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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号角的又一次召唤（第4页）

约翰·肯尼迪对势不两立的左右极端派系都很了解。1961年11月他在西雅图时就曾提议，正是这些无法解决的难题激发了人们寻求简单答案的渴望。他说：“这些失意受挫的公民可以分成两派，奇怪的是这两派……非常相似。每一派都坚信我们只有两种选择：姑息或者战争，自杀或者投降，受辱或者毁灭，赤化或者死亡。”一有机会，他就风趣地调侃一下他们。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招待会上，《达拉斯新闻》报的记者e·m·“特德”·迪利对肯尼迪说道：“我们需要一位骑马之人来领导我们的国家，然而，得克萨斯州以及西南部的许多人认为你骑着的是卡罗琳注卡罗琳，肯尼迪总统的女儿。——编者注的三轮车。”达拉斯晚报《时代先驱报》的主编写信向肯尼迪声明迪利之言并不能代表整个得克萨斯州人民的心声。总统回信说：“我确信达拉斯的人民每到下午一定会兴高采烈。”

极端的幽默会变成黑色幽默，而温和的幽默则无伤大雅。佐治亚州的一所剧院入口的大天幕上画着一幅画，展示总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勇事迹——109号侦察鱼雷艇，画上写着：“看看日本人是如何差点搞垮肯尼迪的。”于是，这样一个流言便四处传开了：“如果杰克、鲍勃与泰德都处于即将沉没的船上，那么谁会得救？”答案是：“国家。”一份广为流传的油印传单上印有为肯尼迪在华盛顿建立一座纪念碑的计划：“将它建立在乔治·华盛顿纪念碑旁边并不明智，因为华盛顿一生没有说过假话；将它建立在罗斯福纪念碑旁也不妥，因为他一生都没有讲过真话，而约翰·肯尼迪一生都没有分辨出真话与假话。”传单后面还有：

5000年前，摩西曾对以色列的孩子们说：“握着你们的铁锹，骑着你们的驴和骆驼，我将带领你们走向幸福的乐土。”又过了将近5000年，罗斯福说道：“放下你们的铁锹，一屁股坐下来，点燃骆驼牌香烟，这里就是幸福的乐土。”现在，肯尼迪在盗取你们的铁锹，踢你们的屁股，提高骆驼牌香烟的价格，占领这片幸福的乐土。

此类话语一开始传播，社会上的论调便朝着两级发展，然而极端分子的调侃已日渐让人不忍卒读。正如罗斯福执政期间，此类调侃一般都会关注非正常的性行为，不但涉及肯尼迪家族的男男女女，还有他们的子孙儿女，甚至包括他们的宠物。那些曾经模仿罗斯福上流阶层口音的人的儿子们现在转而模仿肯尼迪的口音，他们开始讲起这样的故事来：几根热线从教皇的厕所穿过罗马的下水道一直接到白宫；他使用了千奇百怪的方式挥霍自己父亲钱财；还有一个女人自诩为他的正牌夫人——乔·肯尼迪应该是花钱摆平了这件事，甚至包括他生病一事。阿瑟·施莱辛格指出肯尼迪处处都招人怨恨：“他的外貌、他的宗教、他的财富、他的智慧、他的大学、他的家乡、他的妻子、他的兄弟、他的顾问以及他对黑人的支持、他坚决推行冷战以及拒绝投掷原子弹的决心。”只要和总统相关的任何事，极端分子都简单粗暴地表示痛恨。

此类报道不计其数。有时候，第一家庭以及与之相关的形形色色的人员似乎吸引了整个传媒行业的注意力。肯尼迪的传说被制作成电影，搬上了大荧幕，登上了百老汇大舞台，甚至被谱曲演奏成颂辞乐曲。每家书店都设有肯尼迪图书专柜，1962年，此类书籍超过上百种；有些书籍收藏家为了买到附有作者签名的《当仁不让》，甘愿多掏些钱。仅仅由于总统喜欢戴维·塞西尔勋爵关于墨尔本的传记，就足以让这本传记由受冷遇变得畅销；有报道说总统喜爱伊恩·弗莱明的《来自俄罗斯的爱》一书，弗莱明就一跃成了百万富翁。自从卡罗琳·肯尼迪的照片登上《新闻周刊》的封面之后，就有3家电影杂志采用了这样一个规则：每一期的封面都要刊登一张卡罗琳母亲的照片。

