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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对通用汽车公司有益的（第4页）

在美国海军航道测量局工作了23年的公务员亚伯拉罕·查萨诺夫便是其中之一。他一向深得上级器重，却在1953年7月29日被停职停薪，人事部门通知他，他已被称为危险分子。两个月后，海军一个委员会裁定证据不足，一致认为他应该官复原职，但数月过后，没有一点儿动静。此时，查萨诺夫已倾家荡产，靠向妻子的亲戚借贷维生。1954年4月7日，尽管证据不足，海军部长助理詹姆斯·史密斯仍下令解除查萨诺夫的职务。《华盛顿每日新闻》的记者安东尼·刘易斯告知大众这一消息，并公布了具体细节。刘易斯关于此案的故事为他赢得了普利策奖。而为查萨诺夫辩护，更进一步加深了共和党保守派和媒体之间的隔阂。

记者们认为政府右翼有时不清楚“左”翼的所作所为，或者即使知晓，也毫不在乎。他们以关于沃尔夫·拉德金斯基的爱国主义的不得体的争论为例。拉德金斯基的例子十分荒唐，是因为他的爱国主义显而易见。他是一位斗志昂扬的反共人士，也是土地改革的专家。在麦克阿瑟的领导下，他在日本的土改运动被认为是胜过共产党土改的范例。实际上，斯科特·麦克劳德极力推荐拉德金斯基的政见。尽管如此，埃兹拉·塔夫脱·本森还是不想让他进入农业部。本森认为他是危险分子而解雇了他，史塔生为他澄清事实后，本森又在总统同意下聘用了他，并派他到亚洲，与共产党的土改专家斗智斗勇。

艾克最爱说追查共产党就是追查“一罐虫子”。其中的困难与其他问题一样，都要回到竞选总统时期。共和党曾表示民主党追查间谍的力度不够，然而要制订一个比杜鲁门1947年建立的内部安全项目更为严格的计划，十分不易。1953年4月27日，艾森豪威尔尝试了一下，发布10450号行政命令。在此命令下，只要有一丝叛国嫌疑，雇员就会被立即开除。还有其他很多偏离一般准则的行为——酗酒、吸毒、参与不正常的性活动、曾犯重罪、精神不正常、参与裸体组织、有不卫生的习惯和说谎等一切“与国家安全不一致”的行为，都可以成为开除的理由。

这个规定确实缩减了不少政府人员。10月23日，白宫宣布在执行10450号行政命令的4个月里，1456名联邦工作人员离职，其中只有5人是艾森豪威尔执政后雇用的。为进一步证明在对抗世界共产主义中取得的进步，白宫发表声明，依据《史密斯法》，指控41名美国共产党领袖获罪，2名共产党判间谍罪，1名判叛国罪，并将84名外籍颠覆分子驱逐出境。而司法部长那已经为数不少的颠覆组织的名单上又新增了62人。艾森豪威尔发表第二个国情咨文时，又宣布了新的战果。他说，从政府解雇的“危险分子”已达2200人。随后，尼克松宣布，“上千名共产党、他们的追随者以及‘危险分子’已被政府扫地出门”，并报告6926人从政府雇员名单上除名。

共和党人高兴不已，毕竟这些都是事实。政府中到处都是赤色分子和粉色分子，艾克找出并开除了他们。但民主党却完全不同意共和党的说法，他们检查文职人员记录，发现在第一份清单上，只有863人被解雇。其他人要么辞职，要么退休，而且他们本来就打算离开政府的。尼克松报告的数字中，只有1743人因被指控不忠而被解雇——41.2%的人曾被艾森豪威尔政府雇用。史蒂文森嘲讽共和党的忠诚调查计划就是个“数字游戏”，总统私下也这样认为。杜勒斯向内阁诉苦，他认为整晚阅读呈递给他的文件简直是浪费时间，只是因为有人报告某工人家庭中的某人（甚至是他的邻居）是和平主义者，是世界联邦主义者，或支持氟化饮用水。

