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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胡汉难分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模式（第7页）

突厥汗国兴起后，特别是消灭了嚈哒之后，打通了从东方的隋唐王朝到西方的东罗马帝国之间的漫长区域。从蒙古草原到西域、中亚乃至南俄草原、黑海沿岸等区域，首次处于同一个大型游牧政权的控制之下。

在突厥人军事力量的安全保障下，粟特人如鱼得水，他们从东方采购丝绸向西贩运，沿途的武器、马匹、香料、黄金、白银都是他们的贸易品。

早在568年，以粟特人为首的突厥使团就带着生丝和国书，穿越高加索山脉抵达东罗马帝国。可见突厥人在建立汗国伊始，就和粟特商人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结合在一起，经营东西方贸易，突厥人获得了维系庞大汗国的经济收益，而粟特人也赚了大钱。

前面已经多次谈到，草原政权要维系广阔地区的松散联盟，就必须有足够的财物不断流入草原，满足各个游牧族群的物质需要，如此一来，庞大的草原政权才可以长期稳定。突厥人和粟特人的联手，增强了突厥汗国对于草原的治理能力，这是突厥汗国能够超越过去的匈奴与柔然的关键。

这种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的紧密联手，将在此后的千年中被草原上的其他强权借鉴。这是草原上出现的一种新的变革，也将给草原带来深刻的社会变革。

人们一般把汉朝的张骞出使西域视作丝绸之路的开始，但也有历史学家指出早在张骞之前，东西方就存在着远途贸易，比如人们通过草原进行的物产交换，这被称为草原之路。但是汉朝乃至之前的贸易不仅规模很小、距离较短，而且华夏王朝并不热衷于此事。汉朝与匈奴在西域争霸多年，主要目的是在政治和军事上扳倒对方，而不是想通过西域来做生意。汉朝往往通过赏赐的方式，把少量丝绸送到西域各个小国，这些小国再将多余的丝绸转手。

反观草原上的情况，只有横亘在亚洲北方的大草原带被基本纳入一个统一的草原帝国疆土中，大规模的远距离草原贸易才可以顺利开展起来。在突厥汗国之前的匈奴、柔然虽然也是赫赫有名的强大的草原帝国，但它们也只是控制了大草原带的东部而已。只有在突厥汗国崛起后，大草原带第一次被一个强大的草原帝国打通了，大规模的远距离草原贸易才成了现实。

丝绸之路真正名副其实地大规模开启贸易，其实是在隋唐时期，而且对这条贸易道路的兴盛，突厥人和粟特人功不可没。

历史似乎又回到了北魏与柔然南北对峙的经典套路上，这一次是唐朝与突厥的对峙。626年秋，“自夸强盛”的东突厥以数十万大军兵临长安城下，李世民亲自出马，与东突厥的颉利可汗议和，满足了他们索取财物的要求，东突厥才退兵而去。

看上去处于弱势一方的唐朝要学习汉朝初年韬光养晦，用几十年的时间积蓄力量，然后再与东突厥一战了。然而局势转变却异常迅速。仅仅几年之后，东突厥就土崩瓦解了。贞观四年（630年），颉利可汗被唐军俘获，东突厥汗国从强盛的顶峰令人难以置信地迅速跌落了。

史书上把东突厥的灭亡归结于唐太宗李世民的雄才大略，但仔细分析唐朝出兵攻打东突厥的过程，会发现平定东突厥轻而易举。唐朝对突厥的军事打击规模并不大，双方并没有进行激烈的决战，突厥军队大都不战而败或者不战而降。看上去唐朝军队仅仅是在东突厥已经瓦解的形势下收拾了东突厥的残局，直接跨过阴山，控制了漠南草原。

迅速打败东突厥的不是唐朝军队，而是老天，即不期而至的糟糕气候。一些史书记载，贞观二年（628年），“颉利国中，盛夏降霜”；贞观九年（635年），“北蕃归朝人奏：‘突厥内大雪，人饥……’”。在大灾之中，当时东突厥的一些下属部落也纷纷揭竿而起，反抗颉利可汗的统治。

这次大灾有多么严重？史书上只有只言片语的描述，幸好现代科学能够一探当时的气候状况。这并不是一次局限在蒙古草原上的灾害，而是整个北半球的大灾害，唐朝也同样受到了影响。贞观元年（627年），黄河流域气候突然变冷，连续三年遭遇严重的霜灾，幸好没有引起严重的社会动荡，老百姓还是可以迁移到邻近地区获取食物，保住性命。

