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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主席先生主席先生（第4页）

麦卡锡的声音响了起来，紧张不安，颤颤巍巍。

麦卡锡：主席先生，关于此问题……

蒙特：你想提出议事程序问题吗？

麦卡锡：不完全是，主席先生，但就韦尔奇先生的要求，我们现在必须给出我们知道的在为共产党工作的人的姓名，我想我们应该告诉他，在他的律师事务所有一个叫费舍尔的年轻人……他在很久以前就是一个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在很久以前被称为共产党的法律支柱……

韦尔奇看起来吃了一惊。桌旁一片寂静，麦卡锡笑了笑，舔舔嘴唇，用充满讽刺的话语继续说道：

麦卡锡：……韦尔奇先生，鉴于我知道这件事，我只是认为我有责任回答你急迫的请求……我曾犹豫该不该透露此事。但我对于你向科恩先生提出假惺惺的请求，要他在日落之前把政府内的每个共产党人赶出去，十分反感。因此，我们将告诉你关于你的事务所的那个年轻人的消息……

他确实这样做了。韦尔奇显得十分凄凉，坐在那里，双手托着头，盯着前面的桌子。到这个时候，显然有些事不太对劲。科恩仍在话筒旁，看着麦卡锡，摇头以示无声的请求。他似乎比韦尔奇更忧伤。但麦卡锡一直说到底，把一个之前还默默无闻的人弄得名誉扫地。

麦卡锡：……你是否知道他是共产党的一员，这一点我不清楚。韦尔奇先生，但我假设你不知道，因为你给我的印象是，你是一个演员，为博得大家的笑声而演戏，我认为你对于共产党的危险性没有任何概念。我认为你不会有意帮助共产党。但我认为你在我们尽力找出事实时，以滑稽的表演嘲弄听证会，是不自觉地帮了他们。

麦卡锡窃笑起来，在一片静默中显得有点可怕。房间里的人都等待着韦尔奇的回答，但他迟迟不作声。麦卡锡说话时，这位波士顿人似乎动了动嘴唇，准备说“闭嘴”，但现在似乎在考虑怎么说。他身体前倾，对蒙特说：“主席先生，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拥有一种接近个人化的权利。”蒙特迅速回答：“先生，这是当然，你可以在说话的时间里享有这个权利。”蒙特也有点儿心烦意乱。桌旁的每个人似乎都受到了影响，只有麦卡锡还在大声地对自己的一个助手讲话。韦尔奇开口了三次才引起麦卡锡的注意。麦卡锡对他说：“我一只耳朵就能听见。”韦尔奇说：“这一次，我希望你两只耳朵都在听。”麦卡锡吩咐助手拿来一张剪报，上面是关于弗雷德里克·费舍尔曾是被查禁的组织律师协会成员的消息。麦卡锡说：“我认为这应该放到会议记录里。”

韦尔奇：当我讲完下面这番话，你就不需要将任何东西放到记录里了。参议员阁下，直到此刻，我认为我低估了你的残酷无情和胆大妄为。费舍尔是个年轻人，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然后加入我的事务所，与我们一起进行一项大有前途的事业。

接着，韦尔奇告诉电视观众听证会内情人早已了解的情况。韦尔奇来华盛顿前，一直担忧的一个问题是，黑尔和多尔律师事务所的某些律师可能会因为他而遭到中伤。他计划带两名助手到首都，在与他们交谈时，他得知其中一人（即费舍尔）在离开法学院后，曾短暂加入过律师协会。费舍尔后来了解该协会的更多情况后就辞职了。韦尔奇把费舍尔留在了波士顿，知道他情况的麦卡锡和科恩也同意不提他。在1954年，对于一个人来说，最糟糕的事莫过于在全国电视中被指认为颠覆分子。麦卡锡为了报复，便如此残忍地对待费舍尔。如今韦尔奇说出了全部事实。最后，他转身对麦卡锡说：

韦尔奇：……我一点儿也没有想到你会对这个年轻人做出这么残忍无情的事。他仍在黑尔和多尔律师事务所，这是真的。他还将继续留在黑尔和多尔律师事务所，这也是真的。我很遗憾地说，他将要承受你强加给他的不必要的精神烙印，这同样也是真的。如果我有能力宽恕你的残酷无情，我会这样做的。我很想像个绅士那样宽恕你，但说到宽恕，你只能得到其他人的，而不是我的。

