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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从容前行（第2页）

在美国南部以外的人很容易反感这些地方，但这不一定公平。事实上，种族主义破坏分子虽然可能会扰乱和平，但也没有占到多数。克林顿镇在混乱后成了顽固势力的要塞。被指控煽动暴乱而被逮捕的卡斯珀被释放。在当时的市政选举中，白人公民委员会推举他们自己的市长候选人，竞选海报似乎无处不在。在学校，学生穿着缝有南北战争时南方联盟旗帜的毛衣，向黑人男孩扔石头，向黑人女孩高喊“黑鬼婊子”和“肮脏的黑鬼妓女”，并把墨水泼在黑人学生的书上。选举当天早上，一名白人牧师因试图护送黑人孩子穿过学校外面的人群，而被暴徒暴打，前来支援的两人也挨了揍。一名校长开除了一个性侵黑人女孩的13岁白人男孩，因此受到威胁，最终对外宣称该学校“混乱不堪”而关闭了事。正当克林顿镇似乎快要失去控制时，情况发生了逆转。在司法部长布劳内尔的命令下，联邦调查局逮捕了16名暴民头目。在一名17岁足球队长的带领下，50名白人高中生呼吁人们遵守“联邦法院的决定，为安德森县所有想要受到教育的公民提供教育”。紧接着意外产生了，甚至那些自认为了解这座小镇的人都没有预料到。选举结束，清点完选票后，发现所有提倡种族隔离的地方公职候选人都以接近3∶1的票数比落选了。

那一年，公众演讲者嘴里都会冒出一个新词：“改革之风”。这个词来自摩洛哥，法国部队从越南战争中转移到那里，又在打一场即将失败的镇压反殖民主义者的战争，这似乎也同样适用于美国，尤其是沃伦掌权的法院成了改革之风的核心。没过多久，它对宪法重新解释的范围扩大到废除教室里的祷告，增加被告聘用律师的权利（在米兰达与亚利桑那州的案件中可以看出来），使电影制作者也享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废除了对色情作品的审查制度，规定州立法机构人员的任命准则。

顽固的保守派又不屈不挠地反抗起来。在整个南方，“弹劾沃伦”的标语四处可见。这位首席大法官是罗斯福以来，政府官员中最有争议的人物，所有混乱和种族间的紧张都算到了他的头上。然而，最高法院只是改变旧体系的诸多联邦机构之一：国会正在制定最终发展为“民权五法案”中的第一个；公务员委员会正在大力提拔黑人员工；一些联邦机构突然对关于种族歧视的控告产生了兴趣。其中，美国州际商业委员会正在考虑是否要废除在州际的火车、公共汽车和候车室的种族隔离时，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一个黑人女裁缝却抢先走在了前面。

她的名字叫罗莎·帕克斯，42岁。1955年12月1日星期四这天，她很累，便在蒙哥马利市的公共汽车上找了个空位坐下，但是当车上乘客满员时，司机却让她站起来，把座位让给一名白人男子。在美国南部，黑人给白人让座是一个传统。另外，违反司机的指令也违反法律。帕克斯夫人想了一会儿，然后说她不会让座。埃尔德里奇·克里夫后来写道：“在那一刻，在宇宙中的某一处，某架机器的齿轮转动了一下。”

帕克斯夫人在下一站被捕，因品行不端而被指控有罪，并罚款10美元。这让帕克斯夫人的朋友们十分气愤，她可是个人缘很好的人。48小时内，已经有油印小册子开始在黑人社区里传播，呼吁大家全天抵制城市的所有交通工具。这次抵制活动声势十分浩大，以至于蒙哥马利市的黑人社区领导者开始思考一些更大的问题。这个城市有25000名黑人，占公共汽车公司载客量的75%。假设他们持续抵制，并提出结束抵制的条件会如何？最终，公司要么屈服，要么破产。

