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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双峰对峙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第10页）

汉朝要想控制草原，只能按照草原的方式来，就是采取匈奴人的松散部落联合体的方式。可是草原的这种管理方式与汉朝层级森严的郡县制管理模式大相径庭。

我们后人当然可以说，汉朝可以实行“一国两制”，在农耕区采用从上到下严密的治理方式，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精耕细作，而在草原实行松散的部落联合的制度，让游牧民周期性地迁徙放牧，皆大欢喜。可惜，我们谈论的是2000年前的汉朝和匈奴，而不是21世纪科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那时候的华夏王朝连草原上的经济模式和风俗习惯都还不怎么了解，更不用说有效管理草原游牧区了。

对华夏王朝来说，控制草原地区的最优策略是什么？

记住，在草原上，解决一个游牧部落的是另一个游牧部落。对汉朝来说，要彻底解决匈奴的威胁，最好的方案莫过于分化瓦解匈奴，用一个草原部落来制衡另一个草原部落，从而保障长城以南的王朝疆域内的长久和平。

退一万步说，就算彻底消灭了匈奴又如何？草原还是游牧民的，还是会有新的草原政权填满权力真空。在明白这个道理之前，汉朝已经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汉武帝带着未能歼灭匈奴势力的遗恨去世了，匈奴仍然如同一颗定时炸弹，在漠北草原滴答作响，始终刺激着华夏王朝皇帝的神经。

不论是草原帝国还是华夏王朝，单于位或皇位继承制度都是关乎江山社稷安危的大事情。我们熟悉的华夏王朝的皇位继承遵循的是嫡长子继承制，皇帝的长子是第一顺位继承人，如果长子被废，继承权则向下一个儿子顺延转移。哪怕继承人是个孩子，只要他血统高贵，符合顺位继承原则，皇族和朝臣也会支持他。他不需要多么有能力，如果能够“垂拱而治”“无为而治”，史书上都会称赞他。因为华夏王朝是农耕社会和礼制社会，整个社会要遵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尊卑秩序运转。

而草原帝国的继承制度略有不同，父死子继和兄死弟继都是参考方案。就拿匈奴来说，头曼单于、冒顿单于、老上单于、军臣单于四任都是父死子继，但之后的伊稚斜单于是军臣单于的弟弟，此后匈奴的单于之位又在伊稚斜单于的几个儿子之间进行兄弟传递。

草原帝国选择这样的继承制度，纯粹是因为游牧部落不喜欢幼主担任单于。小到一个游牧家庭，大到一个强悍的部落，都需要一个心智健全、勇武有力的成年人来担任领袖，这是草原游牧社会对于领袖的要求，松散的部落联合体只能靠强悍的君主维系。

所以相对而言，草原帝国的继承制度存在着隐患。既然按照程序，单于的儿子和弟弟都有继承权，如果两者年龄差不太多，到底谁更有资格继承单于位，连匈奴人自己都说不清楚。那么或早或迟，权力的争斗就不可避免地会在单于的部落中发生。

隐患在公元前57年集中爆发了。那一年，匈奴竟然出现了5个自称单于的首领，他们彼此征讨。匈奴的这次内乱彻底改变了汉武帝之后汉朝与匈奴僵持的局面，两个世界的力量对比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都要重新适应这一变化，并探索出一种新的外交模式。

公元前54年左右，匈奴的呼韩邪单于被自己的哥哥郅支单于打败，向南退却，邻近汉朝。看上去呼韩邪单于很快就将丧失自己在草原的全部势力范围了，于是他决定孤注一掷，向汉朝求援，而汉朝很清楚当时匈奴境内的形势，所以立刻漫天要价，要求呼韩邪单于送来质子，以及他本人也要亲自觐见汉朝皇帝，汉朝才会提供帮助。

和当年汉武帝身边既有主战派也有主和派类似，呼韩邪单于的手下也分成了两派。此前的百余年间，从来没有一位汉朝皇帝或匈奴单于卑躬屈膝地去拜见另一位。所以，当呼韩邪单于在匈奴的会议上提出自己的设想时，一群匈奴贵族强烈反对也就可以理解了。他们的观点是，接受汉朝的条件，就意味着匈奴从汉朝的兄弟之国变成了汉朝的附属国，这样一来，匈奴就无法面对汉朝之外的其他国家了，将失去对其他国家的领导地位。

而主和派则非常现实，他们指出，匈奴现在真的不行了，而汉朝还是那么强大，连西边的乌孙等国都是汉朝的附属国，如果他们不接受条件，就要被郅支单于消灭了。

呼韩邪单于面临着困境，很多匈奴人会把他向汉朝的求助等同于向汉朝投降，这样许多匈奴人会毫不犹豫地叛逃到郅支单于方面去，毕竟郅支单于是一位匈奴领袖。而且向汉朝求助，汉朝会如何对待自己，也是个问号。前车之鉴是几年之前，匈奴的日逐王带着自己的部众投降了汉朝，这位匈奴的王虽然得到了汉朝的善待，并被封赏了汉朝的官爵，但是他完全变成了汉臣，在草原上的地位彻底消失了。

