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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最伟大的总统（第2页）

林肯提醒6月提名他的州代表大会，《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公开目标”和“自信承诺”一直在于终结“奴隶制混乱”。然而，在过去的4年里，事情的走向截然相反。支持奴隶制的居民涌向堪萨斯，于几个自由州之间建立起了非常“不人民”（unpopular）的主权。这把全美的民主党和辉格党分为南北两部分，为共和党创造了机遇。1857年美国最高法院通过的裁决则进一步扩大了分歧：在斯科特诉桑福德案中，法院判决国会无权对任何新疆域的奴隶制实施监管。美国最高法院还画蛇添足地补充说，《独立宣言》在宣称“人人生而平等”时，并未将不论是奴隶还是自由人的“非洲人”包含在内。道格拉斯的计划失败了，他对此中的任何部分都未曾预见。

在1858年，林肯对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人说：“如果我们首先明确了自己在哪里，要去哪里，我们就能更好地判定该做什么以及如何做。”做到这一点需要指南针，但道格拉斯一意孤行。他回望太多，以至无法看清自己的踪迹，并因此频繁掉入前方的陷阱，深陷泥潭。林肯也有自己的谋划，毕竟他是一名政客，但是他的指南针符合亘古不变的原则，例如“不和之家难以长存”。

随后，“这个政府无法长久存在于半奴隶半自由的状态下”变成林肯的新指南针。开国元勋允许暂时的对立，尽管这个对立长于所期，但是奴隶制终归需要走向没落。道格拉斯则希望奴隶制处于支配地位，就如伯克所指，他争论到最后时早已遗忘了这个国家的初衷。不同的道路之间没有妥协。“我不希望联邦解散，”林肯强调，“我不希望房屋倒塌，但是我真心希望它结束分裂。”

绝不可有骑墙的结果。要么是奴隶制的反对者制止其继续扩张，最终将其完全消灭，要么是奴隶制的拥护者将其推广到更远的地方，直至其在所有州都转为合法——不论新旧，无论南北。注释标题LincolnSpeechesandWritingsI，p.426.

1858年林肯和道格拉斯之间的7次辩论以其长度、内容和雄辩的技巧让人难以忘怀，但也有些如履薄冰：联邦非此即彼的瓦解可能性毕竟过于敏感，因此谁都不愿语焉甚详。

于是，林肯将重心放在了展现美国最高法院的“人民主权”之虚弱上：现在，所谓的人民主权，不过是用“一只饿死的鸽子的影子”熬成的汤。他问道格拉斯，一个地区的居民到底有没有合法拒绝奴隶制的方法？陷入绝境的法官则不得不承认，他们只能通过保护奴隶主及其财产做到这一点，因为这是《逃奴追缉法案》所授予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佯装惊讶的大个子此时猛然反扑：他的对手难道也成了废奴主义者了吗？

道格拉斯的回答没让任何人满意，包括他自己，但是伊利诺伊州立法机构的民主党大部分席位为道格拉斯投了票，保住了他议员的位子。外界则认为林肯获得了辩论胜利，这也让他声名远扬。尽管尚未取得领先位置，但林肯已经开始在1860年共和党总统的提名中崭露头角。

林肯所展示出来的是一种道德标准的政治实用性。我所指的是一个能够塑造利益和行动的外部参照标准，而非如道格拉斯那样的只能反映利益和行动的内部参考系。林肯的道德不是来自信仰，也不是来自形式伦理学，更不是来自法律——尽管法律必须以务实的态度追求正义。相反，它来自经验，为自我教育所拓宽，受益于雄辩中所展现的逻辑。道格拉斯法官的非道德则不仅仅是错的，还违背了常识的最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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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支持者给林肯冠名“轨道分离器”，但是他现在不得不成为一名政治“合成器”。党派分裂的事情留给了道格拉斯。共和党在1856年首次参加总统竞选时落败，但不像分裂的民主党和快要灭绝的辉格党，共和党一致同意反对奴隶制的扩张。他们在1860年的问题反倒是太有希望了：《哈泼斯周刊》指出该党共有11位候选人，其中排第一的是来自纽约的老议员威廉·苏厄德。林肯需要在不破坏党内团结的前提下获取他们的支持。“在这个领域我还是新人，”林肯在3月写道，“我并不是众多候选人中的第一选项。因此，我们的策略是不要冒犯他人，这样若他们被迫放弃心中的首选，就会来支持我们。”

