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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章 沉默大多数的崛起（第4页）

提及国内犯罪率，尼克松把手举到齐颈处告诉记者，人们“的负面情绪已经到这个高度了”。当时的美国确实治安混乱；联邦调查局的报告显示，各项重罪发生比率比去年增加10.6%，盗窃案上涨19%，强暴案飙升了16.8%，抢劫案上升了12.5%。劫机案件更是发展到无法无天的地步。1950~1967年间，每条航线每年平均上报2.3起劫机案件。1969年，劫机案件数量已升至71起（其中58架都飞往古巴），是上一年的3倍。在全国广播公司的“今夜秀”节目中，约翰尼·卡森说：“劫机事件多得使一家航空公司把宣传口号都改成了‘飞啊，飞啊，好耶！’”

航空公司确实为此绞尽了脑汁。机场挂起标牌警告人们劫机可致判处死刑；乘客携带武器将被判刑；允许对旅客搜身。航空公司还向公众集思广益，最终收到的奇葩建议包括：训练乘务员色诱劫机犯；要求乘客裸体登机；在劫机者可能站立的位置安装活门板；利用公用广播系统播放古巴国歌，然后逮捕所有站起来的人。然而只有一个建议起了作用。虽然美国各航空公司都没有飞往古巴的定期航班，但每位南部航线的驾驶员都有到哈瓦那何塞·马蒂机场的路线图，为此各公司常收到古巴委托瑞士政府送来的着陆费及其他杂费账单。

这年11月，最严重的劫机事件发生。美国环球航空公司从洛杉矶到旧金山的85次班机机长唐纳德·库克接通对讲机报告：“有个人想去某个地方，他刚租了架飞机，饮料免费。”此人叫拉法埃莱·米尼奇洛，20岁，是前驻越南海军陆战队退伍兵。他拿枪对准驾驶员的头，始终不肯透露目的地。库克稍后说：“我立即怀疑是不是得往南飞去买几支雪茄了，但不是。”劫机者命令他往东飞。

在爱尔兰班戈和香农加油后，他们飞到罗马的莱昂纳多·达·芬奇机场上空。米尼奇洛是当地人，看来他想家了。他要求控制塔让他们降落在机场一个偏远的角落，还要一名解除武器的警察当人质，罗马警察局局长甘愿当了人质。米尼奇洛让局长开车送他到乡下后便将其释放。几小时后，米尼奇洛在一间教堂被捕，他说：“我也不知为何会这样。”他的姐姐说：“我想是战争把我弟弟的脑子弄坏了。”而在意大利人民心中，米尼奇洛似乎成了英雄，他毕竟创下了劫机纪录：在空中经过了17小时，飞行了6900英里。但政府可没这么看得开，米尼奇洛被判处6年零5个月徒刑。

虽然略显疯癫的米尼奇洛在犯罪界引起不小的轰动，他却不是当年最著名的罪犯，此项“殊荣”的获得者是一名未透露姓名的肇事逃逸司机。此人后来之所以臭名昭著是因为肇事者乃家世显赫的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而且事故后果十分严重。直到1969年7月18~19日，特德·肯尼迪都是下一届民主党总统竞选提名者中的领跑人，有望胜过尼克松及其少数党。特德在兄弟鲍勃葬礼上的悼词让美国为之动容。1月份的时候，他在一次党内秘密会议上完胜路易斯安那州的拉塞尔·朗，并代替对方成为参议院的民主党领袖，再展肯尼迪家族的风采光耀门楣。年轻有为的肯尼迪似乎将要青云直上了，无奈查帕奎迪克事件让一切成为泡影。

特德和兄弟们肩负许多家族责任，其中之一便是提高其忠实追随者的士气，7月18的野餐便意在于此。当天的主人是特德和几个朋友；客人是在上一年罗伯特·肯尼迪竞选时任劳任怨的6位女士。虽然肯尼迪的这次竞选失败了，那些姑娘仍然在“锅炉房”注指竞选时的核心办公室，在竞选中用以处理各项事务。——编者注中辛勤工作。聚会地点就是在科德角南塔克特海湾的查帕奎迪克岛，距马撒葡萄园岛仅250码。

