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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警笛声响起（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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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警笛声响起

沙滩排球大小的苏联人造地球卫星，正以每小时18000英里的速度，每96.2分钟绕地球一圈，时不时发出嘟嘟的声音。这个消息传到华盛顿时，第16街1125号的苏联大使馆恰巧正在举行鸡尾酒会。来自22个国家的科学家们正在举行1957~1958年“国际地球物理年”活动，也就是他们简称的“国际地物年”活动，以交流信息。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星期五晚上，苏联外交官们正在招待50位“国际地物年”的杰出名人，其中来自《纽约时报》的沃尔特·沙利文突然被紧急电话叫走。在电话中，他得知了塔斯社所宣布的消息。他匆匆赶回来对美国科学家劳埃德·伯克纳博士耳语了几句，伯克纳轻敲摆满食物的桌子，周围逐渐安静下来。他说：“我想宣布一个消息，我刚从《纽约时报》得知，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正在离地球900公里的轨道上运行。我向苏联同行们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

大厅里霎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杰出的科学家们都相信科学是没有国界的，而在场的美国人在这一点上更是不在乎。美国“国际地物年”计划的主席约瑟夫·卡普兰博士称，苏联取得的成就“很了不起”，又补充道：“既然他们可以发射一个这样重的东西，那么他们以后一定可以发射更重的东西。”然而，白宫却一时说不出话来。虽然苏联没有特别掩饰其卫星计划，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出现仍然震惊了美国情报机构。“国际地物年”在巴塞罗那举行的计划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就公开而自信地谈论过他们发射空间运载工具的计划。早在1954年11月，就有人问过国防部长威尔逊，他是否考虑过苏联在卫星竞赛中取胜的可能。他哼了一声：“就算他们胜了，我也不在乎。”

现在，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已成事实，共和党人的这一路线仍然未变。政府发言人似乎在暗示新闻媒体小题大做。哈格蒂发表声明称，苏联发射卫星是一件“伟大的科学事件”，但又补充说：“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的计划是在与苏联竞赛。”时已卸任的威尔逊把苏联的这次壮举称为“一次很好的技术把戏”。海军研究办公室主任罗森·贝内特少将表示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对“几乎谁都可以发射的这种大铁块”大惊小怪。白宫顾问克拉伦斯·兰德尔将这个空间飞行器描述为“愚蠢的玩具”，于是激怒了总统，舍曼·亚当斯轻蔑地说政府对“外太空的篮球比赛”并不感兴趣。（亚当斯在回忆录中对此表示后悔：“我那时只是想反映总统希望沉着应对的愿望，但我不得不承认，我的描述似乎过分夸大了不在乎。”）

华盛顿的其他人则完全没有办法把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事件看得那么无足轻重。空军部长前助理特雷弗·加德纳，曾试图调解各军种之间为争夺实施美国太空计划而发生的争执，他痛苦地说：“我们现在至少有9个弹道导弹计划，全在竞相争夺几乎相同的设施、相同的专家、相同的发动机和相同的公众关注。”电子学家和导弹专家提到了威尔逊对空间研究计划漫不经心的态度。一个主要国防承包商说：“我们落后于苏联的根本原因是我们没有全力以赴。”总统的一位亲密助手说，他真想“掐死”预算办公室主任珀西瓦尔·布伦戴奇。诺兰私下警告艾克说，苏联此次成功的全球影响几乎抵消了美国共同安全计划的价值。一些国际法学家实际上在暗示“趁还来得及”，尽快与苏联签订和平协议。

