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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作为枢纽的君主（第3页）

腓力二世在1580年掌控了葡萄牙，对伊丽莎白造成了更大的威胁。葡萄牙这个国家在一个世纪前成为远洋航行的先锋：现在它的船只和航海技能均服务于西班牙。伊丽莎白派遣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用了三年时间完成了环球航行（这是继麦哲伦之后的第一次此类航行）将她那支略显逊色的海军发挥到了最大价值，以表明没有哪一片海域对西班牙的财产是安全的。尽管此次航行对德雷克、他的女王和他的投资者都极为有利可图，但它并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如果腓力二世将他的舰队与他在荷兰的军队（被认为世界无敌，现在由阿尔瓦的继任者帕尔马公爵指挥）联合起来，则要拯救英格兰将非常困难。

伊丽莎白对此的回应依旧是无关痛痒，依旧没能给西班牙制造足够的麻烦，从而扭转对其不利的权力均势。她增加了对荷兰反叛分子的资助，并且第一次派遣英国军队与他们并肩作战，但这些措施没能牵制帕尔马。她派遣德雷克以及一些步兵，前往西印度群岛，在那里袭击港口，并攫夺更多战利品，却没能建立任何永久基地。与此同时，针对女王的阴谋仍在继续，但凡其中任何一场阴谋得逞，都会让玛丽·斯图亚特得遂所愿。沃尔辛厄姆的间谍们在1583—1585年的三年间，破坏了其中三场阴谋。

在英国议会认定皈依天主教被视同叛国后，在英格兰隔三岔五就有牧师被处决。然而，正如伊丽莎白的顾问伯利勋爵所说的那样，玛丽仍然是反新教势力的重心，是“滋生危险的工具”。玛丽虽然仍然被女王囚禁在英格兰北部，但并没有放弃她的信仰、野心，继续策划着一场场阴谋。这让伊丽莎白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杀死牧师是一回事，杀死前任女王和未来可能登上女王之位的人则是另一回事。伊丽莎白对弑君的行为深恶痛绝，更深知这一行为在英国历史上曾导致了何种暴力的后果。现在，如果要借助这一手段，则会让她比“血腥玛丽”更嗜血，毕竟那位玛丽女王曾给了年轻的伊丽莎白一条生路。而且，这将使她在道德上与教皇成为一丘之貉，不惜通过暗杀来扶持其认为的正统观念。此外，这也会让继承问题变得充满不确定性，因为如果玛丽·斯图亚特的儿子詹姆斯六世（现为苏格兰国王，并被教育成长为一名新教徒）认为自己的母亲被不公正地谋杀了，谁能保证他不会改信天主教呢？

最后，伊丽莎白巧妙地操纵了一切。她贿赂詹姆斯六世，令其与母亲断绝关系，同时批准议会通过禁令，禁止未来出现天主教君主。她让沃尔辛厄姆设计了另一场逼真的阴谋，通过伪造文件将玛丽牵涉其中：玛丽果真上了钩。在密谋者被抓捕后，伊丽莎白坚持延缓公开处决。然后，她一边促使玛丽被判叛国罪，一边又对该判决表示遗憾，并向议会询问诛杀这位罪犯女王是否真有必要。在确认玛丽的确非杀不可之后，伊丽莎白故意拖延批准逮捕令，直到她的大臣都已急不可耐，将逮捕令塞进一堆等待签字的文件中。她不经意地签了字，但后来她明确表示，她完全清楚他们耍的那个小把戏。

