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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号角的又一次召唤（第3页）

1962年秋，罗斯·巴尼特已经64岁。除去他的年纪不说，作为代理人，他和即将与其进行间接斗争的梅雷迪思的相似程度极高，但他本人却对此浑然不觉。和梅雷迪思一样，他也有10个兄弟姐妹，成长于密西西比州中部贫穷落后的荒原之上，这里是威廉·福克纳笔下他所熟知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的一片荒芜之地。然而，在接下来的危机当中，福克纳的侄子默里·福克纳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巴尼特与梅雷迪思一样，思想陈旧、固执己见；作为一个正统的基督教徒，他将《旧约》的文字奉为真理，信奉《圣经》所言的种族“融合”禁令。在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地点，这两个人也许会成为朋友。巴尼特会喜欢这一切，因为他生性平易近人，乐善好施，包括对黑人。但如果对方是黑人的话，那么他必须要有自知之明。三年前，巴尼特凭借为了让梅雷迪思这样的人循规蹈矩这一誓言，在密西西比州白人公民委员会的支持下，成功当选该州州长。在上一届总统选举中，他本来有意投票给肯尼迪和约翰逊，后来却转投给哈里·伯德。简而言之，他就是这样一群人的代表：迷人、无知、友好、多疑，盲目忠诚于早已失败的同盟；对现实与未来充满了恐惧。巴尼特就是最有潜力成为此类殉道者的人，而他之所以没有成为殉道者，是因为他胆小怕事。面对巨大压力，他会另谋出路，与别人做一些交易。他的悲剧就在无法找到这样的出路与交易，这也成了密西西比州的悲剧。

如果说巴尼特与梅雷迪思颇为相似，那么完全误读了巴尼特的罗伯特·肯尼迪则与他刚好相反。密西西比州的公路巡警尽职尽责地将自由乘客护送到安全地带。根据这一事实，鲍勃认为密西西比州的当权者们非常遵守法律与秩序。他曾误认为公路巡警队的指挥官T·B·柏德桑上校人如其名，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和弗洛伊德·曼并不相同。纵观全局，似乎需要一个计划，而鲍勃对计划设计相当拿手。9月15日，星期六，他打电话给巴尼特，详细解读了整个计划的制订过程。当然，他明白巴尼特作为一位南方州长，不得不做出象征性的抵抗。因此，几名持有法院判决书的法警将会护送梅雷迪思到学校。这样，州长便可撒手不管，密西西比大学看到此种状况，也不得不录取梅雷迪思。肯尼迪询问巴尼特是否理解这一举动，以及还有什么疑惑。州长巴尼特却回答：“这可能还需要一年才能想明白。”从双方对话中就可以看出，两者已经心生嫌隙。

事实上，这些事情只需5天就可以搞明白。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四，法警们陪同梅雷迪思到牛津市的密西西比大学注册。他们在学校与巴尼特相遇，而巴尼特以“特殊注册员”身份出面，试图以此来庇护学校当局。2000多名白人学生高声欢呼：“我们要巴尼特，我们要巴尼特！”“光荣，光荣，种族隔离。”而州长宣读了一项命令：“现在以及今后永远”禁止梅雷迪思进校。紧接着，他将命令递给梅雷迪思并说道：“拿着，并严格遵守。”一位司法部成员站出来反驳：“难道你没有意识到你已经犯了藐视法庭罪吗？”巴尼特回答：“应该是由你来告知我这些呢，还是由法官来告知？”

