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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从容前行（第3页）

为了安抚杜勒斯和共和党激进分子，艾森豪威尔召集了一些重要的参议员和众议员，向他们保证他不会参与类似雅尔塔会议的任何活动。他要他们放心，不经他们批准，他不会许下任何承诺。在场的杜勒斯表示，他不会忘记苏联过去是如何以世界和平的名义上演那些闹剧的。他冷冷地说，他将拭目以待。

当杜勒斯轻蔑地谈论这次戏剧化的和平建议时，艾森豪威尔什么也没说，但他的内心肯定很烦扰。他自己也正在筹划着这件事，虽然什么事情都还没有决定，但裁军的新方案已经草拟出来，就放在他的桌上。3月，总统任命了纳尔逊·洛克菲勒为研究军备控制和心理战专家小组的主席。他在匡提科海军陆战队基地给洛克菲勒安排了办公室，并让他草拟出可能会在首脑会议上提出来讨论的新建议。杜勒斯听说过这个专家组，但不知道其具体任务是什么，所以对此一直充满疑虑。他跟舍曼·亚当斯谈起洛克菲勒时说道：“他似乎召集了大量人员，把他们安置在匡提科，没有人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

他们正在研究欧洲民意测验。据他们调查，北约国家的人民已经厌倦了联盟，对美国在欧洲大陆的基地毫无热情，他们支持禁止使用核武器，这令人非常不安。美国没有苏联那样庞大的常备军，它需要炸弹和在欧洲的基地作为震慑。所以，必须找到某种方式来保住这些，并让他们相信美国正在寻求和平。匡提科小组给出的答案是建议空中视察，对此用了一个巧妙的词——“开放天空”。这个想法并不新鲜。早在1946年，伯纳德·巴鲁克对原子能的国际控制计划中就出现了“空中视察”这个概念，后来还出现在了联合国裁军委员会的报告里，以及艾奇逊建议把一些武装力量和武器“向国际公开和容许国际核查”的所有计划中。尽管如此，但直到现在，这个词仍然被忽略。艾森豪威尔觉得它很有吸引力，也很实用。虽然他还没有下定决心是否在首脑会议中讨论它，但在去乘其专机“科伦拜恩”号的路上，他把该建议书塞入了公文包。

“科伦拜恩”号的目的地是日内瓦。到达后，他入住有15个房间的简多谷堡，这是一个瑞士香水大亨的妻子安排好的。与此同时，伊留申航空公司的第001号飞机也着陆了，放下舷梯，走下来斯大林的两位继承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和尼古拉·布尔加宁。前者看上去像一个工会主席，后者则酷似桑德斯上校，就是那位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炸鸡大王。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安东尼·艾登和法国总理埃德加·富尔也抵达会场，四巨头会谈（或用瑞士人的话说，“四方会议”）的客方全部到齐。新闻记者定义的日内瓦精神开始散发出魔力，吸引了大批游客和国际名人。牧师马丁·尼莫拉在那里举行新闻发布会，另一位美国牧师葛培理则要在大潮公园举行福音布道会。

在日内瓦万国宫的杜勒斯看起来闷闷不乐。相比之下，艾克的状态却很不错。起初他试图配合杜勒斯冷漠的表情，因其与这位国务卿的观点一致，寄情于可能因会议失败而破灭的虚假的希望是不明智的。但艾森豪威尔太乐观，情绪太好了，所以不会很郁闷。他告诉记者：“新的曙光可能即将来临。”7月18日星期一的开幕式上，他竟用致词的最开始的15分钟对朱可夫元帅表示欢迎。

至于这几位苏联人，似乎体会到了从战争结束后的前所未有的轻松。赫鲁晓夫向听众保证：“双方都不希望发生战争。”苏联的《真理报》和《消息报》也在告诉苏联人民同样的事情——这是党的路线上的一个重大转变。之前，苏联一直认为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坚决反对他们。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朱可夫坐着敞篷车在日内瓦闲逛，不让保镖跟随，自己漫步在街头。这让美国人十分尴尬，因为艾森豪威尔的一举一动都被特工监控，其头顶上还一直有直升机在监视。

