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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实践篇 期待变革（第3页）

人们退休的年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使用的是“过渡到经济不活跃阶段的平均年龄”这个术语）在各国之间差异很大。为什么希腊人、意大利人和法国人比挪威人、瑞典人和新西兰人要早10年左右退休？研究表明，政府立法和财政政策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增加的工作年数是否会增加养老金，这是否又存在一个上限？养老金储蓄和养老金如何满足税务目的？退休前要获得伤残抚恤金有多难？为了实现财政可持续性，大多数政府正试图通过消除提前退休的激励措施来解决这些差异。然而政府所面对的挑战比这更复杂。多阶段的生活对退休年龄等关键因素关注得更少，它会促使各年龄段的工作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政府必须提供一种框架，使人们能够选择自己的人生里程碑，而不是在某些固定的日子里进行转型。

多阶段生活的出现、年龄与阶段之间的脱节以及因循守旧的打破，都让人们有机会自己构建自己的生活。政府和公司一样需要改变政策。不仅仅是要改变退休日期和缴费率，这些东西都反映出了三阶段人生的思维方式。政府要做出的税收和福利改革要比现在所做的深刻很多才行。这将包括对终身津贴和终生信贷的更多关注，而非跟现在一样，过分关注与年龄有关的时间表和即将退休之前的那十年。终身津贴将为人们提供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多的人生选择，以便于让他们管理人生的不同阶段。政府将不得不让人们更灵活的使用养老金和储蓄计划。我们强调了这一点：人们都应该学习如何平衡开支，也要理解储蓄的必要性。但要做到这一点，政府还必须做出重大努力，要鼓励储蓄，并让人们拥有更多的金融知识。当然，必须改变的不仅仅是政府，金融部门也是如此。财政规划和金融产品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是因为数千万人从三阶段人生过渡到多阶段人生，这反过来又要求政府监管做出重大变革。

图10.155～64岁人口的就业率

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

三阶段人生的解体也给政府带来了其他挑战。许多政府已经为生活的第二阶段——工作阶段——确立了各种法律，并假定工人要么全职，要么兼职，每一类工作都得到了明确定义。正如我们对闲暇时间和工作周所进行的讨论所表明的那样，政府将需要允许人们在大量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之间做出选择，简单的“全职”和“兼职”分类将毫无意义。这在所谓的“共享经济”中已经很明显了。优步和爱彼迎等共享经济企业的发展，已经让人们思考起诸如“什么是员工”和“谁负责医疗和养老金等福利”之类的复杂问题。在过去，工会会为其成员的集体权利发声。这些工会的形象才刚刚出现在共享经济中，我们可以期待他们进行更多的斗争，因为在这些工作十分灵活的部门中，雇员的权利受到了法律的质疑。

我们对转型和伙伴关系的讨论对于政府来说也是一个挑战。目前在立法分析中，人们所使用的单位是以“户”区分的家庭。由于家庭受到融合，过渡更为频繁，政府不仅要让人生不同阶段下的财政、税收和就业法规拥有更大的灵活性，还要为处于其他形式的伙伴关系和家庭模式下的人提供类似的灵活性，政府议程影响深远而复杂，将维持几十年。就像在工业革命时期，政府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模式而进行了数十年的立法过程一样，我们也可以期待他们为了应对长寿而进行数十年的立法过程。但是，其中一些变化将比重新立法更微妙。长寿有一个令人着迷的方面，那就是四世同堂家庭的兴起。我们想知道这种跨越年龄群体的混合，是否会影响到人们考虑他们的行为和政府的政策时所采用的时间框架。在兰佩杜萨（Lampedusa）的《豹》（TheLeopard）中，王子认为他只应该关心他亲身接触和爱着的那些人（他的儿子，也许还包含他的孙子）将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许多人会赞同他的话。人们很难关心尚未出生的孩子的福利。但长寿使得人们能与更多的世代接触。考虑一下吉米的情况；如果他在2031年成了祖父母，那他的孙辈可能有50%的机会活过2140年。一些从事气候变化建模工作的科学家估计，到2100年时，气候将明显变暖。现在看来，这个日子似乎十分遥远，但是他们所描述的，是这种气候将给那些我们可以接触到，可能爱着的人所带来的影响。