巴尼特认为，他的法律地位赋予了他干涉权，这是毋庸置疑的，他有权作为密西西比州权利的代表人，管理华盛顿政府和密西西比人民之间的事务。他曾要求相关立法机关对他进行授权，并得到了批准。当美国历史学家获知此消息时，都很匪夷所思。早在内战之前，干涉权就已经失去人们的信任。事实上，1832年约翰·卡尔霍恩试图借用这种“干涉权”时，就曾遭到密西西比州会议的拒绝。原因是“对协会而言，这是异教邪说、致命错误……有违宪法的条例与精神所在，会直接危害每个国家的福利、安全以及独立”。如今，130年之后，该州州长试图复活同样毫无生气的教条。新奥尔良的第五巡回法院并未受骗，他们拒绝承认巴尼特“特殊注册员”的身份，并命令密西西比大学官员们下星期一出面，让他们说出藐视法庭而不被传唤的理由。巴尼特向媒体表示抗议法庭动作如此迅速。密西西比州参议员詹姆斯·伊斯特兰打电话给鲍勃·肯尼迪说：“州长巴尼特表示你可以做出些许让步，我也这样认为。”鲍勃回答说：“你该不会真相信吧，参议员。你已经在参议院待了那么久，应该不会相信吧。”

密西西比大学官员们在法庭上允诺准许梅雷迪思次日下午4点入学注册。次日，巴尼特仍拒绝让步。他说他对密西西比大学官员们的“屈服”表示“震惊”。他表示，任何干预密西西比州人履行他们自己职责的司法部人员都会被逮捕监禁。肯尼迪打电话告诉巴尼特，密西西比人，包括该州州长，都是美国公民，都应该遵守美国法律。巴尼特回答：“我认为密西西比州法院不逊于其他任何法院，而且在能力上更胜一筹……我们的法庭已经采取行动，我们的立法机关也已经行动起来。我将遵循密西西比州的法律！”然后，他的司法部长乔·帕特森发布了一则声明，称，自由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为了满足一个人所谓的‘宪法权利’，竟然置5000多名学生的权利于不顾”。

次日，梅雷迪思试图再次到杰克逊市该大学的理事办公室进行登记注册。约翰·多尔和吉姆·麦克沙恩同他一道前往。在那里，他们又与巴尼特、伯德桑上校和一群旁观者不期而遇。巴尼特州长说密西西比大学官员无法履行昨日在新奥尔良所做的承诺，因为他们已经被一个调查密西西比大学事件的立法委员会传唤去了。多尔本来打算将法庭文件呈递给州长，可州长却将手收进了裤兜。多尔说：“难道你就这样不让我们进门吗？”州长保持着一如既往的威严，说道：“是的，先生。我是如此礼貌地拒绝你们的请求。”多尔回答道：“那我们就礼貌地离开吧。”然而，周围的群众却不太友好，梅雷迪思和他的护送者们离开学校时，他们叫骂着：“滚回家吧，黑鬼！”“共产党！”

鲍勃·肯尼迪试图把巴尼特的名字排除在审判程序之外，因为他记得福伯斯曾经利用小石城事件大捞政治资本，但眼前的情况似乎有点过头了。梅雷迪思入学过程中遭受的一系列失败至少给密西西比人民留下这样一种印象：白人至上主义者占了上风。肯尼迪决定向第五巡回法院起诉州长巴尼特犯了藐视法庭罪。他打电话告诉巴尼特，他将向法院提起诉讼，梅雷迪思将于次日早晨出现在牛津市的大学，并且准备上课。巴尼特对此大发雷霆。那臭小子为什么这么不识趣？由于州长还有其他责任，他不能为了一个密西西比人——还是个黑人，整天“奔走于密西西比州各地”。肯尼迪估摸着梅雷迪思次日应该能够顺利注册。他对巴尼特说：“你为什么不试着接受梅雷迪思，6个月之后再观察情况呢？”

“他最好不要进‘老密西’。”巴尼特说。

鲍勃平静地回答：“但他就是看中‘老密西’了。”

惊慌的教员们都注意到来自美国南部各州的围观者越来越多地汇集在校园内，这些随身携带武器、怒气冲冲的人们见人就问：“黑鬼将从哪个门进来？”他们的领军人物是现居住于达拉斯的埃德温·a·沃克将军。9月26日，星期三，也就是发生杰克逊对峙的前一天，这位将军就向那些志同道合者们呼吁：“是时候该行动了。我们该说的说了，该听的也听了，已经被反基督教最高法院欺负得够可以了。我们应该强力支持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的巴尼特州长，与其并肩作战。现在轮到我们翻身做主了。联邦各州有一万人汇集在这里。共和国发出了呐喊。我们支持巴尼特，反对卡斯特罗。带着你们的旗帜，背着你们的帐篷，拿着你们的煎锅都聚集到这里……上次出现这种情况时我站在了错误的队伍里……现在我脱下了军装，站在了正义的一边，我将在那里等待你们。”