然而，主导此次会议的是艾克。他的微笑、他的直率和他对全人类前途的关注，征服了欧洲人。一向反美的巴黎《世界报》经观察得出结论：“艾森豪威尔的性格一直被误解了，今天看来，他一直都是人类需要的领导人类型。”在向苏联人讲话时，艾克诚恳地说：“美国人要与苏联人做朋友。我们两国以及两国的人民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异。我们没有领土争端问题，也不是商业竞争对手。从历史上看，我们两国一直和平相处。”之后他提出加大东西方自由交往的力度、裁减军备以及建立统一的民主德国等建议。

尽管苏联人的态度有所改善，但在重要关头，苏联人仍然是苏联人。关于和平共处，苏联也表达了一些赞同的观点，但他们要求以解散北约作为前提。他们把在场人士都听过的那个计划掸掸浮土又提了出来：美国、苏联和中国的军队都不得超过150万人，英国和法国的标准为65万人，所有核武器都将被禁止，等等。当他们把该计划摆在桌上，谈判陷入了僵局。美国人在简多谷堡商量了两小时后，史塔生赶紧拟定了一份全面裁军的建议，总统则亲自起草了一份关于“开放天空”的草案。艾克仍然不确定是否要提交，他想听听第二天早上布尔加宁会说些什么，而布尔加宁却什么都没说。这时大家认为也不会听到艾克的意见了。这已经是会议的第4天了，其他人都认为他已经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的开场白大家都很熟悉：美国“准备签署一个健全可靠的协议以使裁减军备成为可能”。然后他暂停了一下，背朝俯瞰日内瓦湖的落地长窗，挺一挺胸，摘下眼镜，缓缓地说：

现在我应该对苏联代表说几句。因为我们两个大国都拥有大量可怕的新型武器，这使世界其他地区以及我们两国遭受突然袭击的恐惧和危险增大了。

因此，我建议我们两国采取一个可行的步骤，即开始迅速在我们之间做出一项安排，其内容包括：

分别向对方展示两国完整的军事设施蓝图，从头到尾，从东到西，把这些布局公开出来，并彼此提供相应蓝图。

下一步是，在各自国内为对方国家提供航空拍摄的设施——我们将在美国提供齐全且足够的航空侦查设施，你们可以拍摄任何想拍摄的地方，也可以将所拍摄的照片带到自己国家研究；你们也要向我们提供几乎相同的设施，并同意我们做同样的侦查。通过这一行动，我们便可以让世界相信，我们两国已经设法在防止发生大规模的突然袭击，从而减少危险，缓解紧张。

同样地，我们也要使全面有效的侦察系统和裁军制度更易实现，因为我不得不坦白说，我现在所提的建议将只是一个开始……

美国已准备好对一个可靠的侦察和报告系统进行测试和研究，当这个系统被证明可行后，将结合这个系统产生效果的程度，裁减各国的军备。

如果能成功地做出这样的系统，不仅有利于我们双方发展互信，也为全人类开拓出一条宽广的前进道路。

正在同声翻译他的发言时，一道炫目的闪电照亮了整个房间，湖面上雷声隆隆，日内瓦万国宫的灯全部灭掉了。艾克笑了笑说道：“我本没有打算关灯啊。”电灯闪烁着又亮了起来，照出了苏联代表团目瞪口呆的模样。苏联仍然没有摆脱斯大林时期的怀疑狂：驻莫斯科的外交官受到监视，外国记者的行动受到限制，外国人的电话被窃听，与外国人交谈过的任何苏联人都要被仔细审问。当得知需要向美国人提供军事基地详细的地图，允许美国摄影师从头顶飞过并拍摄所有的照片，他们都惊呆了。赫鲁晓夫和其他代表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干瞪眼。

欧洲人却高兴得不得了。他们称这个建议是外交上的创举。法国总理富尔说：“我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来这个会议室听听这位有伟大军事经历的人讲话。如果真是这样，他们就会相信，在裁军的问题上，世界已经有了新的变化。我相信，本次会议取得了第一个胜利——战胜了怀疑。”第二天早上，西欧地区所有报纸的内容都在回应富尔的讲话。“开放天空”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它既简单又直接，只有坚信国家没有任何不可告人之处的总统才敢提出这种建议。