可以预见的是民主党人的愤怒。华盛顿参议员亨利·杰克逊想让总统宣布这是“国耻民危周。”密苏里州的赛明顿要求国会召开特别会议。阿肯色州的富布赖特说：“我们面临的实际挑战涉及我们社会的根基。它涉及我们的教育系统，这是我们的知识和文化价值的源头。现在政府的学术复兴管理计划毫无远见，令人不安。”多数党领袖约翰逊在苏联的成功中看到了它所包含的宇宙意义。他说：“罗马帝国控制世界是因为它擅长修路，后来人们向海洋发展，大英帝国成了统治者，因为它有船。现在，共产党已经在外太空建立了立足点。这是不是说，即使明年我们向太空发射一颗‘更好的’卫星，也不能让人安心。”他最后讽刺地总结道：“也许，我们的卫星还会有镀铬装饰和挡风玻璃上的自动雨刷呢。”

这是已经超越了党派斗争的演讲。美国人会周期性地苦苦思索，为什么美国会变得软弱。上一次有这种感觉还是1940年春，当时法国正在退步，老一代美国人认为美国的年轻人太沉迷于摇摆音乐，以至于都听不到纳粹的皮靴声。现在和当时一样，新闻界被惊醒了。波特兰市《俄勒冈人报》说：“这颗苏联‘卫星’从上面盯着我们，太恐怖了。”《时代周刊》说：“美国向来以其技术能力、科技实力和第一个取得成就而自豪。现在，不论做出多少合理的解释，整个国家都陷入突然和深深的失望，美国人被这红色的月亮夺去了光彩。”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一直在等待其《富裕社会》的出版，他和出版商都对这本书的销量持保守态度。“然而，在1957秋，”他在第二版的序言里写道，“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再没有比这一时间上的安排更巧的了。如果我还年轻，还没有形成政治观点，我会因我的感激之情，冲到克里姆林宫的墙下，找到我最后的归宿。我知道我的书戳中了要害。”

美国人正忍受着谦卑和羞辱。他们已经成为一个国际笑话。在巴塞罗那的科学会议上，苏联首席太空科学家利奥尼德·谢多夫嘲笑一位美国同行：“你们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比我们高，但美国人只爱自己的汽车、冰箱和房子。你们和我们不一样，我们苏联人爱的是自己的国家。”反美人士对此嘲笑取乐。曼谷《永恒报》的一条标题是“苏联人让美国人丢了面子”。黎巴嫩贝鲁特市的某位教授冷冷地对他的学生说：“你们会认为是他们自己发射的呢。”伦敦《经济学人》杂志的编辑认为，苏联在亚非地区人民的心理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法国记者倒捕捉到问题的关键：苏联人民所付出的代价。蒂埃里·莫尼耶在《费加罗报》上写道：“苏联人民可以……看到天空那颗亮闪闪的星星，它向世界展示着苏维埃政权的光辉，这要归功于上百万人的缺吃少穿。”《战斗报》评论说：“如果苏联人能够致力于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结束集中营的世界，那我们也会感到高兴的。”全欧洲只有伦敦的《每日快报》这个忠于英国的老盟友，预测美国最终能取得成功：“结果将是，美国在太空探索的新领域赶上并超过苏联。永远不要怀疑，美国会成功。”

美国人自己却有很多怀疑，他们对苏联成功的含义理解得越多，就越忧虑。最初几天，所有关于人造地球卫星的内容都是从塔斯社和《真理报》获得的。史密森学会正在剑桥大学建立天体物理天文台，用以精确追踪这颗卫星。但它此时尚未完工，甚至都无法核对遍布各地的观察者通过电话报告的肉眼观测到的数据。苏联人透露，他们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卫星一号）是一个抛光的钢球，直径22英寸，重184.3磅，配备4根无线电天线，它的轨道高度比美国科学家预测可能达到的高度还要高。这个高度保证卫星可避开大气层，持续环绕地球数年。人造地球卫星的重量也令人叹为观止。还处于理论阶段的美国“先锋”计划负责人，一直希望将一个海军研究用的重21.5磅的“海盗”卫星发送到最高300英里外的高空去，这将需要2.7万磅的火箭推动力。苏联的使用了20万磅，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清楚表明了他们发现了新能源。