那一天，巴尼特却临时躲了起来。当梅雷迪思及其护送者到达牛津市的校园后，副州长保罗·约翰逊在州警和县警的支持之下，将他们阻挡了回去。联邦人员试图靠近约翰逊，希望他在无力抵抗的情况下甘愿认输，这时人群开始推推搡搡。约翰逊并没有认输。看来只能通过武力解决了。法警被事先告知要避免动用武力，而且他们人数寥寥，于是梅雷迪思又被挡了回来。

此时，美国所有的民权运动领袖和大多数华盛顿官员认为司法部的态度过于容忍，以至于联邦政府的尊严受到了挑战。罗伯特·肯尼迪对此一清二楚，但他感觉罗斯·巴尼特现已心生畏惧。他心想这位州长应该会珍惜这个能够挽回面子的机会，因为他似乎意识到继续同联邦法院对抗就会身陷险境。次日早晨，也就是星期四，鲍勃打电话建议寻找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出其所料，州长巴尼特立即点头同意。如果他和政治家乔治·华莱士一样足智多谋，危机早就得以化解了，但他没有那样的能力。他没有正确地把握时机（也就是鲍勃等了这么久才和他接触的时机）。现在，种族隔离主义的顽固派渴望大获全胜的情绪高涨，数不胜数的密西西比人都在高呼“要不惜生命”这句盛极一时的口号。但糟糕的是，州长对如何达成协议一无所知。他只知道他必须做出一些牺牲才能换取和平，但他却不清楚自己到底要做多少让步，也不知道到底自己能抵抗到何种程度才既能保全自己的面子，又避免动用武力。

最终，双方的首次沟通以滑稽的失败告终。他们谈到了当时州长巴尼特和副州长约翰逊站在学校门口，未配备武器的州警守候在他们的左右两侧，对面则是麦克沙恩及其带领的30名法警。然后，当麦克沙恩拔出没有子弹的手枪时，密西西比人民就会退避让路，梅雷迪思便可从大门进入学校注册。巴尼特说，一支手枪完全不够，30名法警也应该同时拔枪。他说这样做是为了防止流血事件发生。鲍勃则建议其他30名法警只需用手按住枪套即可。可州长巴尼特认为这还不够真实，因此他们决定让所有法警都拔出枪来。

如果是在这星期的前几天，这种做法是可以奏效的；但现在看来，这样做就是以身试险。事实上，这些法警是否配备武器并不重要，布莱克将军在牛津市的部下所带的枪支就足以应付这些人。除此之外，在巴尼特一方，只有他本人清楚这一协议。当他站在校园门口等候梅雷迪思之时，他才意识到可能只有他自己会让开路。那些黑人空军老兵在一个由13辆汽车组成的车队的护送下，正在朝着他的方向前进。所有汽车都通过无线电广播设备与华盛顿保持着联系。密西西比时间下午3点35分（华盛顿时间5点35分），巴尼特打电话告诉肯尼迪，他已经无力控制拥挤的人群，他们人数众多且情绪激烈。于是，他们不得不结束这出本已经预演好的摊牌场景。汽车护卫队也随之撤回。这是梅雷迪思第4次注册失败，当晚，白人学生在大学里举行了狂热的游行活动。

然而，这样的失败不能再次上演了。鲍勃·肯尼迪正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以及他的下属司令官厄尔·G·惠勒和克赖顿·W·艾布拉姆斯少将进行协商。司法部门的一个部长助理正在起草文件，该文件经总统签署之后，联邦政府将有权直接指挥密西西比州的国民警卫队，并命令驻扎于本宁堡的美国步兵部队做好行动准备，让牛津市各个街区的市民回家，不要随意走动。另外一名部长助理则飞往事故地点，指挥人数激增的法警队伍。据新奥尔良传来的消息，第五巡回法院已经裁定巴尼特犯有藐视法庭罪，并且做出如下规定：如果梅雷迪思在下星期二仍然没有入学注册——今天已经是星期五，那么州长每天将被罚款1万美元，如果副州长约翰逊负责此事的话，则每天被罚款5000美元。

