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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疑虑重重的时代（第5页）

这确实让人暗自发笑，但这恐怕是民主党自由派在这件事情上的最后一笑了。其他文件被解密后，显然有一些对莫斯科具有极大价值，新闻记者手里的一些文件被政府扣押了，因为国务院判定这些文件极度机密，就算现在（1948年）公开，也可能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而且文件的内容并不重要。就算它们只是天气预报或交通事故，但出现在前共产党情报人员手里也让人震惊，因为所有文件都是以密码d（国务院最高机密文件密码）传递的。这意味着代码已被破译，美国外交高级机密已受到威胁，其他政府机构能够随时窃听、获取各盟国外交部长之间的谈话内容、机密线人的姓名、军队调动以及总统指令等很多方面的情报。的确，国务院前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确认“南瓜文件”的巨大规模时，认为如果这些文件在1938年被其他政府获得，尤其是密码d丢失的话，将是“对美国利益最大的威胁”。

现在政府别无选择。杜鲁门总统在媒体见面会上说，关于间谍的讨论与竞选毫不相干，只是为了转移目标。但是他的司法部门仍在动手抢夺还在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手里的文件。在纽约，政府重新召集大陪审团，给他们展示了一些放大的微缩胶片。希斯、钱伯斯和希斯夫人都被传唤了。12月15日，希斯被控告两次做伪证。他的初审始于1949年5月31日，于7月8日结束，陪审团因意见不一而陷入僵局：8人认为希斯有罪，另外4人与之意见相左。这样的结果让法官很是不快。在希斯案子的整个过程中，他都很热心：推翻控方、支持被告以及拒绝那些能让陪审团解开迷惑的证人出庭。那些希望判决希斯有罪的人对他都感到很失望。

就在这时，理查德·尼克松开始引起自由派选民的关注，并大大地冒犯了他们。民主党人提心吊胆地追踪着审判，希望大量间接证据能够以某种方式解释清楚整个案件，僵局也让他们很失望。竟然有8个陪审员相信钱伯斯，这让他们很受打击，而且他们也没心思和一个爱争论的年轻共和党议员产生不快。但尼克松却咄咄逼人。他指责“杜鲁门政府十分害怕希斯先生会被判无罪”，甚至说法庭“显而易见地偏袒被告”，这也是事实，但要求调查法官就不明智了。而触怒那些简单相信正义，宣称“普通美国民众希望放弃案子里所有技术性细节”的人更不明智。没有技术性细节的审判就像动用私刑。A·J·李伯龄相信希斯但又无计可施，他注意到“若不能给尼克松议员不喜欢的人定罪，就是‘非美’”，另一句评论更加激烈，认为尼克松就像“受困的银行出纳员，把毕生的积蓄押在一匹走路都颤颤巍巍的老马上”。

钱伯斯并不颤颤巍巍。他确信11月17日第二次审判时，新法官的公正以及希斯新换的律师会使其比第一次审判少些戏剧性，自己能够胜诉。当时还有一点对被告不利——凡是政治大案，必须与所处的时代背景结合起来考虑。从1949年到1950年1月，即第二次审判结束后，冷战的气氛正缓缓上升。两次审判期间，蒋介石在与中国共产党的战争中节节败退，到第二次审判时，蒋介石已经全盘皆输。在东欧，苏联影响日益扩大。于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合起来，防止西欧也受影响。同时，苏联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在美国国内，司法部长手里的危险组织逐月增加，间谍告发事件已经失去了新鲜感，人们不再认为其难以置信。联邦调查局逮捕了朱迪丝·科普朗，指控其从事间谍活动。《史密斯法》的被告们与希斯在同一栋大楼受审，审判过程中安静的时候，你可以听到在弗利广场上共产党游行示威的声音。1948年8月，钱伯斯和希斯在分开10年后在康默德酒店的房间里当面对质时，亨利·华莱士的推断还有可能是对的。17个月后，陪审团第二次离场商议时，美国人反对苏联和反对崇拜苏联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在这种情况下，陪审员一致通过，判定希斯这两条罪状成立。