哈里·凯恩对10450号行政命令进行了最无情的抨击。凯恩曾是华盛顿州的共和党参议员，1952年竞选失败，通过国会山老朋友的帮忙在颠覆活动控制委员会任职。由于里面有詹纳、麦卡锡和德克森，他自己也主张极端保守主义，所以没人期望他会成为拥护民权自由的人。然而，他却是这样的人。在一次情绪高昂的演讲中，他严厉抨击白宫“向不正义的一方偏离太远了”。总统大骂凯恩忘恩负义，亚当斯则提醒他还是这个团队的一分子，不应辱没自己的团队。

然而，这个团队还未学会相互合作。麦卡锡一直在给共同安全署找碴儿。内政部长麦凯赶走了才能出众的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局长，取而代之的是一位专搞宣传活动的人。商务部长威克斯继续与国家标准局钩心斗角，这是哈里·沃恩和唐纳德·道森都不敢踏入的禁地。圣母大学法学院前任院长克拉伦斯·马尼恩博士是一位极右分子，被任命为总统的政府间关系委员会主席。他赞成布里克修正案，使白宫陷入混乱。

布里克修正案在保守党人中间受到追捧。一些最热心的支持者都不了解其中的内容，他们之所以签字并捐钱支持它，也只是因为在某些会议室和俱乐部都是这样做的，这就和在1936年支持自由联盟是一件时髦事的情形一样。他们认为这一定是正确的，不然为何美国革命女儿全国协会、美国医师协会、宪政委员会、《芝加哥论坛报》以及妇女支持布里克修正案委员会都赞同这一修正案呢？妇女支持布里克修正案委员会是“海外军人的妻子与母亲的自愿组织”，她们向国会呈递了一份50多万人签署的请愿书，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同样，反对方也一定是错的。不然为何它们会包括妇女选民联盟、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国律师协会国际法和比较法部、纽约市律师协会、美国支持联合国协会以及埃莉诺·罗斯福呢？

首都的记者们称布里克的出击是“自1788年以来，关于外交关系的宪法的最大一次论战”。可能就是这样。如果不是麦卡锡和美国政府之间更为尖锐的斗争使之黯然失色，那么此次出击将是10年来极端保守派最大的一场运动。1953年1月7日，该修正案被参议院提出时，共有64名联合提案人——已达到宪法修正案所需的23参议院人数。杜勒斯疾呼该修正案“会对国家的和平和安全造成威胁”，但没有人理会。尼克松请求参议院的共和党人不要使自己的总统难堪，如此活动6个月后，他不得不告诉内阁：“毫无疑问，许多民众都支持该修正案。”

20世纪50年代初期，极端保守派热衷于提出宪法修正案。赫布洛克称之为“拼字游戏”。在第83届国会中，至少有107项这样的提议被提交给委员会。其中一项解释叛国罪不仅是倡议颠覆国家，“无论是依靠武力和暴力”，只要“削弱”其力量，就是叛国罪。其他提案还包括：禁止美国士兵踏上别国领土，除非国会已向该国宣战；禁止将纳税人的钱用于社会福利事业；新加入的州只能有一名参议员；联邦政府不得干预各州管理其居民“健康、道德、教育、婚姻以及良好次序”的权利；申明“美国虔诚地遵守基督耶稣的权威和教义以及尊敬其他国家的救世主，并通过他们得到万能的上帝的赐福”。

参议院对其中6个提案进行了讨论，每一个都获得了多数票。其中4个提案获得了通过修正案必需的23的票数，可以提交众议院讨论。如果在那里仍有23的人投票通过，就会交给各州立法机关讨论。这是参议院不负责任的表现。当时盛行的诡辩可以用德克森的话表述：“如果州立法院否决，那么伊利诺伊州新上任的参议员不会有意见；如果州立法院同意，我也会同意。”诺兰也是同一腔调。他说，布里克修正案的反对者害怕的是什么？难道他们不相信人们的判断？答案当然就是开国元勋从未想过国会会成为气窗，让修改宪法的提案通过；州立法院倾向于有特殊利益的代表，容易向特殊人物妥协，所以不再是人民的政府。但这样回答的人寥寥无几。马萨诸塞州的年轻参议员约翰·肯尼迪表示：“不同意修改宪法，是我们最宝贵的保护措施，也是最稳定的堡垒。”然而，其他议员对他的话充耳不闻。

