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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天下一家清朝统一政权模式（第2页）

在被明朝拒绝后，第二年石天爵又来请求朝贡。没想到明朝边境上的巡抚都御史龙大有为了邀功请赏，竟然诱捕并杀害了石天爵一行人，把其首级上交朝廷，并向上汇报说他们是入侵者。昏庸的嘉靖皇帝竟然信以为真，提升龙大有为兵部侍郎。

使臣被杀，克制了很多年的俺答汗终于被激怒了，从此之后土默特部频频深入明朝劫掠，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550年，俺答汗率军攻打大同，明军大败，守将只好贿赂俺答汗，于是蒙古军队绕过大同向东，从古北口杀入明朝境内，长驱直入，杀到了北京城附近。明朝调集了几十万大军勤王，但是将领们都怕战败后被当成替罪羊，所以人人自保不愿出击，任凭蒙古军队劫掠周边。这一年是庚戌年，所以史称这一事件为“庚戌之变”。

庚戌之变暴露出明朝中期的虚弱，俺答汗的土默特部虽然是当时蒙古草原上最强大的一方力量，但也只是一方力量而已，他甚至不具备瓦剌枭雄也先在鼎盛时期的实力。即便如此，俺答汗依然有能力多次突破明朝花费巨资营造的北方防线，将明朝的北部搅得天翻地覆，直接威胁明朝的首都。对比朱棣时期明朝的强盛，此时明朝的软弱真是令人唏嘘。

在蒙古军队的威胁下，嘉靖皇帝终于暂时收起了高傲之心，同意了俺答汗的朝贡互市的要求，于是蒙古军队终于退回了草原。第二年，明朝在大同开设马市，与蒙古进行互市贸易。终嘉靖一朝，明朝和蒙古的朝贡和互市几乎是零，在庚戌之变后，双方的关系终于从寒冰中开始回暖。只是嘉靖皇帝对于蒙古仍然是咬牙切齿，所以晚年书写到“夷狄”两个字的时候，一定要用非常小的字，表示“尊中国卑外夷”，心中愤恨始终难平。遭受奇耻大辱的嘉靖在追求长生不死术中黯淡走完了自己的晚年。

正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一个大国之君自尊心太强，未必是好事吧。

嘉靖皇帝之后的明朝隆庆皇帝在位时间只有短短的6年，却做成了两件大事，分别是面对“北虏”的隆庆和议和面对“南倭”的隆庆开海。借助于俺答汗的一个孙子因为家庭纠纷逃到明朝的契机，双方通过交换人员建立了沟通，并达成了封贡互市，明朝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并在隆庆五年（1571年）开放边境市场，双方的贸易开启了一段繁荣的时期。隆庆开海则是打破明朝长期执行的海禁令，允许民众进行海洋贸易，此举很快就让头疼的倭寇问题得到了解决，有正经生意可以做，谁还会去当海盗呢？

隆庆五年，边境上的马市刚开放的第一年，明朝宣镇、大同、山西三镇共交易马匹约7000匹。到了万历元年（1573年），也就是两年后，马匹交易数量接近2万匹。又过了一年，马匹交易数量达到了2.7万匹。再往后到万历十九年（1591年），仅宣镇一地马匹交易数量就达到了3.6万匹！明朝用于支付交易的马价银自然也是成倍地增长。蒙古各部出售马匹等畜牧业产品，主要用于交换华夏的丝绸布匹。有人统计，万历十年（1582年）左右，边境上每年约有百万匹的梭布（棉布的一种）易手，而当时靠近明朝边境的蒙古土默特部、鄂尔多斯部和喀喇沁部的总人口才30万左右。

伴随着双方贸易量的飙升，曾经让明朝痛苦万分的北虏问题居然风平浪静了。所以从以俺答汗为代表的蒙古各部首领的行为上看，他们并没有攻占明朝的意图，他们的目标始终是获得财富。而从获得财富的效果看，互市强于朝贡，朝贡强于劫掠。

那么，俺答汗和蒙古各部为什么需要那么多的华夏财富呢？虽然说谁都不会嫌自己钱多，但俺答汗时期的蒙古各部与明朝的贸易规模远超过之前草原与华夏的贸易规模。此时的蒙古草原是否有着与过去不一样的景象呢？

