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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双峰对峙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第8页）

让我们首先来看汉朝面对草原的策略选择。白登之围后，汉朝一度选择了和亲献贡的方式，与匈奴维持和平状态。

刘邦派遣刘敬到匈奴商定和亲之约，主要条款是汉朝把公主嫁给匈奴单于；两军罢战，两国约为兄弟，以长城为界；汉朝每年给匈奴各种织物、粮食，匈奴保证不再侵扰；双方开展一些边境贸易活动。

汉朝采取的这种“给人给物”的外交策略，显然是慑于匈奴骑兵强大军威的理性选择，毕竟汉朝初年的国力，还无法与统一草原的匈奴抗衡。而冒顿时期匈奴实力极强，其统治区域东起辽河流域，西到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一带），北抵贝加尔湖，南接长城与汉朝分庭抗礼。

从汉高祖开始的和亲献贡政策成了汉朝初期的惯例，在汉朝和匈奴出现统治者变更的时候，就会有一位汉朝公主被送到匈奴和亲，以确保两个大国之间的盟约继续有效。比如，在汉惠帝继位不久，第二个和亲公主就在公元前192年送到冒顿那里，汉文帝和汉景帝也都延续了这一政策。

白登山之后，汉朝为安抚匈奴，恢复生产，休养生息，一方面通过“和亲”政策给人、给物，维系与匈奴“中央政府”——龙庭的关系；另一方面还开放边市，允许边境贸易。

汉朝和匈奴之间出现了几十年的相对和平期，再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互通关市使得双方接触更加频繁，甚至出现“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的盛况。当时汉匈之间交往频繁，交换的种类和数量繁多，包括铁器、铜器、马具、黄金、服饰、丝织品等各种物资。交易让汉朝和匈奴都获益了，对匈奴的价值更大。

但是，汉朝和匈奴之间还是出了些麻烦。在汉朝看来，通过和亲与纳贡，给了匈奴龙庭（匈奴中央政府）大量的物资，属于花钱买和平的策略。可是这种策略却不能完全奏效，匈奴方面总是会有一些小股人马时不时地南下劫掠，似乎完全不理会汉朝已经支付了很多的物资。这让汉朝很愤怒，认为匈奴人背信弃义，贪得无厌。

为什么汉朝方面的和亲献贡策略会时不时地失效呢？这个策略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与其指责匈奴单于和其部下的人品、道德，不如深入地了解一下匈奴这个草原帝国的国情，也许我们就能够找出和亲失效的原因了。

冒顿要管理的是非常广阔的国土，国土以辽阔的草原为主体。他把匈奴的疆域主要分为东、中、西三个大的部分进行管理。中央是龙庭，也就是单于庭，由单于自己直辖。东西两边分别是左贤王和右贤王管理的区域。单于庭南边对着汉朝的代郡和云中郡。左贤王庭是匈奴的东部地方政府，统治区域东接濊貊和朝鲜，南界接汉朝的上谷郡。右贤王庭属于匈奴的西部地方政府，管辖区域南到汉朝的上郡，西部直抵月氏和氐、羌各部落。

按照匈奴习俗，通常情况下，单于以下以左贤王的地位最高且最尊贵。左贤王不一定都能成为单于，他只是单于的第一顺位人，也就是说相对于同为单于兄弟或子孙、具有继承权的右贤王和左右谷蠡王而言，左贤王成为单于的可能性最大。

这种“三翼”的制度可能在冒顿时代之前就在草原上施行了，范围则可大可小，一直被此后的各个草原政权采用，管辖广袤的草原和各部落。管中窥豹，从三翼制度我们可以发现草原帝国的重大秘密，即它们实际上都是松散的部落联合体。

观察草原政权最微观的结构——家庭，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匈奴帝国政治结构的由来。在草原游牧民中，一个大家庭往往由数代有着血缘关系的男性亲属组成，并由辈分高的家庭的年长男性所领导。

男性在成年结婚后，一般会向大家长索要一些牲畜，作为自己的财产，也是自己养活家庭的工具。不过他并不会远离自己的父辈和兄弟们，而是仍然和大家一起生活，放牧牛羊。因为对一个独立的家庭来说，理想状况是男人管理畜群，女人管理蒙古包，但是在草原艰苦的自然环境中，一个家庭是很难完全自食其力的，需要更多的家庭通力配合。于是，有血缘关系的许多家庭组成大家庭，共同放牧大家的畜群，以及协力完成其他事情。许多邻近的大家庭就构成了一个部落，部落甚至可以拥有一定的战斗力。