后来麦卡锡告诉一位朋友，韦尔奇讲话时，他如鲠在喉。这并不是悔过，他大概不具备这种情感。他知道这次他跌得很惨，而韦尔奇又赢了。他努力想重新站稳脚跟，咆哮着对韦尔奇说，他没有权利提到残忍无情，因为“他已经在此处折磨科恩先生好几个小时了”。

韦尔奇：参议员阁下，我们可以不谈这个问题了吗？我们都知道他过去加入过律师协会，科恩先生也向我点头了。

科恩显然很痛苦，也确实向韦尔奇点头了。他咬着嘴唇，明显在发抖。他曾击败过许多证人，因此知道现在韦尔奇对付麦卡锡的后果。韦尔奇对科恩说：“科恩先生，我认为我个人没对你做出什么过分的事。”

科恩：没有，先生。

韦尔奇：我没打算对你个人做过分的事，如果我做了，请你谅解。

科恩再次点头，麦卡锡又想插嘴，但韦尔奇拒绝了他。

韦尔奇：……我们不要再中伤那位年轻人了，参议员阁下，你已经做得很过分了。难道你没有道德观吗，真的没有吗？

麦卡锡看着自己的大腿，抬起头，又一次问韦尔奇，费舍尔是不是他的助手。这次，这位波士顿律师以极其蔑视的口吻让他闭嘴。

韦尔奇：麦卡锡先生，我不会再与你讨论这个问题了。你与我相距不过6英尺，竟敢问我费舍尔的问题。你将问题公开了。如果真有上帝，那么对你或你的事业不会有任何好处。我不会再与你讨论此事，也不再问科恩先生任何问题。主席先生，如果你愿意，可以传唤下一位证人了。

但那天没有人做证了。听众们费力地站起来，为韦尔奇鼓掌欢呼，甚至蒙特也为他鼓掌，他放下了小木槌。而会前被告知阻止任何人鼓掌的6名警察此时只是平静地站着。麦卡锡的脸色阴冷可怕，呼吸沉重。韦尔奇走向门口，那儿的一个女人碰了碰他的胳膊便哭了起来。他走到外面走廊后，媒体记者们蜂拥而至。突然，每个人都向门口冲去，就像有人喊“着火了”一样。他们迫不及待地出去，而此时麦卡锡仍坐在证人席上，警卫和电视技术人员留在那里。他环顾四周，伸伸脖子，试图吸引人们的目光。起初没人看他，后来有一个人看过来。麦卡锡便摊开手掌，问道：“我做错了什么？”

陆军对麦卡锡的听证会进行了36天，于6月17日结束。小组委员会研究了那份7400页的证词，发布了一份报告，指责双方都有责任。起初，麦卡锡遭受损失的程度还不明确。以前他每次被揭发，都会很快恢复。他的体力也未受到影响，8~10位重要的参议员仍对他忠心耿耿，他对国会里的共和党领袖也仍有很大影响。他还是野心勃勃，宣布将对陆军、国防工业和中央情报局的共产党人展开新的调查。

但他的所有计划都夭折了。这片土地上出现了关于麦卡锡问题的新声音，而原来的声音也变了腔调。共和党领袖吉姆·施拉姆从内布拉斯加州写信给舍曼·亚当斯，表示共和党本州中央委员会的每个成员都认为，共和党候选人因麦卡锡在听证会“出洋相”而深受其害。在科罗拉多州，帕尔默·霍伊特说：“共和党是拒绝麦卡锡的时候了，不然他会拖垮共和党的。”在俄亥俄州，保守派共和党众议员乔治·本德在竞选塔夫脱的参议院席位时表示：“麦卡锡主义已是政治迫害、独断专行、剥夺民权的同义词。我们国家在历史进程中，区别于他国的正是拥有这种民权。”大家一致认为，科恩已经声名狼藉。除麦卡锡外，小组委员会的每个人都抵制他，于是他在7月19日辞职。（麦卡锡苦涩地说：“这是共产党人的伟大胜利。”）自从麦卡锡和陆军第一次公开撕破脸后，这一年年初，民意测验发现公众对麦卡锡的看法有了极大改变。8月下旬，约22%的成年人对麦卡锡的看法变坏了，超过2400万美国人讨厌他。

