉·兰德的相片画上了衣服，从锁骨到股骨都裹得严严实实的。

对萨莉来说，在那些日子里可谓穷途末路。她在密尔沃基市跳脱衣舞时，被女警长杰拉尔丁·桑普森拘留的次数数都数不清了。桑普森警长做证，被告在嘉年华的穿插表演中连内裤都没穿，“简直是赤身裸体”。萨莉愤怒地抗议，她身无分文，买不起裤子。由于没有一个保护公民权利的律师为她辩护，她被判有罪而进了牢房。警察剥夺了她的一切，包括女性隐瞒年龄的权利。她表示抗议：“抱歉，我不会说的。”但警察们还是千方百计地从她嘴里套出来了，于是美国的报纸爆料：她已经46岁。只怪她生不逢时。在西海岸，有个比她年轻的爱好出卖色相的女人，在1946年自己的把名字从诺玛·琼·贝克改为玛丽莲·梦露。1948年9月，她出演了自己首个电影角色后，被哥伦比亚电影公司解雇。（制片公司对她的评价包括“不会演戏”、“声音像尖叫”、“完全没有自信”和“甚至不能遮丑”。）但拥有自由身的诺玛·琼·贝克改名为玛丽莲·梦露后，依靠拍摄裸体照片也能勉强维持生计。她最具挑逗性的一幅照片还以鲜艳色彩被印在了安全套前端（当然没登在《纽约时报》上）。但对萨莉来说，这条路走不通了，在这个用钱就能买到性的世界中，她已年老色衰。可是，金赛却看不出萨莉和玛丽莲有什么区别，这是他的典型态度。对他来说，她们不过又是两个输入布鲁明顿那台计算机中的数字而已。

“所有的标准都是胡搞乱来，”马克·沙利文读了金赛的报告后抱怨道，“无论是孩子们管家还是美国总统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都颠覆了稳妥可靠的传统生活方式。”他是哈佛大学1900届毕业生，对新政尚难接受，更不用说杜鲁门的“公平施政”了。对他这样的人来说，战后的日子特别不好过——这个时代和过去断然决裂，日新月异，改弦易辙毫不留情。

要倒塌的不只是白宫。波士顿的布林克斯金库久负盛名，是为其他银行借贷的银行，但被戴着万圣节面具的暴徒抢走了100万美元后，声誉大跌。在泽西市的一次选举中，弗兰克·黑格的强大政府机器被一份改革计划搞得支离破碎。新罕布什尔州一名医生被指控对一个饱受痛苦又毫无生机的病人实施了“安乐死”，使得整个医疗行业蒙羞。（他后来被无罪释放。）白人至上主义者开始觉得前景不妙：在杜鲁门的总统就职典礼上，当斯特罗姆·瑟蒙德州长所乘坐的豪华轿车快要经过检阅台时，总统觉得有必要转过身去和别人谈话，以示对他的冷淡；华盛顿的宾馆想在总统就职典礼期间和黑鬼死磕到底，却接到该区住房委员会的通知，毫不客气地要它们取消隔离，否则就要被处罚，结果它们取消了隔离，这可不会被登在《纽约时报》上；在俄克拉何马州，法院下令州立大学招收一名黑人女学生，接着就有几千例类似的事情；美国外交官拉尔夫·本奇居中斡旋而使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订停战协议，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当南部的白人乡巴佬听到本奇是个黑人时，他们只能喝瓶黑达科尔酒解解气。

