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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双峰对峙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第11页）

因为面子问题，浴火重生的东汉在建立之初就面临着非常麻烦的局面，匈奴频频侵扰边境地区，希望掠夺和敲诈汉朝的财物。但是，由于之前已经有了匈奴向汉朝的朝贡制度的先例，东汉绝不考虑恢复汉武帝之前的汉朝与匈奴的关系，而是试图恢复从呼韩邪单于开始的朝贡制度，这又是当时蛮横的匈奴单于不愿接受的条件。

只要双方实力对比发生变化，面子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而实力总是会发生变化的。

48年，匈奴再次出现了内乱，内乱的起因还是继承制度的隐患爆发了。呼韩邪单于临终前留下遗言，让自己的儿子们轮流做单于，也就是兄死弟继。结果传到了某个儿子那里后，这位单于不想把宝座传给自己的弟弟，而是想留给自己的儿子，改继承制度为父死子继，并杀死了自己的弟弟，埋下了内乱的祸根。

实力的跷跷板再次逆转了，现在汉朝成了更重的那一端，而匈奴则至少分裂为北匈奴和南匈奴两支，其中靠近汉朝的南匈奴是弱小的一方，形势危若累卵，随时可能被北匈奴击溃。100年前呼韩邪单于的那一幕又要上演了，但是这一次剧情略有不同。百年之后的这个南匈奴过于弱小了，连当年呼韩邪单于与汉朝讨价还价的实力都没有。

于是当50年两名汉朝使者来到南匈奴单于处，命令他拜倒在地，接受汉朝诏书的时候，这位单于犹豫了一下，还是跪下了。这一跪，就代表了他是汉朝的臣子，他所代表的匈奴势力成为汉朝的附属。

这是汉朝与匈奴缠斗数百年后的一次重大胜利吗？

这位南匈奴单于甚至也借用了呼韩邪单于的名号，我们可以称呼他为第二呼韩邪单于。他得到了汉朝赐予的黄金王印，以及大量的粮食、牲畜和丝绸等物品，并获准在云中郡建立自己的单于王庭。实际上，第二呼韩邪单于把自己的势力分散在汉朝疆域的北部边境以内，总共分为8个部，这些部由自己的世袭首领管理。但是，汉朝设立了一个管理南匈奴事务的官职——使匈奴中郎将，其职责之一是监管南匈奴部落，所以此时的南匈奴已经不是100年前呼韩邪单于时代的匈奴了，第二呼韩邪单于的政治自治权被汉朝削弱了。

当时的汉光武帝把南匈奴纳入了自己的疆域范围，却没有像100年前那样联合南匈奴向北挺进。有人认为这是汉光武帝的一个错误，丧失了一举击败整个匈奴势力的机会。但也许是因为向汉朝称臣的南匈奴势力太弱小了，暂时还帮不上汉朝什么忙。后世估算，50年时，南匈奴的总人口大概只有5万，以这样少的人口算，能够派出的军队规模也就几千人，数量是少得可怜的。所以汉光武帝可能更现实一些，满足于以长城为界，把弱小的南匈奴先保护起来，把强大的北匈奴隔离开来，等待时机。

所以仅就第二呼韩邪单于称臣的事件来说，这个胜利对汉朝而言很有限，更多的是面子上的一次小胜。北匈奴依然是草原的主人，北匈奴单于才是草原各方部落的首领。汉朝对于草原仍然没有控制力。华夏与草原的关系问题主要是东汉与北匈奴的关系。

北匈奴方面，他们试图与汉朝恢复传统上的和亲纳贡政策。如果能够实现，北匈奴会获得诸多好处：其一是建立起了与汉朝平起平坐的外交关系，有助于自己在汉朝以及周边国家尤其是西域各国的国际声望；其二是和亲纳贡以及随之而来的边境互市贸易，会给草原输入大量华夏物品；其三就是把南匈奴彻底边缘化，将南匈奴在草原上的影响力和合法性彻底抹掉。

