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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警笛声响起（第2页）

这是在1957年，当时苏联卫星已经进入了轨道，关于这事，每个小时都有新消息传来。5个月后，《时代周刊》报道：“五角大楼用得越来越多的一个词是‘超杀伤力’，这个术语直率却颇具描绘性，意指在摧毁军事目标时发出比实际需要超出好多倍的威力。”到此时，美国很快学会了不少东西。但艾森豪威尔上台时，远程导弹理论还遥不可及，就像1939年10月爱因斯坦那封著名的信件送到罗斯福总统的办公桌上时，人们对原子弹的理解一样。在战胜日本之后的8年间，政府平均每年对远程弹道导弹项目的投入不足100万美元。1954年，美国一些物理学家建议华盛顿，现在可以设计出足够小的氢弹弹头安装在导弹顶端发射出去。于是，政府这才为弹道导弹的发展计划开了绿灯。但美国这时已经落后，苏联人虽然不知道能否携带原子弹头，但已决定加紧导弹研究。这个差距在“国际地物年”委员会提出一个极端错误的决议之后，更为明显了。

一年后成为美国公民的纳粹德国V-2导弹科学家韦纳·冯·布劳恩，在1954年说服了陆军部和海军部，提出在他的领导下共同展开合作研究。冯·布劳恩计划用火箭助推器提高陆军已试验过的红石导弹的速度，并将一个小型卫星（5磅重）送入轨道。这次工程被命名为“轨道”计划。直到那年10月，一切都进展顺利，然后“国际地物年”小组在罗马会议上提出在“国际地物年”期间（1957年7月到1958年12月）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参加会议的美国人全体同意。他们建议美国政府承担卫星项目的一部分，以作为美国对“国际地物年”的贡献。白宫表示同意。同时，一些联邦政府政策的制定者坚持认为，任何可能利用“国际地物年”达到军事目的的行为都必须避免。他们的理由与三年后基利安和尼克松的理由是一样的：中立国的政府可能会因为误解而不高兴。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随即将卫星研究和军事任务分离开来。这个决定是在1955年年中提出的，它结束了冯·布劳恩的“轨道”计划。当时在迪尔伯恩，福特汽车公司正决定要投产那注定倒霉的埃德塞尔汽车。

当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出去后，费城的费尔斯天文馆馆长莱维特宣称，将研究火箭和导弹的人分离是“惊人的愚昧行为”。陆军推进器工程师也表示赞同他的意见。到1955年，丘比特中程弹道导弹的进展已经足够用于发射卫星。1956年9月，改装好的丘比特C型导弹达到了650英里的高度，超过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轨道高度，并且飞行了3500英里。然而，这对于国家安全委员会并没有吸引力。研究“轨道”计划的火箭专家都被调到它的后续项目“先锋”计划去了。接着，“先锋”计划又被分配给海军，因为考虑到海军“海盗”式和“空蜂”式火箭比其他军种的类似工程更能代表高水平的导弹研究。“先锋”计划失去了活力。作为新管理机构领导下的第一步，时任指挥官、加拿大天文学家约翰·哈根宣布计划发射一颗重20磅的人造地球卫星——这是1954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重量的18。但该计划一直受阻，从而耽搁下来。哈根发表了修订计划，提出只要“海盗”发射器27000磅的推力不出问题，就将在1958年春发射第一个21.5磅的卫星。当苏联的科学家将一个个红色月亮发上天空时，哈根和他的同事还在研究此项计划。

在艾森豪威尔心目中，科学探究和军事目的之间的区别仍然需要清楚界定。在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后不久，他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就提出了这种区别。他说，“先锋”计划是一项学术事业，“仅仅是我方准备发射这类运载工具的一项计划”。从这方面来讲，一切都很好。如果对它的巨大期待实现了，人类有关“温度、辐射、电离、压力”等方面的知识就可以大大丰富，但它和任何登月竞赛都没有关系。他不知道这种竞赛的说法是怎么流传起来的，他希望能有人告诉他是怎么回事。