6个月后，肯尼迪在审讯时交代，约晚上11点15分，他和其中一个叫玛丽·乔·科佩奇尼的姑娘驾驶克莱斯勒汽车离开。28岁的玛丽·乔美丽动人，被朋友们称为“J.”。肯尼迪说他俩准备搭渡船回马撒葡萄园，两人分住在岛上不同的旅馆内，但审讯法官和很多人都不相信。玛丽·乔把钱包落在了野餐地点，她离开时没告诉任何人，也没有找室友拿酒店房间的钥匙。她和肯尼迪丢下其他10个人把车开走（包括克莱斯勒的司机），但这些人并不打算就在那儿过夜。由于他俩把大车开走，只剩下一辆小型出租汽车，明显不够其他人返回。此外，最让人疑心的便是肯尼迪拐的那个弯。

从野餐地点到渡口的柏油路是查帕奎迪克岛上唯一的铺筑路，肯尼迪却挑了另一条通往海边的崎岖不平的碎石路。他之后说自己是犯迷糊走错了。但第二条路是一条向右折回的急转弯道，并且入口被灌木丛掩盖，必须努力寻找才看得见。法官坚持认为肯尼迪一定知道两条路的区别，毕竟他当天不止一次经过这两条路。

肯尼迪和玛丽·乔走的那条崎岖道路叫戴克路，以下半英里便是狭窄的木质弓形桥：戴克桥。戴克桥在碎石路左侧，两者构成一个25度角，然后越过坝下一条细长的水渠，从右边海峡而来的海水便由此进出普洽池。这桥正是罪魁祸首，肯尼迪没有拐过25度的弯，克莱斯勒就沿桥右侧猛冲下去，底朝天坠入了10英尺深的渠底。审讯会上，肯尼迪坚称，自己直到“坠桥那一刻”才发现走错了路。

……我想起的下一件事是玛丽·乔在我旁边挣扎，也许在打我踢我。我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头朝下，水源源不断地向我涌来，周围漆黑一片……我还记得当时的感觉：喘不过气，肺里满是水；我想恐怕自己会被溺死，当晚也不会有人来找我们，我不能活着离开这辆车了。但不知怎么回事，我还记得竭尽全力推啊挤啊，终于挣扎着浮出水面。

被水流带到岸边后，特德又涉水而回，潜入10英尺的水底寻找玛丽·乔。他说自己试了七八次，但最后实在喘不过气，在水下只能待几秒钟。他在岸上躺了15或20分钟后把水呕了出来，然后“走着，小跑着，慢跑着，跌跌撞撞，有多快跑多快”，回到野餐地点，把情况告诉了表兄约瑟夫·加尔冈和肯尼迪家族的追随者保罗·马卡姆。加尔冈和马卡姆同他回到事发现场，潜下水寻找玛丽·乔，但一无所获。和特德一样是律师的两人认为必须报警，他们事后回忆说肯尼迪非常不安，一直念叨“我不相信竟发生这样的事儿”。

应肯尼迪要求，两人开车送他到渡口的船台上，正好看见对面马撒葡萄园岛上埃德加镇的灯光。他让那两个人回野餐地点，但别把此事告诉其他女孩。然后，他“突然跳进水里，冲动地游到对面”。游经这条狭窄的海峡时，他感觉“水越来越冷，当晚我再次在海浪中浮沉。我知道我快被淹死了”。但他最终脱离了困境，躺在僻静的海岸上休息了片刻，然后走回他下榻的郡城旅馆。

