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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黑夜里哈里的一点儿英雄形象（第4页）

到了最后时刻，杜鲁门的专列收到来自服务行业经理们不计其数的账单，他们生怕将来收不到钱。但是，自从《新闻周刊》发表了令人灰心丧气的消息后，专列上的人开始稍微振作起来了。在列车上的夜谈会中，年轻一些的工作人员反复争论，究竟总统获胜的可能性有多大。但只要他们稍为乐观一些，就有人提醒他们，国内每次民意测验的结果都和他们的期望相反。在最后几天里，克利福德隐隐意识到有些迹象，似乎杜鲁门的影响力还在增长。依照传统，在选举前的那个星期五晚上，杜鲁门在布鲁克林音乐学院发表了最后一次讲演。布鲁克林音乐学院的一些赞助人在召开费城代表大会之前还是“倒杜鲁门”运动的领头人。讲话结束后，全体听众起立为杜鲁门鼓掌欢呼长达12分钟。因此克利福德想，竞选活动只要再持续两个星期，他们也许会有一丝获胜的希望。

在芝加哥，艾德莱·史蒂文森和保罗·道格拉斯并排站在敞篷车内，前往体育场参加杜鲁门的集会。人行道上沉默的人群大概有四五层。15年前，这些曾被人们遗忘的男女还生活在金字塔最底层，是贫困的教师或衣衫褴褛的工人。英萨尔背叛了他们，而罗斯福拯救了他们。史蒂文森惊叹于出席人数之多，似乎整个芝加哥市的人都来了，但是几乎听不到欢呼声，甚至可以说几乎什么声音都没有。道格拉斯说：“他们今天是来看看他们的美梦是怎样破灭的。”

在巴尔的摩，《巴尔的摩太阳报》总编汉密尔顿·欧文斯来到一位年轻记者的办公桌旁。他说：“我已把祝贺新总统的社论写好了。也已经排好版准备付印了。”他停了一下，挤挤眼睛说：“要是杜鲁门获胜，我就得另写一篇了，不是吗？”这句俏皮话把他自己逗乐了，笑呵呵地大步走开了。

在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生活》杂志的订户提前收到11月号的杂志。这本杂志第37页是一幅杜威州长及其夫人的整版照片，标题是“下届总统乘渡轮在旧金山湾开阔的海面上游览”，同时刊载了一篇长达8页的竞选综合报道。在报道中，编辑们得出结论，美国“将抛弃杜鲁门而选择杜威”，理由既有“感情方面的，也有理性方面的”。威拉德·吉林杰主编的《变动的时代》周刊11月1日那期的封面上刊登了一个标题，醒目地透露本期内容包括“杜威将做些什么”。《纽约时报》利用其庞大的分社数量和遍布美国的员工对各州的选民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调查，目的是研究他们对选举的看法。10月31日星期日，该报报道了研究结果：杜威会在29个州获胜，将得到345张选举人票（有266张就可当选）；杜鲁门则在11个州获胜，得到105张选举人票；瑟蒙德在4个州获胜，得到38张选举人票；另有43张选举人票待定。调查结果还显示出，共和党将继续控制参众两院。为了弄清楚调查结果的准确性，《纽约时报》咨询了正在报道杜威的47名最敏锐的记者。在一次秘密表决中，他们一致认为这位州长的胜利唾手可得。

《底特律自由新闻报》11月3日（选举后一天）早上准备发表社论，要求国务卿马歇尔辞职，并劝杜鲁门委任杜威的外事顾问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这家报纸的编辑们认为：“这会使国内外对我们的外交政策恢复信心。”（当时，杜鲁门主义正在使希腊平定下来，马歇尔计划正在全面展开，而柏林的空运行动也进入了第5个月。）《底特律自由新闻报》承认：“这显然是对杜鲁门要求过高。然而，这正是为了美国人团结一致，充满爱国精神，而要对千百万国民提出更多更高要求的时刻之一。”这些编辑们倒是大方称赞这位“任期将满”的总统为“勇敢的小个子，从没想过自己会当总统，就任后茫然无措，但却倾其全力战斗到失败”。《底特律自由新闻报》还向读者们打包票，说杜鲁门卸任后仍能谋生：“作为前任总统，他每年有希望得到2.5万美元的退休金。然后，广播电台有望和他签约，杂志会向他约稿，他自己还可以出书，这些加起来就有一笔可观的收入——据说，可能达到100万美元。他还不至于从白宫直接沦落到贫民收容所。”