抵制就这样拉开了帷幕。他们告知公司，只有保证谁先来谁先坐的规矩，黑人才会上车。另外，黑人领导者要求司机礼貌地对待黑人，并在黑人居住区雇用黑人担任公共汽车司机。但公司只承诺愿意接受白人司机礼貌待客这一条，因此黑人继续抵制，该活动的有效率达到了95%。几个星期之后，双方依然没有妥协，这更加大了黑人的决心。亚拉巴马州的其他地区开始关注蒙哥马利市，接着是美国的其他地区，再接着是全世界。蒙哥马利市市长W·A·盖尔坚持种族隔离主义，并和市政委员会成员高调加入了当地的白人公民委员会。紧接着，他宣称当局绝不会向抵制运动投降。他说：“我们谨慎行事的时间太久了，是时候把话说明白了。黑人似乎认为他们可以将白人挤到墙角，除非白人答应他们的要求，否则便不会让步。”

盖尔的主要对手是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一个不出名的26岁牧师。他一年前来到蒙哥马利市，成为德克斯特大街浸信会教堂牧师。南部白人向来不尊重黑人牧师，但金是黑人中的新人物，南部白人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牧师。他是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他在布道中谈论更多的是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伽利略、汤因比的智慧之言，而不是约旦河故事。他住在蒙哥马利市的白色平房里，在动听的古典音乐中，他将基督教教义、黑格尔哲学和甘地主义融汇成一种新的哲学，用以从斗争中获取力量和在伤痛处找到和谐。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思想（以非暴力的消极抵抗和不合作主义来反对暴政）已经成为金的“灵魂力量”。他给他的信徒放映印度圣雄的电影，并谈到此次抵制运动：

这不是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仅仅是正义和非正义的斗争。我们不仅仅在努力提高蒙哥马利市黑人的地位，而是正在努力改善整个蒙哥马利市。就算我们每天都被逮捕，就算我们每一天都被剥削，就算我们每一天都被打败，我们也不要堕落到对那些人心怀憎恨的地步。

他在德克斯特大街浸信会教堂讲授“以爱来战胜敌人”的含义，他用鼓舞人的浸信会旧赞美诗和野营布道会的曲调来启迪他们，有时也用上新词汇：

在内心深处，我十分确信，有那么一天，我们会胜利。

顽固的种族隔离主义者们对他们这样的行为嗤之以鼻。有人形容马丁·路德·金只是“共产党‘有色人种协会’派来的另一个煽动我们体面的黑人朋友的煽动者”。但并非所有的白人都如此认为。市长盖尔发现，那些常常雇用黑人的白人家庭现在会让他们的厨师和杂工搭车，或替他们付出租车费。他生气地说：“这些家庭用人同那些领导他们的黑人激进分子一样，正在摧毁我们的社会。黑人在白人背后嘲笑他们。他们认为白人一方面反对黑人抵制公共汽车，另一方面又在充当那些参与抵制的黑人的司机，这实在是很可笑。”

在僵局形成三个月后，市检察官拿出了一份1921年的限制工会的州内反劳工法。在这条法规下，大陪审团对金和其他114名黑人领袖提起控告。起诉书写道：“在美国，习俗和法律都要求我们应该实行种族隔离，我们会一直坚持这样。”被告都按了手印，每人交了300美元保证金后被释放。3月末，金第一个受审，罪名是在“没有正当理由和合法理由”的情况下，妨碍了汽车公司的运营。黑人的证人们都做证说他们有正当理由。一个证人控诉，公共汽车司机是如何关上车门夹到她失明丈夫的腿，然后又突然踩下油门。第二个证人描述了一位黑人因没有零钱而被迫从公共汽车下车的事情。第三个人说，他那怀孕的妻子被迫为白人女士让座。第四个人说司机叫她“丑陋的黑猴子”。

已放弃要求由陪审团参与审判的金指出，抵制运动是自发的，他是在抵制运动全面开展后才成为该运动的发言人的。然而法官还是判他有罪，并勒令他支付罚款1000美元且交付所有诉讼费，批准其保释，等候上诉。如果这样判决的目的是恐吓蒙哥马利市的黑人，那么其效果刚好相反。黑人们立即在法庭外的草坪聚集，一名黑人喊道：“从此以后，我们绝对不会再去坐公共汽车。”一个中年妇女从人群中挤出来告诉金：“我的心永远跟随你，我的钱包也属于你。”当晚群众聚集在一起开了个祈祷大会。一个男人向其他人大声问道：“你们会去那里吗？”他们大声回答：“是的！”他再问：“你们要乘公共汽车吗？”他们呼喊：“决不！”