目前政府手中握有的唯一底牌就是总统的威望。星期六晚上，白宫与杰克逊州政府进行通话时，连这一张牌也打出去了。总统肯尼迪已经提前订好时间，准备在晚上8点向美国人民宣告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当巴尼特向总统建议星期一由他来转移牛津市暴民的注意力，让梅雷迪思秘密进入杰克逊市时，总统便取消了当天晚上的电视声明。然而，巴尼特的态度并不能让人完全放心；挂上电话之后，总统转过身来，迷惑地问旁边的人：“你们知道这个家伙在说什么吗？他说，‘我想感谢你在家禽计划上伸出了援助之手。’”

当天晚上10点，事实证明巴尼特确实不可信任。他打电话到司法部说，他已经改变心意了，先前双方达成的协议无效，他不会履行自己的承诺。于是总统再次把电视声明时间预约到第二天晚上7点30分，也就是9月30日，星期日。次日清晨，州长巴尼特便打电话给肯尼迪总统。这又是一场令人沮丧、毫无收获的谈话，鲍勃曾在谈话期间大发雷霆，说他的哥哥将通过电视台向美国观众解释巴尼特在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达成协议之后，又是如何毁约的。

州长听闻后大吃一惊，高声叫嚷道：“这绝对不行。

可你对总统食言了。”

“你该不是说总统今晚要公布这件事情吧？”

“是的。”

巴尼特气喘吁吁地建议，“今天下午”就直接用飞机将梅雷迪思送入学校。

事情似乎要告一段落了。梅雷迪思似乎当天就能入学，流血事件也可以避免。当州警维持秩序时，梅雷迪思便可悄悄溜进学校注册。之后，巴尼特则义愤填膺地表示自己对此事毫不知情，因此不得不屈服于无法抗拒的力量。但是，他在法庭上仍然会抵抗到底。司法部副部长尼克·卡岑巴赫飞到学校，布置具体细节。密西西比时间下午5点，伯德桑上校陪同司法部副部长，带领400百名法警来到密西西比大学，穿过荒废的西校门，进入冷冷清清的“老密西”校园。梅雷迪思被悄悄地带到学校一侧的巴克斯特楼，而卡岑巴赫和法警队伍则在另一侧红砖砌筑的古老美丽的学院大楼（大学的行政办公楼）中建立了指挥部。总统将电视声明时间推迟到晚上10点，因为他始终相信届时这场危机便可消除。然而这个星期日却与梅雷迪思事件发生的每一天一样霉运当头。总统与华盛顿的通信几乎也中断了，直到星期一早晨都未能与之取得联系。军队抵达事发现场时，陆军通信兵依然无法和白宫取得联系。在上述事件的危急时期，美国以及全世界人民的目光都聚焦到了“老密西”大学上，美国总统以及他的司法部长弟弟却收到了情况危急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卡岑巴赫通过向校园里的一台付费电话机不断投币才得以报告给他们的。

到密西西比州日暮时分，梅雷迪思在学校这一消息显然在牛津市已经尽人皆知。近千人迅速聚集在学院大楼外，他们还不清楚梅雷迪思的下落。在随之而来的噩梦里，梅雷迪思在24名法警的保护下，躲避在一英里以外的地方。同样为了低调行事，法警们脱下了白色头盔与橙色背心。如果那些暴民得知梅雷迪思在巴克斯特楼的话，谁也无法预料他们之间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就像当年理查德·尼克松在加拉加斯曾经身处于可能被撕成碎片的险境当中一样。这些法警（大多数人也是南部白人）也遭到了暴民们的辱骂：“杀了这些喜欢黑鬼的浑蛋们！”“滚回古巴去吧，喜欢黑鬼的家伙们！”然后他们又在一起叫喊着：“二——四——一——三，我们痛恨肯尼迪！”夜深了，暴民人数急剧上升，叫骂声也越来越难听。他们不仅朝着法警们连续投掷石块，紧接着还朝他们扔点燃的香烟。一名得克萨斯州新闻记者及其妻子也遭到了手持钢管的暴民们的殴打。尽管现场有许多法警，却无能为力。有些法警甚至双手抱臂，无动于衷。