但关于这位下台总统的报道，媒体并不都是这样手下留情的。一位在多家报刊上发表文章的专栏作家说他想知道“杜威究竟还会对杜鲁门在国家管理中碍手碍脚的行为容忍多久”。和《底特律自由新闻报》一样，其他杂志的作者也必须在星期一就写好准备在星期三发表的专栏文章，留出星期二进行排版。而在星期二，选民才做出选择。

因此，在计票的第二天刊登出来的德鲁·皮尔森的文章才使数以百万的读者感到惊讶。他在文章首段透露：“汤姆·杜威将在86天后接手白宫，我对围绕在他身旁的核心群体进行了调查。”接着他就得意扬扬地列出了新总统内阁全部成员的名字。同一个星期三，约瑟夫向斯图尔特·阿尔索普透露：“选举后的首要问题是，政府要怎样度过未来的10个星期……事情总不能耐心等到托马斯·杜威正式接替哈里·杜鲁门时再解决。特别是外交和国防方面的问题，华盛顿有些部门有些人必须能够做出决定，且能在1月20日后继续沿用。”艾尔索普兄弟建议，杜威总统新内阁的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的提名人选马上以“特别助理”的身份加入这两个部门，领导那些即将下台的政府官员，直到杜威正式就任总统。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为什么那么多经验丰富的观察家会在一条黑道上越错越离谱呢？答案就是他们并不认为那是一条黑道，更不认为会走到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们都纷纷讨论杜鲁门完全没有获胜的希望，读到的都是彼此分析为什么杜威会轻易击败杜鲁门的文章。他们一致认为，选举结果已经注定，不可能有什么变数。杜鲁门在竞选时声称：“除了人民，人人皆反对我。”这话有点儿道理，他和选民不像权威人士把选举看作一种加冕，而认为这是一次竞赛。在那些致力于研究竞选趋向的专职人员看来，所有的迹象都指着同一方向：凡是在野党控制了国会，该党两年后肯定就会赢得总统大选。民主党在1930年控制了国会，两年后罗斯福就当上了总统。而且，共和党人早就该重新上台了。艾尔索普兄弟和皮尔逊都这么认为，罗斯福连任4届总统只能归功于他的个人魅力，而杜鲁门缺少的就是个人魅力。共和党候选人有钱，又获得了绝大多数媒体的支持（当然，记者们认为这很重要），而且最重要的是，还有民意测验的祝福。

12年前，《文学文摘》的选举预测也与实际结果相去甚远。1936年，民主党在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满脸尴尬的共和党人发誓再也不相信民意测验了。但是后来他们发现，当时名气不如《文学文摘》民意测验人的乔治·盖洛普和埃尔默·罗珀没有使用直邮的方式，而是通过对样本进行数据分析的方法预测到罗斯福的大胜。在那之后的每次选举，他们都预测准确。大城市里的各家报纸都花钱请他们进行民意测验，任何一位与他们意见相左的时事评论员都会被人们认为是个傻瓜。只有《纽约时报》花费甚多自己做调查，但人们反而觉得稀奇。于是就开始了这样的循环：民意测验的结果显示共和党会大获全胜，专栏作家和社论作者就把这个结果当作真理传播。甚至有这种可能，为了在一群支持共和党的受访者中不显得突兀，那些准备投票给民主党的男男女女会给出违心的答案。一个谎言会导致另一个谎言，再加上民意调查人已变得自以为是、妄自尊大（至少有一次），这样就错上加错了。