所以，他把自己变成了共和党的重心。他远赴威斯康星州、俄亥俄州、纽约和新英格兰等地演讲，并且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然后，他在芝加哥召开了提名会议，这样的话竞争对手就不得不以他为中心，而不是反过来。他在斯普林菲尔德市默默观察，细心绕过了所有不必要的露面。等到确信自己已在第三次投票中获得提名，他才从办公室走到前院展开竞选活动，这当然少不了免费赠送授权传记、摆拍照片，以及通过信件和电报与各州的党内组织者保持联系：在他那个时代，林肯算得上一个精通技巧的人。由于其他政党的分裂，他在11月赢得了选举团的多数票，毫无疑问也获得了普选多数票。

当选总统后，林肯招募了一群“失意的初恋情人”来组建内阁，或者按照历史学家多莉丝·基恩斯·古德温的说法，他组建了“一个由对手组成的团队”。这其中包括林肯在芝加哥的主要对手：愤怒而失望的苏厄德担任国务卿；来自俄亥俄州的野心昭然的萨蒙·蔡斯担任财政部部长；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西蒙·卡梅伦虽然腐败，但在政治上又不可或缺，因此担任战争部部长一职；来自密苏里州的值得信赖的爱德华·贝茨成为司法部部长；坚定的非竞争者、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吉迪恩·韦尔斯担任海军司令。林肯对他的助理说，虽然这群人可能会相互吞噬对方，但他们是他能找到的最佳人选。所以，他愿意“为了克服叛乱之忧而冒派系斗争的风险”。

即将卸任的詹姆斯·布坎南总统不愿冒任何风险，因此，当林肯当选、7个蓄奴州脱离联邦时，这位总统被吓坏了，消极状态也在整个联邦机构中蔓延。焦虑的议员们，包括苏厄德、道格拉斯和肯塔基州的约翰·克里滕登都试着制订妥协方案，但是稍做考虑之后，林肯还是回归到基本原则。

我不赞同任何帮助或允许奴隶制在这片国土上继续扩张的妥协行径。任何通过阴谋获取国土，然后允许某些当地政府推行奴隶制的做法都极度可憎。注释标题LincolntoWilliamSeward，February1，1861，inLincolnSpeechesandWritingsII，p.197.ForLincoln’sconsiderationofpromises，seeBurlingame，LincolnI，pp.745–53.

林肯似乎低估了南方的决心：“我看只需要两三个兵团就能让叛乱各州都执行上美利坚合众国的法律。”1861年1月，他如此向一名狐疑的访问者保证：“然不论实际需要多少兵力，我都会一往无前。”

不过，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林肯还要再一次诉诸逻辑。在3月4日的就职演讲中，林肯提到口口声声要捍卫美国宪法的分裂主义者时说道：到底哪些权利被剥夺了？奴隶制合法地区的奴隶所有权没有被剥夺，奴隶逃离后的引渡权利也没有被剥夺。美国最高法院依然得到尊重，其裁决永远不要求屈从于“那个高于一切的法院”。每个合法当选的总统依然有责任让联邦法律在每个州得到忠实履行。此问题唯一真正的关键在于“我们国家的一些人认为奴隶制正确，并且需要进一步推行；另一些人认为奴隶制是个错误，并且不应推行”。

但是，考虑到国土的不可分离，考虑到联邦为自我毁灭立法的不合理性，考虑到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中肯定会出现的其他不可知因素，分裂真的值得吗？

在讨论这件严重到损害国家结构的事情之前……先确认为什么要这样，是否这才是明智之举。若很多你想要摆脱的病症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你是否还会不顾一切迈出这一步？如果你要奔赴的方向可能有比现在更为严重的病症，你还会迈出这一步吗？

