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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双峰对峙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第9页）

高高在上的匈奴单于居然管不了小部落的军事行动？这句话讲给汉朝人听，他们是不相信的，这好比是一群底层农民竟然不听皇帝的话，这怎么可能！

这就是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的不同。

这种结果可不是汉朝想达成的目标，于是汉朝的皇帝们不得不面对一道头疼的选择题：是继续给匈奴贡品换得有限和平，然后忍受时不时被打劫，还是破釜沉舟，与匈奴大战一场，彻底解决北方威胁？

汉高祖刘邦曾经尝试过武力解决，却发现实力不济，于是转而委曲求全，以和亲献贡来谋求和平。不过匈奴与汉朝的力量对比是在不断变化的。决定两国之间是否开战以及输赢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口。

匈奴和汉朝都要面对如何治理庞大国家的课题。从管理民众的角度看，两个国家的区别在于人口密度和流动性。匈奴的人口密度小，地广人稀，而且人口总是处于不停的流动之中。而汉朝经过初期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后，人口密度远大于匈奴，大量的人口实际上从事农业，农民们长时间被限制在自己的土地和村庄，并不流动。

两边民众和生产方式的不同特点，决定了匈奴必然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而汉朝则形成了一个组织严密、层级分明的国度。比如根据汉朝的律法，三人以上无故聚集饮酒，罚金四两。连几个人喝口小酒政府都要管，更不用说异地迁徙了。

这样的民众管理方式，决定了匈奴和汉朝各自的优缺点。匈奴的优势在于军事力量强大。游牧民每天骑马放牧，可以轻松转化为骑兵、战士，几乎不需要再投入很大的国力去训练和维持一支军队。而汉朝的农民是不可能直接转化为战士的，他们必须要放下锄头，拿起武器，经过一段时间的选拔、训练，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战士。战争对汉朝来说，要付出的成本更加高昂。

但是汉朝的优势在于人口数量。在刚结束战乱的汉初，人口可能不算多。但只要休养生息几十年，汉朝的人口就将远远超过匈奴。古代人结婚生子比现在早，假如在大乱之后的和平年代，风调雨顺，病疫不起，在土地和粮食产量未达极限的条件下，农耕国家每25年人口数量增加1倍，那么只要70多年，人口就能增加到原来的8倍。

这基本上就是汉初几十年间的人口增长趋势，从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到汉武帝登基，经历了60年左右，汉朝已经发展为一个拥有数千万人口的国家。对比草原上的匈奴人口，据估计长期徘徊在一二百万人，汉朝在人口上具有压倒性优势。

对一个农业国家来说，人口就意味着国力。当汉朝的人口和国力远胜于匈奴时，此时发动战争，固然要付出比匈奴更多的成本，但是汉朝消耗得起，匈奴消耗不起。

匈奴人口远远少于汉朝，因此能够组织起来的青壮年骑兵是有限的。从长期的草原军事历史看，中国北方漠南、漠北草原能够集结起来的骑兵，最多也就十几万人，不会超过20万人。冒顿单于之后，匈奴在老上单于、军臣单于的领导下继续向前发展。在与汉朝战争中出兵最多的一次，史书记载也仅为14万，这可能已经是匈奴兵力的极限了。

因此，只要汉朝愿意赔上一些“家当”，和匈奴血拼一段时间，在匈奴数量有限的青壮年拼掉大半后，就无力再战了。而且一旦战争陷入长期持久状态，匈奴相对脆弱的游牧经济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没有青壮年劳动力来照看牲畜，在苦寒之地艰难维系的游牧生产模式会崩溃。

从马邑之谋到燕然勒石

白登山之后，汉朝从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一直到武帝初期，对匈奴主要采取和亲政策。在韬光养晦几十年后，国力强盛的汉朝终于不再甘居下风，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关系迎来了巨大的转变。

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召开了针对匈奴的会议，并在群臣讨论之前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今欲举兵攻之。”即便武帝有如此坚决的声明，主和派仍然激烈反对开战，说明当时确实有许多人不愿意打仗。汉武帝决意和匈奴一战，便提拔任用主战派官员，压制主和派官员，强力推行对匈奴的战争。

