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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天下一家清朝统一政权模式（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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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天下一家——清朝统一政权模式

朝贡、援朝与白银资本冲击

朱棣永远地离开了，但生活还在继续，华夏和草原都意识到无法短期内“吃掉”对方，因此明朝与鞑靼、瓦剌之间总要制定一套游戏规则。虽然纳贡和亲这种外交套路早在汉朝和匈奴时代就已经玩得很纯熟了，不过明朝的朝贡制度还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为华夏与草原之间最重要的外交制度。

明太祖朱元璋积极推动朝贡制度，向天下宣布，“夷狄奉中国，礼之常经，以小事大，古今一理”，昭告各国来明朝朝贡。明朝把与自己建立朝贡关系的地区分为东南夷、北狄、东北夷、西戎四个部分，共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地区或向明朝表示政治上的表面臣服，或表示认同中华礼仪制度，先后与明朝建立了朝贡关系，并按照明朝规定的贡道、贡期及朝贡规模来朝，贡献本地区的特产。明朝接受这些国家或地区的臣服或认同后，按照自己制定的一套级别和规定，给予万国来使丰厚的回赐与封赏。同时，各国使团在京期间，由礼部、会同馆、鸿肪寺、行人司等相关部门负责管理和接待。

就这样，明朝形成了一套完整且严格的体制——大明朝贡体制。

从朱元璋到朱棣，再到此后的历代明朝皇帝，都是朝贡制度的积极推动者。这里面当然有华夏文化中“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的儒家思想起作用。但从现实角度考虑，明朝是从元朝内部诞生的，此前元朝已经建立起了独具特色的大一统的天下观和国际关系。明朝要坚持自己的合法性，建立自己的正统地位，就必须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天下观和国际关系，将元朝缔造的在整个亚洲的影响力化解掉，提升明朝自己在各国心目中的地位。

而且明朝从始至终都没能降伏草原上的各路豪强，反而时常被草原政权攻破长城防线，所以元朝死灰复燃的阴影始终萦绕在明朝君臣的心头，挥之不去。在这样的心理压力和现实压力之下，明朝更需要朝贡制度来保障自己的正统性，更需要朝贡制度来提供安全的国际关系。

明朝的朝贡制度与汉朝、唐朝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汉朝、唐朝面对草原的纳贡和亲行为，很多时候是被迫的，是在草原军事力量的要挟下进行的。而明朝的朝贡制度要体面很多，没有和亲这种在华夏看来丢面子的选项，对各国的封赏多寡也是根据自己规定的一套三六九等制度执行，并不太在意对方的态度。这个变化当然是草原与华夏的力量对比造成的。明朝以统一的华夏政权的面貌来面对分立的草原各政权，当时的草原虽然不是散沙一片，至少也是两雄争霸甚至多雄并起，草原政权之间的内耗让明朝在双方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因此可以体面地把各个草原政权纳入朝贡制度中。

经过了元朝的大融合时代，草原与华夏之间变得更密切，尤其体现在双方的经济贸易关系上，草原对于华夏物产的需求更多了。站在鞑靼和瓦剌的角度看，要想从明朝那里得到更多的华夏物产，无非就那么几个古老的途径——军事敲诈或掠夺、利用朝贡制度交换，以及边境上的互市贸易。

然而明朝并不愿意增加朝贡制度的赏赐或扩大互市贸易的规模，前者会给明朝的财政带来更多的支出，后者会增加边境的不稳定因素。朱棣之后的明朝皇帝不再具有朱棣一般的天下视野，更多从单一华夏政权的角度来思考对外关系问题，认为国家稳定和安全是第一位的，通过贸易赚钱是次要的，是细枝末节。明朝的风格变得与重视商贸的元朝完全不同了。

如此一来，朝贡制度下的草原与华夏就出现了矛盾。朱棣之后的明朝与蒙古各部之间的关系就因为这个矛盾而不和谐，甚至出现激化。

1449年，即朱棣去世25年后，明朝遭受了一场大劫，劫难的起因就与朝贡使团规模有关。

草原上瓦剌与鞑靼的激战旷日持久，双方的实力派甚至分别找了黄金家族后裔做自己的大汗，瓦剌首领脱欢立脱脱不花为大汗，而鞑靼太师阿鲁台立阿台为汗。最后，脱欢获得了胜利，攻杀了鞑靼的阿台汗和阿鲁台，控制了东部蒙古即鞑靼的势力。此后，脱欢的儿子也先继续南征北战，终于把从东北地区的大兴安岭到西北地区的阿尔泰山之间的草原统一在自己的势力下，脱脱不花是整个草原名义上的大汗，军事力量则掌握在也先的手中。

