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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在菜市场遇见城市设计师（第3页）

一个没有中心城市的都市圈，这听起来好像匪夷所思，但如果我们把城市视为一个生态系统，就容易理解了。大自然里是没有狮子王的，每一个物种都有自己在生态圈中的位置。一个大的生态系统是由很多小的生态系统构成的，每一个小的生态系统都自成一体。这样的生态系统才能具备多样性，而只有多样性才能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东莞并不是中国最现代、最发达的城市，它不像北京那样雄伟，也不像上海那样时尚，不像杭州那样妩媚，也不像成都那样休闲。东莞看起来有些旧、有些乱、有些俗。但是，东莞代表着一种新的城市物种，它已经出现，却仍被忽视。这就好比恐龙和哺乳动物的差异。假如你回到白垩纪时代，你会看到地球上的霸主是恐龙。恐龙的个头更大、跑得更快、更加健壮、更加凶猛，恐龙更适应当时的环境。不过，如果你再仔细去寻找，你会在阴暗潮湿的山洞里面找到一种像老鼠一样大小、胆小又丑陋的新物种。这个像老鼠一样的新物种就是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所有哺乳动物共同的祖先。回过头来看，哪一个物种在进化的进程中更有竞争力呢？

未来的都市圈会越来越大，会变成一种升级版的东莞，这将提供一种新的组合城市的合作平台，并保持城市的多样性。但是，如果你去看某一个单一的城市，它很可能不再扩张，而是会收缩。为了更好地应对收缩过程中的挑战，一个城市必须保持足够的开放性。开放性能够帮助一个城市抵御外部风险。哪个城市是“精明收缩”的典型呢？请你跟我一起到义乌去。

林哥

林哥开着一辆价值100万元的进口宝马SUV，但他在义乌没有买房子。林哥一边开车一边转过头来跟我们讲话。他讲话的时候会略抬下巴，眯起眼微微斜着看人，声音很大：“我们义乌人都这样。开豪车才能做生意。知道吧？”车的后备厢里放着几个足球，开车的时候，足球在后面晃来晃去，撞得砰砰响。

这是林哥的厂子里生产的足球。他是个80后的“企二代”。读大学的时候，林哥学的是计算机，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接班，但到头来家里一个电话，林哥还是乖乖地回家接管了家里的几个体育用品企业。

我们跟着林哥，亲眼见证了他的一个订单是怎么完成的。这个客户是斯里兰卡人，是跟着一个外贸公司的熟人一起过来的。斯里兰卡商人要订300个足球，仿某品牌新款，每个足球的价格是34元。其他都好说，但有个小小的麻烦。斯里兰卡商人想让林哥直接把那个品牌的Logo印在足球上。林哥说，这在中国是侵犯知识产权的。外贸公司的人和斯里兰卡商人嘀咕了一会儿，最后谈妥了：斯里兰卡商人自己处理商标问题。

林哥朝我们摊摊手，他说他也很无奈。林哥讲道，他还有一个合作多年的印度尼西亚客户，也是一直在卖假货。林哥劝人家不要这么做，他告诉那个印度尼西亚客户：“你们现在就是在经历发展的早期阶段，迟早要转型的，为什么不早点转呢？”印度尼西亚客户听了之后心动了，开始尝试卖自主品牌，结果卖不出去，最后只能要求退货。

虽然林哥只有30岁出头，但已经有些发福了。他的气质介于青年人和中年人之间：和四五十岁的生意人相比，他显得乐于交谈、风趣活泼；和三十几岁的上班族相比，他又多了几分精明老练。林哥笑起来时眼睛会眯成一条缝，他是个爽快人，几乎有求必应。他跟家人聚少离多。林哥的老婆在商贸城打理店面，他在70公里之外的工厂盯着工人生产。他每天早上五六点钟起床，晚上还要有各种应酬。林哥说，有一年他创下了纪录，一年有190多个晚上都在KTV（唱歌娱乐场所）。

林哥一边开车，一边跟我们聊天，一边用车载蓝牙一通又一通地接电话。有问出货日期的，有约饭局的，有谈尾款的。有个客户打电话过来，想跟林哥进一批货，但前面欠的钱还没给。电话里那个人不断地说：“欠你的钱，我真的觉得很不好意思。”林哥说：“既然我都开口问你要了，你还是还上吧。”他一遍又一遍地说：“朋友归朋友，生意是生意。”电话挂断后，车里忽然很寂静，气氛有些尴尬。林哥自己解嘲说，他很少追债，一旦他都开口了，说明事情真的不妙了。