今天的科学家分析，627年前后的北半球持续数年的大面积气候变冷现象，与大规模火山喷发后的降温非常相似。格陵兰岛上的一处冰芯较好地记录了553—1974年北半球火山喷发的历史，因为火山喷发的酸性灰尘的成分会被保存在冰芯中，所以科学家能够据此判断历史上什么时候发生了火山喷发，喷发的强度如何。遗憾的是，这处冰芯记录的900年以前的几乎所有火山喷发的地点都尚未被发现，其中就包括627年前后的一次火山喷发，但从冰芯记录的酸度峰值来看，627年左右的这次火山喷发的强度，是553—900年最高的一次。

其他研究发现，626年欧洲出现了干雾、降灰和气候异常等大规模火山喷发的证据，据猜测喷发的地点可能在地中海地区。当地当时的历史文献也记载，太阳光异常黯淡，以至人们以为太阳再也不会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了，这段黑暗的时期持续了半年多。

火山喷发带来的灰尘遮天蔽日，北半球气温骤然下降，严重的雪灾和霜灾导致东突厥牲畜大量冻死，造成空前的大饥荒。在唐朝出兵之前，东突厥内部已经分崩离析了，颉利可汗躲在漠南草原一隅，苟延残喘。

还有学者分析认为，由于颉利可汗严重地依赖粟特人和其他中亚人，草原帝国的行政官员大多由他们出任。外人把持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其他突厥贵族对此强烈不满，认为这是对他们利益的侵犯，于是群起反对颉利可汗。

财富是草原帝国维系的纽带，也是草原帝国纷争的祸端。

虽然赢得不是那么堂堂正正，但唐朝毕竟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一举消灭了可怕的东突厥汗国。虽然此后在蒙古草原上又出现了薛延陀汗国，但唐朝有足够的力量对付这个新兴势力，并很快把这个想成为东突厥继任者的汗国消灭掉。到650年，唐朝又消灭了盘踞在阿尔泰山以北的东突厥最后的残余势力——车鼻部。至此，整个漠北地区都向唐朝俯首称臣。

为了管理漠北，唐朝设立了燕然都护府，后来改为安北都护府，管理大漠南北。草原上的突厥、铁勒各部落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并专门开辟了一条大道，名为“参天可汗道”，沿途设置驿站。从此唐朝中央政府的政治管辖权直接行使至漠北地区。

那一刻，唐朝和李世民都达到了自己的人生巅峰，一个飞旋在亚洲舞台上的史诗般的王朝出现了。唐朝军队甚至跨越了西面高入云端的葱岭（即帕米尔高原），在中亚与列强周旋。

为什么在短短的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突厥、隋、唐能够先后接替，成为整个亚洲东部的主人，草原与华夏之间融合方面的巨大障碍一度变得不是问题了？

草原与华夏在生产方式、文化传统上的差异当然还存在，隋唐与此前政权的不同之处在于，王朝统治者对于草原比过去的华夏王朝更熟悉，他们本身就有深厚的草原背景。

如果对隋朝和唐朝的建立者追根溯源，就要从北魏后期处于长城地带的六镇说起了。“六镇之乱”最终导致了北魏分裂，六镇出身的官兵演变而成的关陇集团却成为北魏之后影响天下政局的重要力量。

从拓跋鲜卑兴起以来，如同走马灯一般在华夏掌控局面的主要政权，都是以北部长城地带的边疆为根据地，由那些边疆军事力量创建的：拓跋鲜卑本身就是在大同地区发展起来的；它的后继者西魏和北周的统治者原来是河西走廊一带的军事指挥官，隋朝上层也来自同一集团；至于唐朝，与北周和隋朝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其最初的权力基础在太原。它们起先都是独霸一方的军事集团，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们能同时从草的世界和禾的世界中获得支持。

比如帮助宇文泰建立北周的将领中，有突厥血统的独孤信，以及带有鲜卑血统、日后隋文帝杨坚的父亲杨忠。这些人的家族之间互相联姻。独孤信有几个女儿，他的大女儿嫁给了宇文泰的儿子，即北周的第一任皇帝明帝；他的七女儿嫁给了杨忠的儿子杨坚，即后来的隋文帝；他的四女儿嫁给了李虎的儿子李昞，这对夫妻生下了李渊。建立唐朝的李渊有“大野氏”这样的少数民族姓氏。

这些有着浓厚北方军镇色彩的关陇集团成员，对于北方草原的游戏规则并不陌生。他们在作战的时候，高度依赖骑兵部队。他们自己要么就有养马的部落，要么从邻近的草原部落中得到充足的马匹，从而能够建立并维持长期的骑兵部队。即使他们在华夏建立了自己的王朝，他与草原上的各个族群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他们身上融合了草原文化和华夏文化。所以相对于昔日汉朝的君主，他们更容易和草原文明打交道，一旦出现建立霸业的机会，他们马上就知道如何控制广袤的草原和众多的游牧族群。