回到旅馆后，肯尼迪的行为越发让人难以理解。正如他自己所说：“在那几小时里，我的言行实在令人费解，至少我记得是如此。我没有将此事立刻报告警察是不可原谅的事实。”“我实在提不起勇气，没有那股精神的力量，在半夜两点吵醒科佩奇尼太太并告知她女儿的死讯。”

肯尼迪换上干衣服，向旅馆老板抱怨隔壁屋的聚会吵得他睡不着。次日早上，他还和两对夫妇讨论周末的游艇比赛。然后加尔冈和马卡姆来了，在得知他没有报警后异常惊骇。肯尼迪在审讯时解释道：“我跟他们描述了我游过海峡时的想法和感觉，还有我多么希望玛丽·乔还活着。”他还说本想打个电话，但埃德加镇的电话显然不行，其实他经过了两部户外公用电话。在加尔冈和马卡姆的陪伴下搭渡船回查帕奎迪克的途中，肯尼迪在对岸的渡船码头上打了个电话。渡船上的工作人员问他们是否听说翻车事故，其中一人答道：“我们也刚听说。”只有在那时，在事故发生近11小时后，肯尼迪才试图联系埃德加镇的警方。

与此同时，克莱斯勒汽车已被发现。清晨7点，两个年轻人过桥趁潮汐时捕鱼。他们回来时潮已退，看到水面上浮出一只车轮，他们通知了住在附近50码外的皮埃尔·马尔姆夫人。8点20分，马尔姆夫人打电话告知警察局长多米尼克·阿里纳。魁梧的阿里纳穿着借来的泳衣潜入水中，用无线电把汽车牌照号发回警局以确认车主的身份，然后让消防队员法尔曼·约翰·法勒带来水肺，最终法勒找到了玛丽·乔。

警局无线电回复说这辆克莱斯勒汽车登记在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名下，阿里纳回到埃德加镇后发现肯尼迪正在等他。肯尼迪说：“那辆车是我开的，你看怎么办才好？这事儿得办稳妥啊。”阿里纳告诉他必须拟一份正式报告，于是肯尼迪和马卡姆回到后厅写了份粗略的报告。他说死者是“一位玛丽小姐，我哥哥罗伯特·肯尼迪的前秘书”。省去姓氏是因为他不知如何拼写（马卡姆也不知道）。马卡姆要求警察局长等肯尼迪致电伯克·马歇尔，获得法律建议后，再向媒体公布消息。阿里纳同意了并为此等了3个小时，但对方再无音讯。于是他把消息告诉报社，指控肯尼迪肇事逃逸。谈及肯尼迪在出事当天搭船回查帕奎迪克打电话的怪异行为，阿里纳表示：“他若有时间搭渡船走个来回，就有时间来见我。”

法医在报告中说：“确实为意外溺亡。”确定再无蹊跷后，未经解剖的尸体被空运回玛丽的家乡宾夕法尼亚州埋葬，这一行动在之后给当局招来大量指责。肯尼迪在海尼斯港闭门不出；7天后，他在埃德加镇的古老的法庭露面并自认有罪。詹姆斯·博伊尔法官判处他最低的两个月徒刑缓期执行并吊销了他的驾照。当晚，肯尼迪在美国电视节目上对这一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做出回应，但观众并不买账。肯尼迪尽是自问自答，坚持自己没有“酒驾”，至于他和玛丽·乔有“不道德行为”的含沙射影之谈“绝非事实”。肯尼迪还说，出事后一晚他想了很多，其中就有“肯尼迪家族是否真的中了魔咒”，似乎在暗示自己事业所受的损失比玛丽·乔的死亡更重大。这让有些人回想起尼克松1952年的“斑点狗”演讲注在1952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尼克松作为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候选人，被指控在一个政治基金中有贪污行为。尼克松以一次电视演讲化解了这次危机，演讲中他以家中的一只带有像棋盘状斑点的小狗为例子来解释自己的行为。——编者注。和尼克松一样，肯尼迪让选民们帮助他决定自己是否应继续从政。马萨诸塞州的人民是他的忠实拥护者，一致希望他不要放弃。一星期后，肯尼迪便重回参议院的工作岗位。