艾克说，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又是另外一码事。这意味着苏联拥有“发射所需的非常强大的火箭推动力，这点很重要”。不幸的是，目前他已收到的数据没有任何军事意义：“我不知道它们是否准确，在真正弄清它们的准确性之前，你根本不知道它们在战争中有何用处。”他承认他深感忧虑：“我希望我们能向前走得更远些，并且对于准确性、金属的抗侵蚀和耐热性，以及其他我们必须知道的东西知道得更多。我希望此刻我们就知道得更多。”

他解释道，苏联的武器发展才是他焦虑的源头。联邦政府在卫星项目上已花了1.1亿美元，并可能还得花。然而，导弹的研究和发展将继续优先于它。他以几乎是不屑的口吻说：“如果只考虑卫星本身，我就不会担心了，丝毫不会。”

在“先锋”计划的办公室，哈根博士和他的同事似乎也同样沉着。他们承认是有一些困难，有一些失望，但这在绘图室和实验室是最常见的事情。语气温和的哈根一边若有所思地抽着烟，一边频频点头，他承认他的发射装置仍在进行测试，但他和他的同事们都不认为会失败。他们承诺要在“国际地物年”结束前将一颗卫星送入轨道，这只剩下一年多的时间了。他们委婉地提醒记者，在基础研究中，时间没有什么意义。

fau-bus[faw-bus]，vi;faubused，faubusing.1.因为恶意和无知而犯下巨大错误。2.因为愚蠢或思想混乱，犯下严重的错误。同义词：错误、混乱、乱糟糟。

1957年10月，《芝加哥每日新闻》的杰克·马布利建议，将阿肯色州州长奥瓦尔·福伯斯（orvalFaubus）的名字加入语言库。但这个建议未被采纳，一方面是因为福伯斯虽然臭名昭著，但流传时间很短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实在是个没有什么特点的人物。如果他没存在过，也没有必要创造出他来。整个南部的白人政客都在反对最高法院已取缔了三年的“座位隔离、地位平等”教育。在亚拉巴马州，4个州长候选人都承诺反对学校黑人白人融合，其中一个说他愿为此冒入狱的危险，而另一个则发誓说要豁出命去抗争。他们和福伯斯的区别在于福伯斯是在职人员，因此能够通过官方行动吸引和集中国家的关注。在这混乱的时代，与卡纳维拉尔角和外太空取得的重大进步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的偏见歧视与这些成就所带来的光荣极不相称。

对于福伯斯的动机，完全不用怀疑。在阿肯色州，他面临着竞选连任的艰苦斗争。该州一直都反对连任三届州长，而且他的人气也日渐衰落。他批准提高公共设施和铁路票价，惹恼了自由派选民，之后又提高税收，使更多人对他不再抱希望。他的策略是在穷困白人聚集的种族主义的阿肯色州东部建立新基地。1957年8月20日，他采取了第一个行动——到华盛顿拜访司法部副部长威廉·罗杰斯将军，问他当阿肯色州首府小石城的中央高中9月开学时，联邦政府将如何防止暴力事件。这是第一次有人暗示小石城会发生暴动。当时种种迹象都表明，黑人白人合校将顺利进行。市长伍德罗·曼牵头制订了一个可当作模范的7年合校方案，精心挑选了一部分可能会有所成就的黑人学生。福伯斯提出的这个问题让罗杰斯吓了一跳，罗杰斯说，当地的暴动通常由当地警察处理。

为了方便联邦官员了解当地形势发展，司法部副部长将司法部民权司司长派往小石城。这位司长就是土生土长的阿肯色州人，他告诉福伯斯，联邦政府的禁令能阻止任何阴谋活动。他问州长为何认为会发生暴乱，福伯斯没有正面回答，只说自己得到的资料“太模糊，太不确定，对执法机构没什么用”。回到华盛顿后，这位司长报告说，他相信州长打算对中学生玩弄种族主义政治。