呼韩邪单于害怕自己也丧失在草原上的地位。然而形势所迫，呼韩邪单于最终选择赌一把，降低身份请求汉朝的帮助。他先是送出了质子，而后在公元前51年，作为一位单于，他史无前例地动身前往汉朝，觐见汉朝皇帝。

现在，皮球踢给了汉朝，汉朝该如何礼遇有史以来第一位来访的匈奴单于呢？

不足为奇，汉朝的群臣再次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这是匈奴臣服的重大标志，要昭告天下，宣示汉朝的威名；另一派则认为这是皇帝表现自己仁爱的大好机会，而不是趾高气扬。对于该用什么样的级别接待单于，一派认为应该把单于降低到比汉朝诸王低的级别，而另一派则认为单于的级别应该高于诸王，当然还是要低于皇帝汉宣帝。

汉宣帝采纳了宽厚的方案，隆重接待了呼韩邪单于，让他位列汉朝诸王之上，而且也无意吞并呼韩邪单于的部众。比地位高低更重要的是，呼韩邪单于借助这次自降身份的朝贡之旅，获得了丰厚的报酬。据史书记载，在汉朝都城停留期间，他从汉朝接受的物品有黄金20斤、钱20万、衣被77套、锦帛8000匹、絮6000斤、马15匹等。当呼韩邪单于返回时，他还带走了大量的粮食。此后他经常获得汉朝的资助。

那些来自汉朝的物资，对于呼韩邪单于在草原上重竖大旗具有重要价值。前面我们已经谈过，谁能给草原上的部落提供所需的物资，谁就有资格成为草原帝国的单于。现在，呼韩邪单于做到了，虽然付出了一点尊严，但毕竟有了物资来笼络草原各部落。

汉宣帝为何不直接吞并了呼韩邪单于的部众？一方面，当时的呼韩邪单于可能仍旧有一定的实力，汉朝未必真能一口吞下。如果毫无实力，呼韩邪单于恐怕也不可能获得汉朝给予的高于诸王的待遇。另一方面，经过百余年的打打停停，汉朝也已经意识到，自己并不具备管理草原的能力，草原最终还是要由游牧民去管理。

正如当年匈奴希望汉朝稳定，以获得定期的献贡那样，现在汉朝也希望匈奴能够稳定下来。因为一个混乱无序的草原会制造出更多的亡命部落，他们对于汉朝边疆地区的侵扰会更加剧烈，让汉朝防不胜防。在自己无法亲自管理草原部落的情况下，支持一个愿意与汉朝合作的单于来统治草原，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汉宣帝的选择也不是没有代价的，除了要付出大量的物资外，在汉朝的思想体系中，他也放弃了自己的一点“尊严”。给后世留下《汉书》的汉朝儒学大家班固就看出了问题，华夏王朝的天子竟然和一个少数民族领袖的地位如此接近，虽然匈奴单于送来了人质，自己也亲自来拜访，而汉朝皇帝没有回访，但匈奴单于的地位并不是臣子，这对于天子的威望是有损害的。在班固这样的儒学家心目中，“天无二日，人无二主”，只有把匈奴单于降低到臣子的地位，才符合华夏王朝的礼制。汉宣帝显然没有这么好面子。

汉宣帝冒的另一个风险是养虎为患。虽然呼韩邪单于恭敬地表示了友好，但汉朝其实并没有真正控制匈奴，不论是呼韩邪单于的势力，还是敌对的郅支单于的势力，都还游离于汉朝的监控之外。匈奴随时可能会与汉朝重启战端，不得不防。

不过在短期内，更靠近汉朝的呼韩邪单于没有翻脸不认人的想法，他还需要依靠汉朝来扳倒自己的草原对手——郅支单于。有趣的是，当郅支单于得知呼韩邪单于竟然前往汉朝觐见，并从汉朝带回了大量物资的时候，郅支单于也放下身段，向汉朝送出了人质，希望汉朝也能给自己提供物资，换取边疆的安宁。显然郅支单于已经意识到，汉朝关心的是草原势力的象征性臣服，并不想吞并草原和部众。所以只要放下身段，就有可能从汉朝换到物资。我们再强调一遍，草原之外的物资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草原帝国的凝聚力。

不过郅支单于却与呼韩邪单于不一样，他在草原上一度是更为强大的一方，大部分匈奴部落都团结在他的身边，因此即使他愿意送出人质，也愿意给汉朝一些草原特产做贡品，他本人也不会亲自去汉朝朝觐，因为他要维持自己在匈奴民众中独立君主的地位和形象。