车窗外，夜幕低垂，灯光璀璨。街上车水马龙，奔驰车和电动三轮车混杂在一起，各色小吃、水果摊子琳琅满目。林哥说：“义乌真的不是个生活的地方，这就是个做生意的地方。在我们老家金华，人们见面会问，晚饭吃了什么，而在义乌，大家见面会问，你今天做了多少生意。”

卑微者最顽强

我们为什么要到义乌来呢？2018年，人们议论最多的就是中美贸易摩擦。这场贸易摩擦犹如笼罩在中国经济上空的雾霾。如果说贸易摩擦真的会对中国经济有致命的打击，那么，最先倒下的应该是像义乌这样的出口城市。可是，义乌却是我们看到的生命力最顽强的城市之一。

掰着指头数一数：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环保压力加大、汇率波动严重、国内外竞争对手增多、电商横空杀出，再加上中美贸易摩擦，义乌在过去几年经受的产业转型压力，不亚于任何一个内地（包括东北地区）的城市。我们在各地调研的时候，见多了刚刚修好却没有车跑的公路，曾经繁华却日渐凋敝的工业园区，外表光鲜却无人问津的特色小镇，店铺纷纷撤走后空空荡荡的商场。为什么义乌比别的城市遇到的挑战更多，我们却看不到义乌“陷落”呢？

当然，你在义乌也能看到从热闹到萧条的场景：商铺价格下降，前几年一个9平方米的商铺能卖1300万元，现在只能卖出一半的价格；以前只做批发的商家，现在也开始接零售。林哥一笔单子只卖了300个足球，但他也不会挑肥拣瘦。当地人也感觉义乌这两年人流量少了很多，可能减少了有13。

义乌最风光的日子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008年。那时候，客户要揣着现金来结账，喇叭里喊着谁谁谁家到货了，听到以后再去抢就已经没了。第一批在义乌做小商品生意的都是本地人，他们非常能吃苦，也挣到钱了。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就不怎么愿意做这些生意了，很多本地人转为靠收租过日子，有的光靠收租一年就能收入几十万元。如今，在义乌做小商品生意的大部分都是像林哥这样的外地人。

时代不一样了，经营者也换了一茬，但义乌这座城市仍然充满了生机。我们在著名的义乌国际商贸城参观时，几乎看不到空商铺，很多店一看就是已经在这里经营了很久。当地著名的三挺路夜市，如果有人退租，过不了几天就会有人补上，一样热热闹闹的。义乌是中国城市中实现“精明收缩”的少数代表，也就是说，虽然义乌的人口规模不如以前，但通过产业转型，仍然能够保持活力。更有意义的是，义乌之所以能够实现“精明收缩”，不是靠政府出手救援，而是靠自下而上的力量自救。

我们一路问各个店铺的老板：中美贸易摩擦对你们有影响吗？通过他们的回答可以发现，中美贸易摩擦对义乌冲击不大。义乌生产的都是薄利多销的日用品，再怎么产生贸易摩擦，日子不总要过吗？比如，全世界23的圣诞节用品都来自义乌。美国家家户户都要用到的圣诞树挂饰和饰灯，90%以上是中国制造。没有义乌出口的产品，美国人怕是过不好圣诞节吧。

义乌老板是见过世面的，他们曾经比国际政治学者更准确地预测出2016年特朗普会当选美国总统，因为他们拿到的支持特朗普的旗子订单是支持希拉里的旗子订单的10倍。那么，特朗普2020年还能连任吗？义乌老板的预测是：特朗普2020年不会连任。虽然距离2020年美国大选还有两年，但支持特朗普的旗子订单已经到了。遗憾的是，现在一年的订单数量，还不如特朗普上台前一个月的量。义乌老板会告诉你，对他们影响更大的是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土耳其里拉贬值。他们不仅对各国的政治局势如数家珍，而且提前半年就知道了2018年英国哈里王子和梅根王妃大婚的消息。2018年的世界杯在俄罗斯举办，当我们还在熬夜看球的时候，义乌老板已经在做法国冠军纪念币了。