福伯斯的下一步行动证实了这一点。8月29日，这位州长要求州法院阻止该合校计划，因为该计划可能导致流血事件。州法院法官颁布了禁令，随即被美国地方法院法官罗纳德·戴维斯否决。于是，教育局继续进行合校的准备工作。他们非常慎重，只录取了9名黑人学生在小石城中央高中与2000名白人学生一起上学。此时并没有动荡不安的迹象，但为了安全起见，曼市长和175人的警察部队制定了应对可能发生的示威游行的控制策略。

这是在浪费时间。州长根本就没打算征求市长意见。他的计划是叫来国民警卫队，命令它阻止这9名黑人孩子注册入学。9月1日，听到风声的阿肯色州最著名的公民温思罗普·洛克菲勒急忙赶到州政府，和州长谈了两个小时，恳求他不要这样做。州长拒绝了，他说：“我很抱歉，但我已经承诺过了。我将要争取再次连任，如果我不这样做，吉姆·约翰逊和布鲁斯·贝内特（将在预选中反对他的种族主义者）会将我撕成碎片。”9月2日晚上9点，学校开学前夜，拿着装好刺刀的m1步枪的国民警卫队在中央高中周边建立了防线，他们的领袖是空中国民警卫队的少将，他将校长办公室当作指挥部。一个小时后，福伯斯在小石城的KTHV电视台上现身并宣布，他已召集民兵“以维持或恢复城市的和平和良好秩序”。他说小石城已处于暴乱的边缘：“混乱、愤怒和怨恨的迹象从四面八方如洪水般涌向我！”

小石城惊呆了。市长说：“压根儿就没有任何迹象，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会有暴力事件发生。”州长说，城市商店里刀具全部售空（“主要是卖给了黑人青年”），但联邦调查局检查了100家商店后发现，刀具和枪支的销售量比平常还少。眼前唯一的武器就是那些国民警卫队身上的武器。有各种理由相信，该州的首府也会以阿肯色州其他三个城市一样（史密斯堡市、欧扎克市和范比伦市）的模式，在同一天平静地完成合校。现在，那9名黑人学生一起来到了中央高中，国民警卫队队员将他们拦下，理由是：“福伯斯州长已经下令禁止黑人进入这所学校。”15岁的黑人女孩试图突破防线。士兵立刻举起步枪，她吓得直后退，旁观者喊道：“快回去，你个黑丫头。”然后，一位教师的白发妻子上来护送这个女孩，带她到公共汽车站。这就是福伯斯口中的“暴力”，戴维斯法官拒绝了延迟合校的新的请愿书。

在戴维斯法官的要求下，联邦调查局的50名特工来到小石城巡视，希望找到种族关系紧张的更多迹象。他们提供的500页的报告表明，没有任何有关和平受到威胁的证据。因此，戴维斯发出传票，让州长于9月20日出庭，当众说明为什么他不该禁止自己参与干扰学校董事会进程。这时福伯斯正躲在被国民警卫队保护起来的橙红色的州长官邸里，但美国联邦法院的司法警官很容易地就越过了这些护卫，把传票交给他。州长第一次看起来有些担忧了。他给艾森豪威尔总统打电话，抱怨美国特勤局调查他，而他的电话也一直被窃听，他还听说有个阴谋计划“要用武力监禁他”。他要求总统向他保证“理解和合作”。艾森豪威尔回答说：“我能给你的唯一保证是，我将利用自己所能利用的一切合法手段维护联邦宪法。”

小石城的国会议员布鲁克斯·海斯认为艾森豪威尔应该和福伯斯坐下来商量。这件事是这么安排的：9月14日（危机后的第11天），他们在罗德岛新港的避暑白宫会面。舍曼·亚当斯对福伯斯的印象是“他并不像是那么难以合作或没有理智的人”，艾森豪威尔却认为福伯斯似乎对他应该做的事情糊里糊涂。事实上，他们都错了。福伯斯州长仍然不思悔改。6天后，当戴维斯法官在法院开庭审理“3113号民事案件：申请颁布初步禁令”时，情况没有任何改变。他的这一次开庭听审与往常无异，但这却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一个州的州长被带上联邦法院受审。