并不能因此说希斯是国际政治的受害者，只能说国际政治让他陷入困境。通览两次审判的记录，尽管法官有所偏袒，但当人们看到第一次审判结束时，竟然有4位陪审员投票认为希斯无罪，的确感到很奇怪，因为单是那些文件就足以定他的罪。希斯承认备忘录是他的笔迹，但他辩解说这只是习惯，因为常常为上司弗朗西斯·B·塞尔总结长文件时进行摘录。塞尔及其秘书都否认了这一点，国务院也没人听说过有这样的传统。审判时，希斯被问到钱伯斯是怎样得到这些摘要的，他表示不知道，他认为也许是有人仔细搜寻了他的废纸篓，把这些文件保留了下来。然后控方毫不留情地追问，为什么它们是折叠好而不是被揉成一团，希斯认为那无从知晓。

在有如下这些材料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与阿尔杰·希斯的对决像是一个谜：伍德斯托克牌打印机、蓝翅黄森莺、嵌金希区柯克椅、沃尔塔广场的房子墙上贴着的桑葚图案、“希利”和“普罗斯”的昵称、手写便条以及400美元的“借款”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借款是其中最有说服力的。1937年秋，钱伯斯需要一辆新汽车。将旧车折价后，他还缺400美元。他跑到希斯夫妇那里借钱，得到了那笔借款。

以下这些证据确凿。11月7日，希斯夫人从账户里取出400美元。4天后钱伯斯就买到了他的汽车。银行存折和汽车商的发票都可呈上作为证据。希斯夫人辩解说，她取钱是为了装饰他们的新房子。但她没有任何收据可以证明这一点，而且她几乎取出了他们所有的存款。由于只剩下14.69美元（存款太少了），希斯不得不从银行借300美元支付自己汽车的月供。20世纪30年代正处于“大萧条”时期，没有家庭会为一位不太熟且信用不好的人做如此大的牺牲。对于希斯夫人的说法，控方问陪审团：“如果你们有支票账户，又可以在商店赊购，并且还未迁入新居，你们会这样做吗？你们会一次性取出400美元吗？你们会出去买装饰品，先支付现金，让他们以后把东西送来吗？”两名女陪审员笑了。她们当然不会这样做。普丽西拉·希斯也不会这样做。

1950年1月那个人声鼎沸的星期六，陪审团完成了判决，尼克松议员收到了无数贺电，有一封来自赫伯特·胡佛：“阿尔杰·希斯能够定罪，都归功于你的耐心和毅力。政府存在的这股叛国风，最终以大家都深信不疑的方式被揭露了出来。”胡佛很少激动，但是扬扬得意之情在这几行字中表露无遗。很容易想象出来他那个周末的心情。一开始，他就对新政派有所防备，现在，整个国家的人终于看到他是多么正确了。

迪安·艾奇逊则是另一种心情。这位国务卿在希斯刚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时，就认识这位年轻人了。他在联合国做联络工作时，希斯曾在他手下工作。1947年，艾奇逊辞去副国务卿的职位，暂时重操律师旧业，他的亲近同事们用银盘托着一个可装冰水的保温玻璃水瓶送给他。刻在上面的名字，有奇普·波伦、洛伊·亨德森、迪安·腊斯克和阿尔杰·希斯。定罪后的那个星期三，希斯被判在刘易斯堡联邦监狱服刑5年。同一天，艾奇逊召开记者招待会。《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记者霍默·比加特问了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国务卿大人，你对阿尔杰·希斯的案子有何看法？”人们对审讯的其他方面已经记不清了，但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还记得：“我想清楚地告诉你，无论希斯和他的律师会受到怎样的惩罚，我都不会对阿尔杰·希斯置之不理。”他解释说，每个人都应该按自己的原则做事，而他的原则是什么，也是毋庸置疑的：“我认为这些原则很早之前就为我们定好了。它们在橄榄山上宣布，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在《马太福音》第25章34节的开头找到。”