布里克修正案针对的不过是雅尔塔会议，这个阴魂仍不肯离去。如今，每个消息灵通的市民都知道1945年2月上半月在克里米亚发生了什么事，但“秘密协议”的幻象仍萦绕在华盛顿，威廉·詹纳之类的妖人让其保持着勃勃生机。他悄声说，反对布里克修正案的势力正由一个“秘密革命组织”操控着，其中包括欧文·拉蒂摩尔、亨利·华莱士、阿尔杰·希斯（已收监）、哈里·霍普金斯和哈里·德克斯特·怀特（两人均在20世纪40年代过世）。马尼恩不是唯一受“布里克热”影响的政府官员。1954年1月29日，关于修正案的讨论已持续一年之久，这时在内阁会议上，查理·威尔逊说，他对支持修正案的人感同身受，条约不应剥夺人们的权利，像雅尔塔和波茨坦那样的会议就应该被列为非法的。总统再次耐心地解释，布里克修正案不能妨碍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的约定，因为这都是政治上的协议，既非条约也非行政协议。

回到办公室，艾克大怒：“我受够了，简直要大喊大叫了！这些该死的事毫无意义，只会损害美国的威信。我们常说法国人没有能力治理自己的国家——而我们则坐在这里为布里克修正案争吵不休。”在海军准将酒店进行就职前内阁预演时，他就已经遇到这个问题了。那时，这个主意对他来讲充满了吸引力。听到罗斯福和斯大林（不知为何，丘吉尔的角色总是被忽视的）瓜分世界的事情后，他极度愤怒，然后便上钩了。他认为（布里克是这样说他的）人们反对该修正案，会转过来对联合国不利。修正案听起来合情合理，如果有一位无能的总统或昏昏欲睡的参议院要夺取人民和各州的宪法权利时，美国会因该修正案而有了保证。

杜勒斯详细研究了修正案，他越深入考虑，越是惊慌失措。布里克真正反对的似乎是一切条约和行政协议。他的其中一项修正措施就是将权力从白宫转移到国会山。杜勒斯认为，这样就会引起其他政府怀疑他们与美国签订的条约是否有效；因为这届国会签订了，另一届国会又会废除。艾森豪威尔开始改变对该修正案的看法。他完全站到反对布里克修正案的阵营中，是在讨论无关此事的所谓的“部队地位”的协议时，根据该协定，如果美国士兵在未执勤时触犯了外国政府的法律，所在国政府有权按照该国法律对美国士兵进行处置。（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位美国士兵在日本向一群妇女射出一枚空的迫击炮弹，结果杀死了其中一个人。）极端保守派则坚决认为，美国军队对美国所有在海外的部队有绝对控制权。恰好，艾森豪威尔比华盛顿的任何人都了解“部队地位”的协定，因为他担任北约总司令时曾起草、商讨并监督管理其中一部分协定。他试着向诺兰解释其理论与实际，但这位多数党领袖火冒三丈。他用力拍打桌子，大声吼道：“一个在和平时期应征的士兵，在违反其意愿的情况下被派往国外并履行职责——上帝啊，我不认为他应该被交给国外审判！他还穿着我们美国的制服。我不愿我的儿子受到那样的待遇！”

布里克也是这样的态度。在一次攻击两位国务院工作人员的情绪激动的演讲中，他暴露了自己真正的动机。虽然他们反对他的修正案，但这并不是他攻击他们的原因，他们为北约“部队地位”协定做证才是原因所在。这是战略失误，当时总统正在听演讲。艾克找到最好的宪法专家，对修正案进行研究。他们报告说，根据该修正案，美国便无法加入北约，这令他垂头丧气。修正案具体指出，除非宪法将某些问题交由国会处理，否则参议院无权对其进行立法。因此，根据布里克修正案，这样的协定要成为法律，就必须得到各个州的同意。艾森豪威尔说，这会让各州立法院拒绝承认美国签订的协定。艾克说，因此总统和国务卿必须面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代表48个州政府”。