福伯斯自己没有出庭。自从他调集国民警卫队后，就一直在回避质疑。他说要在公开法庭提供他说的预知暴力事件发生的证据，但是证据也没有呈堂。在法庭上，三名阿肯色州律师作为他的代表出庭。他们提出请求：第一，要求戴维斯法官因自己的偏见而回避审理此案；第二，本法庭应该撤销对州长的指控，因为此案应交由三位法官组成的法庭审理。戴维斯断然驳回了他们的请求。他们中的首席律师看着发言稿接着说：“被告福伯斯州长和他的军官的立场是坚定、明确、不可改变的，阿肯色州的州长不能也不会承认，美国在这个法庭上或其他任何地方，对他的审慎态度和判断能力提出质疑。”

律师询问他和他的同事们可否退出听证会，法官点了头，他们就走了。还没有传唤一个证人，州长的答辩就结束了。他的理由是：联邦法院在阿肯色州无权审判他。1861年也有人提出过这个问题，但普遍认为在1865年已得到解决。

美国司法部原本打算传唤近200名证人，现在只需8名，包括市长、警察局局长和学校督学。他们都证实这座城市种族关系和谐。总结这些证据之后，法官说这表明学校董事会的合校方案“被州长带领的阿肯色州国民警卫队部队所干扰”，他补充道：“从今天大家提供的证词来看，实施合校计划显然不会发生暴力事件。”于是，他下令福伯斯和国民警卫队停止干涉。记者让福伯斯发表意见，他便草草地发表了一篇声明。他说他的律师并不在场，而绝口不提正是他指示律师离开的。他声称：“遭受迫害的日子就要来了。将不会再有任何反诘，也不会再有支持另一方（他自己）的证据。所以，现在，通过利用几个精心挑选的证人，司法部的案件就可以进行下去。结果已成定局。”那天晚上，他又发表了一个较为温和的声明，攻击戴维斯的“没有根据的行为”，但也说会遵守法院的裁决，直到“肯定会在上诉后撤销”。民兵奉命从中央高中撤离，军队离开后，福伯斯和他的妻子离开小石城，前往佐治亚州的海岛参加南方州长会议。他们中途在亚特兰大市停下来，观看了一场佐治亚州对得克萨斯州的橄榄球比赛。后来一个当时也在场的州长告诉记者：“他真会往自个儿脸上贴金。33000人在观看比赛，每次他们欢呼，福伯斯都会起身鞠躬致谢。”

那天晚上，他成了海岛克劳斯特尔酒店银厅的焦点，他一直忙着给人签名、喝波本威士忌和七喜汽水，以及跳舞。他的舞伴包括陪伴州长参加晚会的詹姆斯·卡拉姆夫人。她的丈夫“闪电吉米”卡拉姆在小石城为人熟知，是州长的密友，今天没能出席。他曾是一名橄榄球运动员，也当过专门破坏罢工的打手，现在是阿肯色州体育委员会主席。因此，他熟知拳击馆更衣室、拳击手陪练和职业打手的世界，这也是让他留在小石城的原因。州长给他安排了特殊任务，将在第二天早上黎明开始行动。当福伯斯和他的妻子参加完银厅的庆祝活动并熟睡时，卡拉姆正纠集了一群强壮的年轻人到中央高中外面，他们在窃窃私语、点头示意，在加油站的电话亭进进出出。

上午6点，70名小石城的警察挥舞着警棍，用木架在学校周围设置了路障。如果三个星期前就这样做，便可维持秩序了，但现在危机已经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了。福伯斯的预言马上就会成真，尤其是当卡拉姆聚集了那些容易被煽动的人之后。后来，市长将制造危机的责任归咎于“职业煽动家”，警察局一个副局长说：“闹事的人有一半来自外地。”警察顾全大局，没有指出许多带头人实际上来自小石城体育界，算是警察的朋友。一些警察很同情他们，站在那里都有些不知所措。其中一位警察对围观者说：“你认为我喜欢这样吗？我只是在执行公务。”