◎不平等的挑战

对于政府来说，长寿最重要的影响之一就是不平等。他们面临两大挑战。第一，虽然人们的预期寿命正在增加，但并不是所有人的预期寿命都在以同样的速度增长着。现在有很大的差异，这是由收入水平所决定的，富人的生活比穷人要长得多。换句话说，不是每个人都有百岁人生这样的前景。第二个挑战在于，如果要让百岁人生成为一种礼物，而非一种诅咒的话，就需要具备大量的自我认知、相当不错的技能和教育程度，支持转型阶段所需的财政资源以及和雇主进行谈判时的筹码。这些是收入达到人口前14的人们会具备的属性，在专业和技术性高的职业中更是存在这些属性，但它们不一定是人人都具备的。鉴于目前的政府政策，并非每个人都可以使用我们所概述的选项。

图10.2说明了第一个挑战。它显示了1940年出生在美国的人的预期寿命与1920年相比提高了多少，以及男女在收入方面存在多少差异。我们应该注意到人们的预期寿命增速不一，贫富差距也在扩大。这不仅是存在于美国的现象，也是个全球性问题。更糟糕的是，对于低收入阶层的男性来说，预期寿命实际上在这20年间有所下降。总的来看，富裕人口的预期寿命比穷人多了12年以上。随着预期寿命不断上升，增速不一，健康方面的不平等将继续增加，我们预计这种不断增长的不平等将成为越来越多的辩论主题和政策的焦点。我们尚不清楚政府会怎么回应。但是，我们希望有一些旨在把资源投向穷人的重大政策，以及旨在缩小这种健康差距的公共教育措施。这不会消除差距，但会缩小差距。长寿不应该只被少数权贵阶级享用。

图10.2不同收入群体的预期寿命变化

来源：B.博斯沃斯、K.伯克，《健康与退休研究中的不同死亡率和退休福利》，布鲁金斯学会油印品，2014年

第二个挑战是那些（终生）收入较低的人在消除三阶段人生所需的灵活性和技能方面会处于不利地位。对于他们来说，真正的危险在于生活将是“讨厌、残酷而漫长”。与之前一样，我们也是从霍布斯那借来的这句话。那些缺乏技能和知识的人将无法维持长期的退休生活，并且不善于应对转型。他们面临着失去长寿潜在好处的风险，而不是从中获益。他们的生活可能看起来更像我们祖先的生活——祖先们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直到离开人世为止，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也面临着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下降。

政府的部分回应办法是保持退休所带来的福利收益。对于公民来说，在年老时若是能保证休闲时光和金融安全，将是一种巨大的社会成就。一个解决办法是让政府政策产生分叉。对于那些收入较低的人来说，应该保留国家养老金，并让养老金的目标对准他们。他们更可能过着三阶段人生，第二阶段会更长，退休时间也会延长。对于收入较高的人来说，则应该自行筹集养老金，这些人有足够的灵活性来应对多阶段人生。可悲的是，由于低收入家庭的预期寿命较低，因此这个群体所增加的退休年龄将不会特别长，他们的退休时间将因此缩短。

虽然这是一种可能的结果，但考虑到百岁人生提供的多样选择，这似乎不是一个社会愿意看到的结果。对于无形资产而言，无论收入水平如何，从16岁一直干到70岁的漫长工作生涯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也可能是低收入人群预期寿命较低的原因之一。倦怠、疲惫、无聊，难以在工作和家人朋友之间做出平衡等问题并非富人所独有。然而富人有更高的消费能力，能过上健康生活，所以拥有更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所需的资源。而且相比熟练工人而言，技术的更新更可能会让不熟练的工人失去工作，因此，漫长的职业生涯将在收入分配的底端重复地创造技术过时（technologicalobsolescence）。

因此，政府很可能不得不向低收入者提供支持，以便为转型提供资金，为未来的人生阶段做好准备，并让他们花时间建立无形资产。许多国家在20世纪引入了失业保险、疾病和残疾补贴、产假和越来越多的陪产假，以及国家养老金。所有这些政策都有助于为贫困人口提供资源，使他们能够应对过渡和冲击——以前只有富人才有这种能力。如果过渡变得更加重要，而且是再创造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可以想象的是，引入国家提供的终身津贴，将可以使人们享受时间或价值固定的带薪假期。劳工运动也许会再次引起注意——这是一种代表了低收入群体的群众运动，它也要求政府立法支持工人享有自由时间，避免无休止地进行工作。

