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二十一章 主席先生主席先生（第2页）

毫无疑问，科恩少年老成。他20岁就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只得在曼哈顿无所事事，直到年满21岁成为律师。那一天，他宣誓就职，担任助理检察官。他成了研究颠覆活动的专家，除了其他案件外，还参与了雷明顿和罗森堡夫妇的审讯。23岁时，他已成为沃尔特·温切尔和乔治·索科尔斯基的内幕消息的来源。科恩奉承他们，而他们也提携他。他们给他写介绍信，为他开启下一个目标：担任美国司法部长詹姆斯·麦格雷纳里的特别助理。1952年9月，他实现了这个目标。科恩在华盛顿的第一天就已有所表现了：他在麦格雷纳里的私人办公室宣誓就职，尽管没必要再宣一次誓；他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自己的职责，却忘记说明职位，于是举行第二次发布会纠正这一疏忽；他申请私人电报挂号号码以及连接他在纽约的前上司的私人电话号码，但都遭到拒绝。不过他成功地将其他三名年轻律师赶出他们共用的办公室，从而拥有了私人办公室。12月，他准备起诉欧文·拉蒂摩尔做伪证。那次起诉失败了，但科恩根本不在乎。1953年1月14日，他辞去司法部的职务，成为麦卡锡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的首席顾问。

沙因比科恩更时髦，他一头金发，懒懒散散，脸和体形都像是正在发育的希腊神祇。沙因出生于富裕家庭，毕业于安多弗高中，后于1949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在剑桥市，沙因因为有贴身随从，以及一辆装有电话和无线电收发两用设备的黑色敞篷车而引人注目。哈佛大学校报《哈佛深红》记录了他参加聚会的方式：

他从车中通过话筒喊话：“我是戴维·沙因，我现在驾车通过科普利广场，请指路。”隔一会儿，又喊道：“我是戴维·沙因，我现在在肯莫尔广场，请指路。”

与科恩一样，沙因对共产主义极感兴趣。在学校时，他写了一篇关于共产主义的文章，随后制作成6页的小册子《共产主义的定义》出版。沙因出名后，《时代周刊》称他的文章“出奇的简洁”。《纽约客》则挑剔多了：“这篇文章弄错了十月革命、共产党的成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等这些大事所发生的年份。他把列宁的名字搞错了，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搞混了，将马克思与列宁搞混了，将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和利沃夫亲王搞混了，将15世纪的乌托邦主义与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也搞混了。”现在这本小册子已经极为稀少了，但首次发行时，《共产主义的定义》在每个沙因旅馆都与吉迪恩会的《圣经》放在一起，其旅馆产业包括迈阿密海滩的罗尼广场饭店、奥尔巴尼市的坦艾克饭店、洛杉矶市的大使饭店、亚特兰大市的里兹-卡尔顿饭店以及博卡拉顿的博卡拉顿饭店。一位客人满心欢喜地读了这篇文章，他就是犹太教拉比本杰明·舒尔茨，他是美国犹太人反对共产主义同盟的负责人。舒尔茨拉比找到沙因，将他引荐给乔治·索科尔斯基。他通过索科尔斯基认识了科恩，又通过科恩认识了麦卡锡。

将一位千万富翁的名字放在小组委员会的雇员名单上简直荒唐可笑。而且，就国会提出的资格标准，沙因也没有任何资格。1953年年初，科恩说服麦卡锡任命他的新朋友为心理战总顾问。当时并没有这样的职位，是科恩主张设立的。沙因很乐意不计报酬地担任该职务。两位年轻人在纽约市华尔道夫酒店塔楼（沙因在此处有一间永久套房）设立了临时总部，计划巧妙地对《美国之音》进行调查。他们秘密地煽动《美国之音》的工作人员告发想法或习惯怪异的同事。麦卡锡谈到有“忠诚的美国地下运动”支持他时，指的就是这些告密者。后来，在聚光灯下通过电视实况转播听证会后，媒体普遍认为，麦卡锡的这两位精力旺盛的门徒已让《美国之音》士气低落。那时，科恩和沙因只有26岁，真不知道他们会闹到什么程度。

他们飞往欧洲，4月4日复活节的那个星期日，二人在巴黎露面。随后是18天的疯狂：在欧洲各国的首都来来去去，神气活现地摆出姿势让媒体拍照，他们要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作为美国国会代表的一般权利和特权。无论走到哪里，他们身后都跟着一群兴高采烈的记者不断喊着：