8点45分，中央高中的上课铃声响起。紧接着，有人喊道：“黑鬼来了！”但这些黑人不是学生。他们是一起来的4名黑人记者。当他们被迫撤退时，20多个职业打手马上追上去把这4个黑人分开，然后挨个毒打。为了看得更清楚，一名警察爬上一辆车的车顶。其他警察赶过去，制止行凶，吉米·卡拉姆生气地喊道：“是黑鬼先动手的！”一个壮汉跑过来告诉他：“给我五六个人，把他们带到小黑鬼上次进门的地方。”卡拉姆便召集了5个大个子，带领他们赶往那边。但他迟了一步：就在暴徒围攻黑人记者时，9名黑人学生坐着两辆汽车，已进入了校园，他们似乎安全了。大多数白人学生好奇地看着他们。一些人对他们表示友好，没有任何人表现出敌意。

然而，这几名新生的地位尚未稳固。校外的情况正在迅速恶化。广播和电视对这场混战的报道招来了周围城镇的许多恶棍。人数成倍增长，到后来学校周围有将近1000人，存心滋事打架。警察看到黑人记者被攻击时所表现出的软弱，让这些人以为寻衅闹事可以逍遥法外。他们一时找不到新的攻击目标，索性对白人记者也动起手来。三名《生活》杂志的记者被打伤。任何一个没有南方口音的记者都有被打的危险，甚至包括前来帮助他们的警察和州骑警。在混乱中，木架设立的路障被挤开，校门口挤满了人。上午11点50分，曼市长只能投降，命令黑人学生离开学校。恶棍们狞笑着散去。吉米·卡拉姆冲进加油站电话亭，打了一个电话。不一会儿，福伯斯州长便在海岛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他说：“小石城发生的暴动证明了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那天早上，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华盛顿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演讲。整个星期，他都受阿肯色州日益严重的危机困扰。他告诉舍曼·亚当斯，他很清楚沃伦法院对布朗诉教育局一案的判决“破坏了像小石城这样的地区的既定习俗和传统，你不能用法律改变人心”。同一星期晚些时候，他还会告诉4位较温和的南方州长：“我从来没有说过我对最高法院判决的看法，我从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他又补充说：“但我的看法并不重要。事实是这是法律，而我作为美国总统，有责任落实法律，贯彻执行。”他在演讲完毕要离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接到布劳内尔的紧急电话。司法部长给他简略地介绍了中央高中校外的情形。接着总统发表了一个严厉的声明：

美国联邦法律和美国地方法院的判决…决不能任由任何个人或任何暴力分子轻侮。我将动用美国所有的力量，包括任何必要的力量，制止违法行为，使联邦法院的判决得以贯彻执行。

他原本希望能够改变福伯斯的想法。但是太迟了，他刚刚回到新港，布劳内尔在自己家用绝密电话专线又打来了一通电话。阿肯色州地方法院法警的报告表明，法律的执行在州和地方都被破坏，一群暴徒控制了中央高中。此外，小石城请求华盛顿进行干预。学校校监弗吉尔·布洛瑟姆刚刚给司法部打电话：“曼市长想知道应该给谁打电话，才能获得联邦政府的帮助。”最后，他与布劳内尔通了电话。布劳内尔挂上电话后，便起草了一份声明，阐述了自1795年以来总统的传统权威和责任，说明总统可以动用军队来执行联邦法律。如果艾森豪威尔批准这项声明，就可以派遣军队。艾克在电话里听完声明后说：“我想你把声明送上来。看起来我是不得不签字了，但我还想先看一看。”