他们也真的没坐。春天过去了，夏天过去了，黑人们依然斗志昂扬。市长向朋友吐露，他从没想到黑人会如此坚定。公共汽车公司陷入债务危机，公共汽车司机要么换了职业，要么离开了这座城市。所有迹象都显示，黑人没有公共汽车依然活得下去。一些黑人已习惯步行上班，一些有了自行车，金还组织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汽车互助组，集中了200辆汽车来帮助其他黑人。然而市长宣称这是非法的，于是在抵制运动的第12个月，金和其他12名黑人领袖因未经许可经营公司而被拘捕。他们正在州巡回法院受审时，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最高法院本已经在娱乐场所和学校推翻了“座位隔离、地位平等”的原则，现在在公共交通中也开始实行。现在，在公共汽车上搞种族歧视视属于违反联邦法律了。金得以释放，也因此成了世界名人。这场史无前例的抵制运动已经给亚拉巴马州的种族隔离带来了毁灭性打击，美国各地的黑人都从中看到了新的希望，这位年轻的黑人牧师已经进入民权斗争最高领导层。

金没有因此扬扬得意。他要求信徒们要自重，而不是骄傲。他说：“长期以来，我们一上公共汽车就一直走到车尾，以至于现在存在一个危险，即我们还会本能地走到车尾，这样就无法将种族歧视根除。”同时，他继续说：“如果你们中的任何人坐到公共汽车上就吹牛嚷着说‘我们黑人，打败了白人，赢得了胜利’，我会感到非常失望。如果你们这样做了，我们在整个南方的斗争都将失败。再去乘坐公共汽车时，千万要谦卑一些。”

在罗莎·帕克斯引发的抵制运动开始381天后，这场运动结束了。这时，如果金自己还不去坐一次公共汽车实在说不过去。金便开始乘坐公共汽车。司机对他说：“你是那位牧师吗？”这位牧师说：“是的，多少钱？”现在是15美分（去年只要10美分），他把硬币放入收币箱，坐在了前排一个座位上。他后来说：“这是一次伟大的旅程。”大多数蒙哥马利市的白人都为抵制结束而终于轻松下来，有的人还幽默起来。一个银行出纳员讽刺地告诉记者：“他们一年的祈祷和抵制，换来的只是我每天都坐的、讨厌的公共汽车。”一个白人在公共汽车上自言自语道：“我想今年的圣诞节不再是白人的圣诞节了。”坐在旁边的黑人微笑着说：“是的，先生，你说对了。”

一件事发生很久以后，该事件在整个形势发展中的作用才会变得清楚，但在当时却往往显得微不足道。毫无疑问，当时那个司机叫帕克斯夫人让座时，他认为他对待的只是一个傲气的黑人。如果他知道有一天自己的孙子会在学校课本上接触到这件事时，他当时可能会更谨慎一些。总统比公共汽车司机有更强烈的历史意识，但他们也可能看不清自己决策的后果。艾森豪威尔毕竟是个爱好和平的人，再加上他对国会特权的尊重，都使他阻止政府其他成员对中南半岛做出不明智的承诺。然而，在帕克斯夫人扭转历史的同一年，艾克却带着美国走上在越南采取疯狂行动的漫长道路。

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任何对总统发动战争的权力所做的评估，都应当注意到，在1941~194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已经开创了这种先例。在此之前，国会的权力还是和以往一样，之后它便开始弱化。罗斯福利用他高超的政治手段创造了一种新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轴心国几乎都陷入被迫攻击美国的状态。接着便是朝鲜战争。杜鲁门的传记作者卡贝尔·菲利普斯写道：“他那干预朝鲜的决定……近似于抢占宣战的权力……之后的所有总统都仿效杜鲁门的先例，在他们认为国家利益需要时，便随时随地进行必要的、迅速主动的出击。”

国会权力受到侵蚀的最后那些阶段，以及伴随着的执行力的提高，是在林登·约翰逊和理查德·尼克松对付东南亚问题的背景下完成的，但这个链条的每个环节都值得注意。1955年，《“福摩萨”决议案》就是其中之一。这是冷战的特殊产物之一，但其对未来的影响广泛而严重。