1954年2月26日，在一系列令人吃惊的议会手段后，布里克修正案终于到了最后表决这一步。在“部队地位”的斗争中，布里克败下阵来。为挽回颜面，艾克提出一个程序上的缓和措施，即对协定投票表决时，只记录投票数，而不是口头唱票。布里克拒绝该提议。2月25日，该修正案支持率不到23，50位参议员同意、42位反对。

就在这次斗争绝望的关头，发生了一个悲剧性事件。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沃尔特·乔治起草了一份修正案，内容与布里克修正案相似。这份修正案值得严肃对待。布里克修正案的支持者并非都不负责任，其中一个负责任的人便是美国律师协会前任主席弗兰克·霍尔曼。该协会中，“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与法律部”也支持布里克，一些研究宪法的学者也站在他这边。这并不表示它是一项有利的修正案，虽然在吵吵嚷嚷的讨论声中，确实有一些建议值得仔细聆听。自从罗斯福执政以来，总统的权力已经大得惊人了。艾森豪威尔历来谨慎，他是不会滥用权力的。但从接下来的事件看，后来的白宫主人可不是那么小心翼翼。而且，乔治提出的修正案可不仅仅是经过修饰、更亮眼的布里克修正案。其语言是精心雕琢的，语气比布里克修正案更为温和，而且删减了布里克修正案中一些臭名昭著的从属条款，即禁止国会对超越其权力范围的问题采取行动。艾克反对的就是这一条，即反对某些条约必须各州都支持。去掉这一条，政府反对布里克修正案的原因就没有了。乔治的提案在很多方面具有先见之明，但因为其会限制总统在外交政策中的自由，还是遭到了白宫的反对。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那些记得乔治修正案的参议员们再次想起了它。而在反对总统于越南战争中的行动的愤怒声中，有人想起了诺兰的意见，但他早已在竞选中失败并隐退，在加利福尼亚州过着普通的生活。诺兰当时赞同乔治的修正案，因为他无法忽视“行政部门干预司法权力带来的危机”。如果那天是塔夫脱处于诺兰的位置，他一定会使这场辩论显得更庄重，但是所有理智的希望都在情绪的迷雾中失去了方向。一个参议员要么是艾森豪威尔的人，要么是他的敌人，情况就是这样。就这样，布里克把乔治一同拖下了水。即便如此，政府也只是勉强胜利。对于乔治修正案，有60票赞成、31票反对——由于需要23的赞同票，因此其实只有1票的优势。如果第31位参议员当时生病或是去厕所，而众议院和州立法院投票又通过的话，那么美国随后20年的外交历史将大不相同。举一个例子，那个臭名昭著的让美国有权在大范围内干预越南内政的“东京湾决议”，便会因违宪而被否决。

布里克修正案被否决的那天，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庆祝了自己66岁生日。他是政界元老，看起来也像。关于他的一切都与众不同：狮子般的头，轮廓分明的脸；“大都会”、“风笛摇滚”、“市区”和“世纪”等俱乐部的会员；卡内基基金会主席，教会正义与持久和平委员会联邦理事会主席；美国优秀大学生荣誉学会会员；普林斯顿大学、巴黎大学以及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学位获得者。