草原的相对统一，改变了草原与华夏的力量对比，也影响了双方的朝贡制度。

也先并非黄金家族成员，虽然手握大权，名义上统一了草原，但在草原上仍然受到各个强大部落的制衡。所以，从也先的角度来讲，要么依靠武力强行压制各个部落，要么依靠财富，换取各个部落首领对自己的承认和效忠。

要获得财富，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与明朝之间的朝贡贸易。明朝“薄来厚往”的回赐政策对蒙古朝贡使团的吸引力很大，使团规模越大，获利就越大，那么也先就有更多的财富来换取各部的忠诚，维护自己的统治。刚好也先以瓦剌势力为基础，统一了蒙古草原，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这让也先在朝贡贸易中的胃口越来越大。

根据明朝的记录，一开始蒙古方面派来的朝贡使团一年来一两次，朝贡人数不足百人，此后每年的朝贡次数增加到四次，朝贡人数也超过千人。比如，正统十二年（1447年）11月，瓦剌使臣皮儿马黑麻等2472人来朝，一次性贡马4172匹，兽皮12300张。而同时代的建州女真、南方土司来朝使团规模不过几百人而已。

巨大的财富让也先欲罢不能，第二年也先派出朝贡使团时，便虚报人数，以求获得更多的赏赐。结果明朝官员发现了问题，朝廷命令礼部严格按照人数给予赏赐，结果这个使团获得的赏赐只有奏请的15。使团获得的财富大大减少，引起了也先的强烈不满。

另一个让也先不满的事情是，明朝一些边境官员曾经私自许诺也先可以与明朝结亲，并赐予其乐团歌女等，当一心欢喜的也先把和亲的聘礼送到明朝时，明朝朝廷一脸茫然，断然拒绝和亲提议，此举让也先非常愤怒。

朝贡不能获得的财富就要靠武力来解决，这就是也先的思路，也是从汉朝–匈奴时代就延续下来的草原强权的逻辑——获取外界财富才能维持草原帝国的整体性。1449年，也先统帅自己的瓦剌部，并联手鞑靼、兀良哈等部，举兵南下，大举进攻明朝。明英宗在宦官王振的撺掇下御驾亲征，结果准备仓促，混乱不堪的数十万大军在居庸关外的土木堡遭到蒙古军队的围攻，明军大败，明英宗竟然被俘虏，史称“土木之变”。

如此大捷竟然没有给也先带来什么好处。国不可一日无主，明朝在北京城立刻确立了一位新的皇帝，让也先手里的明英宗变成了没什么价值的太上皇。也先虽然权倾一时，但攻打明朝的初衷只是为了获取财富，并非要灭亡明朝，因此在北京城下遇挫后，也先的部队立刻撤离。而其他蒙古各部，比如脱脱不花的军队，听到也先受挫后立刻返回草原，根本不打算与也先同进退。

这样的局面和当年成吉思汗举全国之兵南下攻打金朝有所不同，当时蒙古与金朝是不共戴天的仇敌，所以成吉思汗伐金既是为了敲诈和劫掠财富，也是为了攻城略地。

最终，土木之变以华夏与草原的和解而告终，明英宗也被释放回国，并复辟成功，继续坐他的江山。也先则自我膨胀，于1453年自立为汗。作为非黄金家族而在草原上称大汗者，也先基本上算是第一人，因此激发了各部甚至包括瓦剌内部贵族的强烈反对，最后他被瓦剌权臣暗杀，一代枭雄凄惨落幕。而趁着瓦剌内乱，鞑靼又反攻过来，瓦剌逐渐走向衰弱，这个一度称霸整个草原的部落要到很久以后才会再度兴起，此乃后话。

土木之变虽然令人震惊，但并没有改变明朝与草原各部的朝贡关系。土木之变发生前的14年间，蒙古方面共朝贡约30次。土木之变后，明朝景泰年间，7年中蒙古来朝就有20次之多。等到明英宗复辟后，蒙古朝贡次数比土木之变前还要频繁，同样来了30多次。