在古代，部落贵族可能会有几个妻子，但是每位妻子会有属于自己的蒙古包，打理蒙古包中的日常生活，养育儿女。所以在草原上，女性也有自己的权威，甚至有一定的财产权，当然她们在生活中也扮演着很重要的公众角色，有时会影响男人的决策。

草原上，人口密度比平原小，地广人稀，而且人口总是处于不停的流动之中，牧民们分成无数个小的族群，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有规律的游牧。即使到了今天，一些游牧群体仍然会有夏季营地和冬季营地，然后按照季节在营地之间的草原上有规律地迁移和放牧。这是因为如果固定在一个地点放牧，牲畜最终会把那里的草全部啃光，连草根都不剩，草原会出现荒漠化，不再适宜放牧。有规律地游牧，一方面保证了牲畜的活力和草料，另一方面也维护了广阔草原的生态环境。

松散的族群、游牧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匈奴的国家治理方式和华夏区域截然不同。

在冒顿的国度中，龙庭、左右王庭管辖的区域里，有着大大小小的族群在不断地迁徙、放牧，他们认同单于是自己的最高首领，但单于无法直接控制某一个小的族群，他需要通过控制某个大的王，间接控制小的王，把自己的命令一层层传下去，最后抵达一个具体的族群。而且，由于游牧经济的特殊性，不论是单于的龙庭，还是大小王的营地或者某个族群的营地，总是在不断的迁移之中。

所以单于迁移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可以被称为龙庭。和华夏采用固定的都城截然不同，龙庭的位置是可变的。汉朝使者前往匈奴的时候，曾经困惑于龙庭好像并不在一个固定的地点。

单于和龙庭在移动，他所管理的大小部落也在四季迁徙中。很多时候，单于真的不清楚某个族群当前具体在哪里，他们在干什么。这不仅对于单于的统治有点麻烦，对汉朝来说，麻烦更大。

匈奴单于要维系庞大的松散联合体，除了自己部落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实力，可以镇得住场子外，更为重要的是，还要能给整个草原的各个部落带来经济利益，这才是草原帝国长治久安的关键。

华夏王朝的运转建立在对广大民众征收赋税之上。农民上缴粮食或其他有价值的东西，或者提供劳役，商人上缴钱或其他重要商品，中央政府将这些东西收集起来，维持王朝的日常开销。草原政权虽然也可以向各个部落收税，但由于人口少，人员流动性大，因此草原政权的中央财政是完全不能与华夏王朝相比的。于是，虽然单于直辖的部落是整个草原最强有力的一支，但单于并不能直接统领所有部落，他只能依靠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建立起草原政权的政治结构。一个草原帝国的权力结构，其实和草原上一个大家庭的权力结构类似。

如果一位贪婪的单于试图从其他部落那里征收更多的牲畜，他会发现他的财富积累也是不可持续的。草原上自然灾害频发，暴风雪、疾病甚至突然的袭击就会让他的牲畜财产损失大半。牲畜和它们的附带产品往往只能当年享用，除了毛皮可以留存较长时间外，其他畜牧产品比如肉、奶并不能长期积累起来。

更麻烦的是，如果其他部落觉得单于对自己的压迫太严重了，他们可以逃跑，而且真的能够逃掉。相反，华夏农民被严格地限定在自己的耕地上，农民逃跑意味着失去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意味着可能要饿死。但是草原上的政权管理是松散的，游牧民可以赶着自己的牲畜跑到很远的地方，离开单于的监控继续生活，而单于很难制止这种逃跑行为。

为了维持自己作为权力结构中心的地位，单于除了依靠自己部落的强大战斗力之外，必须想方设法靠经济利益来“拉拢”各个部落的首领，让他们愿意跟随自己。正如共同放牧的几个小家庭既有自己的畜群，也共同拥有一些大家庭的公共资源那样，单于也需要为自己的“匈奴大家庭”提供维系各个部落的公共资源。

具体来说，游牧民的草原生活是比较艰苦的，虽然毛皮、肉食、奶制品丰富，但是其他物资十分匮乏，比如盐、谷物、纺织品这些至关重要的物资。因此，草的世界比禾的世界更需要外界的物产，来改善生活质量。

