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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最伟大的总统（第3页）

在此斗争中我的首要目标是拯救联邦，而不是解除或摧毁奴隶制。如果能拯救联邦而无法解放任何奴隶，我会去做；如果通过解放所有奴隶就能拯救联邦，我会去做；如果解放一部分奴隶而保留另一部分才能拯救联邦，我也会去做……当我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阻碍了这一目标时，我会少做；当我认为多做一些事能够帮助实现这一目标时，我会多做。我会修正那些明显出现的错误，而一旦新观点得以证实，我也会及时接纳之。

林肯说，对所有选项留有选择余地是他的“官方”职责所在，但他“不想改变自己一直表达的个人期望，即所有人，不论在哪里都是自由人”。那林肯真正说的是什么？“他在为重要的一步做准备，”林肯的传记作者理查德·卡瓦丁说，“但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

但是，林肯已经找到让他的愿望成为职责的方法：他宣称废除奴隶制是军事的必然要求。他在7月时对苏厄德和韦尔斯平静地说，这是“拯救国家的绝对必需”。他提议，不以国会的《充公法案》行事，而是以宪法赋予他作为“总指挥官”的“战争权力”

行事。没人知道这些权力是什么，但是亚当斯20年前在众议院已宣称这些权力包含“命令奴隶全部得到解放”。内战爆发不久，亚当斯的想法就如幽灵般在林肯脑海中萦绕，但是这位有着纵观全局天赋的总统不同于亚当斯。所以，他一直在等待合适的时机。

9月17日，当麦克莱伦将军在安提塔姆取得一场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军事胜利之时，林肯等待的时机到来了。实际上，这场大战和博罗季诺战役一样，是一场血腥的平局，但事实上麦克莱伦的主动出击和李将军的撤退（令林肯气恼的是，对方竟然毫发无伤）让这场战役的结局变成一场心理上的胜利。5天后，不再绝望而是充满力量的总统宣布：

从1863年1月1日起，任何一州或州内指定地区的人仍把他人作为奴隶，将被视为背叛联邦政府，所有被当作奴隶的人从即日起将会获得永久自由。注释标题PreliminaryEmancipationProclamation，September22，1862，inLincolnSpeechesandWritingsII，p.368.

林肯绝口未提那些忠于联邦的蓄奴州中的奴隶：若未与他们开战，林肯就不会向他们宣示战争的权力。当然，他也知道他无须如此：联邦的流血牺牲越多，黑奴的解放就会越发正义和合法。在这层含义下，宣言就是林肯的塔鲁季诺：大笔一挥，便使北方抓住了先机，而南方即便没有像拿破仑那样撤逃俄国，也从此刻起陷入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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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12月1日，林肯在第37届国会的第三次会议上发布他任内第二年度国情咨文讲话。和大部分类似的讲话一样，这次的发言内容也多是琐碎信息：提议对非法扣押在查尔斯顿港的挪威船只给予补偿，欢迎和土耳其、苏丹签署新的商贸合约，称赞邮政局财务状况的改善。但是，在讲话中他也号召以宪法修正案的方式将战争期间的废奴主张永久合法化。在该讲话结尾处，林肯的全局观天赋再次显露无遗。

我们说自己是为了联邦，世人不会忘记我们的话。我们知道如何拯救联邦，世人明白我们确实知道如何拯救联邦……以解放奴隶的形式，我们将自由归还于自由人，这与我们的付出和保护一样无比高尚。我们要么将崇高地保存，要么将卑贱地舍弃这世上最后的美好希望。注释标题AnnualMessagetoCongress，December1，1862，inLincolnSpeechesandWritingsII，pp.393–415.

对林肯而言，这并不是新的启示。“世上最好的希望依赖不断延续的美利坚合众国。”他在1952年纪念亨利·克莱的悼词中说。在伊利诺伊州和道格拉斯辩论时，他也经常心怀天下。1861年，在得到克莱和道格拉斯觊觎已久却从未得到的职位之后，林肯对国家的责任做了如下定义。

于世间维持政府的形与实，并以改善人民的境遇为主要目标——卸下所有人肩膀上不必要的重担，为共同伟大事业的追求扫除路障，让所有人在人生赛跑中享有无拘束的起点和公平的机遇。注释标题SpecialMessagetoCongress，July4，1861，LincolnSpeechesandWritingsII，p.259.