北匈奴的算盘打得很好，但汉朝并不是积贫积弱的时候，不仅不会任人宰割，而且还手握南匈奴这样的筹码。汉朝一口回绝了北匈奴的和亲纳贡建议，仅仅同意双方可以在边境进行互市贸易，以此来安抚北匈奴。汉朝采取这样的策略，显然是不愿意承认北匈奴在草原上的合法统治权，至少是不愿意承认北匈奴独占草原上的合法统治权。汉朝手中的南匈奴对于北匈奴始终是一个制约力量，即使不是军事上的大麻烦，也是政治上的大问题。

于是北匈奴再次祭起军事敲诈的模式，在与华夏接壤的漫长边界上频频入侵袭扰、劫掠。国力增强的汉朝在边境南匈奴的辅助下，也开始主动出击，征讨北匈奴。

最初的战斗围绕西域展开，因为东汉与北匈奴之间的关系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两国的事，而是整个亚洲东部的国际关系事务。经过数年的征战，北匈奴在西域惨败。而在汉朝庇护下休养生息逐渐成长的南匈奴也开始逐鹿草原，北匈奴对于广阔草原的控制力濒临瓦解。

在北匈奴对整个蒙古高原的控制力减弱后，原来蛰伏在匈奴帝国巨大身影之下数百年的其他部落看到了冒头的机会。乌桓、鲜卑以及西域的乌孙都开始兴兵蚕食北匈奴的地盘。特别是蒙古高原东部的鲜卑，在87年猛攻北匈奴，竟然一举杀死了优留单于，让独霸草原数百年的匈奴彻底威风扫地，北匈奴陷入一片混乱。整个草原的政坛由昔日完整的匈奴帝国变成了几方势力逐鹿的新局面。

东汉收拾北匈奴残局的一刻终于来临了。89年，东汉大将窦宪等率领汉军与南匈奴部队在草原上会合，联合袭击北匈奴，给予北匈奴毁灭性打击。窦宪乘胜追击，一直抵达燕然山，也就是今蒙古国杭爱山，在山上刻石记功后胜利回师。从此之后，“燕然勒石”和“封狼居胥”一道成为华夏武将文人描绘不世奇功的代名词。

遭受灭顶之灾的北匈奴很快背井离乡，史载“北单于逃走，不知所在”。300多年后，一股强大的草原势力匈人入侵欧洲，改变了欧洲的历史走向，匈人首领阿提拉的兵锋甚至抵达辉煌的罗马城下。人们猜测，他们可能是匈奴的后裔。

不过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并不认同匈人与匈奴之间的族裔关系，他们判断，被击溃的北匈奴的归宿，一部分应该是被南匈奴兼并，另一部分则融入了此后统治草原的各个部落之中。比如从投靠汉朝到北匈奴灭亡的40年中，南匈奴的人数从几万人增长到了几十万众，这应该不是简单的内部人口自然繁殖的结果，而是吸收了大量北匈奴部众而带来的人口快速增长。

霍去病曾经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200年后，以草原帝国形式存在的匈奴终于灭亡了。那么，草原属于东汉所有了吗？

当然没有。没有了北匈奴的草原并不是权力的真空，原来臣服于匈奴的鲜卑人和乌桓人取代了北匈奴，成为东汉新的心腹之患。这就是为什么即使窦宪能够建立“燕然勒石”的不世奇功，东汉的许多大臣依然反对他远征草原的行动。包括司空任隗在内的大臣认为，北匈奴不久前被鲜卑打败了，而且也不再对汉朝采取侵略政策，这个时候滥用国家的财力，让军队远征是很愚蠢的，不应该用将士们的生命去满足窦宪个人建立功勋的愿望。

事实证明，这些“说闲话、拖后腿”的大臣也是有道理的。由于汉朝不能且不愿管理自己并不熟悉的草的世界，即使打败了北匈奴，草原上也还会涌现出新的“匈奴”，仅从结果看，窦宪几乎是在做无用功。

而那些被汉朝纳入疆域之内的南匈奴也并不安生。比如94年，南匈奴就与新近归附的北匈奴人联合起来，发动了一次反对汉朝的大规模叛乱。再如109年，乌桓和鲜卑就曾勾结南匈奴的一些部落，劫掠边境的代郡、上谷郡、涿郡、五原郡等地，甚至南匈奴单于也起兵反汉。所以匈奴帝国的消逝，并没有带来华夏边疆的长治久安。

