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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春草秋禾织天下（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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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春草秋禾织天下

2016年7月17日，午后的阳光中，伴着蛙鸣和蜓飞，我走入了内蒙古正蓝旗元上都遗址。

我知道，许多学者都有从几百千米之外的元大都（北京）前往元上都遗址的经历，甚至有学者执意徒步走完这段从华夏至草原的旅程。

亲历实地所获得的感知，是阅读多少本书都无法替代的。当我开始7月的这次漠南草原之旅时，本书的写作已经启动。所以我对这次珍贵的旅程非常期待，希望能够给自己带来更多的文明启示。

元上都的恢弘气势令人震撼，眺望目光所及的山头，上面似乎有类似敖包的建筑，但实际上，那是当年元上都的烽火台残迹。元上都作为都城，至少包含了三道城墙，从内到外依次是宫城、皇城、外城，再向外还有关厢。时至今日，考古学家依然可以从遗址中识别出城墙、城门、道路、护城河、防洪渠、宫殿、寺庙、店铺、民居、仓库等建筑基座。从结构上看，元上都与元大都非常相似。据说元大都和元上都就连城池的中轴线都是重合的，两都相距几十万米，两条中轴线仅有几百米的误差，古人利用简陋的仪器创造了大地测量上的一个奇迹。

这并不奇怪，两座都城的设计者都是刘秉忠、郭守敬等人，忽必烈的身边人才济济，英雄不问出处。元上都是东亚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相结合的典范，显示了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的深度交融。

站在今天的元上都遗址内，游客依然能够感受到这座城市曾经的辉煌。外城、内城和皇城的残留城垣，向人们讲述了一座草原上的帝都的繁华旧梦，世界各国的使臣、商人，以及如马可波罗一样的来自远方的旅行家们，都曾经在元上都的街道走过。在那个时代，元上都和元大都是当时欧亚大陆上的梦幻都市，当之无愧的全世界之中心。

这样的古代文明高度，是如何从茹毛饮血的远古一点点积累起来的？

回到中华文明的原点，我们看到4000多年前满天星斗的文化，散落在广阔的中华大地上。从考古学证据看，平原、草原、高原、森林、绿洲都有人类活动的身影，也都留下了或多或少的文化遗迹。当满天星斗转向月明星稀，二里头文化以及之后的商周文化辐射到了广阔的区域，一些专家甚至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最早的中国”。

但是，我们要警惕考古和文献带来的“偏差”。在某些区域没有发现大型的考古遗迹或重要遗物，并不代表那里当年没有繁荣的文明。古代人不能在缺乏石头的原野上建造起石头城池，比如黄土高原的早期文化就无法建造出埃及金字塔；也不能在缺少铜矿的地区发展出青铜文明，比如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可能无法制作青铜器，因为缺乏铜矿。

商周时期华夏文字形成并发展，记载日益增多，而周边却处于无文字的时代。于是，后世的我们可以获得大量关于商周文明的史料，却在面对周边文明的时候，两眼一抹黑。

没有文字记载，就没有繁荣的文明吗？未必。至少我们知道，商周早期的青铜技术肯定是从外面输入的，西亚先进的青铜技术很可能通过西域河西走廊或者通过“草原之路”传到中原地区。既然“无青铜，不商朝”，那么比商朝掌握青铜技术更早的西域文明或者草原文明，也必然是不逊色于中原的，只要我们不对它们吹毛求疵。

如果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那么拥有先进的青铜技术，以及可能还有马车技术的草原文明是什么？如果它们不是最早的中国，它们又是什么？

即使在所谓最早的中国的时候，各个区域文明也都是各擅胜场的，都是相互交流的，它们都属于最早的中国。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同样精彩，这就是中华文明原点位置的文明图景。

汉朝与匈奴的白登山之战，揭开了一场延续两千年的史诗般的文明大片，草原文明与华夏文明作为对等的两方，平起平坐，时战时和。两千年间，草原文明和华夏文明都因为对方的存在而不断调整自己，协同演进。

在这场大片的第一个千年中，经常上演的剧情是，草原上的某个或某几个族群入主华夏，在成为华夏的一方势力、携带了华夏基因的同时，却丢失了自己体内的草原文明基因，比如融入华夏的南匈奴。草原族群如同溪流一般，一股股地流入中原，搅乱华夏文明“池塘”的同时，却把广阔的草原让给了其他草原族群。

这样的场景屡屡上演，与其说是草原文明被华夏文明的辉煌灿烂感召而来，被“汉化”为正统，还不如说那个时候，不论是草原上的游牧族群，还是平原上的农耕族群，都还没有整合不同文明的足够经验，没有操控跨文明政权的知识和人才储备。于是，摆在面前的是一道单选题，要么建立并完善一个单一华夏政权，要么建立并完善一个单一草原政权。

鲜卑选择了后者，北魏从盛乐、平城出发，走进了洛阳城，改变了自己，也一定程度地影响了华夏文明。而草原上也是“城头变幻大王旗”，匈奴—鲜卑—柔然—突厥，一路走过来，它们满足于遥控华夏王朝，让其成为向自己提供华夏物产的进贡国，并没有彻底征服华夏王朝，将其土地纳入版图的强烈意愿。

隋唐在安史之乱前，特别是当突厥内乱之时，也曾主动出击，短期内控制了广大的草原乃至西域，形成了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模式。但盛况只是昙花一现，安史之乱不仅让唐朝迅速萎缩为一个典型的华夏王朝，甚至一度要臣服于在突厥身后崛起的回鹘，而回鹘与突厥类似，对把华夏土地纳入版图不感兴趣。

当两千年的大片进入第二个千年时，瓜熟蒂落，已经熟悉彼此的两大文明终于不再谨慎与客气。9世纪，耶律阿保机的契丹从草原起步，踏上了新的文明融合之路。草原文明松散的部落联合体逐渐被打破部落隔阂的统一的军政体系取代，轮流坐庄的首领遴选制度被世袭王权替代，契丹的疆域内还出现了大片的农田和众多的城镇，契丹人真正启动了以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模式的探索与建设。

文明整合的历史进程当然没那么简单，契丹付出了皇帝南征而死的巨大代价。但文明融合的按钮一旦被按下，就如同核弹头爆炸一样不可逆转。

女真人与蒙古人前仆后继，终于实现了对草的世界和禾的世界的第一次大融合。这不仅仅是军事征服，还是政治、经济、文化的整合，也是思维观念上的整合与创新，元朝甚至以自己的新天下观更新了商周以来的旧天下观。统一政权模式开启并进行了第一次试验，虽然最后以元朝的碎片化结束。

反观华夏，在巨大的北方军事威胁下，华夏文明也在调整，增强自身，辗转腾挪。它们不断地消化疆域内的山地族群，它们开挖漫长的运河来运输粮食和士兵，它们还面向海洋拥抱海外贸易财富。

此后，崛起于东北地区的清朝继承了元朝缔造的新天下观，实现了“临门一脚”，弥合了碎片化的长期割据势力，再现统一政权模式，并在越来越强劲的全球化的影响下，完成了向统一国家的转变与建设。

而中华文明又是整个世界的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在明清时期，近代全球化带来了越来越频繁的交流与互动，中华文明在完成内部区域文明整合的同时，也被世界整合，融入了全球化的洪流之中，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接受还是抵触，中华文明融入了更高层次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