晚上，他在住处的阳台上研究了这项声明，但直到睡觉前还是没有签署。他告诉亚当斯，这件事的前景让他感到有些恐惧，让美国士兵对付美国公民永远不可能是“国家的明智之举”。但小石城事件的势头太过强劲了。他不禁怀疑，即使是奥瓦尔·福伯斯和吉米·卡拉姆也可能已无能为力。目前，只有严格服从法院判决，才能不动用军队，但已成功反抗警察的暴徒是不会服从于任何人的。第二天早上8点前不久，艾克步行到他新港的办公室，眯起眼睛看着地平线说：“寒风要吹起来了。”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不到一个小时，布劳内尔就又传来了关于中央高中的噩耗：今天的暴徒人数更多，他们推推搡搡，公然嘲笑那些试图驱散他们的警察。那9名黑人学生留在家里，不敢出门。美国联邦法院法警的意见是，只有他们不来学校，才能防止暴徒入侵学校。这次，曼市长向华盛顿发来电报，正式要求总统进行干预。艾森豪威尔挂了电话后，签署了那份声明。那天晚上，他在全美电视台解释说：“我们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基础在于总统和行政部门坚决支持和确保联邦法院判决的实施，甚至在必要时，在总统的命令下采取一切可用的手段。总统只有这样做，才不会导致无政府状态。”

那天早上，为了响应这项声明，国防部长威尔逊决定阿肯色州的国民警卫队直接听从联邦政府的命令，直接越过了福伯斯州长。同时，陆军参谋长马克思韦尔·泰勒将军将101空降师的327部队调向中央高中，以维持秩序，平息暴动。8架C-130型和C-123型运输机把肯塔基州坎贝尔要塞的伞兵送到了阿肯色州。当艾森豪威尔向全美发表讲话时，第一批军车已停在了学校前面。这是自重建后，南方第一次因种族问题违抗联邦政府而导致军事管制。

这些部队和民兵之间的差异是惊人的。两方都穿着同样的制服，但仅此而已。国民警卫队由周末军人组成，他们个性随意、衣衫不整、动作缓慢。相比之下，101空降师是一支精锐部队，在各方面都很专业。只要经验丰富、拿着指挥棒的军官一声令下，训练有素的士兵立即从车上冲下来，在学校操场上排成队列。吉普车也成行列排开。帐篷以同一间距排列好，在中央高中网球场外面的空地上撑了起来。野战电话线在学校院子里的橡树上拉起来，黎明前，对讲机中就响起了各处通信兵彼此呼叫代号的声音：“你好，‘抗争’，这是6号十字路口。请回话，‘阿尔法路障’。”

那天，在阿尔法路障发生了一件当天最富戏剧性的事。路障设在中央高中以东的路口。星期二早上，天刚蒙蒙亮，一些闹事的头目便开始在这儿组织他们的人了。一位身材瘦长、尖下巴的少校站在装有扩音器的卡车旁，监视着他们。他那粗哑的声音从扩音器中传出来：“请大家回家去，否则我们就将你们驱散了。”然而，那些人纹丝不动。其中一人嘀咕着：“爱黑鬼的家伙。”另一人叫道：“苏联人！”一名身着棕色宽松衣服的人朝身边的人喊叫着：“他们只是虚张声势。你们要是不想走，留在那儿也没事儿。”

那名少校狠狠地发出命令。12名伞兵上好刺刀，站成一排，枪托紧贴大腿，完全处于随时准备镇压暴乱的警戒状态，每把刺刀都指着人的喉咙。少校再次发出命令，士兵们便向前行进。暴徒们开始撤退，那名身着棕色衣服的男子坚持到最后一刻，然后也转身逃跑了。然而，他也没跑太远。军队在这场小冲突中赢得了首场胜利，但决战还未来临。黑人学生还没到学校呢。

最后的较量干脆利索。那时，中央高中响起了早上8点45分的铃声。与此同时，公园大街和16号街的路障同时打开，驶入一辆领头的吉普车、一辆军用旅行车和一辆殿后的吉普车。三辆车同时在学校前面停了下来，一群黑人学生从旅行车上走了下来，三排伞兵双手拿着步枪跑上前去，围成一个半圆形，用刺刀给孩子们做了一道防护屏障。第4排伞兵则站在黑人学生的两旁，护送他们走上台阶。人们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这时，一名妇女突然大喊道：“上帝啊！小黑鬼进去了！”其他人也跟着喊：“小黑鬼进去了！小黑鬼进去了！”还有一名妇女一边尖叫，一边扯着自己的头发。人群又骚动起来，挪动着前行。

