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五章 作为枢纽的君主（第2页）

从世俗的角度来看，腓力做得并不算差：他保住了查理五世离世时留下的领土。在腓力二世去世后的半个世纪里，西班牙都没有放弃荷兰，而葡萄牙尽管在海外的殖民活动中多有斩获，但在之后的60年依然隶属于西班牙。西班牙自己还在“新世界”建立了殖民统治，殖民范围最终从北美中部扩展到火地岛。一直到19世纪初，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势力才开始瓦解，到1898年，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统治才彻底结束。如此长的帝国寿命只有大英帝国能望其项背。即使是腓力二世高筑的债务（他不断抱怨并且反复拖欠），若根据现代标准来看也是可持续的。

不过，腓力二世以更崇高的标准判断自己。他寻求侍奉上帝，帝国的存续只是为了提升上帝的利益。所有其他目标都只需要“闭目塞听”，因为它们从定义上就是不值一提的。“相信我：这是通向一切的最简单、最轻松、最有把握的道路。”这毫无疑问，只要上帝提供了实现其目的的手段。然而，令腓力二世感到困惑的是，上帝竟然像难缠的荷兰人一样吝啬。由于一切都依赖于上帝的意志，腓力二世在1559年写道：

我只能等待他乐意给予的任何东西……我希望他能为我指明道路，使我能够保住国家的领土，而不要因为我能力不足使我失去它们。这对我来说是最可悲的事情，也是人世间最令我遗憾的事情——如果可能，我宁愿在战场上失去它们。

“我唯一的目标就是做正确的事，”腓力二世哀叹道，“但是，我太不走运了，每当我想要一些东西时……经常会适得其反。这就是世界的运作方式。”

腓力二世想要的是臣民的忠心、治下各地的繁荣、竞争对手讲求信誉，他希望那个岌岌可危、美中不足的世界能够回归正统。他没有看到的是，这世界有些东西是不相容的，因此要实现某些目标只能牺牲其他目标。尽管上帝所指示的路径也是有选择的，但国王就是拒绝做出取舍。

相反，腓力二世使自己陷入了“奥古斯丁式”的焦虑。这个世界怎么会与上帝的代理人作对（腓力二世认定自己就是那个代理人）？他坚信，这一切都反映了上帝的意图。上帝不可能像朱庇特那样善变，也不可能像撒旦一样邪恶。但奥古斯丁曾指出，上帝可以提出指引：上帝会让人失败，以便让他在这个世界或来世改善自己。这成为腓力二世的大战略的基础：不是着眼核心问题，制订计划，而是追求圣洁的内心，像殉道士般承受苦楚。“向天堂里的上帝祈祷，”腓力二世在1569年潦草地写道，“我们将得到善待。”

4

像马基雅维利一样，伊丽莎白既不期望也不需要保证。她感谢上帝（而不是腓力二世）令其平安度过公主时期，但女王很少寻求任何人的指引，不论凡俗还是神圣。“她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女人。”西班牙大使费里亚伯爵在发现这位新君主很放松，甚至笑容可掬之后，做出上述评价。在费里亚看来，她好像能读懂他的心思。“她肯定是彻底受到其父的熏陶，完全按他的方式处理事务。她决心不受任何人管制。”

费里亚是第一个，但绝不是最后一个在与伊丽莎白交谈后备感困惑的人。她时而天真，时而精明强干；时而直率，时而狡猾；时而勇敢，时而谨慎；时而宽容，时而睚眦必报；时而静若处子，时而火爆如火山；甚至时而娇柔，时而阳刚。“我有一个软弱无力的女人的身体，”在西班牙无敌舰队于1588年被英国海军击败打道回府之际，她这样告诉她的部队，“但我有一个国王的心胸，一个英格兰国王的心胸。”在调和这些对立特征的同时，女王的爱国之心则始终如一，她坚持不懈地协调目标与手段，并且她的决心（作为枢纽的必要条件）永远无法被压制。

她对宗教的期许反映了这一点。因为了解自己的国家经历过的剧变（亨利八世将教皇从英国天主教中驱逐出去，爱德华六世在其短暂统治期间彻底将新教设为国教，玛丽一世治下严酷地复辟罗马天主教），伊丽莎白统治时，想要建立一个允许多种礼拜方式的教会。她指出，既然“只有一位耶稣基督”，为什么不能有不同的路径通向他？神学上的争论是“舍本求末”，或者更为尖锐地说，是“海市蜃楼”。