拉尔夫·弗兰德斯等不及证据齐全就行动了。麦卡锡对费舍尔进行灾难性攻击之后的第三天，这位佛蒙特州的共和党人提出动议，希望参议院能撤销这位威斯康星州的后辈参议员的全部主席职位。麦卡锡说：“我认为他们应该把他装在一张网里，放到一个安静的角落。”在当时，通过该动议的可能性很小。第二天，诺兰匆忙召开新闻发布会谴责该动议，南方民主党人表示，他们怕开创这样的先例，威胁到国会的资历规则。6月30日星期五，参议院展开辩论。那天晚上，弗兰德斯改变策略，提出另一个简单的谴责：“参议院认为，威斯康星州麦卡锡参议员的行为与参议院的传统相违背，并且可能会使参议院名声扫地，特此谴责。”诺兰将此提交给由三位共和党人和三位民主党人组成的委员会。这看起来很保险，委员会成员由诺兰和林登·约翰逊挑选，都是保守派，主席还是犹他州的共和党人阿瑟·沃特金斯。麦卡锡派认为他们胜券在握了。

但他们错估了沃特金斯。这位主席下决心避免一场闹剧，禁止电视转播新的听证会，并制定了严格的会场规则，甚至禁止吸烟。麦卡锡和他的律师只有一人能质问证人。由于麦卡锡是个蹩脚的出庭律师，这意味着他只能将舞台中心让给他人。第一次会议时，他大叫“主席先生，主席先生”以试探沃特金斯，但主席的小木槌像刽子手的大刀一样落下。沃特金斯直截了当地说：“参议员阁下不符合程序……我们不会被不相关的事打断，我们将按原定程序进行。”麦卡锡冲出走廊，那里有电视工作人员在等待，他就对着话筒气急败坏地嚷嚷：“我认为，这是我闻所未闻之事。”但特别委员会无动于衷，他们就弗兰德斯谴责麦卡锡的决议进行裁定，参议院全体以67∶22票通过，而在1月，还只有富布赖特一个人敢投麦卡锡的反对票。

副总统尼克松行使他参议院议长的特权，删去标题中的“谴责”，将其改为“关于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麦卡锡行为的决议”。他尽力帮助麦卡锡，而麦卡锡的崇拜者也在这样的语言中找到了安慰。但麦卡锡本人没有上当，他告诉记者：“这不是完全的信任投票，我很高兴这场马戏结束了，这样我就能回到挖掘共产主义、犯罪以及腐败的真正工作中去了。”在白宫，艾森豪威尔见到内阁成员时，略微一笑地说：“听到最新消息了吗？麦卡锡主义已成过去了。”

确实如此。麦卡锡没了科恩的激励，变得无精打采、软弱无力、容易沮丧。他忠心耿耿的追随者组织了一个“千万美国人争取正义委员会”，一位退休的海军少将担任“参谋长”，抗议对麦卡锡的谴责。他们用一辆装甲车将1000816人签名的请愿书送到首都。在纽约，1.3万人参加了“谁提升了佩雷斯”运动。这个运动的赞助人包括犹他州州长布雷肯·李、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阿尔文·奥斯利、美国革命女儿全国协会的格雷丝·布罗索夫人、一位新泽西州前州长和一位前驻苏联大使。一个高中乐队演奏着《前进，威斯康星》，一个摇滚歌手表示，他会为他们的领袖“摇摆、颤抖、打滚”。科恩告诉群众：“我和麦卡锡更愿意拥有像你们这样的美国人，而不是世界上的所有政客。”但麦卡锡本人不在场。他与一位支持者握手时弄伤了胳膊。有人认为这是一次有象征的动作：那个人无意中将他的手肘猛推到玻璃桌上。麦卡锡住进了贝蒂斯海军医院，出院时吊着手臂。

接替麦卡锡的共和党主要竞选人是理查德·尼克松。民主党人表示，他们看不出他们二人有多大区别。尼克松指责民主党“向红色风暴屈服”。当艾德莱·史蒂文森发现美国经济似乎停滞不前时，尼克松谴责他“散播支持共产党的言论”。如果某个民主党人得到史蒂文森的支持并当选，尼克松就会说：“艾森豪威尔政府开除的危险分子会再次被雇用。”他力劝爱国的民主党人“忘记自己的党派，为艾森豪威尔的国会投票”，因为“我们知晓共产党的威胁，而这个政府决意粉碎这个威胁”。他警告，共产党“公开地、孤注一掷地”与共和党斗争，因为“争夺民主党候选人席位的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民主党‘左’翼分子，他们对共产党的阴谋视而不见，并且容忍它在美国得逞”。

