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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胡汉难分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模式（第8页）

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再次变革的伏笔已经埋下了。

大唐变成小唐

草原和华夏彼此熟悉，草原上的可汗与华夏的皇帝都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天下大势就变得有意思起来。实话实说，唐朝登上东亚霸主的宝座也就是30年左右的时间，682年突厥贵族阿史那骨笃禄等反叛唐朝，重新建立了东突厥汗国，大唐王朝一下子失去了对草原的实际控制力。但此后几十年间，唐朝面对四邻基本上还是能够占据上风。

与匈奴的单于相比，突厥的可汗更加了解华夏的情况。对唐朝来说幸运的是，突厥人仍然是较为纯正的草原族群，东突厥汗国也还是一个单一草原政权，所以唐朝与突厥的斗争，是一个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与一个单一草原政权的斗争。突厥人与匈奴人一样，满足于把华夏看作财富的源泉、会下金蛋的母鸡，希望能从华夏长期拿到金蛋，不希望母鸡死掉。即使在军事上占据优势的情况下，突厥人仍然不打算长期占据华夏。

比如武则天当政时期，突厥在默啜可汗的领导下，十分强大，武则天不得不以献贡和亲的方式安抚突厥人。而且在汉族人看来更为屈辱的是，此时的联姻是武则天的侄孙武延秀与默啜可汗的女儿联姻，也就是现在俗称的“倒插门”。在现代的中国社会，“倒插门”也经常会被拿来调侃，何况在唐朝时期，这样的联姻让唐朝人感觉颜面无光。

即便如此，默啜可汗也并不高兴，认为武氏配不上自己的女儿，熟悉华夏文化的可汗觉得，只有唐朝的皇姓成员即李氏人才足够尊贵，配得上和自己的家族联姻，于是打出“奉唐伐周”的旗号，于698年进攻华夏，当然仍以劫掠为主，并没有长期占据长城地带以南领土的意图。

草原与华夏好似又回到了匈奴与汉朝对峙时期，双方继续玩和亲纳贡、敲诈和反敲诈的游戏。

默啜可汗时期的东突厥在草原上极力扩张势力，逐渐控制了从东北地区到西域伊犁河流域的整个亚洲腹地。司马光在评价这段历史的时候，哀婉地说：“西北诸夷皆附之，甚有轻中国之心。”

世事难料，草原帝国又一次“马失前蹄”，让唐朝头疼不已的东突厥竟然自乱阵脚了。原属于铁勒部落一支的回鹘人团结草原上的许多族群，一举推翻了东突厥的统治，整个草原上的势力开始了新一轮的大洗牌。一时之间，回鹘还在忙着统一草原，无暇觊觎华夏的财富。来自草原的军事压力骤然减轻，唐朝和那时的皇帝李隆基迎来了一小段心情舒畅的时光。

是的，只是一小段时光。

草原帝国会发生内乱，难道华夏王朝就不会吗？唐朝的藩镇正好比北魏的六镇。内附部落这把双刃剑突然发难，给唐朝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面对周边强大的对手，作为混合政权的隋唐前期依靠的是以骑兵对抗骑兵的军事策略。

当时隋唐的对手很多——吐蕃、突厥、契丹、奚等，除了吐蕃是高原政权，其余皆为草原政权，不过吐蕃也靠骑兵打天下，类似于草原政权的套路。单一草原政权并不热衷于侵占隋唐的农耕区，而是采用军事敲诈的策略，要么突然袭击掠夺粮食和其他物产，要么索要贡品。吐蕃曾经长期控制西北的河西走廊到西域一带。

相比汉朝主要面对单一的匈奴帝国，唐朝的麻烦其实更大，它的对手更多，而且被侵扰的频率也更高。毕竟汉朝一次性用贡品搞定匈奴的单于，就可以解决很大一部分的问题了。可是唐朝周边的吐蕃、突厥、契丹、奚都是各自为政、各自为战的，唐朝经常是按下葫芦浮起瓢，顾此失彼。

从710年左右开始，也就是唐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李隆基即将继位的时候，面对日益严重的边患问题，唐朝开始任命长期的节度使来管理、指挥边境军事防卫区。此后的十几年，节度使制度逐渐推广到了整个边境地带。

为了防御西部的吐蕃，唐朝设立了河西节度使（据点在凉州）、陇右节度使（据点在鄯州）、剑南节度使（据点在成都）。为了防御北方的突厥，设立了朔方节度使（据点在灵武）。主要为了防御东北方向的契丹和奚，设立了河东节度使（据点在太原）、范阳节度使（据点在幽州）、平卢节度使曾长期由范阳节度使兼任，据点在营州……

节度使对自己防区的军务拥有完全的管辖权，每个节度使手下有数万兵力，后勤供应由支度使负责。为了在边境养活庞大的军队，许多防区都要依靠本地区的屯田来解决粮食问题。到742年，唐朝供养的边防军队多达49万人，另外还有8万骑兵。整个国家的军队大约80%以上都由节度使控制，分布于边疆各个防区。为了维持强大的边防军队，唐朝的大量财政都用于这些军队的开销。

长期保持如此庞大的军队，一方面说明大唐国力强盛，另一方面说明外部挑战严峻。唐朝为了维护自己作为一个混合政权的尊严和地位，不仅要保卫华夏免受侵扰，而且要在周边的草原、高原、西域以及东北山林中与其他政权争锋。

所以，混合政权模式只是看起来很美——集合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的各自所长，其实，这种模式既是荣耀，也是负担。唐朝渐渐变得力不从心了。