只要这些不会影响到国家主权。在伊丽莎白统治下，上帝的教会必将坚定其英国特性：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都没有忠诚来得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宽容，因为这位新任女王并不太关心她的臣民所信仰的东西。不过，她会像鹰一样俯瞰他们的言行举止。“在我看来，女王陛下比她的姐姐更令人恐惧，”费里亚警告腓力二世（鉴于伊丽莎白的姐姐可是“血腥玛丽”，这一说法确实说明了一些问题），“我们失去了一个王国，不仅是其实体，还有其灵魂。”

英国在外交和国防方面也将自力更生。幸运之处在于，英国是岛国，而不像腓力二世的王国那样领土散布各地，伊丽莎白因此可以节省维持常备军的费用，随时调整海军使其适于国防或发动战争的需要，并在必要时与陆上敌人的敌人相结盟，但从无永恒的盟友。上帝给英格兰的礼物是地理优势，虔诚无法强化其优势，不虔诚也不会令其优势有所缩减。

爱尔兰和苏格兰（当时后者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始终是癣疥之疾：法国和西班牙都试图利用这两个地区的骚动。但伊丽莎白在应对叛乱时，从来没有像腓力二世镇压荷兰叛乱那般，使自己陷入困境（荷兰人从1572年开始在英格兰女王的选择性帮助下发动反抗活动）。通过在强化国内经济的同时减少军事上的开支，伊丽莎白在她大部分的统治期间，平衡了收入和支出，甚至在第二个和第三个10年中有所盈余。与腓力二世不同的是，她从未宣布过破产。

我们通常不会将财政责任与“生命之轻”联系起来，但在伊丽莎白身上，两者是共存的。“轻”意味着可以逢场作戏，无论是对于追求者还是对于他们的领地，逢场作戏可比承担责任成本要小得多。“轻”还使得放权更为容易：女王喜欢表演，也喜欢看其他人表演。它促成了战略上的恶作剧：一旦缺乏资金，伊丽莎白就允许她的海军袭击腓力二世从美洲返航的装满财宝的船。当腓力二世对此表示抗议时，女王也许会回复他说，这是海盗所为。

女王的“轻”也令朝臣无所适从，从而被她掌控于股掌。一位令人难忘的受害者是牛津伯爵，有一天他在恭敬地鞠躬时，放了个很响的屁。伊丽莎白什么都没说，似乎没有注意到，但牛津伯爵备感耻辱，避世7年。等他再次现身时，再次鞠躬，这次毫无杂音，他紧张地等待着女王回应。“我的勋爵”，女王回应道（我猜想，她稍做停顿），“我早忘了你放屁的事。”

作为枢纽需要像一个陀螺，在这方面，伊丽莎白无疑是她那个时代的佼佼者。她在目标与想象力、狡猾、幽默、时机和一个正在发展的经济体之间取得平衡，无论她表现得多么夸张，都能在“走钢丝”的过程中有条不紊。而腓力二世即使像个陀螺，也是一个不断发生故障的陀螺。伊丽莎白毫不费力地在做任何事情时都掌握着主动权，而腓力二世在一件事上取得主动权的同时又在其他事上失去主动权，使自己总是疲于奔命；她总是能巧妙地获取渔人之利，而他总是笨拙地促使敌人们结成针对他的统一战线；她治理着一个穷国，却从不捉襟见肘，他管理着一个富裕的国家，却总是拆东墙补西墙；她从未怀疑过自己的能力，而他一再担心自己不能胜任。

马基雅维利以陀螺仪式的思考方式，建议他的君主成为一只狮子和一只狐狸，前者是为了吓退恶狼，后者是为了探知陷阱。伊丽莎白胜他一筹，是狮子、狐狸，还是女性，这一组合可能会让那位狡猾的意大利人颇为赞赏。腓力二世是一只大狮子，但他仅仅是一只狮子。马基雅维利警告说，这样的君主可能会因为尽职尽责而陷入困境。对于一个明智的统治者来说，“当遵循信仰会对其不利，并且促使其做出承诺的前提条件已不复存在时，就不用也不应拘泥于此……君主也不愁找不到合理的理由粉饰其不信守承诺的行为”。腓力二世向一位全能的上帝负责，发现粉饰自己并非其所长：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总是穿着黑色的衣服。伊丽莎白只向自己负责，总是那么光彩夺目：“年龄不能使她失色，习俗也不能减损她的千姿百态。”