如此便可以证明“人民的政府不是无稽之谈”，他当时私下补充道。

在1862年的讲话中，他所认定的荒诞之事便是一个分裂的联邦，因为“我们充足的空间、宽广的家园是我们丰富的资源”。它的港口保证所有美国人都能乘风远航，而这些港口的数量将在1925年远超欧洲。黑奴解放缩短了战争时间，为国家发展提供了保障，也相应地增加了“国家的财富”。分裂一旦成功，就只能带来更多分裂，而结果将“严重而充满伤害”。我们不知道林肯是否记得或者知晓亚当斯在1825年的国会讲话，他们两人的讲话有一个共同的核心——“自由即力量”，并且“有着最大自由的国家就应相应地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为此，当国民经济发展的南方反对者被清除出华盛顿之时，林肯抓住了机会。在成为共和党人之前，林肯是辉格党成员。如果他早些出生的话，他可能会成为汉密尔顿式的联邦主义者。同时，林肯寻求并得到了亚当斯和克莱可能会嫉妒的东西：包括通往太平洋的铁路在内的国内交通改进、用于定居的西部廉价公共土地、受资助的州立大学、保护性的关税、中央银行系统，甚至还有在战争时期也照常征收的联邦税收。只有银行和税收有当下的军事效用，而剩下的措施则为未来打下了基础，如果没有这些举措，20世纪的“新世界”就不可能数次从“旧世界”中拯救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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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是否读过马克思的作品这件事并不明确。他可能读过：直到1861年，《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一直是格里利在全美发行的《纽约论坛报》的驻伦敦记者。历史学家凯文·佩拉伊诺曾经想象，林肯在自己位于斯普林菲尔德市的布满灰尘的办公室沙发上展开身躯，拿起一份报纸，用上面的革命性话语来骚扰自己的合伙人威廉·赫恩登。所以，他应该读过马克思的判断：北方拥有物质资产优势，而战争可能会引燃南方黑奴的反叛，因此尽管未必容易，但北方势必会取得内战胜利。

然而，物质利益可能会阻止这种结果的出现。开国元勋设法阻止任何强大的欧洲势力返回北美，但是现在棉花的全球资本主义带来了风险：工业革命是否允许其主要的棉花供应商，即那个自诩的邦联被联邦封锁切断？这种对分裂主义者的压制方式是否会为他们赢得国际舞台上的合法性？“我对外交一无所知，”林肯承认，“我很有可能会犯大错。”

实际上他几无错处。就在萨姆特堡战役前，不顾一切想要阻止联邦分裂的国务卿苏厄德甚至建议，为了转移注意力，应当对西班牙、法国、英国和俄国发起挑衅，而假如总统无法胜任这项任务，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内阁其他人可以承担此项任务。对于这项不可能的计划，林肯从未发表自己的想法，但是他让苏厄德明白，若是有任何必须做的事情，“我自己肯定会去做”。这让苏厄德偃旗息鼓，远离了危险的边缘。自此两人和谐共处。

最重要的是1861年11月，美国海军战舰“圣哈辛托号”的船长查尔斯·威尔克斯自作主张，在公海以“违禁”之名抓捕并扣押了一艘英国船只上的两名南方邦联外交官詹姆斯·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这两人的任务是寻求伦敦和巴黎的外交认可。林肯起初很高兴，但是在意识到此事件将为英美未来关系蒙上战争阴影之后，他做出了让步。苏厄德用“强行征用”的法律名义解释了威尔克斯的做法，林肯的颜面也因此得以保全。1812年，美国人以战争的方式抗议过英国的“强行征用”行为。既然双方都抗议了，林肯也顺理成章地说道，那么这次就没有必要再像上一次那样打一仗了。或者如他对自己的内阁所解释的，“一次只打一场仗”。

与此同时，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那个伟大叔叔的自负侄儿）趁美国之虚侵占了墨西哥，然后在一个尚不存在的宝座上安置了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利安这样一个更为弱势的君主。尽管包括很多支持者在内的人士要求林肯和苏厄德平定内战，彰显门罗主义，并派遣南北联军驶往里奥格兰德河以南，但他们最终只是抗议了事。他们明白，只有联邦战胜了邦联，坚持打一场值得打的战役，才能更快地挫败法国和奥地利的自命不凡。随着1863年7月维克斯堡战役和葛底斯堡战役的打响，胜利开始到来。