土木之变对于明朝的影响，类似于安史之乱对于唐朝的影响，被视为明朝由盛转衰的重要节点。其实相较于惨烈的安史之乱给唐朝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土木之变本身对于明朝的经济打击并不大，土木之变后朝贡制度仍然运转良好，但土木之变对明朝的心理打击并不比安史之乱对唐朝的打击小。土木之变极大地改变了明朝面对蒙古各部时的开放心态。大军惨败、皇帝被俘的奇耻大辱让儒家思想浓厚的明朝君臣变得更加封闭，更加敌视外界。

到了嘉靖皇帝执政期间，这种“自闭症”思维终于全面落实到了对外政策上，并给明朝与其他政权特别是蒙古各部之间的交往带来巨大的影响。

嘉靖皇帝深受儒家思想影响，非常注重礼法和面子，在被指定为皇位继承人在前往北京城的路上，他就和大臣们为自己到底该以皇太子的身份还是以皇帝的身份入城产生了分歧。坐上龙椅后，他又因为给自己亲爹亲妈封号的问题与大臣们纠缠不清。这样一位皇帝在面对明朝之外的世界时，一脸的高傲。

从前文中我们知道，明朝的朝贡制度是有漏洞的，蒙古各部总是想尽办法扩大朝贡使团的规模，以获取更多的赏赐和贸易利益，它们把朝贡制度看成一种经济方式。而明朝仅仅把朝贡制度看作外交方式而非经济方式，因此严格限制朝贡使团的规模。双方鸡同鸭讲，斗智斗勇。

而且能够到明朝朝贡的蒙古各部都是大的草原政权，无非鞑靼、瓦剌、兀良哈这几家。因此朝贡获得的利益很难落到一些小部落的头上。于是，就像汉朝与匈奴时代常出现的，靠近边境的很多小部落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会时不时地劫掠明朝境内的村镇，这令明朝十分头疼。

到了嘉靖皇帝时期，任性傲娇的他干脆一刀切：在北方直接绝贡，禁止蒙古各部再派使团来朝贡；在东南沿海则实施海禁，禁止海内外民众进行海洋贸易。这种关闭大门的决然策略一出台，就酿成了大祸，“北虏南倭”搅得明朝嘉靖年间鸡犬不宁。

“南倭”是指东南沿海出现的倭寇。早期的倭寇主要是一些落魄的日本浪人，他们往往组成小股的海盗，袭击沿海的村庄，劫掠财物。在明朝出台严格的海禁令后，正常的海洋贸易被官方打击，很多沿海海商、海民的生计受到影响，被迫铤而走险，从海商变成了海盗。虽然朝廷统一把他们称为倭寇，但其实中后期的“倭寇”主要是明朝沿海居民。

“北虏”就是指草原上的蒙古各部。在嘉靖年间，直接毗邻明朝北境，对明朝威胁最大的蒙古部落是俺答汗统治的土默特部。瓦剌在也先死后不断衰落下去，而鞑靼也并非团结一致，而是分为几部，并不断向西挺进，驱逐瓦剌势力，把蒙古草原中部控制在鞑靼人手中。土默特部就脱胎于鞑靼集团之中，活跃于蒙古草原的中南部。

俺答汗十分重视与明朝的关系，说得直白一些，他迫切需要来自明朝的财富，尤其是丝绸、布匹这些草原无法生产的手工品。俺答汗多次向明朝请求朝贡和互市，被浑身“气节”的嘉靖皇帝一概拒绝。俺答汗是一个很有耐心的蒙古首领，虽然屡次被拒绝，但并没有和明朝大动干戈。他的主攻目标还是草原上的其他各部，比如东面的察哈尔部、西部的瓦剌以及西域的一些政权，面对明朝的时候，他采取尽量息事宁人的态度。这是草原政权的一种理性的策略，在草原上还有强大敌手的情况下，不去横挑华夏王朝。

可惜的是，一次外交事件改变了历史走向。

嘉靖二十年（1541年），俺答汗派出使者石天爵到明朝边境，希望恢复中断了几十年的朝贡制度，并转达了俺答汗的话，称蒙古方面很渴望中国的丝绸织品，但是要想获得这些，只有抢掠和朝贡互市两个途径。抢掠虽然能够获得人口和牲畜，但是获得的丝绸织品很少，而且自己也有伤亡，所以不如朝贡互市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