在新英格兰北部的乡村酒馆里，白人农民怨声载道，大谈社会的发展及其重要，或索性说它根本不重要。纽约正在爱德怀德修建世界上最大的飞机场——为谁？加利福尼亚州在帕洛马山即将建成世界最大望远镜——为了看看月亮吗？谁都知道做这种事情毫无前瞻眼光。社会新风尚层出不穷，人们忙着追赶潮流。欧洲的枪炮刚刚冷却，德国人就开始出口首批塌鼻子的大众汽车，在美国的售价为1280美元。美国女性在阅读页面有洞的《鉴赏》杂志，购买1948年刚上市的汰渍洗衣粉。许多乡村酒店的老主顾都要求将一个名叫伊登·阿贝兹的年轻人赶走，甚至赞成不惜一切代价。阿贝兹是最早的嬉皮士，也可以称之为嬉皮士的前身。他在1948年显露头角：个性腼腆、温和的素食主义者，一头披肩长发，满脸胡子拉碴。他把自己的人生观写在一首名为“自然之子”的歌中。纳特·金·科尔的演唱使它轰动一时：

从前有个男孩，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神情陶醉的男孩……

眼神有点羞怯和悲哀。

但他很聪明……他这样对我说：

“你将知道世间最美妙的事，就是彼此相爱。”

1948年，艾伦·金斯伯格因在哥伦比亚大学宿舍的窗户上涂写反犹太人的下流言词而被大学开除。不可一世的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宣布和全美橄榄球联合会合并，震惊体育界。弗兰克·辛纳屈的咽喉大量出血，时髦女郎们于是转投佩里·科莫和弗兰基·莱恩的怀抱。在DownBeat（历史最悠久的权威爵士音乐杂志）的评选中，斯坦·肯顿比伍迪·赫尔曼略胜一筹，领衔全美最好的爵士乐队，虽然有些评论家开始怀疑即兴音乐创作是否会像“摇摆世代”那样，似曾相识。玛丽·麦卡锡参观格林尼治村后，狠狠地批评“那些穿着双排扣大衣的中年爵士音乐家在酒酣耳热之余，为那些同样穿着双排扣大衣的中年爵士迷胡乱吹奏”。

回顾20世纪前半叶，布鲁斯·布利文发现“美国的道德风气有所改变，过去过分乐观，而现在濒于绝望”。他指出：“在20世纪的前40年，人们渐渐不再认同教会所守护的那些信仰”。但布利文看错了。上帝也好，其他神也好，都已经走出教堂四处布道去了。1949年，人们确信上帝出现在洛杉矶市一个巨大的帐篷附近。这个帐篷是葛培理搭起的，他三十出头，是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福音传道者，信徒们叫他“比利”。那年，比利吸引了30多万加利福尼亚州人来到他的帐篷“神殿”，并使6000人改变了信仰，其中包括一个低音歌手、一个牛仔、一个骗子和一个职业运动员。

1946年7月4日，菲律宾成为主权国家。英国也撤出了印度和缅甸。1949年，荷兰人不情愿地承认印度尼西亚独立。殖民主义战前的政治体制正在走向消亡。美国对此持赞成态度——从美国立国的角度来看，它不可能采取其他态度。但是，对于那些因循守旧的老一代美国人，他们还是为又少了一个熟悉的标准而感到不安。布莱尔国宾馆和克里姆林宫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够使人焦虑了，而除此之外的外国事务，要么令人困惑不解，要么使人心烦意乱。关于纳粹罪行的大量报道已经使人提不起兴趣。回到美国国内问题，一群波多黎各的狂热分子密谋在布莱尔国宾馆暗杀总统。然而，哈里·杜鲁门为了全面把握外界情况而东奔西走，这个阴谋没有得逞。后来，人们也放下心来，大家意识到在无可匹敌的美国美国特勤局的管控下，没有人能杀害总统。