这不是义乌第一次遇到挑战。当实体行业不好干时，也曾有义乌的企业改行做房地产、投资金融。但结果证明，在义乌的企业中，那些改行做房地产、投资金融的反而死得更快，那些坚持做实业的成了传奇。在义乌流传着一家吸管厂和一家拉链厂的故事。有一家生产吸管的企业叫双童日用品有限公司，这家企业平均每天要生产近2亿根吸管。全中国34的吸管都是由这家企业生产的，它拥有全球吸管行业23的专利，每年光靠卖吸管就能赚2亿元。但是，这家企业从来不追求规模扩张，甚至甘愿放弃大客户，基本不再接麦当劳、肯德基这些大企业的订单，只专心服务小企业，比如小超市、咖啡馆和奶茶连锁店。另一家企业叫伟海集团，专门生产拉链，曾经是中国最大的拉链生产商，占据国内13的拉链出口份额。伟海集团也曾想做成一家百年企业，但最后还是没能抵御做房地产的诱惑。全球金融危机没有打垮这家企业，但房地产市场把它拖垮了。2018年，伟海集团的资金链断裂，资产被拍卖，企业被托管重组。义乌的企业家从中得出的共识就是：要踏踏实实做好品牌，不求做大，只求做强。在义乌几乎找不到一家大型企业，能登上排行榜的义乌富豪也屈指可数，义乌多的是像林哥这样的“蚂蚁商人”。义乌在全球市场都赫赫有名，但它只是一个小小的县城。这是一个低调得不能再低调的地方，吸引了一群最草根的企业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些“蚂蚁商人”：小的是美好的，小的是灵活的，小的可能是“隐形冠军”。

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对义乌的小企业有影响吗？没有，因为美国其实连义乌出口目的国的前10名都排不上。信贷紧缩对义乌的小企业有影响吗？没有，因为这些小企业原本就没有办法从银行贷到款。在一次关于环保督查的座谈会上，我冒冒失失地问一个小企业主：你们的日子是不是比原来更不好过了？那个小企业主瞪了我一眼：小企业什么时候有过好过的日子？

答案有了。义乌之所以能够具有如此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一是因为义乌的企业更为务实，它们总是会把风险考虑进来。为什么美国在义乌的出口目的国排名中连前10名都排不上呢？这跟生产吸管的双童公司的决策是一样的：哪怕你是最财大气粗的主顾，我也不会让自己受制于你。二是因为义乌的企业更重视分散风险。义乌的企业善于在市场的夹缝中求生存，通过强大的信息渠道相互交流、高效地试错。经济形势越是寒冷，义乌和全球经济拥抱得越紧。在全球市场上，义乌商人和他们的合作伙伴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网络，就像四通八达的神经系统，能对市场上的变化迅速做出反应。三是因为义乌的企业不求天，不求地，只靠自己。这种在逆境中锻炼出来的生存能力才是最为强大的。

卑微者最顽强。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是从来没有受到过重视。上天只帮助能够自助的人。

精明收缩

扩张的城市都是相似的，收缩的城市各有各的收缩。

有的收缩城市会采取“再增长模式”。也就是说，这些城市试图用各种办法增加投资、吸引人口，企图逆转收缩趋势。20世纪八九十年代，底特律尝试过“再增长模式”，但失败了。虽然城市已经衰落，底特律还是一味地盖更多的楼，修更多的路，企图吸引更多的人口。当时，底特律市政府决定在市中心修建一套全新的公交系统，建造了一条连接各个主要站点的单程有轨电车，但由于乘客太少，一直入不敷出。2013年，这座城市最终宣布破产。

有的收缩城市会出现“震荡收缩”现象。也就是说，这些城市一度看起来好像实现了产业转型，但很快再度陷入危机。阜新是出现“震荡收缩”现象的代表城市。辽宁省阜新市曾经拥有亚洲最大的露天煤矿和亚洲最大的发电厂，但在2001年，它被国务院正式认定为全国第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阜新痛切地感受到城市衰败的根源是过分依赖矿产资源。于是，在过去10多年，阜新坚定地走上“工业兴市”的发展道路，但工业也无法拯救阜新，这座东北的城市很可能再一次陷入衰退期。