当有了新的数据，并由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计算出来后，美国对苏联的高超技术更是叹为观止。其运行轨道也令人惊叹。当然，它是椭圆形的，卫星在离地球583英里的远地点和143英里的近地点之间运行，但因为这两段距离没有包括地球的半径（3960英里），所以这个椭圆几乎是一个圆形，这表明苏联除了有推力，还能对其进行精确控制。此外，这次发射也很大胆。发射轨道卫星最简单的方式是沿着赤道向东瞄准发射，这样可以利用地球自转，让卫星得到每小时约1000英里的自进速度。“先锋”计划的设计者就是这么设计的，根据他们的计算，“海盗”卫星如果从佛罗里达州向东发射，就会得到每小时914英里的助力。“先锋”计划的设计人员夜以继日地观察，惊讶地发现，苏联是向另一方以65度角发射的，这就暗示着他们有足够的燃料供火箭燃烧。这还有另一个重要意义：“先锋”计划的火箭轨道只跨越欧洲和苏联大部分地区的南部，而苏联这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旅程经过了地球上大多数人居住的区域，这意味着世界上大多数人不但能听说它，能从报纸上读到它，还能看到它——这本身就是宣传上的胜利。

而也许是出自苏联人的幽默，美国人是最后才能清楚地看到它的人。苏联人在发射时设定了时间，因此在发射的前几周里，卫星要么在白天经过美国，耀眼的阳光让人看不到它，要么在夜间经过时躲在地球的阴影中。成千上万好奇的美国人不得不抓紧时机在黎明和黄昏的灰色天空中匆匆看它几眼。史密森学会的约瑟夫·海尼克博士解释说，这一情况会有所改变，卫星在轨道上环绕地球时，每天会偏移4度，所以到10月20日左右，人造地球卫星就会进入双筒望远镜或小望远镜的视野。然而，一直耐不住性子的美国人迫切地想知道现在的一切。自从上个星期五美国国家广播电台告诉他们“请收听这个划分了新旧两个时代的声音”以来，他们便一直挤在收音机和电视机前。接着，他们第一次听到在20兆周和40兆周之间交替的声音——这是来自外太空的诡异的降a调的嘟嘟声。

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人们普遍认为这个卫星是在用密码发回信号，中央情报局的专家轮班试图破解密码。一个可以启发他们的人恰巧就在华盛顿，他是A·A·布拉贡拉沃夫将军。他作为莫斯科三人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来参加“国际地物年”会议，他说那不是密码。设计师设置了嘟嘟声，是为了追踪卫星，以确认人造地球卫星仍正常运行。在这个钢球里面除了发射器和电池，什么也没有。卫星发信号使用的电力功率为一瓦特，差不多只够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无线电爱好者彼此通话。布拉贡拉沃夫说大约在三个星期之后，电池就会耗尽，嘟嘟声也将停止。美国人哼了一声说，故事编得真好，在美国，谁会相信一位苏联将军？人们坚信这些信号有鬼。《时代周刊》沉重地说：“许多人认为整个故事还没有说清楚。”街上的行人议论纷纷，中央情报局最好弄个水落石出，否则，美国纳税人将怀疑他们是何居心。

卫星一号给了福特汽车公司本就不景气的埃德塞尔汽车致命的一击。这款汽车是在一个月之前推出的，现在被普遍认为是令美国人声名狼藉的华而不实的玩意儿，美国人必须将之放在一边不予理会。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替罪羊，如现任政府。罗伯特·本迪纳认为，直到现在，共和党还认为，科学家就是电视上那些剥开香烟进行比较的人。公共教育成为另一个明显的攻击目标，而事实上，公共教育的确需要承担很多责任。美国的父母们得知苏联的教育体系要求严格，提倡竞争，从四年级就会无情地淘汰平庸者，并奖励成绩优异者，这在美国只会颁发给运动员和挥着棒子、扭动屁股的啦啦队队长。想到他们的孩子在美国接受的“适应生活”的教育，家长们感到怒不可遏。