自从人们知道总统通过快速阅读课程使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1200个词之后，教授该课程的机构数量立即增加了10倍。美容学校专门指导广大女性如何模仿第一夫人的蓬松发式。因为她的丈夫很少戴帽子，于是康涅狄格州西南部城市丹伯里这个制帽业中心遭遇了严重的经济衰退。据采访白宫的记者透露，总统最喜爱的鸡尾酒名叫“台克利”，于是，瓶装酒的店铺货架上便摆满了瓶装台克利鸡尾酒所需的各种配料。肯尼迪的妻子杰基认为在家中举行小型宴会更加明智。于是，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珀尔·梅斯塔和格温·卡弗里兹举行的大型宴会都因之黯然失色。有消息传出说，政府要员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以及泰勒将军等人始终会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到“胡桃山大学”（晚间或者周末则是在罗伯特·肯尼迪位于弗吉尼亚的邸宅举行的讨论会）提升个人修养。这一消息传到亚历山大市和阿灵顿，紧接着又传到乔治敦市和克利夫兰公园，现在类似于约翰逊兄弟那样的公司也开始为其公司高级管理层开设提升自我修养的课程。

肯尼迪家族成员都非常喜爱户外运动。自西奥多·罗斯福以来，白宫之中再未出现过如此热衷于提倡锻炼的总统。运动项目包括触身式橄榄球、在海恩尼斯湾出海以及杰基喜欢的划水运动。肯尼迪家的人似乎对所有运动都有极大的兴趣：网球、游泳、骑马、羽毛球、高尔夫、垒球、肌力均衡体操、去阿斯彭滑雪以及早餐之前徒步走。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格天生就虎背熊腰，体育锻炼则让他的身材更加浑圆结实了，这件事让他成了一个反面教材，几乎与美国人的形象背道而驰。总统与他进行俯卧撑挑战比赛，试图以此来挽救他。为了皮埃尔，肯尼迪曾经要求所有的工作人员每人减重5磅。总统则按时出现在白宫的小型体育馆中进行锻炼，外出旅行时则待在酒店房间或是“空军1号”的地板上，进行特殊的背部锻炼。

有时候人们对运动健身的关注像着了魔一样。海恩尼斯湾式的触身式橄榄球是一项相当艰苦的运动；在蔷薇荆棘中接球实属危险之举；杰基自从摔断了一条腿之后，才停止了这项运动。雷德·费伊是肯尼迪当年在侦察鱼雷艇上认识的一个秃顶的朋友，他后来被任命为海军部副部长。他在巡视各海军基地时，喜欢同海军战士们进行俯卧撑比赛。那些入住胡桃山的游客在早餐之前都期望能够打至少一盘网球；总统在看到那些戴绿色贝雷帽的游击战士们能够在布拉格堡攻克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障碍课程后，他告诉自己的3个中年助理，希望他们也能照办。

那些天所经历的体育锻炼，后来变成大家熟知的“大远足运动”。这项运动是海军陆战队指挥官戴维·m·舒普发起的，他是肯尼迪的爱将之一。他从一堆档案里找出了西奥多·罗斯福在1908年发布的一项指令，他要求海军陆战队的连长能够在20个小时之内行军50英里，最后的700码还要快步行进。他将此事写成备忘录呈递给总统，总统经调查研究之后回信说：“罗斯福总统并不只是仅仅对海军陆战队的官员提出此类要求，有可能这些要求也适用于自己的家人，他的工作人员以及内阁成员，甚至那些不幸的驻他国外交官。”随后，肯尼迪向海军陆战队发出了挑战邀请。他问舒普今天的海军陆战队能否和1908年的海军陆战队相提并论。实际上，他们能够赶得上，而且也确实赶上了，但这仅仅是个开始。罗伯特·肯尼迪徒步完成了从切萨皮克到俄亥俄运河这一线的全部行程；司法部的部长助理以及秘书们都纷纷仿效。该消息登上报纸之后，一时间人们对这项活动发了狂。长途旅行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一件事。那些不愿意走出从扶手椅到鸡尾酒柜台这段距离的人们，也开始了他们的旅途。受惊的内科医生们提醒大家对运动过度的热情投入是危险的。总统在医生的请求之下，告诫大家千万别过了头。塞林杰刚刚莽撞地同意率领白宫记者团进行50英里的步行，听到这番告诫后，他感激地撤销了这项行动。