只有少数收缩城市能够实现“精明收缩”。也就是说，这些城市虽然规模收缩了，却没有凋敝，相反变得更有活力、更加宜居。俄亥俄州的扬斯敦曾经是美国四大钢铁城市之一，但其2010年的人口下降到了1960年的一半。扬斯敦老老实实地承认，我们的城市在收缩，不过没有关系，我们的目标改了，我们要做一个更好的小城市。于是，扬斯敦把很多不可能再有人住的住宅拆掉，改造成公园绿地，不再发展工业，改为吸引高科技企业，用量的收缩换来了质的提高。

根据清华大学副教授龙瀛的研究，2000—2010年中国有180个城市的人口密度在减小。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吴康注意到，从第五次人口普查到第六次人口普查期间，中国许多城市都调整了行政区划。这些城市把周边地区并入城区，造成人口密度下降，但这些城市实际上并没有收缩。他剔除了进行过行政区划调整的城市，最后发现，2007—2016年，中国有84个城市出现了人口收缩。

义乌或许可以作为“精明收缩”的一个城市样本。义乌之所以能够实现“精明收缩”，是因为它保持了开放性。怎样避免人口规模急剧缩小呢？只有靠不断吸引更多的外来人口。怎样才能在吸引外来人口的同时保持和谐安定的社会秩序呢？只有靠不断地营造一种包容、自由的城市气氛。怎样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发现潜在风险，及时转型呢？只有靠对外开放带来的庞大、密集的信息网络和高效、及时的反馈机制。

义乌被称为“没有围墙的城市”。这里的本地人口有60多万，外地人口有200多万，还有2万多名外国人。在国际商贸城，随处可听到英语、法语、俄语、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义乌面向外国人的汉语培训令人印象深刻。一群肤色各异的外国人坐在教室里，跟着中国老师喊：“多少钱？”“太贵了！”“便宜点儿吧！”三挺路夜市里也能见到很多外国人。有个外国小哥，看起来跟摊主已经很熟了，还拿竹棍帮忙顶塑料棚，把棚上的雨水抖出去。咖啡馆里有很多中东面孔坐着抽水烟。假如有一天火星人来到义乌，义乌人的第一个想法肯定是，问问火星上有什么生意可做。

义乌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有什么启发呢？义乌所经历的收缩，是中国的城市化迟早要经历的收缩。虽然中国目前只有不到100个收缩城市，但是，一旦一个国家基本完成城市化进程，它的城市就会收缩，除非能吸引足够多的移民或有足够多的婴儿出生来平衡死亡人数。日本、俄罗斯和韩国都已经遇到这种严峻的挑战。联合国预估中国的城市人口将在2050年出现下降。很快，中国也会经历这一切：各个城市会激烈地争夺不断减少的人口。到那个时候，中国的各个城市能不能保持足够的开放性，将是关系到它们兴衰成败的最关键因素。

义乌是中国最包容、全球化色彩最浓厚的城市。这种开放性有助于义乌顺利地实现“精明收缩”。但是，影响未来的因素不仅仅是全球化，我们不能忘记技术变革的作用。在技术变革的时代，一个城市如果想要保持活力，就必须有源源不断的创造力。我们会关注创造力的一个方面：与美好生活有关的创造力。

我们的下一站是上海。

DNACafé

两杯饮料被送到桌子上时，我的研究助理发出了一声惊叫。她马上拿出手机，对着自己的那杯饮料拍照。

她的那杯饮料是花语杯。杯套一半是粉色，一半是绿色，杯子上面是一团绽放的鲜花，有大丽花、玫瑰、石竹，还搭配着一些别致的绿色植物，淡浓相宜。一根金属色的吸管从花丛中伸出来。这是一杯带果香味的特调苏打饮品。我点的是一杯曼特宁手冲咖啡，端上来的是浩浩荡荡的“四件套”：黄铜色尖嘴长柄土耳其小壶、盛牛奶的弧形玻璃杯、圆锥形玻璃咖啡杯，一碟白色的砂糖上点缀着绿色的薄荷叶。用土耳其壶盛放手冲咖啡，据说是欧洲最传统的给客人煮咖啡的方式。

DNACafé的创始人王柯翔坐在我们的对面，他得意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