杜勒斯一生中最重要的是成为基督教长老会的一员。他认为他的宗教信仰是伟大的力量，但实际上却是他的累赘。他认为反共产主义是长老会教义的延伸（用乔治·凯南的观点来看，正如苏联领导人认为共产主义本身就是福音一样），因此，他的外交政策与苏联领导人一样，都是僵硬和教条主义的。艾森豪威尔相信妥协和调解，但他挑选的实施外交政策的人却极度不信任这一点。杜勒斯巧妙地破坏了史塔生裁军的计划，理由是美国的北约同盟国会将此看作美国决心减弱的表现。对他来说，灵活比软弱更糟糕，那简直是不道德的。谁不同意他强硬的主张，就会被烙上耻辱的罪名。1953年，杜勒斯第一次出访时，以总统名义赠给埃及总统穆罕默德·纳吉布一支镍制自动手枪。这是提醒所有中立国的政治家们，以武力反抗共产党，才会赢得美国的友谊。对于中立国的领袖（如印度的尼赫鲁）来讲，世界并非如此简单。尼赫鲁试着在两大竞争集团之间找寻自己的位置。他认为，反共产主义与反殖民主义同等重要。杜勒斯认为中立主义最恶劣，便理直气壮地将武器运往巴基斯坦，从而失去了与印度的友谊。

尽管杜勒斯花言巧语，20世纪50年代唯一被推翻亲苏政府的只是美国后院的一个小国家——危地马拉。但这场胜利也值得怀疑，因为它为日后拉丁美洲的溃败播下了种子。然而，杜勒斯那宗教式的热情最令人不安的一面是，他深思熟虑地煽动东欧国家的人民——他承诺会把当地的苏联暴政“推回去”。1953年7月17日的一次内阁会议上，他十分满意地报告，法国的乔治·皮杜尔和英国的索尔兹伯里侯爵3天前同他会面，表示他们对东欧的“真正自由”十分关切。他说：“据我所知，这是伦敦和巴黎第一次愿意支持这项原则。”

关于此次会议，休斯在他的会议笔记中气愤地写道：“他真的相信几句话就能让人人都享受自由吗？”但是杜勒斯相信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什切青到的里雅斯特的听众都相信了。杜勒斯未能解释，美国决意帮助他们也仅限于“一切和平的方式”（艾森豪威尔总是不会忘记小心地提起这个限制），这将带来悲剧性的后果。民主德国突然爆发罢工、纵火、暴乱。苏军坦克镇压3万名东柏林人发起的暴动后，艾克向媒体强调，美国不打算在东欧进行实际干预。但11月底，杜勒斯煽动在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地的骚乱。他说，因为他宣布美国不会承认苏联对这些国家的兼并行为和“确定它们的被奴役地位”。

杜勒斯经常不在首都，这令那些喜欢低调处理外交事务的人缓了口气。实际上，他到处活动，像卖保险一样向盟友提供对抗侵略的策略，将美国军事力量作为钢筋，把非共产主义国家联合起来。除北约外，又加入重组后的美洲国家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在中东签订《巴格达条约》——后来成为中央条约组织，美国虽未加入，但大力支持该组织。包围共产主义国家的条约，每年都会增加新的内容，直到美国要对8个安全条约承担责任，并保护42个国家。沃尔特·李普曼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写道：“杜勒斯不仅展示出自己是个精明且善于算计的外交官，而且是一个赌徒，用本国的血汗、财富和荣誉当作自己承诺的支票，比过往任何一位国务卿能想象的还要奢侈浪费。”

尽管杜勒斯一生中并没有被要求兑现以上的承诺，但如果真有人要求了，那么负责兑现之人恐怕会十分担忧。一些惊恐的证人冲到国会委员会的房间中进行抗议：美国在扩大军事责任的同时，也在削弱自己的实力。作为一名将军，艾森豪威尔对五角大楼不太尊重。在一次预算中，他将空军预算削减了50亿美元，由此遭到范登堡将军的疏远。当中国台湾遭遇一次周期性紧张局势时，他又命令将军队人数从320万减少到285万。只有一位五星上将总统才敢这样做。他拒绝了一切在核武器时代不实际的战略。有一次，白宫举行会议，讨论进一步裁军，他说：“如果你能冷静地理智思考问题，那么将用于陆战部队的经费用于建设新的公路益处还更多些。这样在敌人来袭时，大城市的居民可以更快撤离。”