密西西比时间下午7点，联邦调查局收到一个无线电信号，下令撤回所有州警，将梅雷迪思和法警们留给那些暴民处置。事后，却无论如何也查不出来无线电信号究竟发自哪里。卡岑巴赫打电话向肯尼迪报告了此事。通话时，鲍勃都能分辨出暴乱现场此起彼伏的叫喊声。紧接着，在7点58分时，他听到了瓦斯弹的巨大响声。卡岑巴赫说道：“鲍勃，我非常遗憾地向你报告，我们必须要使用催泪瓦斯了，我们别无选择。”

在华盛顿，总统在不清楚最新事态的情况下发表了电视声明。就总统所知，当时巴尼特确实信守诺言，与州警一起尽力维持秩序。他向美国人民解释，梅雷迪思确实已经入校了，并阐述了贯彻执行法院裁决的必要性，畅谈了密西西比人在国家战争中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精神，同时呼吁密西西比在校的学生：“你们大学的荣誉和你们所在的州是互相牵制的。我相信你们大多数人都会维护这种荣誉。”

在牛津市，学生们边看电视，边嘲笑总统。沃克将军有意地在学生队伍中来回穿梭。人们开着消防车和推土机试图冲破法警的防线，进入学院大楼，法警们投掷瓦斯弹才将他们击退。袭击者们开始猛掷由可口可乐瓶改制成的燃烧弹。校园的长凳被拆下来制作成锯齿状的混凝土弹。建筑工地上的钢筋与砖块在空中飞来飞去，校园里到处都能听见隐形狙击手们进攻学院大楼时手枪发出的砰砰响声。一名驻外国记者和一名牛津市的围观者在混乱中不幸丧生。大约超过13的法警（166人）受伤，其中28名法警被狙击手的子弹击伤。法警们都手持武器，即使遭到攻击，他们似乎还是能够反击。他们屡次请求进行反击，卡岑巴赫将他们的请求传递到华盛顿。肯尼迪兄弟却予以驳回。他们规定，除非梅雷迪思身陷险境，否则联邦政府不得动用真枪实弹。这些法警们已经筋疲力尽，身上血迹斑斑，只能凭借粗短的黑色瓦斯枪来保护自己。埃德温·格思曼当时正在学院大楼中与鲍勃·肯尼迪通话。鲍勃问：“那边现在情况怎么样啊？”格思曼回答：“相当艰难。同当年阿拉莫的情况差不多。”鲍勃说：“好吧，你还记得那些人的下场吧。”

晚上10点，卡岑巴赫很不情愿地向华盛顿报告，现在急需军队支援。45分钟之内，第一小队到达现场。默里·C·福克纳上尉带领第108装甲部队e连的60名国民警卫队员尽数到场。破晓之前，他们当中已有16人受伤，其中包括福克纳上尉，他被碎砖块打断了两根骨头。让肯尼迪兄弟愤怒的是，事先得到警示消息在事故现场待命的正规军队，用了5个小时左右才到达现场。冲突期间有3次，法警们几乎耗尽了催泪弹。当士兵们到达时，他们也不得不努力开辟一条冲进校园的血路。他们当中有40人被投射物或者鸟枪打伤。大多数暴民很快便消失在夜幕之中。第503宪兵营和来自孟菲斯市的主力军队一同抵达现场，逮捕了约200余名暴民，其中包括沃克少将。他们当中只有24人是学生，其余则来自美国南部各州——佐治亚、亚拉巴马、路易斯安那、田纳西、得克萨斯以及密西西比等州。拂晓时分，学校到处都布满了混凝土块、催泪瓦斯弹壳、被毁的车辆、大石头、粉碎的窗户玻璃以及不计其数的可乐瓶碎片。州长巴尼特将此次暴乱行动归咎于“毫无经验、神经过敏、爱开枪”的法警。