阿尔法路障处聚集了更多人。少将再次厉声说道：“你们最好立刻离开。这是最后界限！我告诉你们，这次我们可不会放慢步调。”然而，没有人理会他，于是他命令伞兵再次向前推进。当伞兵前行时，人群便向后退，跳进一家私人住宅前面的草坪，接着又跳进阳台。这群人一路都叫喊着，说这里属于私人财产，军队无权进入。但士兵们仍然步步紧逼。他们一直走上门廊，当暴徒被刺刀逼退时，这些士兵仍然穿过门廊追逐他们。

有人稍一犹豫便被驱离了校门前的广场。此时，人群中却有一人还在负隅抵抗。他叫布莱克，是密苏里——太平洋铁路上的扳道工。过去两天，他一直混迹在最活跃的煽动分子之中。布莱克抓住一名士兵的枪管，顺势将其拖倒。就在两人在地上扭成一团时，另一个伞兵调转其m1步枪，用钢制枪托向布莱克头部砸去。鲜血顺着他的头往下流，他在地上爬着，向一些摄影师喊道：“你们谁知道刚才打我的那个杂种叫什么？”士兵们谁也没瞧他一眼，继续前行。这时，一名双目圆瞪的中士叫道：“把刺刀举高——对准脖子底下。”

从海岛回来后，福伯斯和新闻记者开玩笑（“我感觉自己像麦克阿瑟。我已被解除职务”），并要求广播电台给他和艾森豪威尔总统同样多的时间回应。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同意了，而由于他拒绝在讲话后回答问题，另外两家没有同意。依福伯斯对之前发生事件的描述，布莱克当时正在“一个家庭里做客”，士兵们却疯狂地进行“全面逮捕”。中央高中的女孩被“联邦调查局带走，并进行数小时的隔离审讯，而着急的父母根本不知她们的行踪”。州长十分担心南部白人青年妇女的安全问题，他晃了一下一张照片，说道：“那些插在女学生背上的刺刀便是联邦政府赤裸裸地使用武力的明证。”他又叫喊着说，他从佐治亚州回来，发现那些伞兵“用棍棒重击无辜的旁观者，用刺刀刺向女学生的背部，爱国之士那滚烫的鲜血沾染在冰冷、赤裸裸的刺刀上”。最后他又喊道：“以我们崇敬的上帝之名，以我们珍视和守护的自由之名，我们不禁要问，美国现在发生了什么？”

小石城实际发生的事情与他所讲的毫不相符。布莱克当然不是谁的客人，当时只有8人被逮捕，其中4人由于到处闲晃而被处以罚款，另外4人在警察局就被释放了，而联邦调查局并未审问任何人。埃德加·胡佛表示，州长是在“散播虚假信息”。至于福伯斯给观众晃了一下的那张“女学生遇刺照”，其实是一群女学生一边咯咯地笑着，一边从一群士兵面前走过。

那才是事实，它也证明坎贝尔要塞的军队处理得当。福伯斯却继续装聋作哑，丝毫不肯承认。两星期后，他堕落到《华盛顿邮报》和《时代先驱报》笔下的“肮脏下流的地步”，他竟指控伞兵冲进中央高中女学生更衣室，待在那儿盯着她们裸体看。记者要求福伯斯拿出目击者证词或证据。他回答说：“我并不打算现在公开这些证据。”事实上，他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他的指控。11月，军队全都从学校撤离，只留下一支象征性的队伍，黑人学生上学也开始无人护送了。直到第二年5月，此次事件已成往事。虽然说这次军费开支较大，但用得十分值当。为了让这9名黑人学生上学，联邦政府花费了4051000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