但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要实践这个计划都不大可能。艾克的军事顾问都知道这一点。他们已经读到了完整的计划书中艾克即席演讲时省略的部分——“开放天空”是提示“裁军委员会代表执行来自美国的指令时，着重于对侦察和报告的研究”。他们认为，艾克只是在谈论一个遥远的目标，只有在许多其他的协议已经达成后才有可能实现。五角大楼的工作人员并没有怀疑成癖，但谁要想拿到这些分类材料，必须要闯过很多关卡。一个向奥本海默隐瞒数据的政府是不会把它交给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的。这仍然是麦卡锡时代的余风。这位参议员已遗臭万年，全国人民对支持佩雷斯的人也愿意原谅，但这跟允许米格尔飞机盘旋在洛斯阿拉莫斯上空，还是相差甚远。

会议结束后，布尔加宁把总统拉到一旁说：“不要担心，结果会好的。”艾克离开日内瓦时，确信苏联领导人已经被他的真诚打动，尤其是朱可夫。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苏联对“开放天空”的态度很小心翼翼，也许是看到了其他地区满怀热情的态度。直到1956年3月1日，艾森豪威尔还写信给布尔加宁，提出把和平使用原子能计划和“开放天空”的计划合并。但在那时，布尔加宁已被赫鲁晓夫冷落在一边，而赫鲁晓夫对和解姿态没有一点儿兴趣。他喜欢做关于“民族解放战争”的演讲。日内瓦会议的精神已荡然无存，局势一直没有缓和。会议没有解决当时的任何问题，现在能回忆起的只是艾克温暖的笑容，以及那注定不能被这股温暖所融化的寒冰。

还比较幸运的是，幻想破灭的步伐是缓缓而来的。总统乘飞机回国时，日内瓦会议被誉为惊人的成功。盖洛普民意测验称，84%的美国人想不出艾森豪威尔政府有任何应该受到批评的地方。7月24日星期日凌晨，总统乘坐“科伦拜恩”号回到家。天色仍然漆黑，华盛顿国家机场被雨水浸透了。然而，当他走下舷梯时，等在那里的人们都欢呼起来，从机场一直到白宫的道路两旁都站满了围观的群众。那是他总统生涯中的一个高峰，也是20世纪50年代最重要的时刻之一。离开的时候，他决心要缓解世界紧张局势，此刻他带着触手可及的胜利回国，现在他期待着可以在丹佛休个假，打打高尔夫球。

1955年9月23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丹佛拜尔斯皮克农场早早地醒来。他正在科罗拉多州的银行家阿克塞尔·尼尔森家里做客。他自己做早餐，包括牛肉培根、猪肉香肠、炸玉米饼和煎饼。他先在劳里空军基地那栋水泥墙面的行政大楼前停下来，在助手的帮助下紧张地工作了两小时，再开车去樱桃山乡村俱乐部打18洞高尔夫。他打出了84杆，这成绩实际不算差，因为他被两次紧急电话打断，其中一次是杜勒斯告诉他苏联对“开放天空”的反应。

总统在午餐时吃了汉堡配生葱，接着又去打9洞高尔夫。打到第8洞时，他停下来，皱了皱眉头，揉了揉胸口。他对俱乐部的人员说：“我再也不吃那些生葱了，好像全都堵在胸口了，心口也有点烧得慌。”下午的其余时间，他都在位于拉斐特街的岳母家的地下室里画画，临摹7月11日那期《生活》杂志上一个阿根廷女人的照片。乔治和玛丽·艾伦过来吃了晚饭，有烤羊肉、土豆和蔬菜。艾克提到他午餐时吃生葱带来的不适，但他似乎说完就忘了。晚上10点，他到二楼的卧室休息。玛米的卧室刚好在走廊对面。