星期一早晨临近8点，吉姆·麦克沙恩以及另外两名法警陪同梅雷迪思一同来到已经残破不堪的学院大楼。就在那里，面无表情的登记员罗伯特·拜伦·埃利斯承认梅雷迪思可以正式入学。当时在行政楼里没有任何抵抗，只有服从以及刻意伪装的礼貌。梅雷迪思在表单上列出自己的学习目标——获得政治学学位。加上已经获得的函授课程学分，他只要三个学期便可完成学业。就在离开学院大楼之际，一个学生朝他嚷嚷：“这值得送掉两条人命吗，黑鬼？”

埃德温·a·沃克少将被指控犯有恐吓官员、拒捕、煽动叛乱以及对抗政府等罪名，法庭对其进行了登记以及指纹提取。3个月后，沃克少将在达拉斯的帕克兰纪念医院精神科进行了检查之后，他的控告被撤销。在这之后，又过了3个月，在4月的一个夜晚，一个狙击手悄悄站在其窗前的草坪上，试图用一支廉价邮购来的步枪杀害沃克。1963年12月，弹道学专家找到了这支廉价邮购步枪的主人，即开枪人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后来，这个人成了“平等对待古巴委员会”的积极支持者，也是谋杀约翰·肯尼迪的刺客。除非将肯尼迪总统理解为激进“左”派和激进右派都憎恨人物，否则激进“左”派和激进右派之间的冲突始终是个谜团。这样才能够解释左右两派对肯尼迪心存怨恨的原因。猪湾事件之后，他们对肯尼迪的怨恨之情与日俱增。其中一方谴责肯尼迪支持对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的侵略，另一方则指责他没有将卡斯特罗一举歼灭。在他执政的第二年年底，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显然都将肯尼迪视作继富兰克林·罗斯福之后最令人鄙视的总统。

1962年6月，新“左”派开始组织人员为长期斗争做准备。45名举止得体、穿戴整齐的年轻人聚集在美国密歇根州南部休伦港的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一座夏令营里，并创建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此时这个组织就是其未来发展的一个雏形。该集会的主要活动是讨论长达62页的言辞温和的宣言。该宣言的起草者名叫汤姆·海登，是密歇根大学的一个22岁脸上起痘儿的瘦弱学生。海登在该宣言中将种族主义和“以原子弹的存在为象征的冷战现实”列为两大威胁。他建议：“我们个人应该肩负起正面交锋与解决问题的责任。”宣言当中并未提及诊断中出现的新问题或者相关的解决方法：“我们将利用基于仁爱、沉思、理性以及创造力中的权力和独特性来替换根植于占有、特权或惯例中的权力。”海登做出特别声明，要放弃那种后来实际上成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主要标志的将暴力作为改变的催化剂这一方法，原因在于这样做“就会改变初衷，即不管个人还是社会团体，都会变为毫无人性的，令人憎恨的对象”。

右派的势力早已繁盛。约翰·伯奇协会，也可以称之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影子，其建立时间已达4年，发展势态良好。沃克少将就是因为成为该协会的成员而被军队免职，肯尼迪兄弟谴责该协会反而使之名声大震，司法部长认为这个协会“荒唐至极”，总统则将其称之为共产主义的愚笨对手。罗伯特·韦尔奇自称为该协会的“创始人”，现在正在贝尔蒙特波士顿郊区的一栋两层砖混结构的楼房里继续策划该协会的活动。他看起来非常享受这个宣传，毫无疑问，他也明白这个过程对征募新成员大有裨益。该协会的基层组织便是公开以共产主义为摹本的分部（韦尔奇被共产主义深深地吸引，并对其进行了盲目的模仿）。该协会每一个分部有大约10~20人。20世纪60年代，该协会的分支遍及34个国家以及哥伦比亚特区，成员总人数达到约10万名。“伯奇协会”的成员迅速增加，其主要原因在于其创始人所谓的“前锋”们，例如“帕特里克·亨利协会”“美国革命之子组织”“男女民兵队”。许多地区都将伯奇主义分子当作一个玩笑，但在什里波夫特、坦帕市、休斯敦市以及达拉斯等地这可并不是玩笑。正如《纽约时报》的报道：“这些地方的分支聚集了数不胜数的商人、管理执行员、内科医生、律师以及其他‘可靠的’人们。”