埃尔默·罗珀是够妄自尊大的。9月9日距选举还有近8个星期，他就在一篇专栏文章里宣称他已对全体选民做了最后一次测验。他写道：“托马斯·E·杜威几乎已经当选了……既然是这样，我认为如果还要像广播电台体育节目的解说员那样，必须装作在看一场不相伯仲的比赛，那就太乏味和浪费智商了。”和许多专业的选举观察家一样，罗珀也相信当时所谓的“法利算法”。在1936年的选举预言轰动美国后，法利说过，在他看来，选民在两党举行代表大会时就已下定决心了。他暗示说，大会后的竞选宣传不过是看着热闹，实际上没有任何作用。9月第一个星期，根据工作人员在8月所搜集的数据，罗珀用自己的名誉押宝。讽刺的是，他在选举前的最后一个星期确实又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结果显示，杜鲁门的形势略有好转，但杜威还是遥遥领先，然而，他还是决定把全部家当压在一人身上。

三个全国性的民意测验机构——罗珀、盖洛普和柯乐利都错在没有问调查对象是否真的打算投票，也没有把只受过小学教育的选民纳入他们的调查样本，而这些人很有可能是支持杜鲁门的。但是他们最大的失误在于，对杜鲁门在最后一刻还在拼命所产生的影响竟然视而不见。杜鲁门的专列还没有从联合车站开出，罗珀就已下了结论。柯乐利的最后一次报告（预计杜威将获得49.9%的选票，杜鲁门获得44.8%，其余的选票则被瑟蒙德和华莱士瓜分）是将8月中旬、9月中旬和10月中旬在各州采集的样本混在一起分析出来的。盖洛普是三家中最勤恳的，他应该意识到了国内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在9月24的报道中预计杜威将得到46.5%的选票，杜鲁门则会得到38%的选票。选举前两天，他在星期日的报纸发表了最后一篇专栏文章，说杜鲁门的支持率猛增到44%，而这数字还只是依据两星期前的采访得来的。克利福德说得对，美国人的态度每天都在变化，几乎是每小时都在变。

对于现在那些20世纪30年代之前出生的美国人来说，他们的记忆中有4件事特别突出：珍珠港事件、罗斯福逝世、1948年大选和约翰·肯尼迪遇刺。男人们也许会忘掉他21岁生日那天发生过什么，女人们也许不记得她是怎样失去童贞的，但他们每个人都能回忆起自己是在什么情况下听说这4件事的。这些事成了人们生活中的里程碑，就像他们的父母会说“我们是在停战后相遇的”，或者“股市大崩盘前夕，我们刚搬了家”。而这“摇摆世代”则会把获悉达拉斯的枪声（肯尼迪遇刺）、夏威夷遭到日本袭击、罗斯福在沃姆斯普林斯中风和杜鲁门奇迹般连任的日期与自己的个人生活联系起来。

那天晚上，大家都以为可以早早上床休息。吉姆·哈格蒂在纽约罗斯福酒店的舞厅里对记者说：“午夜之前，我们就可能走出战壕，结束战斗。”杜威州长在东区第51街上的一所学校里投票后（一名办事员从楼上的窗口里伸出脑袋对他喊道：“总统先生，祝你好运！”）预料自己和夫人在好朋友罗杰·斯特劳斯位于东区第93街6号的家里用餐时，杜鲁门就会发来承认失败的电报。在华盛顿，按照惯例，民主党在五月花酒店集会，而共和党人则在斯塔特勒酒店。现在，斯塔特勒酒店已把舞厅装饰一番，准备好了胸前饰花，只等女士们到来分发。与此相反，五月花酒店却死寂如石。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认定他们必然失败，没有费心预订酒店的舞厅。委员们想把钱省下来用于1952年的竞选活动，他们干脆回到办公室套间，把电话听筒放到一边，开了几瓶威士忌酒，坐下来准备度过一个无眠的夜晚。他们谁都没带收音机，因为这是唯一一个可以不必收听新闻的晚上。（在20世纪60~70年代，他们中的某个人没准会在口袋里揣一个晶体管收音机，但在1948年，便携式收音机还较为笨重，还得用墙上的电源插座通电。）这一夜，政治形势风云变幻，这些委员们都被远远甩在了后面。《纽约时报》的卡贝尔·菲利普斯也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他报道完杜鲁门竞选的消息，就回到了曼哈顿。为了使自己高兴点，他买了一件价值47.5美元的上衣（那时算是一大笔钱）和一张戏票，打算去看林·芳丹和阿尔弗雷德·朗特的新戏。当新罕布什尔州开始零零星星地发来选举结果时，菲利普斯正走进第47街的剧院大门。他坐在那里看了两出戏，对外面那出精彩纷呈的大戏却一无所知。