当胡桃山草坪上的喧闹宴会接近尾声时，衣着整齐的塞林杰却被扔进了胡桃山的游泳池内。泰德·肯尼迪乘兴而来，也跟随塞林格跳进了游泳池。该消息见报之后，那些对肯尼迪怀恨在心的人的眉头锁得更紧了。出于某些原因，这件事在他们看来，格外具有颓废意味。本来开设私人游泳池就违反了新教伦理。除了泳衣以外，穿着任何衣服下水都是离经叛道的。然而，相比之下还有令他们更为震惊的事情。1961年6月17日，这一天是司法部长结婚12年纪念日。他和妻子艾塞尔在家中举行了一个庆祝宴会。他们围着游泳池摆了一圈桌子，艾塞尔坐着的那张桌子摇摇晃晃地支撑在临时搭建的游泳池过道上；在等待上餐期间，阿瑟·施莱辛格和其女伴决定去跳舞。这是个错误的决定。他们踏上过道那张临时搭建的板子时，其一端翘了起来。女主人艾塞尔的椅子滑下了水，水花四溅，艾塞尔也喝了一肚子泳池中的水。施莱辛格大惊失色，随后也跳下水去。后来他们换上干衣服，晚宴照常进行。然而，那些对肯尼迪心怀怨恨之人则在此事上大做文章。按他们的说法，围绕着游泳池所发生的事情就如《旧约》中的罪恶之城巴比伦一样。今后一年之中，艾塞尔每次都要向新来的客人解释事情的真相，她似乎还有一种不被相信的不安感。

像罗斯福一样，肯尼迪逐渐感觉到那些心怀憎恨之人开始肆无忌惮地散布有关他和他家人的恶意谣言，但这反倒变成了他的政治资产。这些流言冒犯了正派的美国人，对他反而是有利的。他猜测巴里·戈德华特将成为他1964年大选中的竞选对手，他要确保整个国家能够明确他的“中央集权主义”和戈德华特的“极端主义”之间的差异。在他生前还未来得及发表的一篇演讲稿中，他谴责了那些将“空话与现实”混为一谈以及那些主张“辱骂即胜利”的人。他去世时，兜里还装着这份演讲稿。在此之前，他曾这样评价过那些人：

他们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他们的邻居以及他们的领导人。他们需要“一个骑在马背上的人”，因为他们不相信人民。他们发现在我们的教堂里，在我们的最高法院中，在我们对饮用水的处理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背叛行为。他们不愿正视来自外部的危险，却执着地相信真正的危险来自内部。

无论赖特·米尔斯和h·斯图尔特·休斯如何辩解，共产主义对美国而言的确是一个威胁；而无论罗伯特·韦尔奇和基督教十字军如何做，威胁始终来自苏联，而并非像对饮用水添加氟一样。冷战时期的紧张局势足以再次产生强烈的恐惧气氛。这种恐惧感会将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都置于核毁灭的边缘。说来奇怪，这种情况竟然发生在1962年10月那个灿烂美好的秋天。

通常情况下，纽约参议员肯尼思·基廷并不是个多疑之人。但当他得知从佛罗里达州古巴难民口中传来的消息后，整个夏天他都坐立不安。大家都知道古巴的武装部长，也就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曾于7月2日到过莫斯科。当月下旬，古巴港口的活动明显活跃起来；自黑海驶来的大批苏联货船开始抵达马列尔——一个位于比那尔德里奥省北岸的深水港。船上所载货物不明，但令人怀疑。这些船吃水不深，但舱口非常宽。同样令人奇怪的是，每条船上都载有大批的苏联技术人员。

8月底，古巴的苏联人多达5000余人。据在佛罗里达州奥帕洛卡的中央情报局审讯中心接受讯问的难民所言，他们曾经目睹卡车护送一些由防水帆布包裹的管状物体。一个从古巴来到奥帕洛卡的中央情报局特工就曾亲眼看见该物体的尾部，并画有一张简图。同一个星期之内，卡斯特罗的私人飞机驾驶员在哈瓦那的一间酒吧里吹嘘道：古巴现在拥有装着原子弹头的远程导弹。10月3日，消息传到奥帕洛卡就变成了比那尔德里奥出现了“很可能与导弹相关的活动”。我们并不清楚参议员基廷对这些消息究竟了解多少。但是当月，他多次在演讲活动中向大家提及苏联正在集结军队这一事实。10月10日，根据他那号称“绝对可靠”的告密者们提供的消息，这个岛上正有6个中程导弹发射基地在建造。