大多数美国人是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些消息的。听说过电视机的人虽然很多，但真正看过的人还是相对较少。但有些流行的广播节目，如《鲍斯少校的业余广播》和《空中市政会议》，已经转为电视节目了——电视当然需要这些节目。电视机的7英寸小屏幕已由12英寸甚至14英寸的屏幕替代，“雪花”次数也少了很多。但电视节目实在没有观看价值。先说说那些摔跤运动员，尤其是“华丽乔治”。在他上台之前，他的仆人会先出场。仆人是个身材矮小的男人，穿燕尾服，端着一个银盘，上面放着一条绣有乔治的姓名首字母缩写的毛巾、一条跪下做祈祷时用的毯子以及各种各样的喷雾式香水，以使他的主人不至于受到对手汗臭的侵扰。比赛开始前，总要故意停顿一会儿，让观众猜测乔治那晚要穿什么衣服。（“女士们先生们，他今晚要穿黄绿色！不对，是鲜红色！”）乔治有88套缎子做的服装，又抵抗不了貂皮底裤的诱惑。于是，汉尼巴尔·孔斯在1949年为《体育》杂志报道乔治上场时的情况说：

他的颈前松松地系着一根橙红色的丝质围巾。他那一头茂密的金黄色卷发，看上去好像在美容院打理了4个小时。他闪亮登场，鼻孔朝天地对着那些干活的仆人们。他慢条斯理地把头上的乔治式发夹（闪闪发亮的镀金小发夹）拿下来，把它们掷给人群。接着他就甩甩头发，像一条高贵的西班牙猎犬。

男子摔跤节目之后就是女子摔跤。如果还有比男摔跤运动员更糟糕的人物的话，那就是她们了。她们个个肥得像体形庞大的母狗，两个乳房像装满一半的麻袋，阴毛从大腿根部垂下，身上总有剃毛时刮破的伤口。她们的恶趣味之一是跨坐在裁判员身上，直到他尖叫讨饶为止，观众很喜欢这种场面。等到电视台的制片主任也感到恶心之后，这些女人就被打发走了，从哪儿来的就回哪儿去。而棒球赛和拳击赛之间的节目则变成了利奥·塞尔泽的轮滑比赛。这种比赛简直难以形容。参加比赛的女孩子身材苗条，个性粗鲁，穿着曲棍球队的制服、防撞头盔和四轮溜冰鞋。她们围成圈子，不停旋转，你撞我，我抓你，骂骂咧咧，负伤挂彩，大声叫喊。哦，还有，她们把裁判按在地上，用她们的钢质溜冰鞋狠狠踢他。观众认为这样很有趣，一家人都围在电视机前百看不厌。其中一个名叫格里·默里的轮滑运动员有很多粉丝，几乎可以媲美“华丽乔治”。可是体育记者们太挑剔了，对两个人都不喜欢。1949年，乔治正处在事业巅峰，年收入高达7万美元，“红发佬”史密斯却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猛烈抨击他，说他“脸孔不如格劳乔·马克斯漂亮，演技不如索尼·塔夫茨高超，摔跤技术不如康尼·麦克娴熟，而普林斯顿的三角俱乐部则有比他强得多的女演员”。看完格里和她那群女伴扭作一团之后，约翰·拉德纳写道：“轮滑是一种体育运动。中古时代末期的波希米亚民众喜欢把人抛出窗外，对他们来说，那也是一种体育运动。”

在大西洋沿岸城市里，电视观众（或是门肯所说的“呆子”）在每千个居民中所占的比例在哥伦比亚特区最低，大概是因为那里正在上演许多别的事情。华盛顿已展现出符合其权力中心的新形象。乔治镇已经修复一新，克利夫兰公园也旧貌换新颜。在马萨诸塞大道或不远处的各国大使馆里，从愚昧无知的欧洲来到这里的厨师们开始树立起自己的名声。在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亚历山德里亚、阿灵顿、贝塞斯达和切维蔡斯这些郊区，星期五的鸡尾酒派对成了成年人的主要消遣。人们很少见到共和党人，在处理较重大的问题时，都是由坚持自由主义的民主党定调子，如同过去16年的情形一样。