完全对，科恩先生！

肯定是，沙因先生！

或唱着：

科恩沙因走东方！

科恩沙因走西方！

麦卡锡知晓，

科恩沙因走何方！

1953年下半年，麦卡锡身边的人都已经知道麦卡锡对白宫充满敌意。感恩节前的两天，他公开表明。在11月16日的广播中，杜鲁门严厉地提起“麦卡锡主义”。麦卡锡要求给他同样的时间做出回应。同政府一样，广播也尽一切努力满足他的要求，以便讨好他。但在讲话最开始的几分钟后，麦卡锡将自己的矛头指向了艾森豪威尔，而非杜鲁门。在一星期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艾克曾表示不知道“麦卡锡主义”的含义。麦卡锡不怀好意地说，他很快就会知道的。艾克也表示相信自己有能力清除政府中的危险分子。他说，明年国会选举时，这个问题将尘埃落定。而麦卡锡告诉广播听众和电视观众说，还差得远呢，“赤裸裸的、残酷的、令人不快的事实”就是“共产主义还是个问题，并且到1954年仍是个问题”。

当然，他居高临下地说，共和党政府在这方面比民主党做得“好太多”了，但“在对几个问题的处理上，我们的击球得分为零——因为我们把球打出界了”。他一如既往地罗列案例，列举名字、日期、数据、档案等——这些都是错误的，但听众也无法辨别真假。麦卡锡说，他为此感到丢人现眼、颜面无光，内心深处极为受伤。但更糟糕的还在后头。艾森豪威尔像他的前任杜鲁门一样，不顾麦卡锡的劝告，坚持遵守与英国签订的互助条约，枉顾英国也与北京进行交易，这是对朝鲜战争中牺牲的美国士兵的侮辱。麦卡锡鼻音浓重的声音响起来：

难道我们还要继续把香喷喷的钞票送给他们吗……我们共和党停止这个染血的大错的时候到了……我们承诺给美国人民的与之不一样。让我们实现这一承诺吧，不是明年，也不是下个月，而是现在……我们只需要告诉我们的盟友和所谓的盟友：“如果你们继续运送货物到中国大陆……你们就得不到美国的一分钱。”

艾森豪威尔暴跳如雷。杰克逊和保罗·霍夫曼建议艾森豪威尔在下次总统新闻发布会上，否认麦卡锡的共和党身份。哈格蒂表示赞同，布赖斯·哈洛与其他4名总统助理也同意。但尼克松表示，这样做，真正的受害者会是共和党。后来决定由杜勒斯在自己12月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回应麦卡锡的问题，其发言稿已由艾森豪威尔逐字审阅。该国务卿说，“麦卡锡已经击中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要害”，该政策主张尊重别国主权，不干涉别国内政外交，或是“使其成为我们的卫星国”。然而，与麦卡锡不同，杜勒斯这个反共派的强硬分子说，美国必须时刻准备“报复苏联，对准其要害施以毁灭性地打击”。美国之所以仍有能力如此，“是因为我们能够享有其他友邦的良好地理位置基础”。

此时的麦卡锡如鱼得水，没有什么比得上与国务卿好好较量一番更能让他高兴了，而且他也将近一年没与国务卿交手了。另外，这也是个捣乱的好时机。艾森豪威尔即将在百慕大与丘吉尔进行会谈。如果在会谈前夜，通过电视向美国人民播放声情并茂的申诉，便会破坏这个会议，并使总统难堪。事实上，这就是麦卡锡的下一步。12月3日晚，艾克前往会议地点时，麦卡锡通过广播大声谴责英国人，称他们与屠杀美国士兵的人交易，由此敛财。他恳求“每一个对于这场与不共戴天之仇敌进行血腥交易，和我有同样感受的美国人，写信或打电话给总统……这样他就会得到合适的指引”。5天后，白宫宣布已收到5万多封函电。在华盛顿，没人相信“指引”这样的空谈，这纯粹是两个人之间的较量，报告邮件数量的总统发言人对此也直言不讳，麦卡锡获得了写信之人的信任，而艾森豪威尔则赢得了发送电报之人的支持。由于白宫收到相对较少的电报，这便成为麦卡锡战胜了总统的一种委婉的说法。