政府部门仍然对此表示怀疑。苏联从未在任何国家放置过导弹，即便是在因《华沙条约》而受苏联控制的邻邦东欧卫星国，也未曾安放过。在这个铁幕的两边，卡斯特罗都被认为是一个反复无常的领导人以及不可靠的盟友。赫鲁晓夫会把用以毁灭世界的武器交给这样一个人，当真不可思议。尽管卡斯特罗已经发表了宣言，但当时克里姆林宫并未将古巴视为苏联集团的成员。古巴与苏联相隔甚远，美国可以迅速地切断他们之间的交通以及通信联络线。最后，苏联人终于明白了任何此类的活动都会引起华盛顿方面的激烈反应。

10月14日，星期日，下午3点。麦乔治·邦迪正在接受来自美国广播公司的爱德华·P·摩根与约翰·斯卡利的电视采访。作为负责国家安全的总统特别助理，他被要求对基廷的控告做出评论。他回答说：“据我所知，没有任何确凿证据证明古巴人与古巴政府会与苏联政府联合起来配备具有大规模杀伤性的武器。”中央情报局的人也都众口一词。他们认为基廷受骗了。众所周知，古巴告密者的不可信已是臭名昭著。毫无疑问，那些长条管状物就是萨姆地对空导弹，曾经在苏联境内将弗朗西斯·格雷·鲍尔斯驾驶的U–2飞机击落到200英里远的地方。苏联人曾经也提供过这种导弹给埃及和印度尼西亚，现在，这种导弹正在运给卡斯特罗的途中。这些都是防御性导弹，大家不用担心。

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a·麦科恩与大家对此事的意见不同。结束蜜月旅行回到首都之后，他发现由于在古巴西部发现了防空导弹阵地，古巴西部已经有一个月没有进行航空侦察了。因为谁也不愿冒着另一架U–2飞机被击落的危险到那里进行侦察。麦克恩说，这个赌必须要打。于是10月4日，他要求对整个岛屿进行空中侦察摄影，尤其对岛屿西端加强戒备。由于目标区域上空有云，也为了指导新的U–2飞机驾驶员，侦察被迫拖延了几日。10月14日清晨，晴空万里，两名空军少校驾驶飞机起飞，前往古巴西部。他们已得知可能会有来自地面的炮火袭击。然而，萨姆导弹队要么无人坚守，要么就是射手睡着了。这两名空军少校因此得以安全返回。在返回途中，他们拍摄的影像就已被送往华盛顿的影像处理实验室。技术专家已开始在五角大楼的分析中心研究放大的影像。

星期一下午，他们亲眼所见的情况足以证实基廷是正确的。截至目前，只能在U–2飞机在苏联上空拍摄的空中侦察影像中看到圣克里斯托瓦尔的附近已经修建起梯形的场地。场地的4个角落都建有导弹发射场，保卫着发射台。影像中看不到弹道导弹，但是分析专家确定有导弹运输车、安装工以及射手。这项证据虽然不足以下结论，但是需要立即引起美国政府最高领导阶层的重视。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那天离开五角大楼的时间比平常要早一些，因为他要去胡桃山大学参加研讨会，因此国防情报局长只能拨打热线电话到国防部副部长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在华盛顿的公寓。当时是1962年10月15日，星期一，下午7点刚过。

吉尔帕特里克正在换衣服，打算前往泰勒将军所在的麦克奈尔堡赴宴。时间已经晚了，索性再晚点儿吧。他说他想再研究一下影像。两个分析师将录影带来给他。他看完影像，发布了相应命令后，便前往将军的晚宴。晚宴中间，重要的客人都依次被叫去接电话，他们被告知一些警戒级别极高的机密消息，甚至连自己的妻子也不能透露。所有呈递给总统的报告都要经过麦乔治·邦迪，而邦迪当时正在为新任驻法大使查尔斯·e·波伦举行宴会以示庆贺。8点30分，邦迪接到了中央情报局局长的电话。他决定第二天再向总统报告此事。即便现在报告了，除了让总统肯尼迪一宿不眠之外，什么都做不了。后来，他在呈递给总统的备忘录中写道：“因此，鉴于你白天即将面临的各种问题，我觉得一个宁静的夜晚和一个好觉才是最好的准备。”