关陇集团几经打天下和治天下，到隋唐王朝前期，一种兼具草与禾色彩的政权模式成熟起来，我们可以称之为“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模式”：以华夏强大的农耕生产力为基础，辅之以草原色彩的军事制度。比如府兵制，就是一种兵农结合的制度。

隋唐的前期作为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从领土上看，不仅包含了华夏，而且包含了一部分的草原乃至西域地区；从族群上看，隋唐不仅包含了人数众多的汉族人，而且包含了极为复杂的其他族群，尤其是有着草原部落血统的大量族群。

虽然以华夏文明为国之根本，但草原文化同样得到隋唐王朝很多人士的推崇。比如唐太宗李世民曾立的太子李承乾，就酷爱突厥音乐和习俗，身边都是突厥仆人。他在郊外建了一座毡房，四周插满了狼头大纛。他经常表达想搬到草原上居住的想法，在那里他可以过一种更自由的生活。这不是个案，实际上唐朝的李氏皇族早期的价值观、习惯、行为以及政策，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草原文化倾向。

隋唐的前期，既有华夏“禾”的基因，也有草原“草”的血脉。这样一种混合政权模式，意味着隋唐不仅要管理好华夏，而且深深地卷入了草原以及西域的政治之中，因为草的世界也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隋唐政权是不会放弃草原与西域的。

所以，当历史终于走到突厥与隋唐时期时，东亚出现了登上大洲级舞台的大帝国，这并不是偶然的，这是此前几百年大乱局中孕育出的文明融合的种子最终萌发、生长而促成的。这些大帝国的根脉来自魏晋南北朝的乱局，种子的萌发要追溯到北魏的边境军镇，甚至可以上溯到南匈奴寓居在东汉境内的时候。

在幸运地消灭了东突厥之后，唐朝皇帝李世民要面对自己的“南匈奴”问题了，与当年的汉光武帝刘秀面对的南匈奴降民类似，唐朝需要安置大量的突厥遗民。李世民的策略和当年刘秀的策略很相似，他把这些投降过来的突厥人安置在河套南部的唐朝境内，并拆散了他们原有的部落，让他们散居在边境的各个州县。少部分突厥人被迁入长安地区定居，几个突厥部落首领也被唐朝吸收，出任军事将领。

作为一个“亚洲级”帝国，唐朝需要安置的部落可不只有突厥人，在整个唐朝历史中，羌人、党项人、吐谷浑人、吐蕃人、回鹘人、契丹人甚至来自中亚的粟特人都曾在唐朝境内生活。唐朝将这些部落主要安置于北部边疆一线，于是从今甘肃河西走廊向东，沿黄土高原、阴山山脉、燕山山脉一带，多个民族杂居。

这些外来部落对于唐朝维持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模式是至关重要的。虽然隋唐皇族靠军功起家，但是与北魏类似，当政权定都于中原腹地，变成一个越来越依赖农耕模式的王朝时，其军事传统必然会有所削弱。而迁入的部落可以帮助唐朝管理庞大的朝廷养马场，饲养马匹和其他牲畜，甚至直接参军，部落的首领成为军队的指挥官，部落人民充当骑兵。唐朝因此维持了强大的军事力量，能够在草原上与草原政权争锋。

内附的部落是唐朝称雄亚洲的锋利长剑，可惜，它们是既能伤人也能伤己的双刃剑。稍后唐朝会痛苦地发现这一真相。

唐朝对于更为偏远的区域的控制，是通过羁縻州和都督府实现的。那些愿意臣服于唐朝的部落首领，会根据唐朝的羁縻制得到任命，被赐予封号、官爵和俸禄，有的人甚至还能得到唐朝的尊贵姓氏——李。唐朝建立的都督府驻军很少，管辖范围却很大，主要依赖当地支持唐朝的部落来维持局面。

所以，面对草原、西域这些与华夏不同的区域，唐朝实际上只是把华夏的治理方式在区域最上层的管理者中进行了小范围的推广。至于区域的底层部落如何管理，还是由当地管理者自行决定。这是一种很明智、很现实的治理策略。

在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唐朝的直接统治和间接统治扩张到北方草原和西域的荒漠、山地，于是唐朝的政权组织模式也影响了更广阔的区域。在这一过程中，大量边远部落受到了唐朝的“培训”，他们对于华夏王朝的体制有了更深的了解。部落首领会与唐朝皇室通婚，首领的儿子会作为质子到唐朝腹地接受教育，并担当皇帝卫队的侍卫官。慢慢地，这些部落上层对于华夏、都城、朝廷、制度越来越熟悉，很多人甚至通晓汉族人的语言和文化，并模仿华夏王朝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