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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2章 临危世抱团取暖 露才华积极问政（第2页）

甚至，刘秀对大哥刘縯的六部兵的势力，也有些无可奈何，无计可施。

南阳的六部兵，在日后刘秀统一天下的征途上，反而成为了刘秀的劲敌之一，就是这个道理。

刘秀的二姐哥邓晨，也因为不是邓氏家族的长房长孙的缘故，而无法担负组织和领导邓氏家族家族人马的职责。

邓氏家族家族人马的实权，却掌握在属于长房长孙的堂兄之子邓奉的手里。邓奉后来反叛，主要依仗的就是邓氏家族自己的宗族人马。

这都是由于汉代所谓的“文家之礼”的原因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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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南阳豪族大姓好理家、善理财、兼顾农商，富和廉相辅相成。

所以南阳豪族大姓在地方上的人望，大都很高，不是为富不仁，浪得虚名或者沽名钓誉之辈。

史学大家司马迁，也曾经在他的《货殖列传》中，竭力称赞南阳人经商的雍容大度。

司马迁赞扬说道：

“宛（南阳）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博得了游闲公子，乐施好赐的美名）。

然其赢得过当，愈于纤啬（胜过吝啬小气的商人），家致富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

南阳郡的孔氏家族以铁冶为业，修水利，通诸侯，慷慨经营，南阳人都纷纷效法他们。

司马迁《货殖列传》总结汉代商人致富时的经验说道：

“廉贾归富。”意思是说：不贪一时之利、讲究信用的商人，能多赚钱，而终久致富。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商人，虽然大多是逐利之徒，但却也有讲诚信的优良历史传统。

商人经典著作《陶朱公经商十八法》也称：“廉贾经商，取利守义诚信无欺、货真价实、称准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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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关东南阳的豪族普遍孝廉。民风与士风质朴谨厚，孝悌仁义，扶微助困，爱仗义疏财，财富能聚能散、慷慨大度，穷奢极欲者罕有。

为富而仁，是当时的民风。以刘秀的外祖父樊重等人为典型代表，都是一些十分生动鲜明的例子。

樊重“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赀至巨万，而赈赡宗族，恩加乡闾。”

樊重父子的典型事例，就是“其素所假贷人间数百万，遗令焚削文契。责家闻者皆惭，争往偿之，诸子从敕，竟不肯受。”

这些家族，他们后来成为刘秀复兴汉室的社会中坚力量，实在是功不可没。

这在古代中国，也属十分罕见的现象。同明末人极度的自私自利，贪婪放纵的腐朽现象大不相同。

腐败则无能，贪婪则自私自利无度，这也往往意味着国家与家族的衰落与灭亡。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讲富和仁的关系时，也讲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

在这种情况下，两汉之交以豪族大姓为核心的地主武装队伍，之所以能够所向披靡，就是因为他们的队伍，几乎汇聚了天下所有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杰出人才。

当然到了最后，他们的组织力、战斗力和影响力，都远非赤眉、绿林等流民军能够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