在华盛顿的鸡尾酒派对和宴会上，谈话的主题与美国其他城市并无多大区别，只有一样不同，就是议论政治问题时满口专业术语。住在波林宾馆或栗山宾馆的客人逐渐领略到报销账单的好处。更多人意识到道·琼斯工业指数已突破225的大关，而今年通用汽车公司要缴纳444377889美元的税款。在华盛顿的麦科姆街或卡洛拉马广场上，男人们能对国会各个委员会中议案的审议情况了解得更细致，而女人们则更可能狂热地议论年轻的特尔福德·泰勒在纽伦堡法庭干得极其出色的那些工作。但直到20世纪40年代即将结束的时候，受过教育的华盛顿人才开始追捧其他城市富裕阶层所热衷的事物。例如罗素·林内斯在1949年2月的《哈泼斯》杂志上别出心裁地把美国人按照文化修养分为高、中、低三等，这本来是茶余饭后随便说着玩的，后来社会学家却较真地对其进行了研究。一位挪威人类学家坐着木筏在海上漂流了101天，成功横渡太平洋，使那些喝着马提尼酒的男人们惊叹不已，也激起了他们的冒险精神。在萨顿酒店或达拉斯高地公园里可以看到穿着同样裙子的女士，裙子长度都在小腿肚附近，她们可能在那里对黄金单身汉评头论足，千万富翁身兼国会议员的约翰·肯尼迪名列前茅。（杰奎琳·布维尔暂时出国了，她一年前离开瓦萨学院去了巴黎索邦大学学习。）

电影这种娱乐方式依然最具话题性。在它最后那段光辉的岁月里，银幕上展现了一些出类拔萃的影片：约瑟夫·L·曼凯维奇的《彗星美人》（演员有贝蒂·戴维斯、乔治·桑德斯和安妮·巴克斯特）、乔治·库克的《绛帐海堂春》（演员有朱迪·霍利德和布罗德里克·克劳福德）、卡罗尔·里德的《黑狱亡魂》（演员有奥森·韦尔斯、约瑟夫·科顿和特雷弗·霍华德）、《晴空血战史》（格里高利·派克主演）、《日落大道》（葛洛丽亚·斯旺森主演）、《岳父大人》（斯宾塞·屈塞和伊丽莎白·泰勒主演）、米高梅电影公司投资320万美元的音乐片《飞燕金枪》（贝蒂·赫顿主演）以及罗伯托·罗西里尼的《火山边缘之恋》（由于他和该片的女主角英格丽·褒曼有个私生子，而且两人毫无悔意，于是该片遭到天主教团体的抵制）。

来看看之后那些事件的全景。20世纪40年代的最后那几个月里，《南太平洋》登上大屏幕，然后连续4年未下线，共放映了1694场。埃塞尔·默尔曼在纽黑文市开始学着演唱《风流贵妇》。T·S·艾略特的《鸡尾酒会》、卡森·麦卡勒斯的《婚礼的成员》和威廉·英奇的《回来吧，小希巴》票房喜人。吉安·卡洛·梅诺蒂的《领事》是当年最优秀的音乐剧。文学评论家们都对欧内斯特·海明威的《过河入林》摇头否定，有人甚至用谐音打趣说，它是“过肋入膝”。而海明威本人很快成为说话恶毒的《纽约客》作家莉莲·罗斯笔下的受害者。在伦敦，乔治·奥威尔已病入膏肓。前一年，他的《1984》终于使他一举成名。现在，崇拜他的人正陆续找出他的早期作品：《巴黎伦敦落魄记》、《缅甸岁月》和《上来透口气》。奥威尔这位20世纪40年代名噪一时的人物，就要在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个月里咽下最后一口气了。