那些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最新数据使杜威颇感惊讶。虽然他在该州仍处于领先地位，但优势比不上1944年。该州原是共和党的坚定支持者，但结果却不符合任何一个共和党人的期望。他匆忙赶回酒店的套间，和家人及几个密友坐在收音机旁听着，同时看着通讯社送来的选举结果，在便签本上记着数字。

在密苏里州，杜鲁门总统在美国美国特勤局的亨利·尼科尔森和吉姆·罗利的帮助下，几个小时前就躲开了媒体。下午4点半，他们已驱车到达了位于独立城东北方30英里的度假胜地埃克塞尔西奥普林斯，入住榆树酒店。总统洗了个土耳其浴，6点半回到房间吃了一个火腿三明治喝了一杯牛奶。他把床边的收音机打开，听到播音员说他以几千选票之差初步领先。之后他就躺到床上，几乎立刻就睡着了。

晚上7时45分，《芝加哥论坛报》的一位编辑面临着一个艰难的决定。为了让那些看完深夜戏剧回家的观众能够准点买到该报的晨版。这位编辑不得不写出一条吸引眼球的标题，因为他不能只说大选谢幕了，这是谁都知道的。他需要一条重磅消息。杜鲁门现在领先，但在未弄清这些初步结果来自新英格兰的哪些地区以前，这些数字无意义。例如，共和党候选人也许会在康涅狄格州赢得绝对优势，但是如果哈特福德像过去一样，先公布该州某些地方对民主党有利的结果，这些数字就显示出民主党将获胜。但甚至康涅狄格州的评论员也说不出数字来源，他本人也不知道。为了抢先播报新闻，他一收到字迹潦草的便条就在广播电台里读出来了。

因此，身处报社大楼的编辑在还搞不清楚具体情况之前，就要拟定报纸标题。于是他只得保守一点，选择了此次大选中有把握的情况，大笔一挥，写下了一个通栏大字标题：杜威击败杜鲁门。

这时的得票总数还没有意义。杜鲁门的初步领先，众人早有所料，毕竟民主党的支持者大多在城市里，而城市里有选票计算机，通信设备精良，所以选举结果是最先出来的。但杜威夺下了纽约州和新泽西州，似乎纠正了这一偏见（只是因为华莱士分走了这两个州的选票）。除了马萨诸塞州和罗得岛外，杜威在整个东部的工业区都一路领先。这一切使他放下心来，因为这些地区历来是民主党的势力范围。而且，瑟蒙德又使杜鲁门失去了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亚拉巴马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但是尽管这样，杜威的领先优势仍然不太明显，匪夷所思。有些地区本是共和党的坚定堡垒，但该党仅以几票之差获胜。在一些地方，杜鲁门比当年罗斯福得到的选票还要多。而在各大主要城市中，他都处于领先地位。

真正使人震惊的消息来自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另一边。民主党候选人在威斯康星州、艾奥瓦州和科罗拉多州都遥遥领先，而这三个州原来都是共和党的地盘。当西部11个州的初步选举结果传回来时，似乎只有俄勒冈州选择了杜威。

10点30分的纽约，朗特新戏的第二幕落幕了。卡贝尔·菲利普斯觉得口渴。在第一次幕间休息时，他没有离开座位，现在他想去附近的一个酒吧休息一下。他点了杯苏格兰威士忌，听到收音机里正在列举各州的名字、各个选区和分选区的号码以及一大堆让人费解的数字。菲利普斯把钱付给酒保，一口威士忌还未下肚，就听见广播员用清晰的声音报道：“现在看来杜鲁门的领先是毋庸置疑的了。若他能赢得俄亥俄州……”

