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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章 拢系人心兴太学 天下士子入毂中（第5页）

据《汉书?儒林传》记：“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

就是说，博士弟子每年都需经过严格的考试，通一艺（即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之一）便可以授予下级咨询官吏；表现优秀者可充任皇帝的侍从，特别优异者还可以破格录用担任朝廷官职。

对于那些“不事学”或“下材”的劣等生，考核以后即予以除名。

随着大汉朝廷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西汉京师太学的规模，也在不断地扩大，博士弟子也逐代增多。

汉昭帝时，博士弟子还只有一百人；到了汉宣帝时，就达到了二百人；到了汉元帝时，更是达到了一千人；到了汉成帝时，居然达到了三千人。

到了本年，安汉公王莽秉政，为了粉饰太平，宣扬礼制，拢系人心，太学竟扩增至，有了博士弟子一万人。

太学里的博士（老师）与弟子（士子们）的生活，就像现在的学校生活一样。

博士（老师）与弟子（士子们）的日常生活，其实一般来说，都是比较清苦，比较单调的。

西汉中期的名臣王章，年青时他的家境十分贫寒。在太学学习时，王章也是饱尝生活的艰辛。

一次生病，王章竟然无钱医治，也无人过问。王章只能够孤独地病卧于牛衣（冬季牛马御寒的粗褐）之上，哀哀地哭泣，处境十分凄凉，令人心生怜悯。

西汉晚期汉成帝的著名宰相翟方进，是颍川郡人，家境十分贫困，小时候父亲早逝，成为了一个孤儿。

为了供子求学，翟方进的寡母，竟然跟随自己的儿子翟方进，跋涉千里，一同前往京师太学，去照料儿子翟方进的生活。

翟方进的寡母暂住在长安，以编制草鞋为业，辛辛苦苦地劳作，维持母子二人的生活。

最后，翟方进才终于学而有成，入朝为官，逐步升迁，成为了大汉名相。

当然太学之中，也有不少的贵胄子弟。当初的王莽、严尤等，就是这样的贵族子弟代表。

即使当了大司马，受封为安汉公爵，掌握朝廷大权以后，王莽为了博取美好的名声，也依然倡导崇尚学习、重视人才的风气。

为了培养自己家族的孩子们成才，王莽也亲自将自己的儿子和侄儿，送入太学去学习。

在休沐度假之日，安汉公王莽还常常“振车骑，奉羊酒，劳遗其师，恩施下竟同学。”

但像王莽自己和他的侄子、儿子，这种阔绰的贵族子弟学生，在太学中毕竟只占了极少数。

汉朝廷施政，儒法杂糅，将儒家经术与依法治国，霸王之术有机地融为了一体。

因而，太学出身的优秀经生、学子，一旦临政做官，往往顿成能吏。

上述的太学学子王章、王咸、翟方进、王莽、严尤等，甚至再后来的刘縯、刘秀、刘嘉兄弟，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人物。

所以那些有见识的地方大员，宁可自出学费，也要派有为志学的青年才俊入京就学，成就万世伟业。

例如蜀郡太守文翁，在太学初备雏形时，便选择“开敏有材”的蜀郡小吏十余人，亲自饬励推荐，送入京师长安，成为博士弟子。

蜀郡太守文翁，每年派官员入京向朝廷缴纳贡赋时，还随带有大批的土产，以供支付学生们的用度。

蜀郡太守文翁的良苦用心，果然没有白费。这些“保送生”以后大多学有所成，有不少位至郡守刺史，成为了大汉朝廷的封疆大吏。

由于太学博士和太学弟子，多数来自下层，所以他们的政治眼光大都十分敏锐，非常贴近现实，而且他们年轻热情，敢作敢为。

汉宣帝之时，司隶校尉鲍宣，因为秉公执法，遭到权贵们的诬陷，被大汉朝廷判处了死刑，天下人为之不平。

济南籍的太学生王咸，为了拯救入狱的司隶校尉鲍宣，就在太学门前扬幡大呼道：

“欲救鲍司隶者，集此幡下！”

一时，集此幡下的博士和弟子，竟然达到了千余人。

太学生们遮拦长安大道，钩留丞相的马车，在未央宫的北阙门外，慷慨陈辞，声援司隶校尉鲍宣，一时震动了京城长安。

太学生们最后也如愿以偿，终于因此挽救了司隶校尉鲍宣的性命。

所以那时的太学，就逐渐成为了士子们心中最为神圣，也最为向往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