林肯主要出于战争原因才宣布解放黑奴，但随着这一行动的道德含义日益清晰，美国的外交策略也因此变得更为简单。道德含义使联邦处在了良知的制高点。既然北方人不会将参过军的黑奴抓回去奴役，到1864年中期，没有哪个国家敢于认可南方的奴隶制，更不用说插手干涉了。有了这一护盾之后，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种植群体发动了历史学家斯文·贝克特所称的速度和规模皆无与伦比的“农业起义”。这加速了联邦的胜利，也保住了一个统一的经济体，给世界带去了所需的希望，甚至也让相信无产阶级革命终会到来的马克思看到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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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坚称战争权力能够让违宪的行为合乎美国宪法：黑奴解放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个人财产无补偿没收。但是，林肯似乎从未考虑过取消或者推迟美国宪法规定的选举，在选举中他可能会被替换掉，曾被他撤销职务的民主党候选人麦克莱伦将军可能会上台。在1864年8月，林肯对内阁说：“我有责任配合参选总统，以在选举和就职期间保护联邦”。对林肯来说，“他将以此后不可能留任的理由来确保选举”。

军事失败的危险已不存在，但是僵局还在。林肯的将领们，包括弗吉尼亚州的格兰特将军、田纳西州和佐治亚州北部的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将军、谢南多厄河谷的菲利普·谢里登将军，都在让南方邦联筋疲力尽。战争看不到尽头，但人力、物资和政治代价无法持续。这一前景支持着麦克莱伦将军的总统竞选，而林肯却担心协商得来的和平会在保留奴隶制的同时牺牲联邦。

然后，9月2日，谢尔曼将军占领了亚特兰大。这不是塔鲁季诺战役或博罗季诺战役，而是点燃了伊丽莎白的火船，让火焰蔓延至整个邦联且直向大海。林肯的信心与狼烟一同高燃，在两个月后的总统大选中，他高票连任，在22个州的投票中仅失3州。“这次选举悄无声息地结束了，”格兰特将军写道，“这是一次比赢得战争更为重要的胜利。反叛分子和欧洲日后会明白的。”马克思断言：“对你连任的胜利呼声对奴隶制宣判了死刑。”他在伦敦写道：“欧洲的工人……认为这是一件预示着新纪元的大事，林肯，这位率真的工人阶级之子，将肩负带领自己国家的使命，以无可匹敌的斗争来解救被束缚的种族，重建一个新的人类世界。”

在林肯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亚当斯就已经看到一次内战将把奴隶制“从整片大陆”拔除，尽管要承受“灾难性和凄凉的”代价，但结局“如此辉煌”，以至他也“不敢说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对亚当斯来说何种代价不可承受，但是对林肯所承受的代价一清二楚：南北双方共300多万人参战，至少75万人死亡。他在1861年曾估计只需要两三个兵团就能平定分裂，但这显然是过分天真，因为实际上共有3000多个军团参与了此次战争。当然，林肯确实曾以“然不论实际需要多少兵力，我都会一往无前”来表达自己的决心。

因此，林肯的选项既可以是直接地恐吓敌人，也可以是实施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破坏。他让一切都保持于物质、心理和道德允许的范围内，而这使战争的目标不断扩展并纳入废除奴隶制，当然，前提是他自己确定这样有助于战争的进行。林肯对环境演变的敏感（他甚至有能力推进致命事物的发展）让这场战争渗透着克劳塞维茨主义色彩：尽管他不断扩展斗争的手段，但是让国家延续是他始终不渝的方针。在下个世纪，美国将在合适的时机裁军，但也会在必要时期扩充军队。在林肯的时代，没人知道该如何顺应外界情势而变，但是林肯告诉我们的是，他做到了能做的一切。

林肯并没怎么把自己看成工人阶级的孩子，他更觉得自己是开国元勋的继承者：“87年前我们的先辈……”奇怪的是，除了约翰·亚当斯，这些先辈竟然都没有自己的子嗣。这样说起来也似乎没错，因为约翰·昆西·亚当斯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最后一天林肯也在场，而正是这位亚当斯引导林肯走向了奴隶解放的美国宪法基本原理。美国宪法基本原理引领着大众走向“一个自由的新生”，让“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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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深入研究林肯的现代传记作者总结道，“不知为什么，他在意志坚定的同时不任性妄为，在公平正直的同时不自以为是，充满道德感而不说教”，林肯具有“美国公众生活史上无可比拟的心理成熟度”。简而言之，就是他能够驾驭对立，而不是被对立驾驭。在“缺失”教育的情况下，他是如何获得如此卓越的成就的？在我看来，答案在于林肯能够对规模、空间和时间进行不同寻常的掌控，并从中获取常识。