5

当马基雅维利下笔写到信仰时，他并非一定意指宗教信仰。他的观点仅仅是说，时移世易，君主们不应在面对新情况时恪守旧承诺。他并未预见新教改革：他于1527年去世，在此之前也没有来得及了解马丁·路德。然而，半个世纪之后，治国理政已经无法轻易地无视宗教差异。伊丽莎白和腓力二世必须做出抉择，在何种情况遵守信仰与履行王朝统治的义务可兼顾，何种情况下会顾此失彼。

他们在16世纪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谨慎地着力于划清界限。腓力二世忙着巩固他在西班牙的地位，并从奥斯曼土耳其人那里夺取地中海。伊丽莎白则忙于扩大英格兰在苏格兰的影响力，法国内战导致时任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失去了外部支援。但是，英国和西班牙之间要缓和关系，首先要实现与宗教的切割，而此刻荷兰新教徒日益激烈的骚乱（此事对两位君主来说都具有战略敏感性），正在令这一选择变得越发不可能。

这迫使腓力二世付出昂贵的代价开展军事行动，这一行动不仅威胁到伊丽莎白，也诱惑着她。西班牙若得逞，将令这个毗邻英吉利海峡的天主教超级大国如虎添翼。然而，要实现这一点，没有巨额花费是不可能的，只有美洲的黄金和白银可以支撑这样的野心。伊丽莎白的海军可以在漫长航线上的任一地点阻击西班牙船只，至于是否承认这一行为则全凭其主观意愿，因为距离令通信困难。在离本土更近的地方，伊丽莎白采取了同样狡猾的策略，她将荷兰海盗庇护在英国港口内。因此，腓力二世在北欧的立足点被伊丽莎白打入了一个楔子，就算无关生死，却也为其平添许多苦恼。

宗教使两国的外交关系更加紧张。伊丽莎白派去西班牙的大使因嘲笑教皇，并且进行新教礼拜而被西班牙宫廷驱逐，伊丽莎白以外交豁免权为由拒绝另派人选。与此同时，腓力二世在伦敦的使者与玛丽·斯图亚特暗中通信，后者被从苏格兰女王任上罢免，逃往英格兰寻求伊丽莎白的保护。1569年，腓力二世本人向玛丽保证，只要她继续坚定尊奉天主教（坊间传闻，她态度已有摇摆），就会得到他的同情和支持。

随着法国人放弃玛丽，腓力二世不再忧心她会与法国结盟。所以他决定重拾10年前暂缓的大业：在英格兰复兴罗马天主教。他一度希望得到伊丽莎白的帮助，甚至想为此而缔结婚约。现在，他已经不再对她抱有希望：“上帝一定是通过允许……她的罪过和不忠，以使她迷失。”因此，很明显，“在完成维护自己国家的神圣信仰这一特殊义务之后，我必将尽一切努力恢复和维护它在英格兰的地位，令其一如当年”。

为了完成自己的这一计划，腓力二世致力于天主教十字军的更大规模复兴，只不过这次旨在解放坎特伯雷，而不是耶路撒冷。服务国家的奥古斯丁式义务，已演变为服务教会的教皇式义务，只不过服务的方式不再是消灭罗马天主教圣地的异教徒（这是一项失败的事业），而是杀死那些拒绝服从罗马天主教权威的欧洲基督徒。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使英格兰成为罗马天主教的首要目标，1570年，教皇庇护五世将伊丽莎白逐出教会，这实际上是授权天主教徒推翻甚至暗杀伊丽莎白。

腓力二世派驻荷兰军队的统帅阿尔瓦公爵发现所有这些想法都不切实际：“尽管主要途径必然源自上帝的指引，但正如陛下正直且虔诚地揭示的那样，似乎有必要研究，要完成您的心愿需要何等的兵力和资源。”阿尔瓦公爵没有信心发动一场跨海峡的攻击，即使发动攻击也没有信心获胜，即使获胜也不敢确定那些忠于伊丽莎白的天主教徒会背叛她，即使那些天主教徒背叛了伊丽莎白也不敢确定英国人（无论他们的信仰如何）就会接受玛丽作为其新女王。这一系列的变数让阿尔瓦警醒，因为仅仅是平定荷兰这个比英国小得多的国家，就已耗费他不少力气。尽管如此，腓力二世命令他不得游移：“我是如此心系此次（入侵）行动，我深信上帝，我们的救世主，必会将其视为他自己的事业。因此，劝阻我将是徒劳，我不能接受也不愿相信相反的看法。”