凌晨2点30分，玛米醒过来，听到艾克辗转反侧。她穿过走廊去看他，却发现他已睡着，但不踏实。“怎么啦，艾克？”她问，“你做了噩梦吗？”他迷迷糊糊地说没有，他很好，于是她离开了。但他并不好。他的胸口突然剧痛起来，于是他起床，穿过走廊去找她。他说不出话，只是揉着胸口表示那里很难受。玛米想起可能是因为生葱，便给他喝含有氧化镁的牛奶。她很不解，因为之前从未发生过这种事情，他从来没有说过那里疼痛。她赶紧打电话给总统的私人医生霍华德·斯奈德少将，他在4英里外的劳里单身军官宿舍。她告诉他发生的事情，并说：“你最好马上过来一趟。”

斯奈德不用她说也一定会跑这一趟。这些症状足以让任何医生感到病人有危险。他在睡衣外面套了件衣服就出发了，他告诉司机：“拉斐特街75号，赶快。”他们一路上都闯了红灯。凌晨3点12分，斯奈德来到总统床边。艾克脸通红，不停流汗，极度不适。他的脉搏很快，血压很高。斯奈德用听诊器听了他的胸部，几分钟内就做出了诊断：总统得了冠状动脉血栓。他的心脏已经受损，但斯奈德不能断言其严重程度。他使用亚硝酸戊脂和盐酸罂粟碱来扩张血管，又用吗啡来刺激，以防休克。然后他给艾克打了一针肝素以抗血凝。3点45分，他第二次注射吗啡。艾克终于陷入深深的睡眠，他度过了危险期。但斯奈德决定暂时不告诉任何人，甚至是艾森豪威尔夫人。他们做不了什么，惊慌骚动的一家子只会减少总统康复的机会。

斯奈德医生独自守在艾森豪威尔的床前将近4个小时。快到早上7点时，灰色砖房子里的人也醒来了，他派人请来了安·惠特曼。他告诉这位秘书，总统因为消化不良，感觉不舒服。10点35分，总统消化不良的新闻传遍了全世界。然而到那时，斯奈德知道他不能再隐瞒事实真相了。他悄悄把实情告诉了艾森豪威尔夫人，并打电话给丹佛郊区的菲兹西蒙斯综合医院心脏科的主任医师，请他带一个心电图描绘仪过来。11点45分，艾克醒来，意识清醒，但很虚弱。心电图扫描结果放在餐厅桌子上，证实了斯奈德医生的判断。斯奈德告诉艾克昨晚上发生的事情，他说：“我们想带你去菲兹西蒙斯综合医院。”然后又说，不必用救护车。总统点头表示同意，并叫他通知特工人员。总统被搀扶下楼梯，坐进在车道上等待的轿车，驱车9英里，来到了那家医院。他坐上轮椅，被推到了一个有氧气供应的特殊套房。

下午2点30分，在劳里的新闻助理告诉白宫的记者：“总统刚才患了轻度的前期——我们还是去掉‘前期’吧——总统刚刚患上轻度冠状动脉血栓，已被送往菲兹西蒙斯综合医院。他坐的是自己的汽车，并且自己从房间走到了车前。”

而最后的这句话，被淹没在一片喧嚣的混乱中。

此时华盛顿时间是下午4点30分，吉姆·哈格蒂那天早上度假回来。在丹佛向新闻界发布总统心脏病消息前一会儿，他已经从电话里知道了这个消息，他立刻给副总统尼克松打电话——他住在位于华盛顿高级住宅区斯普林谷的一座白色砖屋里。那时尼克松夫妇刚参加完一个婚礼回来，尼克松正在阅读《华盛顿星晚报》上关于艾森豪威尔消化不良的新闻。哈格蒂在电话里问他：“迪克，你休息了吗？”尼克松回答说没有，接着总统新闻秘书便用很平缓的口气告诉他所发生的事情。他说：“新闻将在半小时后向外宣布。”尼克松大叫一声：“我的天啊！”