迪安·艾奇逊已打算等到中国的问题“尘埃落定”时，再制定新的对华政策。到1955年，尘埃已基本落定，但版图东部边缘仍然有些模糊。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已建立起新中国，国民党盘踞在中国台湾地区，但台湾海峡将他们分隔开来。这个115英里宽的海峡上遍布着贫瘠的小岛。它们存在的唯一的真正意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蒋介石及其美国盟友在竞相争夺这块没肉的骨头。

这些岛屿大小不一，与双方的距离也或远或近。由64个小岛构成的澎湖列岛，距离中国台湾仅30英里，因此被认为是它的一部分。白宫公开表示，对澎湖列岛的任何攻击都预示着准备侵占中国台湾，从而受到第七舰队的阻击。保卫澎湖列岛并不需要国会批准，因为在“二战”中该岛就从日本人手中抢过来了。根据国际法，美国有权保护该岛。在海峡的另一边，情况则大为不同。金门、马祖和大陈群岛离中国台湾都有100多英里，而离中国大陆则只有5~10英里。正如史蒂文森指出的，“这些岛屿到大陆的距离，就像斯塔腾岛到纽约的距离，它应该永远属于中国大陆”，无论在什么法律下，美国和中国台湾的国民党都无权拥有。沃尔特·李普曼强调了这句话暗含的意义：“……如果我们介入近海岛屿，就得准备在中国的领土上进行一场中国内战了。”

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会给杜勒斯带来更大的满足感了。他随时准备为近海岛屿战斗。他向舍曼·亚当斯抱怨英国和美国的其他盟友无法理解“从金门、马祖撤退会让东亚的自由人民感到何等的震惊”。杜勒斯就是这样看待世界的，他幻想着在像苏门答腊和中国西藏这样的地方，群众举办大会的情景——数百万坚强的农民聚在一起举着横幅，上面写着：“东亚的自由人民团结起来支持集体安全”。中国共产党知道杜勒斯很难对付，于是专门与他斗智。1954年9月，他在马尼拉签订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草案，之后他们便炮轰了金门。次年1月18日，他们登上了大陈群岛中的一江山岛。这个岛屿非常小，甚至没有出现在美国国务院的地图上，而大陈群岛离中国台湾北部有200英里，因此对蒋介石的国民党威胁也不是很大。然而，参谋长联席会议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参会的大多数都是鹰派。雷德福海军上将、卡尼海军上将和内森·特文宁将军都认为是时候表明反共立场了，来一个彻底摊牌。

只有李奇微将军是唯一的反对者。他对总统建议说：“这样的行动一旦发生，就没有办法控制。它将让我们与中国正面冲突，甚至可能蔓延为全面战争，需要用上我们手上的所有恐怖武器。”李奇微继续说道，即使中国被征服，情况仍然不会令人满意。美国得到的只是“用军事手段得到的巨大真空，然后我们需要千千万万的人去填补这个真空——最后会让我们在长达7000英里的边境上与苏联对垒”。

李奇微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唯一的鸽派，所以最终的投票结果是还是要采取行动，对抗中国。杜勒斯和参议员诺兰也表示同意。但艾森豪威尔认为李奇微是对的。他再一次拒绝卷入亚洲大陆上的战争。这次战争狂热终于消退。然而，杜勒斯却成功地说服艾克，还要顾及颜面。收回一江山岛后，北京广播电台发表声明说，这次进攻表明了他们“为解放中国台湾而战的坚定意志”。杜勒斯告诫总统，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采取任何行动，亚洲人就会以为美国是纸老虎。因此，美国总统决定干些什么，他将要求国会做出决议。

1月24日，他发表了美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声明。艾克向国会要求批准宣战。他希望这能让他决定美国开战的时间和地点。他说：

情形已紧迫万分，使我无法再等待联合国的决定，请示国会立即通过明确的决议参与有利于和平前途的各项措施。这些措施在必要时将动用美国的武装力量，以确保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安全。

总统接着暗示说，中国如对近海岛屿进攻，美国是否对其报复，要取决于攻击的性质。如果他们只想要金门和马祖那两个岛屿，那就让他们拿去，但如果他们想要向中国台湾迈进一步，他就不答应了。总统希望国会能让他揣摩中国共产党的意图，并采取任何他认为适当的行动。