由于担心伊丽莎白会改变主意，他们将逮捕令匆匆送往福瑟陵格城堡，玛丽就被关押在那里。随后，玛丽的处决日很快降临——日期是1587年2月8日。伊丽莎白很快得知消息，她一开始表现得不动声色，但随后完成了她一生中最伟大的一场公开表演：她歇斯底里地哭泣，抗议她遭到欺骗，威胁要绞死那些肇事者，并连续几周公开露面，哀悼死去的女王。这就像她对待海盗德雷克那样，先准许其行动，后矢口否认。然而，现在她拥有更多的技巧，面对更严重的境况，她对自己也一样，先准许自己行动，后矢口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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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玛丽被处决，没能阻止腓力二世筹备入侵英格兰。其中一个原因是，西班牙已经掌控了葡萄牙。“如果罗马人只是通过统治地中海，就统治了世界，”国王的王宫牧师提醒他，“那么统治了环绕世界的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人，又将达成何等功勋？”另一个原因是，腓力二世的海军上将圣克鲁斯侯爵在1582—1583年从亚速尔群岛驱逐了法国、英国和反叛的葡萄牙军队，从而显示出两栖作战的可行性。还有一层原因是来自新任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他像前任一样坚定地认为，在英格兰恢复天主教往日的地位，是腓力二世的神圣职责。

教皇的施压令腓力二世感到恼火：教皇难道没有意识到，压制荷兰的叛乱分子不也是神圣的事业吗？上帝应该首先确保这次胜利，然后西班牙才能去征服英格兰。西班牙不可能同时完成所有事情。但随后，伊丽莎白的行动不再是小打小闹：在听到西班牙即将入侵英格兰的传闻后，她授权德雷克开始袭击西班牙。1585年秋，德雷克在加利西亚的短暂登陆震惊了腓力二世，令其意识到这可能是在投石问路。想到未来必须保卫整个伊比利亚海岸线，腓力二世说服自己，打败德雷克的唯一方法就是攻击他的老窝。考虑到这一点，腓力二世再没有分心他顾，专注于“英格兰事业”。玛丽的死没有改变任何事情——除了使腓力二世坚信，上帝现在希望他接替伊丽莎白的位置。

然而，上帝又一次没能为腓力二世提供行动所需要的资源、环境和组织效率。腓力二世的事无巨细式管理拖延了准备工作的进度，德雷克的持续突袭更是雪上加霜。保密工作早已失效，对英格兰发动突袭的希望也已荡然无存。战略目前还不清楚：无敌舰队的指挥者现在不再是经验丰富的圣克鲁斯侯爵（他死了），而是缺乏航海技能的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他将如何与在荷兰的帕尔马的军队协作，以穿越海峡？1588年5月，腓力二世聚集了有史以来最庞大的海军，从里斯本起航，但该军队随后被风暴冲散，舰队被迫在西班牙北部的科伦纳港进行维修和再补给。腓力二世对此毫不畏惧。“如果这是一场不公正的战争，人们确实可以把暴风看作上帝给我们的警示，让我们停止冒犯他，”他训诫斗志不彰的公爵，但是“我已把这项事业献给了上帝……振作起来，完成你的使命”。

“这个世界从未如此危险，也从未像现在这样充满了罪恶和背叛。”伊丽莎白的宠臣之一莱斯特伯爵几个月前从荷兰写信给她。她的港口是为经营商业活动而建，而不是为了防御。她无法知道她的子民中有多少人暗地里仍然是天主教徒。帕尔马就快要将荷兰的叛乱分子肃清了。伊丽莎白的海军虽然受过良好的训练，但对于梅迪纳·西多尼亚庞大的舰队来说，根本不是对手。梅迪纳的舰队于7月29日登陆康沃尔郡。然而，女王已经确定好了她的战略。

她首先将德雷克召回，因为她知道她的海军上将们只有在英吉利海峡才可以最好地对抗无敌舰队，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必须破釜沉舟。她预见到，像萨拉米斯海战或亚克兴海战这样的大战不会发生：相反，她的舰队将尾随西班牙的战船，将它们各个击破，同时等待更有利的时机。腓力二世也确实慷慨地提供了这样的时机。梅迪纳·西多尼亚的战船本应保护帕尔马的运兵船，护送它们将其陆军运到英格兰。但国王的命令没有指明行动时间，也没有说明两位指挥官要以何种方式进行沟通，在风和潮汐的作用下两支来自相反方向的舰队应当如何碰头，然后如何寻得恰当的时机共同朝英格兰进发。腓力二世把如此多的事情都交到了上帝手中。