生命的延长在克服不平等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更长的寿命和更多的人生阶段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从而能克服人生的糟糕起点或者人生初期遭遇的负面事件。然而，如果是投资（健康、教育、人脉、储蓄等）的差异导致了不平等，那么在长寿人生中，在各种资产上做出投资将更为重要，这样一来，就存在不平等的危险了。20世纪时，各国对免费教育和婴幼儿保健进行了大量的投资，这是三阶段人生投资的关键时期。如果增加预期寿命使得多阶段的生活得以出现的话，还会出现很多需要类似投资的其他阶段。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政府肯定会参与到这方面的争论中来。

在长寿方面，人们重视的是财务、收入和储蓄。这些都是投机性的想法，但其中的逻辑是我们所熟悉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真正的挑战是如何管理无形资产，从而让它们支持更长的寿命。目前，针对不平等的社会政策主要关注的是财务问题。随着寿命的延长，它们的重点将不得不扩张。如果有尽可能多的人有福享受长寿人生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就是紧迫而具有挑战性的。在许多国家，现行的社会政策通过创造三阶段人生来帮助增加福利。如果三阶段人生现在受到了破坏，那么20世纪创造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社会政策也会受到破坏。

为什么变化这么慢？

令人惊讶的是，随着人们寿命的延长，社会将出现的变化程度与公司和政府相对有限的反应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普遍缺乏对这一过程和问题的认识，这更值得人们关注。说企业和政府“被甩到了后面”都算是客气了。

更长的寿命将带来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变化，那为什么他们所做的变化这么少呢？第一个解释是最简单的。社会变革需要很长的时间。寿命会缓慢增长，而不是突然增加。温水煮青蛙是一个完美的例子。把一只青蛙放在一锅慢慢加热的水里的话，它会一直待在里面，直到水沸为止；一开始就把它扔进沸水里的话，那它即刻就会跳出来。这个故事的寓意是这样的：当一些东西慢慢累积起来时，人们很难采取激进的行动。因此，受到政府立法支持的社会变革便会趋于缓慢。例如在英国进行工业革命时，直到1802年议会才通过了一项法案，试图对童工进行某种形式的管理。1802年以后，历时40多年，英国才出台了各种工厂法令，规定8—13岁的工人每天的工作时间为6.5小时。所以相比快刀斩乱麻而言，在未来几十年内更有可能出现的是大量的政府立法，它们将使个人和社会适应更长的寿命。

变化迟缓背后的第二个原因可能更为深刻。这也是一个与环境可持续性有关的问题——一个短期主义问题。就像减少碳排放所需要的改革一样，我们现在会承受改革的成本，而收益则会归于后来人。值得庆幸的是，长寿的问题并不像可持续发展那样严重。在可持续发展方面，许多受益于当前改革的人还没有出生。而在长寿方面，目前18～30岁的人肯定有发言权，他们可以影响政府，让政府做出改变，使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受益。但在许多国家，这一代人占的人口比例比过去要小，而且往往不太和政治打交道。以2012年的美国大选为例，45岁以上的人投票率占23，25～44岁的占50%，而18～24岁的占13。年轻人似乎对政治越来越失望。1964年，有一半人投了票；到2012年，这个数字还不到13。投票较少的较小年龄群将难以引起政府注意。更大、更具政治活力的婴儿潮一代让政府的注意力集中在了退休和老年医保方面。年轻人在终身教育、技能发展、灵活工作和过渡等方面的意见可能会被忽略。我们论点的一个主题是这样的：人们不会只在年老时追求更长的寿命。但是，如果年长的选民受到了政客关注的话，那么改革将需要更长的时间，并且可能是有缺陷的。

为什么政府和企业会反应缓慢呢？另一个原因是在于，当社会试图找出回应长寿大礼的最佳手段时，社会的异质性就会出现。随着每一个新阶段或新转型的出现，社会必须先做实验，然后才能出现变化。在时间推移之后，人们才会弄清政府跟企业该如何行事，并弄清这些新的人生阶段又会提出什么样的要求。

没有某种共识的话，重大的变革就不可能出现。我们可以想象，在未来的十年中，人们会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目前的做法和规定是无效的。但这个问题的最好解决方案是什么呢？人们可能提不出来。而且决策者还面临另一个问题：即使开始出现社会共识，人与人之间也会有相当大的异质性。三阶段人生创造了因循守旧，这些人生阶段只能以一种方式排序；相比之下，多阶段生活的排序方式则十分多样，具体取决于个人喜好和所处环境，这种深远的变化使得人们更难以在对行动的看法上达成一致。