当时有两部正在排练中的戏剧后来都大受欢迎，令人记忆深刻。有意思的是，它们都是关于女巫的，一部是克里斯托弗·弗赖伊的《不该烧死她》，另一部是约翰·范·德鲁滕的《夺情记》，因为美国就要展开史上最大规模的猎杀女巫行动了。这样具有讽刺意味的事绝不限出现于百老汇。1949年，叮砰巷制作了一首名为“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中国去”的歌曲，曲调朗朗上口，极具传播性。它刚取代胡迪·莱德贝特的《晚安，艾琳》，成为广播电台最新流行歌曲，亚洲的局势就发生了变化。美国人发现，由于亚洲大陆发生了一些事，他们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能到中国去了。不客气地讲，美国遭遇了两个世纪以来最大的外交失败。和首都的其他人一样，华盛顿的女主人们也早就知道，灾难即将来临。虽然她们根本没有想到会出现后来追究责任时火花四溅的互相指责，但是，在杜鲁门第二届任期的头一年里，华盛顿的重要社交宴会的气氛就已经很明显将一点就着了。要发生什么大事，空气里都是躁动不安的情绪，想躲也无处藏身。不久，重重疑虑就要笼罩全城。

1949年4月4日，在迪安·艾奇逊的欣然主持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成员国在美国国务院新建成的礼堂里签字结盟。当天，一位名叫朱德的共产党将军，把毛泽东麾下久经沙场的百万大军集结于长江北岸，对岸是少数几个南方省份仍忠于蒋介石的国民党，而长江是他们之间最后的天然屏障。4月24日，朱德手下身经百战的士兵们强渡长江，只遇到象征性的抵抗——蒋介石已把他最信任的30万部队撤走，在上海周围组成了最后防线。5月的第一周，朱德还在向上海发起猛攻，蒋介石已经渡过海峡逃到台湾地区，带走了尽可能多的国民党人。至此，可以说中国政权已经不属于他了。剩下的一切只是形式：6月26日，国民党炮艇开始封锁中国大陆的诸多港口；9月21日，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同一天，联邦德国也宣布成为主权国家）；12月8日，蒋介石宣告在中国台湾组成新政府。富兰克林·罗斯福指望蒋介石建立一个没有共产主义的东方大国的想法随之化为泡影。

美国反应迟钝。自从1931年9月以来，中国一直在打仗。战胜日本后，美国的报纸经常登载中国的局势，说共产党步步紧逼，而国民党蒋介石则节节败退。但是中国幅员辽阔，美国对中国的地理状况比较陌生，当地的军队又因为尚未机械化而行动缓慢，所以美国人对这样遥远的战争并不感兴趣。当然，他们都认识蒋介石，报纸也不时登载毛泽东的照片——相貌端正，眉头紧锁，总是不停地抽烟。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那边的战事错综复杂又远在天边。他们认为，如果有重要情况出现，政府便会通知他们。

政府确实发出通知了。国民党溃败后，艾奇逊决定对美国人民说出全部事实。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布了一份厚达1054页的白皮书，承认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宣布停止对国民党的援助，并一一说明造成这一结果的一系列事情的经过。史迪威、赫尔利和马歇尔这三位美国将军都曾劝说蒋介石削弱国民党军阀的权力，肃清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贪污腐败和失败主义，但都徒劳无功。自战胜日本以来，美国提供给蒋介石的援助已超过20亿美元。事实上，这都是在浪费弹药——运送给国民党的美军武器有75%最后都被毛泽东缴获。在白皮书的导言中，艾奇逊开门见山地说，蒋介石政权竞争力弱、贪污腐败，并且不顾人民疾苦。他还说：

中国内战的结局并不如人意，但这不是美国政府所能控制的。这是一件不幸的事，但也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已做的和可做的一切都无法改变这个结局……这是中国内部各种力量对抗后的结果，美国曾设法对其施加影响，但毫无成效。

对见多识广的华盛顿人来说，这些话是不言自明的，甚至是多余的。但是，美国大部分民众却困惑不解——所有这些有关国民党腐败无能的说法颠覆了他们以往对其的印象。他们所知道的中国人，是像赛珍珠笔下那些在人间天堂过着美好生活的农民，一直是忠诚可靠、热情好客的，而更重要的是，他们是亲美的。整个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的四大巨头就是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和蒋介石。艾奇逊意图遏制共产党的战略似乎完全破产了。他在自己撰写的白皮书中承认，中国新政权也许会“有助于实现苏联的目标”。美国外交官在欧洲取得的所有成就，诸如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似乎一瞬间就被这场发生在亚洲的灾难一笔勾销了。