此时，华盛顿流行一种说法：麦卡锡在美国的地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以肯定的是，任何引起这种反应的煽动者都非常可怕。其他一些迹象表明，麦卡锡主义将要达到一个新高峰。下个月，也就是1954年1月，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在过去6个月中，这位参议员的公众支持率上升了16个百分点。也就是，每10个美国人中，只有不到三个人不支持他。他如今巧妙地操纵着媒体，很可能10个人里没有一个知道他是江湖骗子，但如果把普通人的反应当作无知而不予理会——其实的确可以不必理会，美国参议院的反应就必须要重视了。最了解他的恶毒的就是参议院了，但到了2月，参议院投票决定是否向麦卡锡常设小组委员会拨款21.4万美元时，参议员们却屈服了。只有阿肯色州的富布赖特鼓起勇气投了反对票。不敢加入富布赖特投反对票的参议员有：马萨诸塞州的肯尼迪、得克萨斯州的约翰逊、明尼苏达州的汉弗莱、田纳西州的基福弗、蒙大拿州的曼斯菲尔德、华盛顿的马格努森、佐治亚州的罗素、路易斯安那州的朗、特拉华州的威廉姆斯、加利福尼亚州的基克尔、伊利诺伊州的道格拉斯、纽约州的雷曼以及缅因州的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他们个个都刚毅坚强，受到选民的极大好评。但他们从未遇到过像麦卡锡这样的奇才。

谁信任他？他的优势在哪里？谁是麦卡锡主义的中坚分子？他们包括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会员、女民兵队员、得克萨斯州的百万富翁、惧怕公共水库中的水被氟化和提倡精神健康的人民。他们是美国革命女儿全国协会、我要回家子弟会、我们母亲们动员起来协会、民族主义行动联盟、警卫美国协会的成员。他们与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约翰·张伯伦、马克思·伊斯门、詹姆斯·伯纳姆和威廉·巴克利一样，反对“鸡蛋头”。（巴克利曾写道：“麦卡锡主义……是将善良和有严格道德标准之人紧密团结在一起的运动。”）他们反对罗斯福立法，反对与西欧国家结盟，反对联合国，反对通信革命，反对反犹太主义，反对平等主义的狂热，反对种族平等，反对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国内大迁徙，反对破坏阶级界线和取消性别歧视的社会起义，反对加深两代人间的矛盾。但在这些运动中，他们都失败了。在麦卡锡的阵营中，他们快乐地唱着：“只有人民爱着乔。”而政客们相信那些黑黝黝的大批困惑选民是支持他们的。1953~1954年冬，国会中有人认为，参议院中有8位参议员是在麦卡锡的支持下当选的。

艾森豪威尔执政的第二年，这位威斯康星州的新任参议员已站在令人畏惧的顶峰，而罗伊·科恩就站在他的旁边。戴维·沙因当时不在，他被招去服兵役了。沙因的缺席在华盛顿看来无关紧要，因为他不像科恩那样光彩夺目。事实上，麦卡锡私下认为他是个讨厌的家伙。他没向科恩提及此事，因为麦卡锡需要科恩，而他发现科恩也需要某人——他需要沙因。

7月，沙因的入伍通知书悄然而至。这显然是个意外打击，他似乎都已经忘记自己还登记服役。那时，沙因和科恩过着忙碌而活跃的生活：星期一到星期五住在斯塔特勒酒店相邻的房间里；在曼哈顿度过愉快的周末，策划对顽固守旧的官僚机构进行突然袭击，想到这些就十分愉悦。麦卡锡作为煽动者，极为懒惰地将小组委员会的一切事宜交给他俩。他们感觉自己天下无敌，似乎也是如此。如果首都没人敢反抗他们，那么谁敢？答案便是沙因家乡格洛弗斯维尔的征兵局。这极具讽刺意味。格洛弗斯维尔的良好市民离政治结构太远，他们不知道沙因那些位高权重的朋友们。他们也没有什么政治难题：华盛顿只对一件事的恐惧比麦卡锡更甚，那就是征募兵役的丑闻。

科恩的第一反应是，他的朋友应立刻取得军官的资格。但这不可能。陆军、海军和空军都予以拒绝，因为他不够格。后来，科恩将国会的陆军联络官迈尔斯·雷伯准将叫到办公室。后来，陆军特别顾问约瑟夫·韦尔奇就此事质问雷伯：