而要获得外界的物产，不外乎两种方式，其一是通过商品交易，游牧民与周边族群做生意获得自己需要的物产；其二是依靠掠夺，也包括通过军事威胁获取贡品。

谁能给大家提供源源不断的外界物产，谁就有资格统治整个草原帝国。冒顿单于做到了，他之后的几任单于也做到了。即使和之后出现的几个草原帝国相比，匈奴统治草原的时间也算是很漫长了。匈奴帝国在最初的250年中，完全统治着草原。而在超过500年的时间内，匈奴都是草原上最强悍的势力。

匈奴帝国的稳定与单于能够有效地从外部获取物产，让主要部落能够获益有直接的关系。而外部世界最重要的国家，莫过于草原正南方的汉朝。说得直白一些，从汉朝获得足够的物产，是匈奴帝国保持稳定的关键。

草原政权对于军事敲诈十分在行，我们甚至可以猜测，早在冒顿统一整个草原之前的草原战国时代，各个部落之间就已经在频频上演军事敲诈了，一个能够从其他部落中掠夺或敲诈到财物的首领，会受到族人的拥戴。史书记载东胡向羽翼未丰的冒顿频繁索要财物、美女和土地，就是军事敲诈的典型案例。而冒顿建立起庞大的匈奴帝国后，面对汉朝和周边其他政权，自然而然地也把这种草原模式移植过来，奉行军事敲诈的政策。

但是，汉朝与匈奴之前吞并的草原其他部落明显不同。汉朝国力更为强大，匈奴可以向南侵扰，却无法吞掉汉朝。而且，汉朝与匈奴是长城南北两大世界初次直面相对，匈奴并不熟悉农耕地区的管理模式，反之汉朝也不熟悉游牧地区的管理模式，两边也都缺乏了解另一个世界的人才。

所以，匈奴无意吞掉汉朝，只要汉朝能够提供贡品，匈奴甚至会希望汉朝的统治最好保持稳定，不要出乱子，影响贡品的输送。

除了军事敲诈之外，匈奴当然也会利用正常的贸易来获得自己无法生产的物产。比如冒顿的儿子老上单于统治匈奴期间，在与汉朝的和亲协定中，引入了有关边境贸易的条款。这个条款给普通匈奴人带来了与华夏互通有无的贸易利益，毕竟普通匈奴人的部落、家族级别太低，是不可能从汉朝给单于的贡品中瓜分到什么的。

冒顿及之后的几任单于期间，匈奴除了与汉族人进行商品交换外，与其他的北方各族及西域诸国也有贸易往来。

冒顿时期，匈奴基本控制了西域，完全垄断了汉朝与西域之间的交通路线。西域诸国乃至中亚的安息都喜欢汉朝的丝绸、茶叶、瓷器等，但由于交通路线为匈奴所阻，不能直接与汉朝进行交易，所以就只得依赖匈奴做中间人。如此一来，匈奴不仅能从中获得较大的利益，还能满足自己对于一些必需品的需求。这种转手贸易模式，我们会在后面的草原政权中频频看到。

了解了匈奴帝国的国情，我们就可以分析汉朝的和亲献贡策略为什么屡屡失效了。

前面已经点明，匈奴其实是一个庞大的、松散的部落联合体。汉朝送给匈奴龙庭的那些贡品，基本上由匈奴单于先分配给龙庭内部享用了，最多再分配给握有大权的左贤王庭和右贤王庭一些，再往下的那些小部落，根本分不到一杯羹。

对那些小部落来说，生活本来就比龙庭要艰难很多，也需要华夏的物产来改善生活。他们当然可以通过关市来交易，不过部落较小的时候，本身资源有限，达成交易相对困难。再有个天灾人祸什么的，这些部落就只能铤而走险，拉起一队人马冲向南边抢东西，然后带着战利品逃回草原。需要强调的是，匈奴方面本来就有很多从汉朝投降过来的叛将、叛兵，他们对汉朝的边境情况更加了解，也更容易南下劫掠财物。

高高在上的单于可能根本不清楚下面的小部落干了什么事情，即使单于知道有些小部落可能南下劫掠了，游牧帝国的松散特性让他们也不好管束，甚至懒得管束了，反正自己的龙庭定期能收到汉朝的贡品，能够笼络住与自己关系最紧密的那批部落首领，维持住大体上的场面就行了。因此，汉朝的贡品最多只是买到了来自匈奴王庭和主要族群的和平承诺，并不能杜绝边境上的侵扰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