事情还没完。8月底，当社论作者们还在消化白皮书的内容，最后一批勇气可嘉的国民党人坐着舢板从大陆港口出发去台湾时，一架B–29轰炸机从亚洲执行飞行任务归来，所拍摄的照片让人惶恐不安。B–29轰炸机的任务本来是搜集气压路线，它所拍摄的照片应该只能引起低级技术人员的兴趣。可是，照片冲洗出来以后，却显示出清晰的放射性物质的迹象。解释只可能有一种，苏联某地发生过原子弹爆炸。这个发现掀起了轩然大波。美国人一直对自己说，即使苏联能制造出核武器，至少也要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了。杜鲁门总统得知这一消息后，一再摇头表示不愿意相信，他问道：“你们肯定吗？你们肯定吗？”得到证实后，他沉重地说：“这意味着我们没有时间了。”

三个星期后，杜鲁门才向美国人民公布这个消息。9月23日，他授权发布了一份简短的声明：“我们有确凿证据表明在苏联发生了一次原子弹爆炸。”在白宫参加新闻发布会的记者们一接到声明就直奔电话而去（发稿）。他们走后，由于预计公众的反应将会很强烈，所以总统躲了起来，他的内阁成员也都销声匿迹。只有一个人除外，那就是约翰逊，他因此颇为引人注目。艾奇逊本已开始怀疑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患上了精神病，而约翰逊在星期五那天的所作所为似乎为此提供了证据。他接受了媒体采访，与他们谈论部队的部署情况，并轻描淡写地提到苏联的原子弹：“现在，让我们冷静下来，不要把事情夸大。”大多数有责任心的编辑因担心社会上可能会出现歇斯底里的情绪，已经在设法降低这个声明的爆炸性程度。但这个打击太大了，没有任何办法降低其影响。在芝加哥，物理学家哈罗德·C·尤里告诉记者，他觉得这真是“晴天霹雳”。他说：“只有一种情况比一个国家拥有原子弹更加糟糕，那就是两个国家同时拥有原子弹。”

现在，美国政府要为前一年竞选总统的行为付出代价。那时候，共和党提名的正人君子被另外一名“强棒”击败。11月2日，共和党人研究着城里小报上的消息，都是杜鲁门所经过的小镇上的，直到这时，他们才真正了解杜鲁门这个人是多么的阴险狡诈。现在他们要尽可能地谴责当局，而这个亚洲危机以及美国失去核垄断的地位都是应该谴责的核心问题。有人从参议院共和党那边听说，是美国“失掉了”中国——蒋介石的失败应归咎于华盛顿，因为有叛徒与共产党密谋，帮助毛泽东上台。这纯粹是个“红色阴谋”，当罗斯福前往雅尔塔时，密谋就开始了。

对于反共的中坚分子来说，阴谋愈演愈烈。政府内部的共产主义者在战前便已存在，他们还有一大批忠实的支持者。盖洛普的民意测验显示，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自成立伊始就深得民心，但其对于共产主义一事，始终没有统一的看法。对于某些人而言，美国的共产主义者就是苏联的间谍；另一些人则把他们看作交党费的美国共产党员；而对于富兰克林·罗斯福和他在政治上的死敌来说，共产主义只是全力拥护社会改革的一种模糊概念而已。

没有人会质疑第一种解释。苏联间谍确实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在这方面，美国人是团结一致的，任何模糊的释义只会激励他们更加团结。而对于极端保守主义来讲，对共产主义的模糊解释则成为他们赖以生存的条件。对他们而言，任何想要改变他们年轻时代所熟知的世界的尝试都是可疑的。如果他们能将一位新政支持者打上“红色”标签，那么就能全部否定中间偏“左”的事物。