那天晚上，艾奇逊给他的女儿玛丽写信：

……今天，我举行了记者招待会。阿尔杰的案子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萦绕不去。我以前告诉过你，这完全是悲剧——无论可能的事实是多么合理。我知道我肯定会被问到这个案子，这很难回答——这不是简单的回避还是回应的问题，那一点儿都不难。但是，要想说出一个人的心声，不受那些在你身后叫嚣的人的影响，将自己真正相信的东西恰当地表达出来，这很不容易。

跟在身后叫嚣的人就包括尼克松，他告诉记者，他认为国务卿的评论“令人恶心”。还有明尼苏达州众议员周以德，他说杜鲁门应该抛弃艾奇逊。那个月，国会对“橄榄山的消息”并不感兴趣，它需要的是战利品。“二战”结束还不到5年，世界已经开始解体。中国离美国而去，斯大林有了原子弹，国务院内藏有间谍——还有更糟糕的事情呢！艾奇逊的记者招待会过后6天，总统宣布已经开始研制杀伤力极大的氢弹。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向全美人民泼冷水，他在电视里警告人们：“放射性物质会毒害大气层，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有可能因此灭绝……全部灭绝近在眼前。”4天后，伦敦警察厅逮捕了福克斯，理由是他将美国原子弹信息泄露给了苏联。“我们还要怎么容忍？”霍默·凯普哈特在参议院大喊。“福克斯、艾奇逊、希斯以及国外氢弹威胁我们，新政也在慢慢吞噬美国。老天，难道美国就只能这样束手无策吗？”

1月7日，威斯康星州那位后座参议员和一个天主教牧师、一位政治学教授和一个华盛顿律师在华盛顿康涅狄格大道的殖民地饭店（位于白宫和杜邦广场之间）就餐。他告诉他们，他急需建议。过去的一年里，约瑟夫·R·麦卡锡遇到的都是坏事。他把两党有名望的参议员都得罪了，在自己的州里也遇到了问题。1949年，威斯康星州律师事务管理局差点因为其违背职业规范，而取消他的律师资格。因为他在司法机关供职的同时，还参选参议员，但局里只是给了麦卡锡一个警告。如他自己所解释的：“那是违法的——乔（约瑟夫的昵称）很任性（每个人都会犯错），但我们相信他不会再犯。”

他们根本就不了解这个人。遇到危机时，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而现在，他已经遇到了这样的转折点。由于为一些纳粹战犯辩护，他在华盛顿已经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华盛顿一项民意测验显示，他被选为美国最差的参议员。而他则提醒在殖民地饭店的顾客们，过两年他准备再次竞选。

他需要一个竞选议题。他们有什么好主意吗？

美国人小像：

爱德华·罗斯科·默罗

有时，当风吹得恰是时候，伦敦的夜晚就会勾起人们的记忆，仿佛能听见高射炮响，以及纳粹德国空军机群在头顶的嗡嗡声，喧闹嘈杂。稍加想象，你还能看见探照灯射向空中。然后，幻想一位孤独而勇敢的美国青年，他不怕牺牲，穿过短波的静电干扰和噼啪声，告诉自己的同胞，我们必须知道：

这——就是伦敦……

我站在屋顶，俯瞰整个伦敦……我想我们也许马上就会听到周围传来的一阵阵炮声了。现在，探照灯在同一方向来回照射。你将听见两起爆炸。听，它们响了！我想，几分钟内，周围应该会有弹片飞来。近了，更近了。

飞机仍然在高空盘旋。今晚早些时候我们听到的头顶传来的爆炸声又响了。那时候，我们听见许多炸弹从空中落下来，落在附近几个街区。此刻，头顶传来了高射炮弹的爆炸声。然而，附近的枪声似乎已经停止。现在，你能感受到探照灯就在你头顶正上方。一会儿，在离你更近的地方又会传来两声爆炸。它们又响了，那冷酷无情的声响。

