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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京（第1页）

对于朱元璋的评价无论是历史学界还是民间史学讨论都明显的呈现出了两极分化的趋势，有人认为朱元璋是一位天才的政治家，军事家，他能够在元末农民起义大潮中脱颖而出，力挫群雄就证明了其军事才能无可置疑，而他所建立的大明王朝更是延续了276年，其中权臣专权，皇帝懒政，宦官恣意妄为，但大明王朝仍旧屹立不倒，甚至在援朝抗日中沉重的打击了丰臣秀吉手下的日本战国名将，可见朱元璋整体政治架构的天才性和独创性。

朱元璋

但是也有人认为朱元璋是一个暴君，在他的统治之下，中国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字狱，这在此之前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虽然中国也出现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但是从朱元璋开始中国才真正的以个人思想和言论定罪，造成了中国思想的停滞乃至倒退，同时他大设宫廷特务机构，更为加剧了政治的野蛮化。

因此我们需要注意，对于任何历史人物的评价都要通过他的实际行动所造成的后果及影响来进行评价。如果一味的通过他人对于对方的评价来做出评价，实际上是拾人牙慧。

在此笔者试以朱元璋在建立王朝后的行政，分析朱元璋究竟是暴君还是明君？

明王朝作为最后一个汉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其创立者朱元璋可以说是中国唯二的真正的草根出身，另一个则是刘邦。他所创立的王朝在各项制度上面为后来的清朝所沿袭，而这些制度与前面的秦汉、唐宋都有着鲜明的区别，可以说明朝相较于唐宋在各方面上更加接近元朝，他的许多施政方针和特点都是对于元朝的继承或者是改革。但是我们也需要注意朱元璋在对于元朝制度进行改革的时候也展现出了自己的特征，朱元璋的各种政策既为大明王朝巩固了天下，又是大明王朝后来灭亡的原因。

作为贫苦家庭出身的朱元璋，他本人就是在元末农民战争的大潮中，一举成为了中国最有权力的人并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因此他比谁都清楚占据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真正想要什么，农民所能承受的极限究竟是什么。

施政的核心——保证农民的基本生存

对于农民的基本生存来说，最为核心的就是土地以及作物产量。在明朝初年作物的种类较多，其本质原因是许多地区由于气候或地形导致无法种植其他作物，只能保证这种作物的种植，但是主食仍旧为米、麦、豆、粟，这些作物由于气候、人力、当地土壤条件、种植经验、自然灾害、肥料多少与质量等因素导致产量不一，以水稻和豆类的收成为例：水稻“其粪多力勤者亩多四五石余”；而豆类“种葛豆者亩收一二石”。而即便是同一种作物在不同的地区产量也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很难统计究竟中国当时农业生产力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为了能更好的对后文进行说明，在此我们以栾成显先生的《明代黄册研究》中的大概率数据取中间值——也就是每亩田亩产两石来作为当时的社会普遍生产力，而朱元璋所有的行政政策，实际上都是以当时的社会生产力为基础的。

朱元璋

根据《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明朝的一石米约重153.5斤。当然这个斤不是现在500克的斤，而是明代594.6克的一斤。以《明会典》之中的记载为根据，我们发现对于服役中的成年军人来说每月要消耗0.7石粮食，而按照当时的农业平均生产力每亩田生产两石粮食，每三个月收获一次，那么一亩田即使是冬季也能够收获粮食，也是远远不能供养一个士兵的。在明朝虽然每月0.3至0.5石口粮十分普遍，但并不代表这一数额能满足人的实际需求。天顺元年，京都尚衣监军匠“原给月粮四斗，各以艰苦上陈”，于是月粮增为每月五斗也就是0.5石。

由于在这次口粮增加以后，他们并没有提出更进一步的增加口粮要求。因此我们可以在此假设保证个人行动正常以及营养最低口粮限度是0.5石。

综上所述，以一家五口——两个老人，一个孩子，一对夫妇这样正常的家庭结构为例（再次我们刨去男女老幼之间的生理差异，以及各种特殊情况下如女性怀孕、过年过节等的额外口粮开支），平均每人每月消耗0.5石粮食，总计每月消耗2.5石粮食，每年则需消耗30石左右的粮食。因此仅仅为了温饱，每户家庭至少必须拥有15亩以上的土地，否则这种家庭是无法生存的。

根据《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年和洪武24年的数据，当时土地丈量有387万余顷，平均每户土地36.27亩，假设每亩土地需要0.5石的种粮等再生产成本（在此地再生产成本以《明太祖宝训》为依据，表明明太祖认为农民想要进行正常的再生产，必须要至少拥有这么多的存粮）以及0.08石每亩的土地税粮。最后农民可以净收入51.5石粮食，虽然略高于30石左右的粮食消耗，但是全家距离富足有余还略显不足。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明朝建立初期农民的日常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因此朱元璋的施政是以农民为基本的。