战争结束前的那几个月里，美国兴起了关于忠诚问题的讨论。如同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处理的其他事件一样，知名学术杂志《美亚》事件，也被搞得一团混乱。1945年年初，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位研究分析员在翻看1月26日那期《美亚》杂志时，发现其中一篇文章的部分内容竟然有战略情报局的保密情报，其中一部分还逐字引用了原文。其实这并没有多大影响。和许多政府机构一样，战略情报局通常会给所有文件盖上“保密”印章，而《美亚》杂志所公布的内容是美国国务院之前交给驻中国的美方记者的一份无关紧要的文件，也盖着“保密”印章。战略情报局行事粗暴的官员随即突击搜查了《美亚》杂志的办公室，又发现了其他“保密”材料，都是些有关部分省份的水稻产量、地下水位或者牲畜数量的报告。战略情报局提出诉讼，但陪审团拒绝控诉任何人，因此司法部门并没有立案。但这些人依然不肯罢休。他们指控《美亚》杂志叛国，这组分类数据又与中国有关，此后，事情便一发不可收拾。

“什么也不做”的第80届国会的作风已经严重影响到民主党，其影响远超外界想象。共和党掌管国会山后，策划了不下35起忠诚度调查案件。《美亚》杂志事件被吵得沸沸扬扬，杜鲁门便于1946年任命了一个调查重大忠诚案件的委员会，专门调查美国国内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1947年3月21日，经该委员会建议，杜鲁门颁布了9835号行政命令，并制订“联邦雇员忠诚计划”。但喧嚣仍然不止。于是，国务院极不情愿地批准国会调查员行动，负责检查人事档案。调查队由名叫罗伯特·E·李的共和党人、反共分子带领。李带走了国务院108名雇员的档案。这些档案全部未经审查，其中包括没有证据的指控、待确认的报告、恶意谣言以及后来被证实是错误的数据。某些来源甚至还未注明，其他材料也只代表了李的团队的偏见。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被列为共产党的前方阵营，一位劳工领袖受到一位制造商的指控（因为他曾经带领这位制造商的工厂工人罢工），被打为共产党员。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另一队国会议员组成的队伍要求更新李的名单。国务院回答道，最初调查的108名雇员中，现在仅有57人在职。这样一来，那些所谓的名单及其相关文件又被束之高阁。但57这个数字，之后还会再次出现。

1948年年初，另一名众议院议员要求查看国家标准局局长爱德华·康登博士的档案。杜鲁门知道康登成为政治诽谤运动的受害者后，便宣称自己受够了共和党的审前盘问。3月13日，他命令所有政府官员将人事档案收归密存，拒绝国会的一切请求或传讯。抽取的档案中，抽取段落完全脱离语境，歪曲上下文的意思，让政府无从辩白——这使总统的处境非常尴尬，而他的指令又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既然没有官方的材料加以否定，反共分子便更加肆无忌惮，做事也越来越不顾忌后果。比如，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众议员尼克松断然指责民主党，称民主党应该为“美国境内共产党日益猖狂的阴谋”负责。民主党领袖极力否认，但其内部的一些后座议员已经与反对派一唱一和。2月21日，马萨诸塞州众议员约翰·肯尼迪称，在雅尔塔会议上，“病怏怏的”杜鲁门听从马歇尔将军和其他参谋长的建议，将千岛群岛和其他战略要地“拱手让给”苏联；美国政府还曾迫使蒋介石与毛泽东联合，而杜鲁门对蒋介石夫人的态度即使不算“轻蔑”，也“很冷淡”；美国国务院听信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欧文·拉蒂摩尔这种政治顾问的意见，白白浪费了美国的军用物资。肯尼迪因此得出结论：“这就是关于中国的悲伤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