菲利普斯呛住了，把威士忌咳了出来。他立即跑出大门，向时代广场跑去。半途，他想起遗忘的新大衣，停了一下，还是决定不管它了，继续飞奔。

每隔15分钟或20分钟，广播电台联播的广播员就请乔治·盖洛普博士就收到的竞选统计数字发表意见。盖洛普解释说，虽然民主党目前领先，但等农业区的选票结果出来，优势就会被彻底抹杀。到了11点，农业区的选票结果出来了，他们也选择了民主党。生活在这些平原地区的人们，都还记得是哪个党帮助他们稳住了粮价并解决了粮食储存问题。

晚上11点，赫伯特·布劳内尔走进罗斯福酒店的舞厅，宣称杜威已获胜，共和党的工作人员欢呼起来，但他们还没来得及问清详细情况，布劳内尔又急匆匆地上楼了。看来哈格蒂对杜威的压倒性优势估计过高，他们并不能在午夜前结束战斗。

午夜时分，杜鲁门一觉醒来，过了一会儿，他才弄清自己是在陌生的酒店房间里。接着他又打开收音机，听到了H·V·卡尔滕博恩的声音。卡尔滕博恩说，虽然计票结果显示杜鲁门以120万票领先，但他“无疑仍被击败了”。总统把收音机关上，又躺下睡觉。

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华盛顿总部，一个来晚了的人经过一台收音机时偶然听见广播员说，总统还没有惨败，他甚至在一些州还处于领先地位，当然，“农民们还没有传来消息”。有个工作人员建议派人去取一台收音机来。委员们耸耸肩膀，点头同意了。趁着一切尘埃落定之前，他们还是及时行乐一番吧。

“与此同时，”理查德·H·罗维尔写道：“斯塔特勒酒店结实的墙壁正在颤抖。共和党人的女士们紧紧咬着饰花，先生们满身大汗，连衣领也耷拉下来了。”

午夜刚过不久，罗斯福酒店舞厅中的庆祝气氛开始变成坐立不安的情绪，之后转变成惊慌失措。直到现在，这么晚了，他们才确定杜威在他家乡的那个州获胜，但只多出6万票。如果华莱士没有参加竞选的话，杜鲁门也会在该州击败他。

现在，最终成败取决于俄亥俄州、伊利诺伊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只要这三个州中有一个投向杜鲁门，他就胜利了。但是他们两人的票数在这三个州里你追我赶，一会儿杜鲁门稍微领先，一会儿杜威又超过他。凌晨1点45分，布劳内尔回到舞厅，再一次声称杜威获胜。他为什么这样做，答案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他赢得几声微弱的欢呼，其余的人只是瞪着眼看着他。

凌晨4点，特工罗利把总统唤醒，建议他再打开收音机听听。他现在已经以惊人的200万票领先了，但H·V·卡尔滕博恩还在坚持说看不到总统再次当选的希望。他那声音，杜鲁门到死也忘不了，而且老是向朋友们寻开心地模仿他。

总统穿好衣服，叫特工们开车把他送回堪萨斯城的米勒巴赫饭店，因为“看来我们要再干4年了”。他们于早上6点到达。等了一夜的记者们一脸倦容，他们纳闷总统去了哪里，怎么看起来精神抖擞，好像睡过觉的样子。

凌晨4点30分，总统的车子从埃克塞尔西奥普林斯的榆树酒店出发时，哈格蒂在罗斯福酒店召集了一群记者，说他已和杜威交换过意见。他说：“我们还在战斗。选举结果还在陆续公布，但看来在天亮以前我们不会知道确切的胜负。”35分钟后他又再次出现了，他说：“现在，我们不做任何预测，也不做任何声明。”