总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内阁中最强有力的人物汉弗莱也支持他。他们的目标是减税，而他们认为这是达成这一目标的正确方法。舍曼·亚当斯写道：“这个‘新姿态’以及以核报复为基础的计划，显然是艾森豪威尔削减陆军人数的原因。”艾森豪威尔是总司令，他承担全部责任。为消除进一步的疑虑，他指示五角大楼假设美国将来会卷入核武器战争。国会山的民主党人抱怨美国现有的安全只是一种假象，人们被骗了，而总统的动机则具有政治性。的确，有一部分动机是出于政治考虑的。政府提出了一个更为虚伪的承诺，即“每一元都要花得更值得”。战略上的单一武器论也受到寻求简单方案以解决问题之人的青睐。显然，美国不打算发动征服战。因此，他们说国防部顾名思义就应该只搞防御。他们只要求美国不受侵略，大规模报复的威胁也只是确保这一点。

当然，他们的信条理论并不奏效。国务卿与总统各行其是，无法实现这个目标。政府的外交政策慷慨大方，军事政策却相当吝啬，但很少有政治家发现这个差异，真让人惊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报复政策可能是有效的遏制方式，那时美国总统小心翼翼地避免卷进国外事务，但美国现在已不再是这样的国家了。“美国式和平”已取代“英国式和平”，英国曾派遣炮艇的地方，如今美国派去了杜勒斯和他的圆珠笔。超级大国需要大规模的威慑力量来保持和平，而那种“每一元都要花得更值得”的说法好像国际政治是美国7月4日国庆日的老式庆祝仪式，只是空谈而已。

年轻的亨利·基辛格看出了这一问题。1954年他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之后成为哈佛大学政治系的教员，并出版《核武器与外交政策》一书，以严谨的逻辑分析了美国在世界中的姿态。他总结到大规模报复是一种谬论：政府进行有限度战争的能力大大降低了，最后只剩下原子弹这个武器，每当外交不能达成一致走到诉诸武力的边缘时，国家的生存便成为赌注。艾奇逊也看出了矛盾之处。他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于美国主张大规模报复具有“主动权”进行分析，认为其非常荒唐。他指出，报复是对某些人主动性的回应。罗维尔对这个矛盾看得也非常清楚。1954年4月8日，他在《华盛顿来信》一文中预测，“如果中南半岛发生最糟糕的事，原子弹在那里会像石弓那样毫无用处，到时地面部队将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以前的实力，而且远不只于此”。

华盛顿与印度正好有12个小时的时差（一处是子夜，另一处是正午）1954年2月10日早上10点30分，艾森豪威尔总统走进印第安人条约室参加每星期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时，在河内法兰西大厦的法国军队总司令部正被黑夜笼罩。记者问他，地球另一边的军事情形是否仍然严峻。他说：“我比任何人都反对美国在那个地区卷入热战。因此，我批准的每次行动都是反复斟酌的，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不卷入战争。”

下一位记者问道：“总统先生，你说的话是否可以理解为，不管战争走势如何，你都决定不卷入或者不那么深地卷入中南半岛的战争？”

艾森豪威尔回答说，他并不能预测未来。然而，他接着说：“如果美国在那些地区深陷全面战争，尤其是动用大部队作战，我无法想出对美国来讲，有比这更大的悲剧了。”

与后来的情形相比，美国军队当时在中南半岛战争中的人数并不算多。这得追溯到上一届政府，那时他们就已经在那里了。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中南半岛上的三个国家——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仍是法国的殖民地。1949年12月30日，它们的地位有所改变——巴黎承认它们是“法兰西联邦”内的“独立国家”了。这不过是个反对殖民主义的姿态，目的是反对苏联对胡志明越盟军的支持。1950年2月7日，华盛顿和伦敦承认了这三个国家，艾奇逊强调说：“支持附属国家的人民通过和平和民主的进程走向自治和独立，是美国的基本政策。”他希望一些亚洲国家随后也能承认这三个国家，但它们踌躇不前，因为厌恶了越南保大亲王，这位法国支持的傀儡宁愿在里维埃拉晒太阳，也不愿执政。艾奇逊不顾其他国家对保大的蔑视，仍固执地将美国的声望押在中南半岛。后来，他懊恼地回忆起国务院的一位同事约翰·奥利曾警告他，美国正处于这样的境地：“倾向于取代而非补充法国的责任。”奥利说，美国会成为法国的替罪羊，卷入直接干预的泥沼中，“事情只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艾奇逊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决定……既然我们干预这件事，就不要再回头看了。”