国务院8楼的宴会厅里的第三个宴会是由迪安·腊斯克主持的，当时他正与来自联邦德国的尊贵宾客，时任外交部长的格哈德·施罗德进行交谈，他被叫到食品室接电话。打电话给他的是助理国务卿罗杰·希尔斯曼。腊斯克听了片刻，便问：“你个人认为真的是这么回事吗？”希尔斯曼回答：“现在只是初步分析，不过据我记录的通话内容，应该没有多大疑问。”国务卿的行为稍有失常，便会流言四起。尽管腊斯克现在烦恼至极，也只能遵循外交礼节回到宴会上招待宾客。第二天清晨，他们将开始面临长达13天的危机。

1962年10月16日星期二

分析人员连夜对圣克里斯托瓦尔的影像进行重新检查与分析，麦克纳马拉于早晨7点30分看了这些照片，邦迪8点时才看到。邦迪径直走向总统的卧室，向正在阅读早报的肯尼迪报告：“总统先生，现在有确凿证据证明古巴安装了进攻性导弹，证据的具体内容稍后会呈递给你。”总统吩咐邦迪召集政府主要成员于早晨11点45分在内阁会议室开会。然后，他打电话给他的弟弟。

出席11点45分的会议人员除了肯尼迪，还有吉尔帕特里克、邦迪、麦克纳马拉、腊斯克、奥唐奈、林登·约翰逊、科麦恩、马克斯韦尔·泰勒、中央情报局的马歇尔·卡特将军、索伦森、在国务院中与吉尔帕特里克地位相同的乔治·鲍尔、财政部长狄龙、负责拉丁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爱德华·马丁、驻法大使波伦、卢埃林·汤普森、阿德莱·史蒂文森、U·亚历克西斯·约翰逊以及保罗·尼采，还包括三个现已不在政府供职的人：迪安·艾奇逊、约翰·J·麦克洛伊和罗伯特·a·洛维特。这些人将作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或者简称为执委会成员）被记录到历史篇章中。

技术人员呈递的报告表明，圣克里斯托瓦尔发射场地还有10天左右即可竣工。届时，它将会使美国的预警时间由原来的15分钟缩短为2~3分钟。罗伯特·肯尼迪记得当时最主要的感觉就是：“真是令人震惊。”人们日渐认识到，美国做出的任何反应都有可能加剧局势的恶化，但是仍然没有听任赫鲁晓夫我行我素下去更加糟糕。总统下令增派更多的U–2飞机。其他执委会成员将寻找一些可行的方法——用腊斯克的话说，他们将“从全方位探索可行的方法”。国务院将向拉丁美洲和欧洲同盟国寻求可能的支持；国防部则研究各种各样的军事方案：时间因素、部队军种以及各军事方案中需要的兵力。这时候，大多数人都感到只剩下一个选择：对导弹发射场进行一次空袭。肯尼迪递给自己的兄弟一张便条，上面写着：“现在我终于知道东条英机在策划珍珠港事件时的感受了。”

10月17日星期三

为了保持表面的镇定，总统信守承诺前往康涅狄格州参加民主党候选人竞选，直到深夜才离开首都。整个白天以及大半个晚上，执委会成员们都在国防部7楼乔治·鲍尔的会议室开会。新的U–2飞机的证据出现了，这令大家兴奋不已。苏联技术人员在夜以继日地工作。照片中的导弹现在已清晰可见。一星期之内将会有16个或32个导弹发射场完工。现在除了有证据证明圣克里斯托瓦尔的确安装了中程导弹（1000英里射程）之外，还发现位于圣克里斯托瓦尔与哈瓦那的中部交界处的瓜纳哈伊地区，以及古巴东部的雷梅迪奥斯同样建有中程导弹发射基地（2200英里射程）。这些中程导弹及场地将于12月1日准备就绪。它们就是军队中所谓的“先锋”武器。根据这些信息，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苏联将可以向西至蒙大拿州的美国本土一次性发射40枚原子弹头。