随着当时约翰·甘瑟那本正在排印的《今日苏联内幕》的出版，美国父母更加愤怒。甘瑟报道：“在为上大学做准备的学校里，苏联的孩子10年内学习的内容，相当于一个美国孩子12年或更长时间学习的内容。”他说，苏联的小学生每星期上6天学，每天6小时，一年要上213天学，而美国小学生只需上180天学。在最后的两年里，苏联小学生每天还有4小时的家庭作业。甘瑟继续说：

……无论对男孩还是女孩，都强调要学好科学和技术，这是对我们教育体系的最大挑战。除了学习整整10年的数学，每个孩子都要学习4年化学、5年物理和6年生物。相比之下，只有约一半的美国中学有一点儿物理课，只有64%的中学有一点儿化学课。美国一位权威人士告诉我，苏联的普通男孩或女孩从十年级毕业（相当于我们的十二年级）时，比大多数美国大学生具有更好的科学教育背景，尤其在数学方面！

苏联的学校很早就强调学习科学，学生在小学就开始学习光学和量子理论。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培养出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是美国的两倍多，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的一份64页的报告估计，14%的苏联科学家们可以从事基础研究，即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实用价值的研究。那时，这样的研究工作往往看起来毫无意义，但正是由于实验室的人以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寻求答案，才使下一代技术上的奇迹成为可能。没有亨利·卡文迪许和迈克尔·法拉第，托马斯·爱迪生就不可能发明电灯；原子弹能成为现实，是因为1905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发表了一篇晦涩难懂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在当时完全无法应用的命题：能量存在于每一个物体之中；氢弹是由过去研究星体的人发明的。查尔斯·威尔逊认为，基础研究荒谬，作为国防部长，他曾经嘲笑基础研究就是研究“什么使草变绿，什么使油炸土豆变棕色”。现在科学家们仍然记得这句话，提起来都很痛苦。美国进行长期研究的人屈指可数，分配给这种研究的经费每年仅为4.5亿美元，仅占美国国民收入的1‰。

现在科学家们开始说话了，诺伯特·维纳对科学与社会都有话要说。维纳指责政府自雷达研究和曼哈顿项目以来对科研进行严格限制。他说，结果是科学家个人常常不知道自己所研究的重大问题的目标，甚至更糟糕的是，他对科学的好奇心还时常遭受打击。物理学家指出，苏联有一台83亿电子伏的粒子加速器，比美国最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电子感应加速器还要好。“国际地物年”主席、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卡普兰说：“在海洋学、气象学、高层大气物理学领域，种种迹象表明他们肯定和我们一样的水平。”

爱德华·泰勒也这样说。虽然他被大多数物理学同行们轻视，但仍然是一个杰出的预见性学者。他在五角大楼的朋友指出，在卫星发出第一次嘟嘟声的6个月前，他已经在该年4月的《空军》杂志上沮丧地写道：“10年前，说全世界最好的科学家在美国是没有问题的……而10年以后，世界上最好的科学家将在苏联。”他指出，在苏联，科学几乎像是宗教，科学上最有才能的人被挑选出来，简直是特权阶层；而在美国，此类人收入低，也没有社会地位，缺乏激励政策。他呼吁重视科学探究的尊严。后来，泰勒的建议被重视地采纳了。把科学家描绘为疯子的漫画数量下降了，关于科学家的笑话也少了，“鸡蛋头”这个词也神奇般地迅速从语言中消失了。