也正是在这一年，发生了改变汉朝与匈奴外交关系的马邑之谋。根据《史记·匈奴列传》的记载，汉朝边塞商人以边境小城马邑为诱饵，引诱匈奴单于南下。汉武帝则出动了30万大军，集结于马邑附近试图伏击匈奴，另有一支偏师迂回草原，准备切断匈奴的退路。不料单于率10万大军南下时，看到沿途牲畜遍野竟然无人照料，不禁起了疑心。此时匈奴攻下了一处边防小亭，抓获一个地方尉吏，从他口中知道了汉朝的伏击计划，于是急忙北退。马邑之谋就这样落空了。从此匈奴与汉朝彻底翻脸，频频入塞侵袭汉朝。

与白登之围的记述类似，马邑之谋也疑云重重。动用30万大军去搞一场伏击战，真的不会打草惊蛇、功败垂成吗？为了一座边塞小城里的财物，匈奴单于竟然会亲自带领10万大军前来接应，不是有点不合逻辑吗？一个边疆小吏居然能够知道汉朝军队的庞大计划，自己还傻乎乎地被匈奴擒获，汉朝会这么不小心？

这些都不像是真实的历史，倒像是一个拙劣编剧在挑战观众的智商。

马邑之谋确实存在，史书记载汉家大将韩安国等人都领兵出征，应该不是虚构。只是整个军事行动不太严谨，很像是年轻气盛的汉武帝冒失地导演的一次行动，结果无功而返，打草惊蛇。事后，为了平息主和派的怨气，汉武帝不得已迁怒于支持自己打匈奴的主战派将领王恢，迫其自杀而死。

马邑之谋中，虽然汉朝与匈奴都没有什么实际的损失，却酿成了巨大的外交事件，一举改变了亚洲东部两大强国间几十年来相对和平的态势。匈奴断绝了和亲，并开始频频入塞劫掠，以示对马邑之谋的报复。而汉朝既然已经踏上了选择战争的道路，汉武帝决意继续走下去。

即便如此，马邑之谋后的几年中，两边依然开放关市，交换财货。匈奴这样的草原帝国需要关市来获得自己缺乏的华夏物产，而汉朝在紧锣密鼓地准备战争，通过继续开放关市来稳住匈奴，争取备战时间，让后者误以为马邑之谋只是和平时代的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已经翻篇了。

5年后，精心准备的汉朝图穷匕见，卫青、公孙贺、公孙敖、李广各率万骑四路出击，攻击关市，深入匈奴境内，正式打响了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

然而年轻的汉武帝再遭重创，四路大军除卫青夺回河套一带，建立朔方郡，其余三路几乎毫无建树，李广还被匈奴生擒，后来逃回。此后匈奴也大打出手，大规模侵入汉朝境内。关市贸易完全终止了，双方展开了长期的消耗战。

汉朝与匈奴的战争，是人类古代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大规模战争，在一方崩溃倒下之前，战争持续了几十年的时间，把整个亚洲东部的华夏和草原力量都卷入了进去，甚至还波及广阔的亚洲内部的西域地区，即今新疆和中亚等地。

深入草原作战，让汉朝军队的损失远比匈奴军队大得多。不过正如前面分析的那般，汉朝的国力也远比匈奴的国力强盛，即使汉朝的损失更大，未必会先倒下。持久的消耗战中，勉力维持本国经济不倒，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

为了筹钱打赢对匈奴的战争，汉武帝对天下施行重税，还进行了各种改革，比如货币改铸、盐铁酒专卖、均输及平准等物价调节政策，想尽各种办法“捞钱”。汉武帝时期开创的一些商品专卖制度，被日后的许多华夏王朝继承并实施，成为王朝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此乃后话。

重税之下，汉朝的民众苦不堪言。虽然有人为汉武帝开脱，说他的重税大多都落到了地主豪强和商人头上，并没有对农民有太多压迫。但经济是一个整体，政府的任何税收都会传导到底层民众，更不用说底层民众还要承担长期战争中的各种劳役工作了。

匈奴一方同样生活艰难。战争爆发后，不仅和亲纳贡没有了，关市也消失了，南下劫掠也更加困难了，匈奴几乎无法再获得华夏物产，生活质量严重下降。随着战争陷入漫长的消耗战，匈奴还失去了长城地带附近的牧场，以及大量的牲畜，本身的游牧经济也遭受重创。