那个被明朝边将砍了脑袋的倒霉蛋石天爵生前转达俺答汗的旨意，透露出蒙古各部心心念念的华夏产品是“纱段”。正如昔日在草原上实现了定居生活的回鹘人那样，此时的蒙古各部尤其是靠近明朝的几个部中，有相当多的部众已经开始过定居生活，游牧生产方式正在转向局部地区的游牧业与局部地区的定居农业并存。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中，蒙古人和过去的回鹘人一样，对于华夏产品尤其是纺织品有着强烈的需求。

视野放开，我们会发现在那个时期，整个亚洲内陆地区都发生了类似的变革，大量的商业城镇开始出现，比如中亚的帖木儿汗国境内，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的手工业和商业变得繁荣。在其他一些城镇比如塔什干、赫拉特等，贸易变得越来越兴盛。草原地带的游牧经济仍然存在，只是定居生活的城镇变得越来越大，商业和手工业规模越来越大。

俺答汗自己的控制区内也出现了较大的定居城镇，比如他安排来自内地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定居在板升，也就是今呼和浩特。在土默特部，估计有多达10万的汉族人居住在板升。俺答汗还在板升以及周边城镇大兴土木，建造佛教庙宇，比如保存至今的内蒙古美岱召和大召寺等，借助宗教的力量提升自己在蒙古草原各部中的地位，并阻击来自西亚、中亚的信奉伊斯兰教的势力。只有获得足够丰厚的、持续的财力，俺答汗才有能力维持自己的地盘、城镇、庙宇和军队。

所以，通过与明朝的贸易获得华夏的手工业品，比如丝绸、瓷器甚至茶叶，对于俺答汗的土默特部非常重要。因为它一方面可以满足本部蒙汉各族人民的需求，维持内部的安定和富足；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远途贸易把多余的货物卖到中亚甚至更远，发家致富，从而争雄草原。

隆庆和议对于明朝和蒙古各部来说，是双赢的结果，也是符合当时世界大趋势的举动。

有个问题值得关注，为什么明朝时期，在亚洲内陆地区，包括蒙古草原南部以及中亚、西亚会涌现出大批贸易城镇？

在那个时代，曾经统治了大部分亚洲的蒙古帝国乃至蒙古四大汗国已经解体，代之以众多的汗国，政治上似乎不利于远途贸易的开展。但是，在明朝中期，西欧国家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发现了美洲大陆，美洲大量的金银被掠夺、被开采并流向全世界，当然也流向了亚洲各国。黄金、白银作为货币，给亚洲大陆带来了经济上的冲击，这是一次意义深远的“货币革命”。在货币经济的冲击下，各地的手工业受到资金的刺激而蓬勃发展，人们为了追逐财富而频繁开展远途贸易。

货币革命下，白银大量涌入草原游牧地区，促进了昔日草原的城镇化现象。虽然过去草原上也会出现城镇，比如回鹘人、契丹人和蒙古人都曾经在草原上建都，但过去城镇数量很少，而在白银资本的冲击下，草原游牧地区的城镇大量涌现，尤其是在接近农耕区的地方，根本性地改变了草原的面貌。

白银不仅冲击了草的世界，也冲击了禾的世界。货币革命下，白银大量涌入华夏，给明朝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甚至可以说，白银资本要为明朝的灭亡负很大的责任。

万历二十年（1592年）4月13日，日本的实际统治者丰臣秀吉突然发动大军跨海进攻朝鲜。毫无防备的朝鲜面对刚刚平定了日本战国乱世的日军精锐之师毫无还手之力，连连败走，半个月内都城汉城（今首尔）陷落，两个月后，北方重镇平壤也落入日军之手。面对作为朝贡国的朝鲜的求救，明朝政府做出了抗日援朝的决定，大军开赴朝鲜半岛。

明朝、朝鲜与日本的这场战争前后持续了7年之久，最后以丰臣秀吉病死、日军全部撤回本土而结束。由于战争开始于壬辰年，史称这一事件为“壬辰倭乱”。

丰臣秀吉为何执意要进攻朝鲜，甚至计划以朝鲜为跳板，进攻东亚大国明朝？

历史事件往往会因为很多偶然因素展开，抛开丰臣秀吉的个人思维不谈，我们可以看到，在壬辰倭乱开始前，整个世界包括东亚在内，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就是全球化。

恰好在壬辰倭乱100年之前的1492年，哥伦布横跨大西洋发现了美洲大陆。美洲的金银以及玉米、番薯、花生、辣椒等农作物席卷全球。葡萄牙、西班牙以及之后的荷兰、英国、法国都积极开展远洋贸易，并为了争夺殖民据点和贸易线路而大打出手，军事技术尤其是火器得到长足进步。