有一段时间，沃尔特·李普曼一直敦促他的同胞为祖国的目标做出贡献。当时很少有人理解他的想法，但是现在他们知道了：美国的目标就是拯救教育，从而挽救美国的下一代。鲁道夫·弗雷奇的《为什么约翰尼不识字——你能为此做什么》在1955年出版时没多大反响，现在却赫然出现在所有畅销书排行榜上。几乎没有人认同当时的学校，除了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鲁思·斯特朗博士，但她和其学校都受到了羞辱。社会评论家的重炮就对准被人们讽刺为“教育家”的教育工作者。芝加哥大学校长劳伦斯·钱塞勒解释了斯特朗和威廉·赫德·基尔帕特里克之流如何扭曲了约翰·杜威的教育理念。杜威认为，思考以感兴趣或者关注开始，却被扭曲成教师必须逗乐或取悦学生。

赫伯特·胡佛说，共产党人的“科学家数量是美国的两倍或者三倍。”他嘲笑“普遍的高中教育体系，它让十三四岁的孩子自由选择他们的大部分课程”。同一星期内，另一个杰出的工程师（之后我们还会听到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议论）在底特律说，问题的根源是对美国高中“价值的错误认识”。“我们总是高估了中学的价值，”负责美国核潜艇的少将海曼·里科弗说，“结果是我们上中学和大学的学生比欧洲上中学和大学的学生多，我们为此感到骄傲。但这种比较毫无意义，因为欧洲的中学毕业生比我们大多数的大学毕业生学到的还多。”“至于中学文凭，”他沉重地说，“不提也罢。”

即使是坚定的共和党人也会感到不安。克莱尔·布思·卢斯在艾森豪威尔当政期间，曾在其他方面坚定地捍卫现状，但她也发现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再自满了。她称人造地球卫星的嘟嘟声是“外太空对美国人10年来假装美国方式是美国人优越感的镶着金边的保证的嘲笑声”。她的丈夫也受到异端思想的困扰。《时代周刊》紧张地说：“全美都向华盛顿寻求安慰，却发现美国政府现在管理混乱，并感觉到领导层危机重重，于是要求采取行动。”那个星期，美国股指令人眩晕地直线下滑，苏联的人造地球卫星在天空中闪烁，令所有美国人都万分沮丧。一则黑色幽默突然传染开来：有人提议把“先锋”计划改为“后卫”计划。还有一则故事，一位华盛顿的记者致电美国宇航局，询问计划进展，电话另一端的女士却问：“先生，你来电是想要获得信息，还是要为我们提供信息？”

在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卫星一号的嘟嘟声消失了，和布拉贡拉沃夫将军预测的一样。卫星一号还在轨道上，还可以被跟踪到，但至少你听不到任何声音了。接下来，正当美国人开始有些放松时，苏联在11月3日又发射了卫星二号。在某些方面，这次的成就比第一次更为惊人。新卫星重达1120.29磅，是卫星一号的6倍，其运行轨道可以远离地球1056英里。莫斯科广播电台宣布：“宇宙中那高深莫测的自然过程，现在变得可以理解了。”这的确属实，而令美国科学家满心嫉妒。这样大型的空间飞行器能够运载各种仪器，将宇宙射线、在大气层外的太阳辐射、大气的温度和组合物、流星的危险性、地球引力、地球磁场、地球电荷和地球天气的云图等数据传输回来。苏联人还搞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实验：有一只名叫“莱卡”的小狗上了这颗卫星，它身上捆绑的探测仪将为动物能否在太空中生存提供相关信息。

对于维护美国政府形象的管理者来说，这又是一个不幸的日子。按照理想情况，此时领导人应该正在他们的办公桌上拼命努力地赶上。而实际上，艾森豪威尔刚出席了西点军校1915届校友联欢会，并看完了返校校友橄榄球比赛；查利·威尔逊的继任者、新的国防部长尼尔·麦克尔罗伊也到哥伦布看十大橄榄球赛去了。

全美一片哗然。一只狗登上这颗卫星，显然意味着苏联人打算将人送上月球。大多数美国人决心要在那里打败他们，因此对美国总统沉着的态度已显得不耐烦。《时代周刊》说：“这场风暴将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面临的最严重的一场风暴。”《匹兹堡新闻报》头条恳求地写着：“艾克，冲向月球吧。”