元顺帝剧照

以《明太祖实录》和《明太祖宝训》为例，至少在洪武年间明朝农业税仅有1.7%到5%，这使得农民从理论上可以结余更多的粮食。但是这带来了一个问题一方面，政府的日常运行需要消耗大量的资金，并且还需要保证国家有大量的战略储备量，以应对灾荒或者是战乱问题；另一方面，极低的农业税率导致了以上的政府操作很难依靠税收来完成。这也构成了明朝中后期发展的一个基本矛盾，而这一矛盾可以说葬送了大明王朝。

我们在上文已经讲到了，由于受当时明朝的社会生产力限制，朱元璋为了巩固政权保证人民的基本日常生活，不得不采取了极低的农业税率。那么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农业不够的税，当然要从工商业那里补上，因此提供工商税率势在必行。但是朱元璋统治时期采取了极低的商业税率，平均商业税收只有3%到5%左右，并且大幅缩减商税的征收范围，使得许多商品都不再需要征收商业税。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朱元璋多么重视工商业，鼓励工商业发展，而是因为朱元璋本身并不在乎工商业发展。由于朱元璋幼年经历，他更加重视农业并认为农业才是天下利民之本，因此忽视商业作用。实际上，即使是洪武十年，“天下税课司征商不如额者178处”也就是说有178个地方商业税没有收齐，从我们正常的角度来说，当然是要严厉查办，命令其缴清税款。但是朱元璋则是派遣官员前往核查，重新定额。而在洪武20年的时候，商税再次没有收齐，朱元璋也是不以为意。

事实上朱元璋本人就认为，明王朝的税收主要来源应当是农税而非商税。其深层次原因在于一方面，朱元璋认为商人往往走南闯北，有时居无定所难以监管，更难以征收税款，也就是说征收难度较大；另一方面，朱元璋认为做生意有时会亏，有时会赚，很难把握，而农税则更为稳定；再加上受传统观念影响，朱元璋认为金银不能吃喝，而粮食则是人必须的，因此国家如果掌握了粮食，国家就可以安定，而如果国家只掌握金银，那国家就会危险。因此从经济上，朱元璋时期的行政本质上是重农的，但是就其行为表现来说，则更有利于商业的蓬勃发展。

明朝人形象

明朝本身的政治架构更多的延续了元朝，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是中国皇帝君主专制从制度层面的完成，（清朝军机处的设立只能是这个制度的一个补充）朱元璋在中央政权架构上完全遵循一个原则——无条件地加强皇权。在明初建立的中书省：左右丞相均是正一品大员，平章政事从一品，左右丞正二品，参知政事从二品，这些人都是位于官僚系统顶点的人，他们共同组成了明朝中央政权行政核心，同时也无人可以节制他们的权利。而这个核心是一个部门——中书省，这样就导致了谁能掌握中书省，谁就可以让行政与皇权相分离。为此朱元璋在《高皇帝宝训》中对中书省的各项权利作了重新规定：天象、议律、赈济孤老、召用官员、赏赐军队、减免赋税等，也就是军、政、文、财、外交、刑律、人事这些方面做了重新规定，全面控制了中书省的权力。

同时朱元璋重新规定了中书省与地方的关系，在元朝行省直接向中书省负责，而明朝朱元璋则取消了行省的行政区划，以布政使司取而代之，而布政使司直接向皇帝负责。同时负责具体行政事务的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而不需经中书省管理，这样就从无论是地方还是中央的行政上都直接架空了中书省。自隋唐时期完成了三省六部制的中央政体建设后，朱元璋彻底的将三省权利完全归于自己一人，使得六部成为了完全实行皇帝意志的工具，而皇帝的旨意无人能够质疑或挑战。

我们都知道皇权加强是自中国建立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以来的一个主体的历史趋势，以中央钳制地方这一步骤已经在宋朝得到了完成，明朝只是加以延续。明朝则完成了君主专制的绝对增强，使得臣子无法再与皇权直接相抗衡，使得明朝虽出权臣，但其仍然是以皇权为背板，一旦失去皇帝的支持或者是信任，那么他的权势就会立刻土崩瓦解。

朱元璋也敏锐地认识到他本人的统治是不能永恒的，他的帝国必然是要传给子孙后代的，但是他又担心子孙后代没有能力捍卫这个庞大的帝国，因此他试图通过制定法律来保证自己的各项政策能够得到子孙后代的沿袭，并且他固执的相信自己的这些政策，如果子孙后代能够保证实施，不至于受到奸臣的歪曲就能够保证自己的帝国千秋万代。因此他十分热衷于制定《大明律》，并且冠以“祖制”之名，严禁子孙与臣僚加以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