林肯坚称“只要有耐心”，就不会失去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但是，任何分裂主义者都不应怀疑他的立场：“你们自己不是侵略者，冲突就可以避免。如果你们没有在天堂立下毁灭这个政府的誓言，那我也将庄严宣誓，去‘保存、保护和保卫’这个政府。”同时，他将等待“联邦团队”（那些失意的初恋情人）再次被“我们人性中更善良天使”触动，“肯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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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并不关注逻辑，分裂主义者亦然。1861年4月21日，当林肯宣称只提供补给而不予以兵力增援之时，南方邦联向查尔斯顿港的萨姆特堡发起了进攻。从那一刻开始，战争打响，南方背上了开战的恶名。在接下来的4年中，林肯一直秉承着以恢复联邦为目标，怀揣着未来卓越于全球的愿景，但是他也相信，不除去奴隶制的原罪，这个愿景就无法实现。据我所知，林肯从未读过奥古斯丁或马基雅维利有关灵魂和国家之间存在需求竞争的作品。而且在他们之后，也很少有人能够纯熟地平衡此两极。

11个州组成了南方邦联，萨姆特堡战役发生后，又有4个州宣布退出合众国联邦。南方邦联拥有内线的优势，但是以奴隶为基础的农业经济无法适应现代战争。地理因素加上先天不足，让机动性、精巧设计和出其不意皆成为军事天才罗伯特·爱德华·李的必备战略。联邦有着优越的人力、工业和后勤力量，但是将领们被外线迷惑，行动迟缓，不敢冒险。亨利·哈勒克将军在1862年1月警告林肯，从这些位置发起进攻的失败率为“99%”。它们是“我读过的每一本兵书中的反面案例”。

林肯知道仗不可以照着教科书打。尽管还不敢贸然下令，但他提出了一个击破南方邦联战术的军力部署“总体构想”，其内容如下。

我们的人数更多，但敌人更善于在交战点集结兵力。除非能够找到方法让我们的优势胜过对方，否则必定失败。只有以更多力量同时在不同地点威胁对方，我们才能占据优势。若敌方部署未做任何变化，我们就能安全进攻一个或多个点；若敌方削弱一个地方的力量而加强另一个地方的力量，我们就要避开强点，攻打并占领其弱点，以此取胜。注释标题LincolntoHalleckandDonC.Buell，January13，1862，inLincolnSpeechesandWritingsII，p.302.

联邦能否以同时多点进攻来制衡南方邦联在单独时刻和单独地点上的集中火力？能否在“更多的人数”和“更多的装备”之间取得平衡？能否在有限的时间、空间和规模内协调想法与行动？幸运的是，林肯从未在西点军校上过学，因为上述这些问题足以让他被开除。林肯提出的问题与专业的军队传统相悖，后者仍以占领、建造防御工事和守卫固定位置为重心。尽管对拿破仑的战争谋略展现了关注，但是内战前的美国军事更关注工程而非战斗，他们缺乏一个国家武装的经验。当时的军事权威观点仍来自瑞士战略家安托万·亨利·约米尼，后者以将战争视作几何学而闻名。克劳塞维茨的观点直到1873年才传到英语世界。

然而，林肯在不太讨人喜欢的尤里西斯·格兰特将军身上隐约看到了克劳塞维茨的身影，当然这一直觉的准确性需要在三年后才能得到证实。总统的策略就是不论敌军在哪里，只要机会出现，就必须摧毁敌军。简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一个词：战斗。联邦的人力、领土和技术储备迟早会反超南方邦联，伤亡则会迫使敌人投降，叛乱州也将因此覆灭。对当时的林肯来说，战争就是“以暴力的形式迫使敌人按我们的意愿行事”——当然，他可能从未听说过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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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源自《战争论》的第1页，之后的内容则越发复杂。军队指挥林肯面临的境况亦是如此，就算不读克劳塞维茨的大作也知道战争不论多惨烈，都必须服务于而非消耗战争的发动方。战争从不是目的，但可以是一个岌岌可危的国家自救的方法。林肯也看到，他被迫应对的内战能够让受奴隶制荼毒的美国得到灵魂的救赎。

救赎灵魂是先知的工作，政客的优先职责是拯救国家。林肯必须将残破的联邦团结起来，即便牺牲也在所不惜。这意味着必须保证密苏里州、肯塔基州、马里兰州和特拉华州这4个合法蓄奴州忠于联邦。总统承认，失去这4个州意味着“我们同意了即时的分裂，也意味着国会宣布了投降”。或者如他又补充的，他“想让上帝站在自己这边，但坚决不能失去肯塔基州”。