艾森豪威尔说：“天啊，有时你一定会厌倦这些吵吵闹闹。”尼克松对此也有同感。他告诉一个朋友：“我厌倦了，厌倦到了骨子里，我的心思压根儿不在上面。”他那段时间在美国国内进行巡回演说，似乎特别疲惫，但总统决定不积极干预竞选，使尼克松成为共和党内地位最高的政治家，他认为很多事情都处在危急关头。他在哥伦布的俄亥俄州共和党州代表大会上说：“如果民主党在11月举行的第84届国会选举上占优势，便意味着共和党开始没落。就这么简单。”为避免出现这种结局，他发表了204次演说，举行上百场新闻发布会，飞行2.6万英里，到访31个州的95个城市。最后，他成为美国最具争议的二号人物。史蒂文森谈到尼克松的策略时，说是“白领子的麦卡锡主义”。沃尔特·李普曼说得更严重，他将副总统形容为“残酷无情的党见极深之人”，“他的良心里没有美国人民期望的总统该有的原则和做派”。

20世纪50年代的特征就是，甚至连艾森豪威尔的对手也希望他是完美的，他不必为尼克松的演说负任何责任。至于他为何不知道演讲内容，却无人解释。他最爱订阅的《先驱论坛报》可是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些话。正如詹姆斯·赖斯顿写的，不管怎样，大家都觉得总统从未暗示过民主党对叛国罪视而不见，“但以他的名义做的事，他却不知道”。可以肯定，尼克松的方式绝对不是艾森豪威尔的方式。艾森豪威尔表示，他想被视为“人民的总统”，而谩骂并非他的长项。尽管如此，他也希望共和党候选人获胜，他认为尼克松在帮助他们，因此便鼓励他放手去做。

尼克松和艾森豪威尔都希望共和党不必靠花言巧语而是凭借政府的业绩竞选。1953年4月，尼克松告诉内阁：“时机，在1954年竞选获胜的适当时机就是现在。”艾森豪威尔认为，他在1954年立法上取得的成绩是值得大肆夸耀的。除了中心会议室那段插曲，国会的会议还是不错的。他签署的法案扩展了联邦建筑房屋计划、互惠贸易协定，放宽了《原子能法案》的限制，扩大了失业保险和社会保险的范围，简化了海关程序，启动了新的农业计划，拨款20亿美元修建联邦公路，并减轻了10多亿美元的赋税负担。他估计按棒球的击球率算，他的成功率为0.83，他对此十分高兴。《国会季刊》的计算方法则不同，认为其成功率为0.646。即使如此，他也干得相当不错了。民主党曾预测共和党政府会再次带来“大萧条”，这种看法像尼克松提出的共产党议题一样不负责任，现在被证明是荒谬的。

但20年来一直投票给民主党的趋势曾是在野的共和党的优势，现在在野的民主党也有了这一优势。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中间派的人们有投民主党的趋势。艾森豪威尔与尼克松也在与历史斗争。执政党几乎总在中期选举时失去优势。而且战后繁荣也停下来喘气了。1954年已经没有人领取救济粮了，但农产品的价格却开始下降。经济衰退让一些雇主神经紧绷。

鉴于前方障碍重重，共和党委员会认为党内还需要一个打手。选择副总统是因为他善于当打手，而这会使他与党内人员的关系更为紧密，并且正如艾森豪威尔指出的，这也会提升尼克松的名望。尼克松是勇敢的（他说过“每次竞选总要有人走上前来，斗争一番”），但他的热情也不高。1954年春，他回到惠蒂尔学院做毕业典礼演讲，发现接待者分为两列，其中一列是不愿与他握手的学生。这令人十分不快。尼克松的妻子更不喜政治斗争。2月中旬，在一次长谈之后，他们讨论了1956年其任期结束时是否能退出政坛的问题。据默里·乔蒂纳所说，尼克松在选举前夜回到华盛顿之时，权衡了开创自己的事业与加入成熟的律师事务所之间的优劣势。飞机进入跑道时，他递给乔蒂纳7页纸的笔记。他说：“这是我最后的竞选演说。你也许会想将它留作纪念品，我的政治生涯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