在哥哥缺席期间，鲍勃·肯尼迪暂时担任执委会的议事领导。大多数人依然支持空袭，它有一个委婉提法：“外科手术”。空袭的主要提倡者是邦迪和艾奇逊。麦克纳马拉提出另一选择：对古巴实行海上封锁。投弹和封锁都是战争行为，但是封锁的好处在于，至少在初始阶段可以避免流血与杀戮。一次空袭会炸死约2500名古巴人，还有许多数目难定的苏联技术员。如果有苏联人被炸死，那么美国与苏联的全面战争也将成为必然。

当天，大家经过深思熟虑，提出6种选择或者“捷径”。捷径一就是目前先按兵不动。捷径二是派遣使者与赫鲁晓夫见面，尝试私下解决此事。捷径三是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解决两国之间的矛盾（不幸的是，本月的理事会主席是苏联的瓦列里安·佐林）。捷径四也就是执委会称之为“缓慢捷径”的海上封锁。捷径五是空袭。捷径六则是入侵古巴。最后一条方针被搁置重议。现在大家摇摆不定，因为这需要大量而细致的准备工作才能得以实行。不过，一切准备已经开始。

10月18日星期四

据美国情报机构估计，古巴现在拥有的导弹发射能力能够达到整个苏联洲际弹道导弹的一半。影像分析结果表明古巴的导弹正对准美国的某些城市。如果这些城市遭到攻击，将会有800万美国人在几分钟内毙命。根据情报局在早晨11点执委会举办的会议上的最新报告，第一批导弹将在18个小时之内做好发射准备。总统对艾奇逊说：“这一个星期我得做对得起我的薪水的工作。”当他和执委会开会的时候，舒普将军说：“总统，这次你的处境相当糟糕。”肯尼迪马上回答：“你也一样。”

总统很久之前就已经和安德烈·葛罗米柯有个约定。他信守自己的约定，与葛罗米柯谈了将近两个多小时，给予其一切可以澄清导弹一事的机会，可是葛罗米柯始终顾左右而言他（后来这不得不让人怀疑葛罗米柯事先就知道古巴正在发生的事情）。同时，腊斯克向执委会建议，将10月23日定为行动开始的最后期限。如果到时发射台仍然没有修好，那么美国就应该使用武力予以清除。

空军参谋长柯蒂斯·勒梅也参加了此次会议，并强烈赞同军事进攻。总统反问勒梅，如果这样做，苏联会作何反应呢。勒梅向他保证，苏联一定会毫无反应。肯尼迪疑惑地说：“和我们一样，他们不会束手就擒。从他们多次发表的声明来看，他们绝不会在我们带走他们的导弹并消灭大批苏联人之后依然安之若素。倘若他们不在古巴采取行动，那就会在柏林。”麦克纳马拉继续寻求实行封锁的支持者。国务院的一名法律顾问回想起，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隔离侵略者演讲”，并建议将封锁改名为“隔离”也许会更加合适。大多数人都倾向于采取这个方案。肯尼迪对此表示强烈赞同。他说，一想起珍珠港事件，他就觉得美国不能发动出其不意的空袭，这会让成千上万的无辜人民为之付出生命。他说，175年以来，美国从来就不是那样的国家，出其不意的空袭与美国的传统相悖。

那天晚上，腊斯克在国务院8楼设宴为葛罗米柯接风洗尘，与此同时，执委会也在召开晚间会议。记者们看到国防部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到来，察觉到一丝反常。他们本以为麦克纳马拉和麦克恩是来赴宴的。为了避免再次与记者碰面，会议接近尾声时，9个执委会委员——他们的车辆牌照非常显眼——一同挤进了国防部长的豪华轿车。他们到达白宫之后，总统知道了封锁趋势仍然在继续。曾是一名国际法教授的司法部副部长卡岑巴赫，现在被命令寻找能够支持封锁古巴的法律依据。

10月19日星期五

保密工作做得很好，总统为了履行职责，不得不再次离开华盛顿，去芝加哥帮助竞选。在首都境内，下午1点20分，参谋长联席会议下令大西洋以及加勒比海域将进入戒备状态。五角大楼宣布，麦克纳马拉已经要求参谋长联席会成员在华盛顿停留6个星期，以便商议“预算方案”。卡岑巴赫也报告称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单边封锁命令在法律上是可行的。于是，总统决定在星期一晚上发表相关电视声明——如果有一些必要步骤需要提前准备，那么星期一已是最快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