默罗站在英国广播公司大厦的顶楼。这座大厦是德国的主要目标，十分危险，所以广播之前还需要获得温斯顿·丘吉尔的批准。夜复一夜，默罗登上顶楼或者其他地方，向观众们描述发生在圣保罗大教堂、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和特拉法加广场的大浩劫。高楼大厦在他身边倒塌，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办公室也被毁了三次，然而他仍然用平静沉郁的声音报道他的见闻，将英国的战况及生存情况更真实地带给美国家庭。他的播报从不装腔作势，轻描淡写造就了其工作的有效性。在播报最后，他会以当前伦敦的流行语作为结束：“再见——祝你好运。”

虽然很少有人意识到——尤其当他后来与乔·麦卡锡抗争时，默罗本质上是个保守主义者。他相信爱国主义、个人荣誉和西方文明价值观。在华盛顿州立大学时，这位极富雄心壮志的穷小子奋力前进，成为美国预备役军官训练营的军官候补生。他之所以选择华盛顿州立大学，是因为那里最早开设大学无线电广播课程。他沉着冷静，知道自己未来的事业。他喜欢将自己形容为报道准确、客观、传统的新闻记者（“我试图成为一名记者，评论员有点神圣，我从来不敢确信自己是正确的”），但事实上，他更像传统的传教士。在他从伦敦写给父母的一封信中，这样说道：“我记得，你们曾经想让我成为一名传教士，但是我没有信仰，除了相信自己。现在我正在一个影响力极大的讲坛上传教。我经常出错，但是我试图像传教士那样说话。一个人不必非得当上牧师才会说真话。”

默罗在学生团体和教育机构工作了5年后，于1935年加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937年，29岁的默罗乘船前往英格兰，接管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欧洲分公司。那里并没有太多工作，且大部分都十分无聊：安排演讲、音乐会、文化广播等。1938年，当希特勒占领奥地利时，默罗正在波兰组建哥伦比亚广播学校。默罗当下包机飞往维也纳，及时报道了纳粹军队入侵的情况。接着，他雇用威廉·夏伊勒组建了一支最优秀的战事报道记者队伍，继续报道慕尼黑会议、捷克斯洛伐克陷落、伦敦闪电战和“二战”期间欧洲的其他主要战役。

1945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任命默罗为该公司副总经理，但由于默罗不懂预算，也不愿开除员工，两年后便主动辞去了职务。他凭借一档以莫尔斯电码拼出n–e–W–S的夜间新闻，重回广播电台。伦敦成就了默罗，他将那些年人们耳熟能详的流行语稍加改动，以“这——就是新闻”开头和“晚安——祝你好运”结尾。1948年，默罗与弗雷德·W·弗兰德利一起制作了他们的第一张专辑《现在请听》，该专辑记录了他们那个时代的历史声音。很快，默罗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一同撰写了年终新闻综述，它在圣诞节中的角色就像莱昂纳尔·巴里摩尔《圣诞颂歌》中的吝啬鬼斯克鲁奇一样，举足轻重。

默罗起初不愿离开广播站去电视台工作，但是这一转变是必然的。默罗已成为美国最著名的新闻播音员，正如《提示》杂志中写到的：默罗帅气潇洒，甚至足以担任电影中战地记者一角。数百万人虽然与默罗素未谋面，但在书上读到他“世界末日的样子”或者读过厄尼·派尔描述默罗在战争中的样子：他用手比画着、时不时点点头、满头大汗、看一看时间，老是在口袋里掏香烟。从1951年起，随着《现在请看》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广播节目的首播，美国观众可以在客厅电视上看到默罗播新闻了。由于他那时正处于巅峰，且坚持完全独立，所以美国观众也看到了大众传媒历史上一些最为精彩的新闻报道。