如果从文明融合的角度探讨匈奴帝国灭亡带来了什么真正的改变的话，那么可以说以南匈奴为代表的草原部落内附东汉王朝，埋下了草原与华夏融合的种子。虽然很多内附的匈奴人仍然以畜牧为生，但他们会逐渐熟悉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甚至有人会放下马鞭，拿起锄头。游牧人开始熟悉华夏的运行规则，反之亦然，汉族人也肯定开始了解游牧世界的运行规则。

从5000年前满天星斗的时代算起，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就开启了各自的文明之旅，两者的物质与文化交流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只是草原上的遗迹难以保存，又长期缺乏口头或文字的记述，那段早期历史隐藏在迷雾之中。直到两个世界分别实现了对各自区域的大整合，以匈奴和汉朝的形式正面相对时，草的世界才借由华夏的记述而变得清晰了一些。

汉朝以农耕为本，是较为单一的华夏政权；匈奴以游牧为本，是较为单一的草原政权。两者从上层组织到生活细节都有着显著的差别。从白登山到燕然山，近300年中，汉朝与匈奴这两种政权模式共同谱写了亚洲东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激烈碰撞的历史篇章，两种文明开始相互打量，并尝试理解对方的思维。

双峰对峙，不论是战是和，都促进了双方的族群、物产和文化的交往。有交往就有变化，这种变化是渐进的。随着南匈奴以及其他族群被纳入汉朝的长城地带，也随着一些华夏民众融入草原部落之中，假以时日，单一华夏政权模式与单一草原政权模式必将出现改天换日的剧变。匈奴作为一个草原帝国虽然不复存在，但草原仍在，华夏与草原的文明融合之路，正在向前延伸。

历史贴士·匈奴人也种地

从宏观上来说，汉朝是农耕文明，匈奴是游牧文明。但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两者的经济模式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汉朝境内也有游牧经济存在，匈奴境内也有农耕经济存在。毕竟在古代，能够多获得一点食物，就多一分生存能力，多一分国力。

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前，今内蒙古敖汉旗附近就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粟的种植农业，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小米。敖汉旗的所在恰好位于农牧结合带，亦农亦牧。

考古发现已经证实，匈奴人对于农业也非常感兴趣。考古学家在漠北地区匈奴人的方形古墓中发现了与农业有关的石臼，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在公元前2—前1世纪的匈奴墓穴中，出土了很多大型陶器，里面有不少盛有谷物和其他农作物的种子。这说明当时匈奴人很看重农作物，甚至把农作物作为陪葬品，与死者一起埋入坟墓中。在其他地区也出土了公元前1世纪左右匈奴人使用的铁镰、铁铧等农具，说明墓穴陶器里的农作物很可能是匈奴人自己种植和收获的，而不是从外界进口的。

史书中还记载了匈奴人建有谷仓。汉朝大将卫青曾在元狩四年（前119年）击匈奴至寘颜山赵信城，也就是今蒙古国杭爱山南部，“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城余粟以归”。

考古学家甚至在蒙古高原上找到了一些匈奴人的城墙聚落遗址，这些遗址都位于河流、湖泊旁边。在茫茫的草原中，也会有一些温湿条件尚好的地方，适合农业生产，匈奴人当然不会浪费这些宝贵的土地。这些农耕地给匈奴人提供了游牧经济产品之外的宝贵粮食，这些粮食易于储存，提高了他们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

只是蒙古高原上农业生产周期比较短暂，粮食产量有限，要想提高自身的粮食供给能力，匈奴会派兵前往稍微靠南一些的区域，比如西域的车师等地屯田。

在汉朝与匈奴的时代，有很多匈奴人会进入汉朝境内生活，甚至官拜高位，同样也有很多汉朝人由于种种原因而进入匈奴境内，他们会把华夏农耕区的农业技术、农业工具传播到匈奴，促进匈奴人的农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