20世纪60年代末期，新“左”派将成为民主制度的更大威胁，但在肯尼迪时期新“左”派还未显山露水。右派的雄厚财力使得新“左”派黯然失色。肯尼迪执政期间，极端保守主义组织的花费由每年500万美元增至1400万美元以上，而国家给像“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协会”这样的自由组织的预算只有150万美元。当时“左”派唯一能做的就是偶尔发泄一下不满情绪。据报道，赖特·米尔斯在临终之时感叹道：“我为自己身为美国人而羞耻，我为约翰·肯尼迪成为自己的总统感到羞耻。”富布赖特揭露了极端保守派组织和正规军队中的职业军官之间的“政治安排”。当他举行听证会意欲揭露此事时，人们的控诉铺天盖地地压了下来，说他“企图封锁军人的言论”。那些年进行引人注目活动的极端派当属达拉斯的全国声讨大会。

该协会的第一次活动是在1961年，第二次是在1963年。第一次，有1800名与会代表为一个抗议该协会主席趋向温和的演讲者高声喝彩：“这位主席主张弹劾沃伦，我觉得协会应该将他绞死。”两年之后，该组织设立了“美国日”，以此来替换联合国纪念日——州长小约翰·B·康纳利州长发布官方公告表示支持。

比利·詹姆斯·哈吉斯牧师的“基督教十字军”与弗雷德·施瓦茨博士的“基督教反共十字军”等组织都聚拢在极端派的庇护之下。极端主义右派被视为一群无能的疯子的避难所。事实上，乔治·林肯·罗克韦尔领导的“美国纳粹党”对美国的自由没有构成任何威胁；然而，在其他方面，极端派却备受尊敬，影响广泛。《生活》杂志的创办人C·d·杰克逊成为这一事实的一名无可奈何的见证者。由于他所创办杂志的某一期上对施瓦茨态度不恭，因而遭到了许多有影响力的广告公司的抨击与谴责。杰克逊因此不得不乘飞机到施瓦茨在好莱坞露天音乐厅举行的大会上认错：“我觉得我们的杂志搞错了，对此我深表歉意。今晚来到这里，我非常荣幸。今后，《生活》杂志将会与多德参议员、贾德众议员、施瓦茨博士以及在场所有坚定的战士们共同对抗共产主义。”

左右两翼的极端派都具有本杰明·德莫特所说的“赶尽杀绝精神”。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在《党派评论》中写道：“白种人是历史的恶性肿瘤。”《伯克利芒刺报》直截了当地宣称：“这些教授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教……我们在监狱当中学到的东西都比在大学里多。”一名非百老汇戏剧界演员这样唱道：“中产阶级像猪一样……中产阶级像猪一样。”1961年，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说：“我们曾经因为希特勒杀光了犹太人而称其为恶魔，然而，肯尼迪与麦克米伦显然比希特勒还要邪恶……他们都是这个世界上最恶毒的人，我们有责任竭尽所能与他们对抗到底。”另一个极端的方面是，伯奇协会的创始人认为美国“是一所巨大的精神病院，而病最重的疯子掌握着管理权。”基督教十字军的一位倡导者诺贝尔院长认为克里姆林宫权力中心的特工已经完成了“共产党–披头协定”——“共产党已经设计出一种详细的、精确的科学技术，能够通过神经干扰、使心智衰退以及迟滞，从而使得美国新一代青年变成无用的废物并沉沦……最具杀伤力的披头士音乐……加速着……精神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