1952年12月28日，默罗带上相机，前往朝鲜战场前线，向美国展示散兵坑中的圣诞节是怎样过的。哥伦比亚广播电台称，对于《现在请看》和其姐妹节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来说，没有什么是可以因困难或担心引起争议而不做的。他就对麦克阿瑟的看法问题采访了杜鲁门，又请麦克阿瑟谈谈杜鲁门，还在克里姆林宫采访了赫鲁晓夫。他调查了亨利·德克斯特·怀特、安妮·李·莫斯、J·罗伯特·奥本海默、欧文·佩雷斯和海军上尉米洛·拉杜洛维奇等案件。《现在请看》是第一个讨论吸烟与肺癌的关系的电视节目——这个话题除了默罗，其他评论员想都不敢想。《现在请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期是1954年3月9日那晚，默罗胆量过人地质疑当时最有权势的参议员麦卡锡是骗子。

他最后说：“对反对参议员麦卡锡那套做法的人们来说，现在不是保持沉默的时候。我们可以不顾我们的传统和美国的历史，但对于后果，不能回避责任。一个合众国的公民是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的。”

默罗在这次节目中所表现出的勇气和引起的敌意，怎么说都不算夸张。晚间11点的新闻播音员唐·霍伦贝克，仅仅在节目结尾时说了句“我支持爱德华·默罗说的每一句话”就引发赫斯特报系对他的报复，最后以结束自己的生命告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那时正要职员们宣誓效忠，请了前联邦调查局成员对他们进行审查。公司被默罗的事吓呆了。（默罗在当时已任哥伦比亚广播网董事，他说在接下来的那次董事会议中，同事们对他节目的反应是：“好节目，只是你这样做让我们感到惋惜。”）麦卡锡本人则轻蔑地说，他并没有看报道：“我从来不听也不看广播电台和电视里极‘左’分子和自由分子的那些东西。”他甚至不屑回应，所以哥伦比亚广播电台将广播时间交给尼克松副总统。尼克松副总统则借此机会请求麦卡锡与共和党建立统一战线。

如果作为一名冷战分子，默罗的热情没有被充分认识到，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美国公民无论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都同样有这份热情。与其他同胞一样，默罗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热心支持者，支持希腊和土耳其的杜鲁门主义，赞成美国加大军备开支，认同美国应在欧洲有更强大的驻军，支持总统有权无须国会批准就可以派遣美国军队到国外。默罗支持朝鲜战争——“我们划了一道线，”他赞许地说，“没有跨过半岛，但是跨越了世界”，并预言在越南采取“进行某种形式的干预是不可避免的了”。

但是，默罗也赞同威尔逊式自决的自由观点。珍珠港事件之后，他说美国国务院“错误判断了战争的本质，它既是一次世界性的革命，也是一场世界性的战争”。这一切都足以使新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1960年考虑邀请默罗担任美国新闻署署长了。

默罗欣然接受，一方面报答肯尼迪的知遇之恩，另一方面也适逢默罗对大众电视现状大失所望。随着情景喜剧、智力竞赛节目以及单调乏味的西部片的出现，电视年获利总计10亿美元。默罗激烈反对电视的“颓废、逃避现实和与我们生活的世界隔绝”，但新闻行业巨头对此充耳不闻。哥伦比亚广播电台将《现在请看》这档周播节目砍掉，改为临时特约节目。新闻人戏称新广播为“时不时请看”。

爱德华·默罗的晚年并不如意。他本来就不适应官场，再加上约翰逊政府决议将美国新闻署作为越南战争的宣传工具，因而导致该机构的良好声誉一落千丈。他的“世界末日的样子”预言中最为严峻的情况即将发生，示威游行将要上演，而记者们的露面更加剧了城市的骚乱。过度追求广告利益使电视网越来越没有底线。为了插入更多商业广告，“插播时间”竟从32秒延长至42秒。《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是默罗最后一个得意之作，但最终也难免被另一档节目代替，节目内容有关一匹会说话的马。默罗于1965年春去世，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当天就发布了他的死讯，而紧接着这条新闻简报的，就是香烟广告。

默罗的骨灰被洒在他在纽约的波灵农场上，但这并不代表默罗已经彻底离开了这个世界，因为就在农场土地之下6英尺处，埋藏着全新的电视电缆。只要这根电视电缆永存，只要通讯的社会影响力永在，默罗的精神就会永存。

这——就是默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