黎明后不久，这位筋疲力尽的州长上床睡觉了，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被击败。在他睡梦正酣时，他那面容憔悴的助手们知道，最后一丝获胜的希望也没有了。上午9点半，杜鲁门以领先7000票的优势拿下了俄亥俄州，这样他就拿到了270张选举人票，超过了其他所有候选人。一个小时后，杜威睡醒才知道他在伊利诺伊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也被击败。上午11点14分，他承认竞选失败。杜鲁门总统不但击败了杜威，而且在选举人票上取得一场巨大的胜利——304票对189票，另外38票由迪克西党的候选人获得。不但如此，民主党在国会的选举中也取得了胜利。在第80届国会中，共和党是以51席对45席控制了参议院，以246席对188席控制了众议院。现在民主党拿起了指挥棒，以54席对42席的优势控制了参议院（比上届多了9席），又以263席对171席的优势控制了众议院（比上届多了75席）。保罗·道格拉斯、休伯特·汉弗莱、林登·约翰逊和埃斯蒂斯·基福弗都当选为参议员。G·门嫩·威廉姆斯当选为密歇根州州长，切斯特·鲍尔斯为康涅狄格州州长，艾德莱·史蒂文森为伊利诺伊州州长。

塔夫脱暴跳如雷。“我不管这件事情能怎样解释，”他说，“反正把那个粗鄙的政客再次送进白宫简直有违常识。”但在其他地方，杜鲁门这样取得胜利后，连那些同他有宿怨的人也为之折服。极端保守的《纽约太阳报》这样写道：“对这样一个本已失败却不甘坐等挨打的人，你只能脱帽致敬。杜鲁门先生之所以取胜，是因为美国仍然热爱敢于战斗的人，仍然尊敬坚韧不拔的人。”这次胜利不只是个人的成功。选举结束两天后，沃尔特·李普曼写道：“杜鲁门先生本人的胜利、民主党在国会两院里夺得多数席位以及民主党赢得这么多个州的支持，都证明民主党在经历了1932~1944年罗斯福的领导和发展后具有了巨大的生命力……罗斯福死了，但他建设过的这个党还存在，而且无疑还是美国政治上的主导力量。”

选举结束第二天，新闻记者和社论撰稿员都互相避开视线。媒体和他们的消息来源成了全美国的笑柄，他们自己也知道。阿尔索普兄弟写道：“职业政治家、民意测验人、政治记者们以及其他自作聪明的人和预言家们现在有权谈论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怎样烧老乌鸦。”当总统和新当选的副总统回到华盛顿时（杜鲁门这时高举着《芝加哥论坛报》的“杜威击败杜鲁门”的通栏大标题），受到75万欢呼者的夹道欢迎，《华盛顿邮报》大楼的正面还挂着一条巨大的横幅，上面写着：“总统先生，你什么时候把老乌鸦端上来，我们就吃。”赖斯顿给他自己的报纸《纽约时报》写了一封信：“我们和其他记者联系太少，对民意测验的大量统计数据又过分相信。”《时代周刊》说，媒体“把记者的工作委托给民意测验人了”。有几位报纸发行商一怒之下退订了民意测验报告。民意测验人一蹶不振，盖洛普简单地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想起打电话给《文学文摘》的最后一任编辑威尔弗雷德·范克，请他发表意见。范克回答道：“我不是恶意的，但我确实觉得这件事非常好笑。”

后来，密歇根大学的调查研究中心对各家民意测验机构进行了一次调查，而盖洛普和罗珀也认真地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了检查总结。研究的结果惊人的相似。密歇根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投票给杜鲁门的2410.5万人中，有14%，即337.48万人是在竞选前的最后两星期才决定选他的。盖洛普和罗珀采取了一个不同的研究方法，也发现，每7个选民中就有一人（692.7万人）是在选举前最后两星期才下定决心的。在这些人中，75%（519.5万人）选了杜鲁门，25%（173.2万人）选了杜威，相差346.3万人。既然在11月2日杜鲁门比杜威多了213.5万票，那么结论只能有一个，不管是用密歇根大学还是盖洛普–罗珀的方法都发现，大约有330万人直到竞选快要结束了还拿不定主意，他们是最终结果的决定者。正是在最后几天的时间里，杜威的直觉告诉他必须采用杜鲁门那种粗暴而直击要害的方式，但所有专家顾问都告诉他不应那样做，他也就没有坚持。

剪影：20世纪40年代晚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