梅迪纳·西多尼亚于8月6日在加来靠岸，完全没有听到帕尔马的任何消息。此时的帕尔马则刚抵达北部的佛兰德海岸，第二天才惊讶地得知无敌舰队已抵达加来。他让士兵们匆忙登上驳船，却发现伊丽莎白的海军上将查尔斯·霍华德爵士当晚利用风势发起火攻，迫使无敌舰队在恐慌中切断锚索四散而逃。第二天，在格拉沃利纳附近，霍华德的舰队袭击了乱作一团的西班牙人，帕尔马只能沮丧地在海滩上望洋兴叹。一夜之间，英格兰再次安全了。知道女王会赞成，霍华德临时决定对西班牙舰队发动攻击。

英国人没有直接击败无敌舰队，而是逐渐削弱它的力量，直至最终将其击败。在整个航程中，无敌舰队只能依赖几周前在科伦纳港补充的给养，现在没有任何可能在任何友好港口补充给养，西班牙人别无选择，只能再进行长途航行：横跨北海，绕过设得兰群岛，沿荒凉的苏格兰和爱尔兰西海岸而行。第一批船只直到9月的第三周才到达西班牙。在7月底启程的129艘船中，至少有50艘船彻底折损，并且许多返回的船只也只能报废。前往英格兰的西班牙士兵中有一半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死于沉船、饥饿或疾病：总数可能达到15000人。相比之下，英国人只是在加来火攻无敌舰队时牺牲了8艘船，另有大约150人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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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上帝不曾允许这般邪恶，”腓力二世在第一次收到有关这场灾难的报告后写道，“因为我们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服务上帝。”很快，他又计划一次新的入侵，坚信上帝只是通过逆境来考验他。“为了达成这一切，我决意处理一切可能出现的问题……我永远不会对上帝的神圣事业坐视不管。”当然，奥古斯丁也提出了类似的论点，但是奥古斯丁坚持认为，上帝要测试的是将手段与目标匹配起来的能力。在奥古斯丁那里，从来没有强制要求要为了实现天国的目标而不分青红皂白地牺牲凡间的生命与财产。

“既没有占领任何港口，也没有得到任何一方的援助，就要在危险的海上发动入侵，做出这样的决定的君主可能更像是将一切交给了运气，而不是出于知己知彼。”沃尔特·雷利爵士在无敌舰队失败后说道。马基雅维利倘若看到这一幕应该也会这么说，奥古斯丁也会如此，只不过他会将“运气”换成“上帝”。那么，是什么让腓力二世如此自不量力呢？

腓力二世最好的传记作者杰弗里·帕克在“前景理论”（于20世纪后期被提出）中找到了答案：该理论认为，领导者要冒更大的风险来避免损失，而不是获得收益。鉴于腓力二世继承了庞大的帝国并且该帝国不断扩张，他有可能损失掉很多东西。然而，奇怪的是，他竟然为了重新获得并非由自己丧失的领土，甘冒如此风险。亨利八世与罗马决裂，玛丽一世未能将天主教回归正统，这些都不是腓力二世的错。这些不幸与新教改革一起，甚至可能是上帝对几个世纪以来教皇的过分行为的惩罚。不过，腓力二世并没有这么看。他坚信上帝赋予他的责任，不仅仅是避免损失，还要恢复教会最初和在中世纪时的荣光。

“如果上帝赋予陛下义务，要纠正世间所有的麻烦，”腓力二世的私人秘书在1591年提出，“那么他就会给予您所需的金钱和力量。”“我知道你在为我服务时投入了巨大的热情，这种热情感动了你自己，”国王回答说，“但你也必须明白，如你所知，像我这样一个尽职尽责的人，对这些问题不可能置之不顾……宗教事业必须优先于其他一切。”