◎什么是改变的催化剂？

这么说，这一切是否都毫无希望？人们是否永远注定要伴随着不适合这种新兴现实的公司政策和政府条例，来享受自己的长寿时光？我们认为从根本上说，变革的推动者不是公司或政府，而是人们。当面对长寿的挑战和机遇时，将进行实验、解构、重构、讨论、辩论并且感到痛苦的，会是个体、伙伴、家庭，还有朋友们所组成的人际关系网。

他们所进行的行动和讨论之中所孕育出的东西，并不是成果丰硕的生活所应遵循的模式。相反，它可能是对灵活性和个人自由的共同渴望。当然，这种对灵活性和个人自由的渴望正是企业反应迟缓的原因之一。我们认为这将是应对长寿时，社会的一个主要斗争战场。企业和政府会希望坚持简单的标准化模式，但是个人会为更大的灵活性和个人的自由裁量权奋斗。社会必须在官僚效率和个人喜好之间做出权衡，从而决定自己的位置。我们认为天平会倒向个人，而非各种组织。高附加值行业的情况尤其如此，因为这些公司的成功取决于积极进取的员工队伍。

那么，改变会如何？各国政府已经开始做出反应，不过还主要集中在第三阶段，比如改变退休年龄、养老金水平和易得程度，以及颁布反老龄歧视法案。但政府也开始了改革税收和金融体系，开始将重点转移到终身收入、财富和津贴上，而不像过去以年为衡量标准。这些对个人更灵活的措施将得到企业的支持。金融机构更是如此，这些企业会在帮助人们重组财务状况时，意识到他们可以通过收取费用来获得商业利益。由于政府提供了更大的终身灵活性，他们也将开始调整立法，消除三阶段人生所支持的、隐含于其中的年龄歧视。

那公司呢？公司有许多资源，他们可以用这些资源保留我们所讨论的一些现实情况，这些现实情况正面临着挑战。可能还是会有很多大学生在一毕业后就高高兴兴地投入工作之中去，所以公司便没有必要去接触探险者们。或者说也会有很多父亲准备把大部分养育子女的任务留给他们的伴侣，所以公司也没有必要为高层的人员提供更公平的工作方式。事实上公司或许也能获得足够多的年轻职员，他们技术熟练，足可以让公司把60岁以上的职员放走，也不需要费上一番力气，设想该怎么样以更具创造性的方式来重新雇用这些职员。

所以，改变将是零星的。比如说，在坚持现有政策的同时，企业将开始容许特例存在，并稍微做出一些变化，以满足个人的不同要求。对于那些在退休年龄上提供了一些变通的公司来说，这已经很明显了。他们会让个人在重返工作岗位之前休息几个月，或者让一些工人的周末休息日延长到三天，又或者让他们只用干半天活。随着时间的推移，特例会越来越多，人们也会提出更为独特的要求，这将促使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做出更充分的回应。由于雇员短缺，工资便会上升，才干出众、经验丰富的雇员也会威胁公司。除非要求得到满足，否则他们就会离开。这样一来，人手就会变得短缺。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就会认识到对工作周和职业道路所进行的改革有哪些优势。

事实上，人手已经开始出现不足了。人们逐步认识到，一些高素质人才想要建立自己的公司，过段时间之后再跟更大的公司合作。许多企业就这样失去了利用人才的机会，真是可惜。一些高技能的男人和女人要求公司意识到，他们存在着成为父母并照顾家庭的责任。有一大批60岁左右的人将要退休，他们离去之后，航空工程和制药等行业就会出现巨大的技能缺口。这种技能缺口将使这些部门处于真正的风险之中。

所以在这些压力逼迫之下，变化将会来临——但它可能会比许多人所希望的更慢，更温和，更具试探性。因此，最终应该由每个人自己来明确自己的需求，并加速企业变革。企业领导者应该认识到，一个为三阶段工作而打造的公司，将极度难以应对接下来的情况。

面对政府和企业规范所带来的挫折，人们（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希望自己去尝试不同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这一切都会带来好处。我们认为，这一系列实验将为许多人创造机会，真正探索对他们重要的东西，个性和多样性也将得到鼓励和庆贺。多样性将更上一层楼，从中将孕育出百岁人生这一大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