由于郅支单于不愿意亲自去朝觐，他也就失去了汉朝的资助资格。愤怒之下，郅支单于要回了留在汉朝的人质，并杀死了汉朝使节。为了敲诈汉朝，他选择了向西挺进，联合康居进攻汉朝在西域的盟国乌孙，切断汉朝在西域的通道。

危局之中，汉朝的当地将领陈汤在得到都护甘延寿的默许和援助后，伪造朝廷文书，集结汉军和西域盟国军队与匈奴、康居大战，最终在公元前35年杀死了郅支单于。为了开脱自己伪造文书的罪名，陈汤、甘延寿上书皇帝，说出了著名的一句话：“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由于对匈奴取得了如此辉煌的胜利，两人得到了赦免，并被封侯。

郅支单于死了，但草原还是姓“匈”不姓“汉”。这一点可以从呼韩邪单于所获得的“赏赐”中看出来。

公元前51年呼韩邪单于第一次到汉朝的时候，是他最为困顿的时刻，他获得了锦帛8000匹、絮6000斤。两年后尝到甜头的他再次入汉朝朝觐，获得了锦帛9000匹、絮8000斤。汉朝对呼韩邪单于的这两次赞助，可以视作给他提供的争霸草原的经费。但是当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第三次到汉朝朝觐时，汉朝给的赏赐几乎是翻番的，达到了锦帛16000匹、絮16000斤。此时郅支单于已经命丧西域，汉朝如此巨额的打赏，有什么内涵？

内涵是，呼韩邪单于已经干掉了郅支单于，成为草原帝国的强有力统治者，而且是唯一的、最高的统治者，他的力量已经增长到能够军事敲诈汉朝了。虽然汉朝获得了单于表面的恭敬，但是双方都清楚，汉朝与匈奴又一次平起平坐了，两国的关系又恢复到了匈奴五单于内乱之前的局面。汉朝仍然要按照过去的惯例，花钱买和平。

此后翅膀长硬了的匈奴单于甚至都不来朝觐了，但汉朝依然会提供给草原丰厚的“赏赐”。比如公元前25年的赏赐包括锦帛20000匹、絮20000斤；公元前1年的赏赐达到了锦帛30000匹、絮30000斤。汉朝购买和平所花费的物资越来越多，间接暗示了匈奴的力量越来越强。

需要多说一句的是，由于匈奴单于表面上的地位下降，所以汉朝已经不必派出真正的公主到匈奴去和亲了，只需要挑选一些宫女送到草原，就满足了和亲的要求。因此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在最后一次访问汉朝时，得到了5名宫女，其中就有日后大名鼎鼎的王昭君。她给单于生了两个儿子，并在呼韩邪去世后遵照匈奴习俗，再次嫁给了新的单于，又生了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女儿一度回到了汉朝。

但即使是汉朝获得的虚幻的面子，在力量改变的时候都未必保得住。

在王莽篡位的那段时间里，汉朝境内天下大乱，群雄逐鹿。考虑到之前匈奴从汉朝那里获得的丰厚赏赐，当时匈奴应该拥有很强的军事实力，而且当时的匈奴单于与华夏王朝的关系并不融洽。可以设想，如果当时匈奴单于派遣大军参与汉朝的乱战，完全有机会决定华夏的政坛走向。

但是，匈奴方面保持了中立，就如同汉朝之前并没有在五单于内乱的时候派兵深入草原那样。当时匈奴克制态度背后的思路，也许与汉朝的思路是一致的，那就是：草原总归要由匈奴人来管理，华夏总归要由汉族人来管理。这样的思路表明，当时不论是汉朝还是匈奴，都对对方的国家治理模式没有深入的了解，因此也就没有征服对方并管理对方土地和人口的念头。此时的匈奴真的缺乏对于农耕地区的治理经验。

还有一部分历史学家推测，虽然史书对于篡位的王莽口诛笔伐，说他搞得天下大乱，但是王莽篡位实际上是一次“和平演变”。虽然汉朝变成了短命的新朝，但是实际上边防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因此匈奴并无很大的可乘之机。这也可能是匈奴没有浑水摸鱼的原因之一。

不过，汉朝的内乱显然改变了双方的力量对比。24年，已经入主长安的更始帝正式向匈奴提出，匈奴应按照之前的纳贡制度恢复与汉朝的关系。当时的匈奴单于回答，匈奴和汉朝本来是兄弟，匈奴中乱后，汉朝帮助了呼韩邪单于，所以匈奴向汉朝臣服。现在汉朝大乱，被王莽篡权，匈奴也协助了汉朝复兴，因此汉朝应该向匈奴臣服。

这位单于要颠倒纳贡制度的想法是认真的，在更始帝被杀后，匈奴方面甚至试图立一位假冒汉武帝曾孙的人为皇帝。在单于看来，当一个汉朝宗族来向自己求助的时候，应该参照当年呼韩邪单于在汉朝得到的待遇对待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