但是，在明确了上帝的义务之后，腓力二世忘记了自己的责任：事无巨细地管理一个“日不落”帝国，往往模糊了他的视野。最后，腓力二世坐视他的这一伟大计划不知所终，这令阿尔瓦感到宽慰，却令教皇庇护五世和他的继任者格里高利十三世震怒。腓力二世最终无非是警示了伊丽莎白，让她意识到自己无法再承担宽容带来的代价。当她刚登基时，可能并不像“血腥”玛丽般令人恐惧，但她现在知道自己必须成为那样的人。

6

伊丽莎白的传记作者安妮·萨默塞特写道，教皇的法令使她无法“即做一名合格的天主教徒又做一位优秀的英国人”。因为南方的腓力二世与北方的玛丽·斯图亚特密谋，英格兰即使没有在军事上陷入兵临城下的境地，至少也在神学方面遭遇前后夹击。此时的伊丽莎白急需保持猎鹰般的警觉，甚至开展复仇行动。

最终，在英格兰北部爆发了一场反对新教徒的叛乱（组织混乱，迅速遭到镇压）后，伊丽莎白于1569年采取了报复行动。由于担心此次叛乱的领导者可能会释放被囚禁在附近城堡中的前苏格兰女王，伊丽莎白狠狠地处置了叛乱人士的追随者，这一次叛乱当中被下令处决的人数，超过了亨利八世和玛丽一世以往因任何一次叛乱而处决的人数。她坚持要杀死“更为卑劣的那群叛乱者”以“震慑其他人”，因为后者可能是相对良善之辈。女王解释说，那些卑劣的人必须“死得有价值”。

女王的警觉也获得了回报。1571年，她发现了迄今为止策划最精密的一场阴谋：入侵英格兰，废黜伊丽莎白，并将玛丽·斯图亚特推上王位。由佛罗伦萨银行家罗伯托·里多尔菲担任联络者，将密谋者庇护五世、玛丽、腓力二世和阿尔瓦联合起来，阿尔瓦是唯一质疑这一提议可行性的密谋者。里多尔菲的大嘴巴证明了阿尔瓦并非多虑，也让伊丽莎白手下的间谍首脑探知他们正在密谋的事情，并在适当的时候揭露了他们的阴谋。经此变故，玛丽虽幸运地保住了性命，但此后只能每天活在担惊受怕之中。许多领导者倾向于认为自己深受爱戴，伊丽莎白也不例外，她表示对自身安全并不担心。这使她的顾问很担忧，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她没有生下或指定一位继承人。这时，授权便起到了作用。

1573年，伊丽莎白任命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为国务大臣，有权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无须知会女王）以守护女王和国家。这样的安排伊丽莎白可以接受，因为她已将自己与国家融为一体。

沃尔辛厄姆深信“担心过多总好过担心太少，这样才能减少危险”，他采取了反间谍措施，并将这些措施实施到极端的程度。他利用贿赂、盗窃、诱捕、勒索和酷刑等手段，建立起一个遍布欧洲的线人网络。这并非是反应过度：现在教皇鼓励暗杀已成常态，腓力二世本人也已经批准下属可以谋杀伊丽莎白，只要能让玛丽·斯图亚特成为女王。

我们印象中的那个伊丽莎白所打造的“黄金时代”，实际上却只有通过监视和恐怖才得以幸存下来：这是另一对矛盾，令人遗憾的是，其能得以维持，是以人们的屈从为代价。伊丽莎白女王的本性比她的那些前任更加仁慈，但她所处的时代有太多人试图杀死她。“与姐姐不同，伊丽莎白从未因为信仰而烧死人，”伊丽莎白的近代传记作者丽莎·希尔顿写道，“她是因叛国罪而折磨并绞死那些人。”马基雅维利倘若见此状可能会说，宽容令伊丽莎白处境不利。她想要被爱戴——谁不想呢？不过，对于君主来说，被人敬畏才能更安全。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