艾克却不打算这样做，他拒绝被搞得惊慌失措。与后来入主白宫的三位总统不同，他对向太空投入国家资源是否明智持严重怀疑的态度。他现在又转换回了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身份，认为他所看到的是军事威胁。他知道他在公众中的威信正在降低。对于盖洛普提出的问题“你赞成艾森豪威尔作为总统的处理方法和工作吗”，现在只有57%的人回答是肯定的，以前这个数字从未低于71%。该数据下降最大的是南方，从之前1月的72%下降到最低的36%。没有哪一位总统不会因声望降低而苦恼，而艾克比大多数总统更重视声誉。但在国家安全方面，他是专家。他从最开始就将火箭看作军事问题，并预测克里姆林宫也持同样的观点。从10月中旬起，他就已经确信这一点，这完全得益于《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赖斯顿对尼基塔·赫鲁晓夫所做的一次意义重大的访问。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正自信心膨胀，科学家的胜利让他得意扬扬，他吹嘘说空间卫星只是苏联向太空发射火箭的一系列奇迹的开端。他沾沾自喜地说道：“当我们宣布成功发射洲际导弹时，一些美国政治家还不相信。现在，我们已经成功地发射了地球卫星，只有对技术一无所知的人才会怀疑。美国没有洲际导弹，否则美国也会很容易地发射自己的地球卫星。”他说，西方国家还不如废弃它的B-52轰炸机和机场：“如果你们稍微研究下我们最新的建议，将找不到任何有关机场控制站的问题……创建控制站来监察过时的飞机毫无益处。”在同一星期的另一个采访中，他与两位英国议员会见时更生动地说：“轰炸机都已经过时了，你们还不如把它们烧了。你不能用有血有肉的士兵和这样的武器抗衡。”几天以后，苏联宣布他们已经成功试验了一款可以用于导弹的新的氢弹弹头。对艾森豪威尔而言，所有这一切只有一种解释：还在怀疑苏联在火箭方面进步的想法是错误的。现在必须相信赫鲁晓夫。载人轰炸机可能尚未过时，但将很快过时。苏联事实上已经制造了可怕的洲际导弹，只需要在莫斯科摁一下按钮，华盛顿就可以立即化为灰烬。

回顾以下的情况，就可以明显看到美国当时面临的危险：

1957年6月5日，一颗陆军丘比特中程弹道导弹从卡纳维拉尔角发射，飞行了1500英里，这是美国发射的中程弹道导弹第一次成功飞行。

1957年8月26日，苏联报道，苏联已经成功试验了一种多级洲际弹道导弹。

1958年11月28日，美国一颗阿特拉斯洲际弹道导弹完成了从卡纳维拉尔角到阿森松岛的6325英里的飞行，这是美国洲际弹道导弹第一次全程飞行。

由此可见，苏联的导弹发展以15个月的明显优势领先。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也有一定的防御能力。尽管赫鲁晓夫一直在嘲笑轰炸机，但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从早到晚都保持警惕，载有原子弹头的B-52轰炸机队昼夜24小时在空中巡航，时刻准备着。在环绕苏联的北约基地设置丘比特中程弹道导弹，对苏联的进攻仍有很强大的威慑作用。尽管如此，事实依旧是，美国仍然在重要的洲际弹道导弹的竞赛中落后，并且这样的落后状态还将持续至少一年之久。