这就是腓力二世常常诉诸的、帕克称之为“精神讹诈”的方式。当被警告他的目标超出了能力时，腓力二世会声称那些提出警告的人缺乏信仰：上帝会弥补目标与能力之间的这种差距。当上帝没有这样做时，腓力二世就会坚持说，他会对上帝保持忠诚，即使上帝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去了别处。上帝的确考验了腓力二世，但腓力二世并没有考验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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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则考验了上帝，但她是出于英国人的爱国主义情怀，而不是天主教的普世性。“君主权威所散发的耀眼荣光并未迷乱我们的双眼，”她在去世前不久向议会保证，“我们都很清楚并且记得，我们所有的行为都要面临最终的审判。”但她并没有表现出对最终审判感到恐惧的迹象：她表示，“很高兴上帝选我作为他的助手，来维护他的真理和荣耀，并捍卫这个王国”。如果女王之位和国家在伊丽莎白的心中是相同的，那么，同样地，在上帝那里，“真理与荣耀”和捍卫“这个王国”也是相同的。

但是，确定性从来都需要时间。历史学家A.N.威尔逊指出，从伊丽莎白成为女王的那一刻起，“她的顾问和朝臣一直敦促她做出决定：成为天主教徒还是成为新教徒，是否结婚，是否要在爱尔兰或低地国家打一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昂贵的战争。几乎在所有情况下，伊丽莎白都像哈姆雷特一样斟酌再三：即使这不是正确的政策，那么至少也不是错误的”。因为“伊丽莎白如同哈姆雷特一样，可以洞察政治生活中过于精确和过于果断，将会造成何种灾难性的后果”。

他们起初看起来并不相似。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总是像腓力二世一样身着黑衫，不如伊丽莎白那般轻松——除了在他发疯的场景中，那时的他假装不负责任，甚至精神错乱，以诱出他的敌人。伊丽莎白遇事总是斟酌再三，看似不负责任，实则是为了提醒她的顾问，他们到底为谁工作，也为了推挡她的追求者，从而平衡不同国家之间的势力。当这种势力对比最后对她不利时，她就引诱西班牙无敌舰队进入英吉利海峡，借重她信任的海军将领，铺下天罗地网。在上述每种情况下，精确和果断都会让她陷入困境。“这位克兰麦大主教的教女，礼拜仪式上使用‘重言法’修辞格的大师，”威尔逊总结道，“早已洞察到三思而后行的智慧。”

在我的词典中，“重言法”是指“由一个连词连接两个词，以表达一个复杂的概念”。或者简单点说，就是将两个事物变成一个事物的方法。英国国王出于私欲而孕育出的一个新宗教，如何能够取代一个已被人们追随千年的信仰？也许可以通过用人们最熟悉的语言与他们交谈，而不是表现出一副屈尊俯就的模样。威尔逊表示，克兰麦大主教的《公祷书》中滔滔不绝地使用了精彩的“重言法”，使这种尚且年轻而且仍在成长中的语言，变得尤为清楚简明。

全能且最仁慈的天父，我们错误地偏离了您指引的道路，如同迷途的羔羊。我们对自己心中的想法和欲望过于关注……请眷顾我们最亲切的女君主伊丽莎白女王……保佑她健康和财富长存；使她足够强大，能击败并征服所有的敌人；最终，保佑她在此生结束以后，可以获得永恒的快乐和幸福。

“重言法”貌似是在说重复的话：“错误地偏离”“想法和欲望”“健康和财富”“击败并征服”“快乐和幸福”。但这种组合中也融入了矛盾的说法，手法非常巧妙，以至我们很难发觉，例如“全能且最仁慈的天父”，或“我们最亲切的女君主”。