751年，唐朝和黑衣大食在今哈萨克斯坦境内遭遇，亚洲东西两大王朝在中亚正面交锋，这场被后人津津乐道的怛罗斯之战，以唐军失利而结束。

其实，这场战役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其实际意义。这场战役并非两个王朝一赌国运的决战，对唐朝来说，在如此遥远的地区与强敌作战，已经鞭长莫及。即使没有怛罗斯之战的失利，唐朝也难以长期在中亚保持影响力。这场战役对于唐朝的影响并不大。

但也就是在同一年，唐朝八万大军征讨西南方向的大理国，大败而归，大理国向吐蕃称臣，两国结盟对抗唐朝，唐朝西南边境从此陷入长期战乱。还是在这一年，北方的节度使安禄山率领大军，联合奚人征讨契丹，同样遭遇失利。北方的边患依然猖獗。

这一连串的失利表明，唐朝已经很难再继续推行混合政权的策略，很难在华夏之外保持强大的竞争力与统治力。至少到李隆基执政的后期，在外围作战不断受挫的局面下，迫不得已，只能考虑选择战略收缩。

从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向单一华夏政权收缩？

扩张势力很难，收缩防线也很难。历史甚至都不给唐朝逐步转型的机会。唐朝以一种激烈的方式完成了从锐意进取的大唐向收缩自闭的“小唐”的转变。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755年年末，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在范阳突然起兵，以奉密诏讨伐杨国忠的借口，联合草原上的同罗、奚、契丹、室韦、突厥等族群的武装部队，率15万大军急速向都城进攻。

迷醉在盛世歌舞中的唐朝完全惊呆了，河北、河南望风披靡，安禄山只用了一个月时间就攻下了洛阳城。

这场动摇唐朝根基的安史之乱历时7年，唐朝甚至宋朝的史书编撰者对叛军首领安禄山父子、史思明父子口诛笔伐。安史之乱看似是一场发生在唐朝内部的叛乱，边关拥兵自重的将领为了颠覆朝廷、取而代之而发动的，似乎只是唐朝的内乱。

然而，如果把视野放得更广阔一些，我们就会发现，安史之乱从起因到后果，都不只是唐朝的内部事务，它从一开始就和整个亚洲东部的局势搅和在了一起，与草原各方势力的博弈搅和在了一起。

叛军之首安禄山出生在草原上，他的姓氏“安”就大有来历，这是一个典型的中亚地区粟特人的姓氏。根据记载，他的父亲是粟特人，母亲是突厥人，有着深厚的突厥汗国背景。而且，语言学家发现，“禄山”在粟特语中是“光”的意思，这有着强烈的宗教含义，表明安禄山的家庭是信奉拜火教的，这正是粟特人的主要宗教之一。

史书中有一段关于安禄山的记载：“至大会，禄山踞重床，燎香，陈怪珍，胡人数百侍左右，引见诸贾，陈牺牲，女巫鼓舞于前以自神。”历史学家据这段话分析认为，此大会应该是一种拜火教团的宗教活动，而安禄山不仅是一位手握兵权的唐朝边塞将领，而且是一位拜火教团的宗教首领。在他的周围，有大量包括粟特商人在内的北方族群的各色人等，他们很可能与安禄山结成了复杂的利益团体。

更加让人深思的是，突厥汗国的主流宗教也是拜火教，这当然和粟特商人在汗国中的重要经济地位有关。虽然在安史之乱前，再度复兴的东突厥已经被新兴的回鹘瓦解了，但是突厥人在草原上的影响力仍然不容忽视，聚集在安禄山周围的人群中，可能有许多都是来自刚刚灭亡的东突厥的残余力量。

有着如此深厚的草原背景，又手握十几万边疆精锐之师，这就是安禄山敢于“逆天”的资本，哪怕对面是亚洲东部的霸主——唐朝。

当然，有和朝廷掰手腕的资本，并不表示安禄山一定要造反，安禄山起兵的原因可能非常复杂，既有朝廷之上宰相杨国忠对他的仇视和诋毁，也有身边一帮有突厥和粟特背景的兄弟的鼓动。此外，也许还有他自身的健康问题。

从现代医学视角分析史书对安禄山的描写，这个人很肥胖，在起兵后没多久就失明了，很像有严重的糖尿病症状。甚至有人怀疑安禄山起兵之际，已经感觉自己身体状况开始恶化，他可能担心自己一旦死去，杨国忠就会对他身边的一方势力不利，于是铤而走险。仅仅打下洛阳后，安禄山就急于称帝，这和他此前沉稳多谋的性格也很不符合，暗示了他可能察觉自己时日不多，“过把瘾就死”。

不管怎样，安禄山起兵发难后不久就死了，他的搭档史思明后来也死了，唐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花了7年的时间才勉强结束了安史之乱。当和平重新降临唐朝的时候，隋唐时代前期意气风发的混合政权模式，包括草原上的局势，都已时过境迁。

从整个亚洲东部的局势看，安史之乱不仅是安禄山、史思明叛军与唐朝政府军的对垒，而且是“叛军+突厥余党+其他一些草原势力”与“唐朝政府+回鹘+另外一些草原势力”的对垒，整个草原的力量被裹挟到了这场大乱局之中。这显然是由于当时的唐朝是一个兼有华夏和草原风格的混合政权的特点决定的。

安史之乱中最大的受益者莫过于接替突厥控制草原的回鹘，而昔日的盛世大唐却一蹶不振，龟缩为“小唐”，从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转变成了一个单一华夏政权。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政府一度无力招架，不得已求助于草原上的新兴强权回鹘，甚至签订了每年进贡两万匹丝绸换取回鹘军事支持的协议。回鹘很满意这笔交易，不仅因为可以获得草原上很稀缺的丝绸，而且因为安禄山一方掺杂了突厥的残余势力，回鹘可不能容忍刚被自己打倒的突厥“借尸还魂”，在安禄山手中再度复兴。于是回鹘和唐朝一拍即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