这是一个经济走向全球化的时代，这也是一个军事走向全球化的时代。从欧洲漂洋过海而来的金银和火器迫使当时的亚洲各个国家要做出决定：是顺应全球化打开国门，还是拒绝全球化关上国门。

战国时代的日本是顺应全球化的例子，各地大名（即领主）积极地与荷兰人、葡萄牙人联络，通过海外贸易获得争雄日本的资金、技术和武器。到丰臣秀吉统一整个日本的时候，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日本军队配备了大量全世界最先进的火器。无独有偶，当时亚洲大陆南部的缅甸、越南的军事实力也因为引进火器而迅速提升，这对大明王朝一家独大的亚洲东部体系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相对而言，一直擅长弓箭和骑术的蒙古各部因为距离海岸线很远，本身的传统军事力量又比较强大，因此在军事全球化方面落后了。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提及的，身处内陆的蒙古各部仍然感受到了强烈的经济全球化的气息，也被卷入了长距离的贸易网络中，所以土默特部为代表的蒙古各部才会对华夏物产有着更大的需求量，这表现为当明朝的边境开放时，大家就和气生财，当明朝的边境关闭时，各部就频频叩关。这种现象虽然和自古以来游牧族群对华夏产品的需求有关系，但也因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而变得更为突出。

军事全球化仅仅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子集而已，在美洲金银的刺激下，拥有海岸线的亚洲国家都品尝到了远洋贸易的甜头，渴望扩大海洋贸易规模。

但是，明朝这个亚洲东部名义上的“天下共主”，这个亚洲东部最大的“生产基地”和“消费市场”，却一直坚持朝贡体系，固执地把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限定在朝贡体系之下。在朝贡体系中，周边其他国家必须以臣子的身份与明朝政府交往，这种面子问题其实倒不是很大的障碍，就连蒙古各部都愿意放弃面子换银子。最大的麻烦是朝贡体系带来的商品交易量太少了，根本不能满足国与国之间的正常贸易需求。

对于日本来说更加麻烦的是，因为两批朝贡使团在宁波闹事，明朝于1547年革除了日本的朝贡资格。于是，明朝与日本之间的贸易基本上由走私和劫掠的海盗控制。日本官方断绝了与明朝的贸易往来，结果捞不到任何海外贸易的好处不说，反而要面对海盗引发的麻烦。

所以，在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他的对外思路很可能是，用强大的军事力量打破明朝的朝贡体系壁垒，获得亚洲级别的广阔生产基地和消费市场，让日本走上经济全球化的舞台。

这是丰臣秀吉时期的日本的选择。面对历史大趋势的潮头，每个政权都要做出选择，明朝要做出选择，日本要做出选择，蒙古各部要做出选择，甚至还处于东北地区的弱小的女真各部也要做出选择。

明朝对于全球化的态度是被动的、消极的，走一步算一步，而非主动利用历史趋势。

16世纪初，葡萄牙人率先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建立了果阿等殖民据点，进行香料贸易。然后，葡萄牙殖民者挥师东进，攻占了东南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马六甲，在铺设自己的香料之路的同时，也打破了明朝在东南亚地区维护的朝贡体系。此前郑和七下西洋，几乎每次都要在马六甲停靠补给，马六甲也曾借助明朝的威慑力回绝了北方暹罗对它的觊觎之心。然而在葡萄牙人攻陷马六甲后，当时的明朝除了苍白地要求葡萄牙人归还马六甲外，毫无办法。经历了漫长的作茧自缚般的海禁时期，明朝在远洋完全丧失了威慑力。

16世纪中叶以后，另一欧洲强国西班牙在菲律宾登陆，把马尼拉作为其在东方的据点，明朝依然无能为力，任由西班牙人开展远洋贸易。明朝官方既没有对西洋人的到来提高警惕、采取措施，也没有努力开展远洋贸易充实自己的实力，明朝的皇帝和官员们在面对海洋上的变局时，基本上奉行被动的鸵鸟政策。这就是明朝面对全球化的态度和选择。

可以说，在欧洲殖民者进入东南亚的那一刻，明朝的朝贡体系已经名存实亡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尽管明朝对于全球化的冲击不闻不问，仍然会被历史大潮裹挟，不管明朝君臣愿意不愿意。这一点充分体现在白银对于明朝内部的强烈冲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