这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天父可能会谅解人类，一位女士可能统治一个王国，一位童贞女王可能拯救一个国家并且遗泽绵长。这些在之前都是不可能的，伊丽莎白则成功开了先例。从长远来看，她激励了莎士比亚。他的戏剧和诗歌中不仅使用了许多新词，还充斥着含义丰富的冗余词句，例如，“人世间的一切在我看来是多么可厌、陈腐、乏味而无聊！”正如威尔逊所说，莎士比亚“延伸并扩展了英语这门语言”，进而赋予所有讲这种语言的人“更大的词汇量，从而有更高的水准来描述经验”。

从而使人们有更强的能力来管理经验。修昔底德在2000年前警告过，在危机中，言词可能会失去意义，因为“有看到问题的所有方面的能力，却没有在任何一方面采取行动的能力”。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莎士比亚和他的伟大女王就在多重含义中寻到了慰藉，其中有一些含义是重复的，有一些则是相对的，但都通过这种组合，使它们变得出乎意料地适用。“重言法”塑造了一种文化，以对抗即将到来的世界中的无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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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88年7月一个温暖的傍晚，在格林尼治皇宫……一个女人奄奄一息，刺客的子弹打进她的腹部和胸口。她的脸上布满了皱纹，牙齿变黑，死亡并没有为她保留任何尊严。但是，她的最后一口气幻化为一种回声，撼动了半个地球。”消息传到海上，梅迪纳·西多尼亚一整天都在甲板上来回踱步。“然后，他做出了决定。一艘接一艘的战舰、大桨帆船和笨重的储物舰，纷纷驶向北边的陆地。前方就是黑斯廷斯……在几个世纪之前，那里曾经创造过历史。”

腓力二世再次成为英格兰国王，新教改革运动在整个欧洲溃败，西班牙统治了整个南美洲和北美洲，库克船长在澳大利亚遍插教皇的旗帜。“对一些人而言，过去的几年是充满成就感的，上帝的意志终得实现；对于其他人而言，则是黑暗时代的再次降临，那些早已死去的、最该被人遗忘的东西沉渣泛起……总而言之，教皇的手臂探向各处，或惩罚或奖励，教会的好战分子权势熏天。”基斯·罗伯茨写于1968年的小说《帕瓦内》（Pavane）中描绘了380年前，倘若历史有些微错位，就可能发生的事情。他将故事背景设定在了20世纪60年代。在那个时代，英格兰的交通主要靠蒸汽拖拉机，用蜡烛照明，通信则是通过旗语，因为罗马禁止使用石油、电力和电报。只有一个秘密公会被允许使用收音机，其他人若敢僭越就会被视为实施巫术。政治走向专制，教育只面向一部分人，人们的记忆模糊不清。“其中一个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书中的一位角色解释道，“我们让他待在学校。我忘了他的名字，我当时以为他人还不错。”这出人意料地让人回忆起《理查三世》中的几句对白。

如果罗马教廷列出的禁书目录没有在1966年被废除的话，那么以《帕瓦内》的反天主教的程度绝对足以跻身该目录。但书中的另一个角色又出乎意料地说道：“不要鄙视你的教会，因为她的智慧超越了你的理解力。”原来，罗马一直都拥有现代科技，甚至拥有核技术，只是一直将其雪藏，直到人类的文明程度提升至能理智地使用它们。“教会对人类施以绞刑和火刑了吗？是的，用了一点点。但贝尔森集中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都未曾存在过，更没有发生过帕斯尚尔战役。”只发生过一场古老而真实的末日决战，现有的知识便是从此间得来。

这最后的转折使罗伯茨的小说带有重言的修辞特征：教会比人们想象的更为擅长利用矛盾，并借此将上帝之城和凡人之城相连接。当然，它只是一部小说。但反设事实如同幽灵，会一直萦绕在历史学家的脑海中。人们可以说，奥古斯丁最终上了天堂，而马基雅维利下了地狱。那么，腓力二世身在何处呢？如果真有上帝，并且他真的是天主教徒，那么这位始终忠心不二的国王就可跻身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战略家之列。伊丽莎白呢？至少马基雅维利是其永远且不错的陪伴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