法官表示：“可能有理由相信是因为爱德华·肯尼迪驾车粗心大意而导致玛丽·乔的死亡。”但他并不相信他和玛丽·乔当时是驱车前往渡口的说辞。审讯会后，记者问肯尼迪对此有何感想，他答道：“我个人认为，法官报告里的推论和仲裁都不合理，我拒绝接受……审讯会上所有问题我都是诚实回答的。”

肯尼迪还说：“我希望能在1972年竞选参议员，并能任职满6年。”白宫则力求万全，一旦肯尼迪改变主意去竞选总统，他们就借此大做文章。在发现玛丽·乔的尸体6小时后，总统助理派了一名退职的纽约警察去查帕奎迪克。据约翰·迪安所言，这名警察“伪装成报社记者，在每次的记者会上都会提一些令人难堪的问题”。其实不必如此，当时肯尼迪的支持者已减少，他不再是国会里的万人迷。第二年，肯尼迪的声望降到了谷底，西弗吉尼亚州的罗伯特·伯德参议员对他的党鞭地位提出了挑战，他当初以31票对26票击败了朗，如今却以24票对31票输给了伯德。接着，在一次白宫会议后，他又受到一次对肯尼迪家族的新羞辱：理查德·尼克松的怜悯。

美国人小像：医学博士本杰明·麦克莱恩·斯波克

斯波克是家里6个孩子中的老大。他的母亲不愿请保姆，而是一切亲力亲为照顾他们，因此斯波克渐渐喜欢上长兄为父的感觉，给弟妹们喂食甚至换尿布。自然而然地，他十分重视孩子，这也是遗传了父母那种新英格兰人严于律己的品德。他们常告诉斯波克，要有一种坚定的道德立场并不惜一切来维护，但这不是斯波克想要的，他打算反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以为自己将要成功了。

哈姆登·霍尔农村走读学校，安多佛中学，耶鲁大学。参加卷轴与钥匙社团。1924年奥运会赛艇金牌得主，曾一度渴望成为建筑师。但有一年夏天，斯波克在哈特福德附近的纽因顿残疾儿童教养院举办的夏令营担任管理员，又重回了他的清教徒父母为他规划的道路。他目睹过整形外科医师治疗小儿麻痹症患儿的过程，随后表示：“我意识到医生对孩子多么重要，于是也决定成为一名医生。”

哥伦比亚大学。纽约长老会医院实习生。儿科和精神病科住院医生，并接受过6年精神分析学培训。斯波克越发地喜爱孩子，而孩子们也很热爱他，称他为“面容慈祥眼神温柔的叔叔”。他的诊室里堆满了玩具，还专为害羞的孩子造了个玩意儿：一小段穿过活动门直达检查台的台阶。他想让孩子们心甘情愿地接受检查，而事实正如他所愿。多年后，斯波克说：“身为儿科医生，我的过错之一便是太宠他们了。”但他可从未真正想过要改变。

斯波克在医学院读二年级时和简·切尼喜结连理。一年后，约翰·沃森医生的《婴孩心理保健》面世，这是当时婴孩护理方面的权威书籍。沃森认为：“千万、千万不要亲吻你的孩子，千万不要抱他们在膝上，千万不要摇摇篮。”

年轻的斯波克医生对这一切表示坚决反对。“二战”期间在海军服役时，他便写下《婴孩保健常识》，开头几句话就定下了基调：“你其实知道得更多。”简整理并打印了这份手稿，斯波克又亲自编辑索引，按字母排序，从“脓疮”到“烤面包片”等词应有尽有，因为斯波克认为自己“更了解妈妈们对索引的期望。”