韦尔奇：你确实知道科恩先生担任这个委员会的顾问吗？

雷伯：是的，韦尔奇先生。

韦尔奇：他的这个职位……是增加还是减少了你对于处理这个问题的兴趣呢？

雷伯：……我觉得增加了我的兴趣。

韦尔奇：我们暂且不用“不正当”的影响或压力这样的词，你能否想起以前在什么情况下，承受过比这更大的压力吗？

雷伯：我想不起在什么情况下，有比这还大的压力。

五角大楼并没有轻视这一问题。事实上，对局外人来说，沙因案件最引人注目的不是来自科恩的压力，而是军事部门主动对一个年轻的富豪、麦卡锡的门徒示好——说到底，沙因不过是当年应征入伍的50万美国人中的一个。国防部长、陆军部长、两位陆军参谋长、一位副参谋长、陆军人事行政处处长、运输兵总监、负责和国会联系的空军少将和海军军事法官却都研究了沙因的情况。

陆军部长罗伯特·史蒂文斯（原为纽约的一名纺织制造商，在此事件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命令两位上校和一位中校再仔细考虑沙因是否有资格成为军官。同时，这位年轻的申请人自己也开始对这件事感兴趣。雷伯第一次见他时，沙因已准备举起右手，当即宣誓成为军官。但他的热情被浇灭了，因为雷伯向他解释，要想成为军官还早。后来雷伯就此事做证时说：“他显然认为填写表格和按照程序办理手续都是不必要的步骤。”

1953年11月3日，沙因穿上了军装，完成在纽约15天的临时任务后（完成小组委员会的工作），他被派往新泽西州迪克斯堡K连进行为期4周的基础训练。由于科恩的坚持不懈，他的问题还没有结论。实际上，事情变得越来越有趣。不能说军队处理问题不够灵活。沙因与其他新入伍的士兵不一样，他几乎每星期都可以离开军营，部队也允许他的轿车到营地接送他。他在训练期间，接了不少于250个长途电话。一个下雨天，其他人都在进行打靶训练，K连连长发现沙因却在偷懒。沙因热络地将胳膊搭在连长的肩上，向他解释，他正在研究后勤问题，“想把军队改建为现代化军队”——连长竟然接受了这个借口。沙因这种怎样为国家更有效服务的想法虽然异乎寻常，但本来会受到重视，如果不是麦卡锡与五角大楼直接对话，表明自己不像科恩那样对沙因充满没理由的热情。麦卡锡打电话给史蒂文斯（电话录了音），请求这位陆军部长“做个人情”，不要把“沙因派回我的委员会”。他说：“沙因虽然不错，但并不是不可取代……我很少见到罗伊做出这么不讲道理的事。”

陆军部顾问约翰·亚当斯随即成了科恩的出气筒。科恩与军营里的沙因通电话后，就知道该怎么能使自己朋友的生活过得好一点儿了。他随时都会打电话给亚当斯。有一次，亚当斯正在阿默斯特学院讲话，科恩打来电话，要求批准沙因第二天不用帮忙做饭。如果他遭到拒绝，就会变得怒气冲冲。在纽约一次激烈的辩论中，他要求亚当斯下车，那时车正停在公园大道和第46街交叉的三条行车道中间。1954年1月14日，亚当斯告诉他，沙因可能会像90%的新兵一样，到海外服兵役。科恩表示，这会“破坏陆军”，并使史蒂文斯“不再担任陆军部长”。

到此时，人们开始对这种奇怪的状况议论纷纷。12月中旬，德鲁·皮尔森写了一篇关于沙因的文章。第二个星期，《巴尔的摩太阳报》刊登了长篇报道，《纽约邮报》也于次年1月刊登了一篇文章。同时，麦卡锡对陆军的看法越来越差。麦卡锡被科恩激怒，又因为佩雷斯的控告而大发雷霆，也许他每天都需要胜利来刺激自己，总之2月18日在纽约举行的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他爆发了。而当时这个不走运的证人是拉尔夫·兹维克准将——阿登战役的英雄，也是新泽西州基尔默营的指挥官。麦卡锡斥责兹维克，说他“不适合穿这身军装”，应该“解除指挥官的职务”，连“5岁小孩子的头脑也没有”。当这些话传到五角大楼时，史蒂文斯在李奇微的压力下告知媒体，不能向麦卡锡透露遣散佩雷斯的官员们的姓名。史蒂文斯对兹维克遭受“侮辱性的对待”及“辱骂”表示遗憾。他命令兹维克不再前往小组委员会做证，由他自己代为出席。史蒂文斯很快就接到了麦卡锡的电话。麦卡锡威胁道：“罗伯特，放手干吧，你尽管试试。我会拧掉任何保护共产党的人的脑袋……你尽管试试……我保证你一定会后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