处于总统府与外界的隔绝之中，艾克这些日子以来已经完全不是那个使白宫记者团着急的冷静沉着的政府首脑了。舍曼·亚当斯后来写道：“虽然艾森豪威尔表面上保持着平静，但他私下同美国所有人一样，也担心苏联人在科学领域一举超过美国。”即使在苏联卫星二号升空的前夕，他仍命令前一天刚宣誓就职的麦克尔罗伊立即开展对国家导弹计划的紧急审查。当埃米特·约翰·休斯暗示他，公众普遍的担忧很可能是一种优势，将为新计划的实施赢得支持时，总统很快地回答：“哦，绝对是。任何能让我们摆脱自满，让下一届国会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的事情都是好的。”

他要面临的问题比这更复杂。如果他揭露出在这次与苏联的竞赛中真正的风险，国会和人们不仅会舍弃他们的自满，很可能还会失去思考问题的能力，甚至失去理智。前一年春天，总统曾请当时福特基金会主席罗恩·盖瑟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指导和合作下，评估国防备战的状态。调查结果在11月提交，刚好在苏联卫星二号进入轨道后。报告结果之严峻令人震惊，总统只好将它压了下来。盖瑟的报告认可了在全美修建原子弹掩蔽所的方案。艾克认为，从财力角度来说，这个计划不可能施行，所以对外公开这样一个方案除了让人们心绪不宁之外，没有任何帮助。

然而，他相信一定可以找到解决办法。那就是要超过苏联的导弹成就，或者至少与之持平。他认为，这才是摆在美国当前的任务，而不是开拓外太空。这是任何一位总统都没有遇到过的一个巨大挑战，因而他便可以轻松无视这些星际成就——尽管在美国，甚至在他管辖的政府中，能抵挡太空旅行魅力的人寥寥无几。诺兰就不能抵挡，艾克必须决绝地告诉他，总统不会“在不知道它们最终的成本之前，为这些魅惑的新鲜玩意儿全力以赴”。总统决定，至少在目前，让所有火箭计划归属国防部掌管，这遭到了副总统尼克松和麻省理工学院校长詹姆斯·基利安的反对。詹姆斯·基利安是艾克11月7日任命的总统科技特别助理。艾森豪威尔对这两人说，发射外层空间火箭和发射远程导弹的原理几乎相同，花大价钱分头研究对其来讲没有意义。基利安对此持怀疑态度，尼克松则表示支持基利安。尼克松认为，如果能够让与国家军事部门无关的机构进行和平太空探索，美国在国外的形象会更好。然而，比起形象问题，总统更重视美国的生存。他回答说，他宁愿要“一个好的装着原子弹头的红石导弹，也不要一个能够撞击月球的火箭”。他刻薄地补充说：“月球上没有我们的敌人。”

地下发射井里的核武器、北极星潜艇和具有自动防止故障特性的安全设施，对于这些已经习惯的一代人，完全能够理解总统的明智，尽管艾克畏惧未来可能会发生的所有可怕的现实，却没有退缩。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和美国相较之下较弱的中程弹道导弹，当时还没有合适的名称来命名。即使是顶级专家也无法想象，在无人驾驶的导弹上装上氢弹弹头，以超过卫星一号18000英里的时速飞过海洋和大陆，会出现什么局面。在1957年，这些都是普通美国人无法想象的。10月28日，《时代周刊》上的一段话表明了当时即使熟谙内情的一些人也那么无知，标题是“在卫星上安装武器怎么样？”，这段话没准儿是儒勒·凡尔纳写的：

许多富有想象力的军备设计者们都曾想象一种装备有核导弹的卫星堡垒，它可以向下面的地球发射。所有的太空运载工具都必须设计得轻巧，以增加运载量。它们因此很易碎，且由于它们只能在事先规定好的轨道上运行，想要击落它们应该不会太难。有人建议一种对付敌方卫星的方法是，在它的轨道发射一颗反方向运行的中等火箭。弹头一爆裂开，就会在轨道遗留数以百万计的小颗粒。它们中的任何一颗微粒会以两倍于原来轨道速度（每小时36000英里）的速度撞击卫星，它们会像流星般冲击出一个洞，把爆炸产生的火焰直接冲击到卫星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