规模设定了经验累积的范围。假如在进化中混乱的边缘会增强适应性，假如在历史中适应性会加强韧性，假如在个体中韧性比僵化更能容纳未知，那么边缘的逐步扩张自然能够更好地让领导者应对意外情况，让他们优于无适应能力的休克者与权力及傲慢的世袭者。

对比林肯和约翰·昆西·亚当斯的人生，我们便能看到这种差别。远大的前程激励、催促并困扰着亚当斯，让他在关键时刻失去常识。被他人过分高估，自己又进一步自我加压，让目标总是遥不可及，最终只有靠自退一步获得晚年的满足。林肯则不同，除了自己设定的目标，没有任何的远大前程可以诱惑他。他从底层做起，慢慢向上，直到准备好时才冲击顶峰。雄心壮志与机遇一同扩展，但他又同时将两者控制在自己手中。他寻求的是被低估。

空间是愿景和现实的交汇之地。林肯和亚当斯都看到西进运动中的自由力量，但是他们又惧怕这种力量所蕴含的危险。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的第十篇中说，一个能实现利益均衡的共和国可以成为帝国。当然，他所说的利益是多重的、地域性的，甚至是褊狭的。开国元勋的后代们不得不平衡的一项利益就是是否将奴隶制扩张到新的疆域，到最后国家的团结与否也仰仗于此。韧性一旦变得僵化，对某些人来说，任何选择都有不可承受的代价。降职和死亡让亚当斯免于做出选择，而林肯却似乎对选择摆出了欢迎的姿态。

因此，林肯在战争中使用空间来恢复联邦。他无视正统理论，钻研地图，计算各种生产量。这些同那些新技术一起体现出北方在外线作战的能力。电报、铁路和工业制造的军火可以与新思想结合，让军队更具机动性，更具集中打击能力。林肯唯一需要的是能够打仗的将军和消灭南方邦联的最佳时机。之后，这个国家就能按照开国元勋的构思控制整个大陆。

最后是时间。林肯让时间站在自己一边，他知道如何等待、何时行动，以及向何处寻求保证。在承担责任前他趋向于不可知论，但随着责任越来越大，他的信念也在以非常规的方式不断增强。用林肯的话说，这是一个人和他的“创造者”之间的对话。林肯曾经询问一些信仰坚定的牧师，如果上帝已经将自己的意愿展露给他们，为什么“不直接展露给我”呢？

林肯越发相信上帝按照事件的进程而非通过神圣的启示行事。林肯对内阁说，麦克莱伦将军在安提塔姆战役中的胜利是奴隶解放的信号。但是，他仍在担心战争的拖延。他在日记中写道，双方都“宣称按照上帝的意愿行事”，但是“一方肯定有错，也可能双方都是错的。上帝不可能同时支持并反对同一件事”。很快，他意识到了自己的不敬，因为上帝比其天使更远高于世俗的逻辑。“可能上帝的目的不同于任何一方的目的”，或许“上帝安排了这次战争，并命令其暂不可结束”。

1865年3月4日，林肯在第二次就职演讲中对全世界说，如果上帝希望战争持续，“直至250年来利用奴隶的无偿劳动所积聚的财富全部散尽，直至奴隶在皮鞭下流淌的每一滴血都用刀剑下的血来偿还，那么，如同3000年前《圣经》中所说的，‘我们仍要称颂上帝的判决是公允合理的’”。他深知这不是上帝的意愿：多亏上帝，多亏林肯，多亏那些骁勇善战的将军，战争将在5周内结束。那么，到底是谁掌控着一切？我敢肯定，林肯可能会回答我们不必知道。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的最后几页写道，时间、空间和规模的相互依存同时反映着选择和必要性：即使无情的法律宣称不可能，代理制的假象仍让我们相信自由意志。林肯从未读过这本书，也从未读过《战争论》等其他众多书籍，但是，正如他凭直觉感受到了克劳塞维茨一样，他也有可能预见到托尔斯泰的思想。因为林肯发现或者他觉得自己发现了上帝的旨意于历史进程中的呈现。这很接近托尔斯泰了，在后者最伟大的小说中，历史反映着我们人类无法发现的法则。托尔斯泰在小说完成后不久就出现了信仰危机，并将世俗现象归因于神的疏忽。在这一方面，他远远超越了林肯。

林肯在1864年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我没有控制住事件，我要坦白承认，是事件控制了我。”这段话可能会让写《战争与和平》的托尔斯泰得到满足。或许我们也应当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