在出版后的23年里，这本书售出2200万册并被译成了30种语言。他先后为《妇女家庭杂志》和《红皮书》写专栏；每个星期日下午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下属的52个电视台都在播他的半小时节目。同时，斯波克在医学教学领域也声名鹊起，这可是最严苛的行业。他在明尼苏达大学教精神病学，在匹兹堡大学教儿童精神病学，在克利夫兰的凯斯西储大学精神病学系教儿童发育学。人们认为他反对沃森便是提倡溺爱，这一误解越发严重。对此，斯波克在1956年重写《婴孩护理》一书时解释道：“部分家长误认为我提倡极端纵容，所以在修订版中，我必须强调宽容放任也有限度。”

后来，一次更深的挑战使斯波克的良心深感不安。父母给他以保守共和党人的教育，但后来他受富兰克林·罗斯福影响，改信民主党的自由主义，1960年更成为约翰·肯尼迪的拥护者。但在1962年3月，肯尼迪重启核试验，斯波克震惊之余加入了拥护稳健核政策全国委员会，全力支持约翰逊，反对戈德华特。到了1965年2月，约翰逊升级越南战争时，斯波克又有被出卖之感。他致信白宫表示抗议，但一无所获，于是加入了街头游行队伍。

斯波克之后这样描述此事：“我感到极度尴尬痛苦，就像做了一个噩梦，梦见自己赤身裸体站在闹市街头。”不过他确实引人注目：1.93米的个头，英俊坚毅的脸庞，随时身着套装、马甲，佩戴怀表，再加上被年轻游行者视为老土得无可救药的浓重北方口音、迂腐的道德标准，活脱脱的老祖父形象并且是一副老派作风。但斯波克的斗志却有增无减。这些年来，批判他的人越来越多，也越发刻薄，嘲讽他的关怀策略不过是纵容溺爱，简直是国家祸害。对斯波克而言，那只是单纯的尊重与公平问题。

后来，斯波克加入了结束越南战争全国动员协会及新政治全国大会；他把992份征兵证交给了一名暴怒的司法部官员；又因穿过曼哈顿白厅街征兵站的警戒线进行暴力抵抗被捕。斯波克坐在制图桌旁的长脚凳上，捏着圆珠笔，如往常一般缓慢费力地写下：“抵抗非法当局倡议书”。

最终，为挽回赫尔希将军的颜面，政府决定反击，斯波克的将反战游行者纳入军队的命令被司法部否决。5个互不相识的反战领导人被控密谋破坏征兵法。控告理由并非他们犯罪，而是正谋划犯罪。简而言之，他们罪在持不同意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本杰明·斯波克博士（他确实比其他人高出一头）。

审判于1968年5月和6月在波士顿地方法庭进行。法官是85岁的弗朗西斯·福特，一个粗鲁、虚荣、昏庸守成的老头儿。审讯结果是被告有罪。事后一个陪审员对记者说：“如法官所愿定罪。”被告都被判处两年徒刑，其中斯波克和耶鲁大学的牧师威廉·斯隆·科芬各自被罚款5000美元。

斯波克认为：“越南战争触犯了法律和宪法，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日内瓦公约和美国遵循国际范围行事准则的誓言。它绝对是不合法的……我会抗争到底。”

他说到做到。美国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庭认为福特法官持有偏见，推翻了原先的判决。斯波克继续昼夜不停地抗争。越南战争好似永无止境的黑夜，吞噬着无辜的年青一代，而他曾为这些孩子的母亲提供过抚育咨询。自小便根深蒂固的责任感让斯波克丝毫得不到安宁，有时濒死之人的呼喊似乎能够跨越半个地球传到他耳边。沃森博士也许能充耳不闻（“千万、千万不要亲吻你的孩子”），但斯波克不能。渐渐地，饱经忧患的美国抛弃了反共教条，寻求和平，人们才终于领悟到斯波克的慈悲心才是明智之举。

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天国属于他们这样的人。

但尼克松却说斯波克博士是个不务正业的游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