这个措施本来是让人消除疑虑的，反而让很多人都迷惑不解。民主党自由派争辩道，艾克已经有权力采取他谋划已久的行动了。作为罗斯福-杜鲁门外交政策的拥护者，他们认为必须维护总统的权威。他们认为宪法赋予总统总司令的权力，就允许他以他的意愿任意调度美国的军事力量。那年冬天罗织出来的某些论点，今天读来颇为奇怪。越南战争后来注定成为美国众多政策的坟墓，这一条更是如此。在关于布里克修正案的争议上，保守派希望美国国会仍然有决定重大涉外政策的特权，而自由派则认为这种决定权应属于白宫。理查德·罗维尔明确表明了自由派人士的绝对立场。他在1955年3月19日写道：

总统保卫台湾的权力并不是由国会1月仓促通过的决议赋予的。作为美国总统，他有权选择任何他认为有利于保卫自己国家的决策，不管涉及台湾或者其他任何事情。

艾森豪威尔自己也不确定他是在给予国会权力，抑或是在剥夺。在向国会大厦发送消息之前，他做了一处改动：原文是“我要求的某些权限，可能已经包含在总司令的职权范围以内”，他将这句话删除，换成“决定是否采取某些行动所需的权力，是在总司令的职权范围内的”。国会对这个问题也同样不确定。在这里最普遍的解释是，行政当局在寻找一种方式逃避近海岛屿的问题。

休伯特·汉弗莱曾试图增加一条修正条款，以限制对中国台湾及澎湖列岛的管理权，但最终也是徒劳。其他一些国会议员则担心，美国可能会因为一些与美国安全没有任何关系的偏远地区而陷入一场战争。参议员拉尔夫·弗兰德斯进一步说道：“我们有来自最高层的信息：认为防止部队集结和装备囤积以进行对岛屿的袭击，从军事角度上讲是有道理的。简单地说，就是要将战争防患于未然。谨认真地建议将其列为符合此决议精神的一项行动。”

当参议员乔治也表示强烈支持这个议案时，反对势力就只有退缩了。乔治说：“我不希望所见民主党人说什么因为美国总统来到国会，就该批评他。”该议案在参议院以85∶3的票数得以通过，在众议院以410∶3的票数得以通过。1月29日，艾森豪威尔正式签署此议案。这天刚好是乔治77岁的生日，当他抵达仪式现场时，立即引起一阵骚动。然而，不到一个月，第七舰队从大陈群岛撤出14000名国民党军队，似乎向人们表明之前的所有争论都毫无意义。华盛顿等于说，《“福摩萨”决议案》到此为止，从此以后，它就是一纸空文。但有一个人看法不同。艾德莱·史蒂文森发现，总统对国会要求和得到的是一张“空白支票”。事实也的确如此。某一天，不论是艾森豪威尔还是另一位白宫之主，都可以在没有咨询美国国会的情况下，兑现这张支票。宪法之下的权力平衡又有了微妙的变化，对行政首脑的又一个束缚被打破了。

6个月后，艾森豪威尔迎来了他外交政策上的最伟大的壮举，这是一次公共关系上的胜利。为了实现这次胜利，他把杜勒斯折磨得够呛。10年来，这位共和党保守派一直坚决反对与苏联领导人举行任何会议。此前，温斯顿·丘吉尔曾提出举行高层会谈——他称其为“首脑会议”，但对于美国的保守派来讲，仅仅是建议美国总统与苏联人端着鸡尾酒酒杯碰个杯，就像是听到巴甫洛夫的铃声一样。他们抗议再搞一个如雅尔塔、波茨坦那样出卖自己人的会谈。杜勒斯也表示同意，作为一个正统的反共人士，是决不能和充满罪恶的苏联人谈判的。

但杜勒斯不能直接这样说，因为总统曾多次声明，为了和平，他愿意在任何地方与任何人进行会晤。因此，杜勒斯尽力为这种会晤设立各种不可能达到的先决条件。杜勒斯说，莫斯科必须用行动表明苏联也是尊重国际礼仪的，并愿意合作解决分歧，美国才可以认真考虑会晤。当被要求为这样的事情举例说明时，杜勒斯则常常回答得含糊不清。他给人的印象是，如果所有苏联军队能全部撤离东欧，或苏联能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自由选举，他才会满意。有时他也会暗示，他希望苏联能为以前的罪过诚恳地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