所以，林肯命令指挥官不得擅自释放他们所捕获的奴隶：只有总统有权做此决定，不过他现在还没为此做好准备。他签署了国会的《充公法案》，授权联邦可没收包括奴隶在内的反叛者的财产，但是他又禁止执行这一法律。他想等日后再相时而动，但是当北方的奴隶制支持者阻挠征兵并妨碍军队上前线时，林肯毫不留情地逮捕了闹事者，并且拒绝给予其人身保护权，即便美国最高法院对此提出驳回，林肯也拒不撤回命令。

所有的例证都说明，林肯的目标是要平衡法律和军事需求，他期望以时间的流逝和军队的胜利来赢取稳定的均势。“如果奴隶制是正确的，世间一切皆对，”他在1864年写道，“我无时无刻不这么想、这么感，然而我却从未觉得总统之位给了我无上的权力，能让我按照这样的判断和感觉行事。”但这个职位确实赋予了他保护联邦的职责，哪怕是以一种孤注一掷的形式。

按照一般的法则，生命和肢体都必须得到保障，但为了保护生命，肢体经常需要被截掉，我们从不会为了保护肢体而放弃生命。我认为，除非和宪法相悖，否则任何对保护国家来说必不可少的措施都应该成为法律。不论对错，我都对这一观点予以认可并公开宣扬。注释标题LincolntoAlbertG.Hodges，April4，1864，inLincolnSpeechesandWritingsII，p.585.

在这里，林肯比克劳塞维茨更为清晰地表达了克劳塞维茨的一个基本观点：在全盘皆输时，拯救部分毫无意义。因此，仅凭常识，我们就能判断出：“政治目的即目标，战争即实现目标的手段，而手段绝不可脱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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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黑人解放宣言》的历史描述中，艾伦·C.圭尔佐指出，是“纵观全局的天赋”让林肯“迅速看清全局，并几乎马上就知道该如何行事”。圭尔佐没有引用克劳塞维茨的术语，但他确实以托尔斯泰可能都会嫉妒的精确方式展现出对语言的精通。

这是一种讽刺而非悲剧性的态度，于其中，对成本的计算非常重要，但不是决定性的，也非随意为之。它更喜欢循序渐进而非一步到位的解决方案……然而，不同于单纯的中庸，它是一种有目的的运动，并拒绝被专注过程的思维麻痹，当然它也明白并不存在可以轻易实现的目标……也不会忘记将整个过程合理化。

林肯在成本上精打细算，他不像拿破仑在俄国那样放手任之，也不像格兰特将军的前任那样恐惧到无所作为。他凭借积累的经验而非专业教学中的教条行事。他尊重过程（用法律术语来说，就是讲求程序正当性），但是也知晓在事态紧急时拘泥于程序的风险。从战争开始到奴隶解放，他始终全身心投入联邦事务，但也不乏对时机的精准掌握：在灵活表态与巧妙坚持原则方面，没有人能出林肯之右。林肯完全抓住了克劳塞维茨的悖论：“战争中的每件事都很简单，但最简单的事也是难事。”

在战争前半部分，待在林肯身边最久的指挥官是乔治·麦克莱伦将军。这位将军只看到了悖论的后半部分，并将其奉为圭臬。这位自诩“青年拿破仑”的将军（即使拍照也会摆出拿破仑的姿势）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却没对其加以充分利用。历史学家詹姆斯·麦克弗森写道：“他永远是差不多，但从未真正做好行动的准备。”这让林肯同时多点进攻的战略受到阻挠。总统一度怒火中烧，说“如果麦克莱伦将军不想指挥军队的话”，他“可以借来用用”，但林肯知道自己不能以此手法治理国家，所以一边试用各类头脑僵化的将领，一边开始寻求赢得战争的其他方法。方法之一就是他最终成了一名废奴主义者。

过早如此可能会导致战争失败，但是林肯看到，战争对抗正在改变目标，而这意味着实现目标的政策也要改变。总统禁止指挥官释放奴隶囚犯，但不反对让他们从事为军队提供补给的劳动。既然之前就有武装黑奴的做法，加上很多黑奴也很想参军，那么将他们招入军队也说得过去。这一举措让北方人手得以扩充，却让南方坐立不安，令其总在担心黑奴的反叛。一旦曾经的黑奴为联邦而战，北方人也就没有支持蓄奴的理由：尽管总统还未发出政令，但现实正在让黑奴获得解放。

林肯对此了然于胸，也没有试图阻止，他只是谨慎地保持距离，直到1862年8月才公开向激进的废奴主义者格瑞莱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