放下电话，副总统走进他的房间，坐下来，大脑一片空白。据他后来回忆说，他当时沉默了至少5分钟。震惊的感觉慢慢消失之后，他打电话叫司法部副部长威廉·罗杰斯马上过来。罗杰斯坐出租车来到时，总统生病的消息已传遍了整个丹佛。尼克松的电话响个不停，家门外也聚集了很多人，包括邻居、记者和摄影师。尼克松决心不向新闻记者吐露任何消息，尽量待在家里。当他吃完晚饭后，家外面的吵嚷更严重了，他决定前往罗杰斯位于贝塞斯大街的家中暂避一下。就像电影里的潜逃场面一样，罗杰斯打电话让他的妻子驱车前来，将车停在街区口，并不熄火。然后，他们让9岁的特里西娅·尼克松跑到草坪上，分散人们的注意力，趁此机会，尼克松和罗杰斯两人从侧门冲出，奔跑着穿过小巷，跳进车子走了。

苏格兰的晋雷斯蒂克的天气很冷，下着毛毛细雨，总统助理舍曼·亚当斯同安德鲁·古德帕斯特上校住进了美国基地总部。亚当斯刚刚完成对美国驻欧洲军事设施为期4个星期的访问。那晚，他正要与格伦瑟将军见面商量联系当晚回华盛顿的飞机。他们还没来得及开始谈论，基地指挥官突然出现，告诉他们，刚得知总统心脏病发作，已经在丹佛住院治疗，具体细节尚不知晓。亚当斯突然想到，海拔5000英尺的丹佛是否有助于心脏病的治疗呢？然后他又想到，如果艾森豪威尔要生病，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因为国会正在休会期间，作为总统的艾克没有太多政务，此时正是总统事情最少的时候。至于国会正在制订的明年计划，目前正在早期阶段，也不需要总统操心。

但华尔街并不知道这点。星期一上午，那像哈哈镜一样夸大着美国人情绪起伏的股票市场，在紧张的氛围中开盘了。此时，亚当斯正坐在接近美国海岸线的飞机上。顷刻间，股票直线下跌，道琼斯指数暴跌到444.56点，估计损失高达120亿美元。这是自从股市大崩盘以来，华尔街最糟糕的一天。

当亚当斯及时赶来与尼克松、罗杰斯和杰里·帕森斯共进午餐时，总统的病情程度成为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谈论的唯一话题。吃到一半时，接到丹佛的来电，说波士顿著名的心脏病专家保罗·达德利·怀特医生完成了对总统身体的初次检查，检查结果出人意料的乐观。他说，艾克的身体状况令人满意，精神也很好，如果一切进展顺利，两个星期内总统就能着手处理一些公务，再过几个月，就可以重新完全投入工作。事实上，怀特医生说，除非出现无法预料的情况，艾森豪威尔总统还是能够参加总统连任的竞选的。在这个预断的鼓励下，股票市场于星期二开始回升。政府领导人再次一起共进午餐，这次是在财政部大楼汉弗莱部长的办公室，大家一起讨论总统不在的这段时间如何继续开展工作。

整整一个星期里，华盛顿充斥着政府最高层彼此不信任和相互误解的各种谣言，而这些并不属实。当艾森豪威尔躺在1551英里以外医院的床上时，他那备受诟病的工作班子仍然在顺利开展工作。星期四，尼克松主持内阁会议，宣读了丹佛的晨报，告知总统从氧气房里出来的第一晚休息得很好。接着，在杜勒斯汇报完外交事宜后，布劳内尔提出讨论代理职权的问题。随着之后几天公务的进行，尼克松“代表”总统签署了一些文件，亚当斯则全面负责总统办公室事宜。从此，在艾森豪威尔疗养期间，亚当斯每星期都乘飞机来丹佛一次，向总统汇报内阁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情况。只有遇到十分紧急的问题才会直接来问总统，而这些问题也不多。其中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国情咨文，但这也要等到1月了。

在亚当斯看来，在这个秋天“政府真正的关键人物”是保罗·达德利·怀特。9月末，怀特医生已成为美国最著名的医生。他直接而明确的诊断书让国家和记者放下心来，在他的鼓励下——有时是出于他的坚持，总统的助手们才消除顾虑，让总统在医院处理公务。“你看，”怀特对哈格蒂说，“作为美国总统，虽然躺在这里，他还是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的。他想工作啊。”10月14日，艾克告诉亚当斯他感觉很好。“真有趣，”他说，“如果医生没有告诉我患了病，我会觉得这次得心脏病的是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