更为可怕的潜在影响在于，也许是缺乏了华夏物产的输入和分配，单于麾下的各个部落的离心力会增加，匈奴帝国的稳定性将遭受严峻的考验。

公元前119年，决定汉朝与匈奴国运短长的一场大战爆发了，汉朝发动了一次规模空前的远征。从代郡出兵奔袭2000多里的霍去病，与匈奴左贤王相遇并进行了激战。汉朝士兵共杀死、俘虏匈奴7万多人，一路追杀余部至狼居胥山。胜利的霍去病在狼居胥山举行了一次祭天封礼。之后，霍去病继续率军深入追击匈奴，一直打到瀚海方才收兵。从此，“封狼居胥”成为后世华夏将领的至高梦想。

经此一役，由冒顿开启的匈奴帝国的强盛期结束了，虽然匈奴作为一个政权还将延续很久，但匈奴单于只能放弃漠南草原，向北越过荒漠带，远遁到今蒙古国的北部大草原，其龙庭再也没有回到漠南草原上来，匈奴游牧民也很少到漠南草原放牧了。匈奴帝国驰骋草原的近百年荣光已渐渐暗淡。

匈奴北退，汉朝一时之间也无力北伐了，长期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的兵力，军事上不得不喘口气。更大的危机出现在经济上，正是在公元前119年，由于没钱，汉朝对黄河所开展的各种灌溉和筑堤工程被迫半途而废。而在前一年，山东为洪水所淹，汉武帝派使者开仓救济灾民，结果粮食不够，官府向富豪人家借贷，还是不够救济。于是把灾民迁移到边境各地，要求当地县官来解决衣食，结果那些县官也没钱了。

十几年间，疲惫的两大帝国维持了相对和平的态势，只是这种和平不是因为战争结束了，而是因为两败俱伤，谁都打不动了。

匈奴虽然退却，但仍然盘踞在漠北草原虎视眈眈，伺机反噬。彻底消灭匈奴是汉武帝一生的夙愿，在搞定了岭南的南越国割据政权之后，他再次把矛头指向了北方的匈奴，频频派兵越过荒漠，直击漠北的宿敌。

然而胜利女神似乎不再眷顾汉朝，多次出击都以失败而告终。公元前90年，汉武帝在位期间最后一次对匈奴大规模用兵，李广利等大将率领十几万大军多路出击，试图武力征服漠北的匈奴。匈奴单于把辎重转移到鄂尔浑河以北，自己在鄂尔浑河以南率领匈奴大军背水一战，迎击汉军。这场战役以汉军大败，李广利投降匈奴而告终。至此，汉武帝想生擒单于、根绝匈奴之患的愿望彻底破灭。而且国内民怨四起，长安城外盗寇盈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江山社稷摇摇欲坠。

心灰意冷的汉武帝颁布了历史上有名的《轮台诏》，后悔派遣李广利远征带来军事上的惨败，宣布国家将从横征暴敛、连年征战转向休养生息、和平发展。

其实，如果从战略上来说，汉武帝最应该反思的是试图彻底歼灭匈奴的策略。消灭匈奴，控制草原，把华夏与草原都纳入汉朝的统治之下，这个理想很宏伟，很美好，符合汉武帝雄才大略的性格，却过于超前，不切实际。

汉朝在汉武帝时期四面出击，占领了岭南、云贵、辽东等诸多区域，成功实现了对这些区域的直接控制，看似风光无限，但仔细分析，根本原因是汉朝能够把在中原地区施行的制度以及中原地区的生产方式移植到这些地方。在武力征服之后，汉朝在这些多山的区域中能够找到利用河流、湖泊灌溉农田的区域，以农耕来养活驻军和官民，通过农耕据点控制交通要道，间接实现对广大山区的控制。正是因为岭南、云贵、辽东这些区域中有和中原农耕区很相似的区域，所以汉朝才实现了把这些区域最终纳入汉朝版图的伟业。

反观北方的草原，却是另一番模样。草原游牧生产模式和平原农耕生产模式是如此不同，汉朝即使能够在军事上驱逐漠南草原上的匈奴人，也无法把农耕区的制度和生产方式移植到草原上去。即使有些小河流岸边可以小规模开展农业，少得可怜的收成也无法养活驻军和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