到艾森豪威尔宣誓就职时，美国已经负担了法国13的经费，运载武器到中南半岛，并派出200名空军部队的技术工程师。艾克继续支援，但已经不够了，越南危机加深了。2月那个早上举行新闻发布会时，越南危机已集中到一场大战上，这是典型的战争，比夏伊洛战役或阿尔贡战役更能改变世界进程并影响美国发展。7年来，法国军队被胡志明杰出的军事将领武元甲将军打得溃不成军。这些在圣西尔军校训练的法国军官对武元甲的游击战极为陌生，遭到阻拦，因此发誓要引越盟进行一场决战。1953年11月20日，他们空投1.5万伞兵到河内以西约200英里处的战略要点。此处覆盖着可连接中国、东京湾和老挝的通信线路，该地位于泰国境内，地名“奠边府”由三个泰语单词组成：“奠”为大，“边”为边境，“府”为行政中心，即边境上的大型行政中心。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名字了。

在地理位置方面，东南亚的这一区域是最险峻的：悬崖峭壁、丛林幽深、峡谷险要、河流汹涌。但是，各处地面有一些相对平坦的洼地，较大的洼地还可整修为跑道。奠边府就是这样的盆地，其形状如长长的橡树叶，小溪是树叶的支脉，中央的河流则是树叶的主脉，其长11英里，宽3英里。奠边府周围森林密布、山谷深邃。法国伞兵部队在此修建了一个机场，以及一系列的“豪猪”——保护机场和出击敌人的坚固据点。自马基雅维利时代起，军事战略家便主张指挥官占领高地。他们认为如果一方占领了高地，就可用炮火摧毁另一方。然而，法国军队没能占领俯瞰奠边府的高地。在对抗游击战的同时守住这些山峰实为不易，因此河内的总指挥部认为没必要守住高地。在法兰西大厦，战地记者听说法国的大炮比武元甲能得到的任何武器都更先进。而且，越南群山密布，越盟也无法将大炮拉进来。

法兰西大厦的判断错了。自11月以来，9万名越南农民把105毫米野战炮穿过荒山野岭运到了奠边府。到了1月，武元甲的大部分炮兵部队已进入有利位置，俯瞰着灰黄的平原大地。2月10日，在华盛顿的艾森豪威尔正在印第安人条约会议室回答关于中南半岛的问题时，越盟第57团在长途跋涉并休整一番后，从洒满月光的山坡上俯视那个保护法国12个营的睡熟士兵的碉堡群。后来游击队的指挥官何文贤告诉别人，那晚机场周围摇曳的火炬，令他想起他们村中屋舍前一堆堆柴火中发出的火光，那代表对逝者的追思。

3月13日，武元甲在黎明前的炮火声中拉开了围攻奠边府的序幕。法军放出烟雾隐藏机场未能奏效，飞行员们称这个低洼的盆地为“夜壶”。三天前，星期三的例行记者招待会上，一名记者向总统提到密西西比州参议员约翰·斯坦尼斯的观察所得。斯坦尼斯当时就提出警告，美国向越南派空军部队技术工程师，很可能会使美国卷入这场战争。艾克说，不会那样的，除非国会行使宣战的权利，否则美国不会干预中南半岛的战事。

历史学家可能会好奇，为何要讨论美国卷入战争的问题。联合国未对中南半岛有过任何承诺，不久之前的美国与此地也毫无瓜葛。唯一真正对该地区感兴趣的只有罗斯福总统，他希望看到该地区摆脱法国的殖民统治。一年前，艾森豪威尔还不愿扩大一场反共产主义的亚洲战争。他表示，即使仅仅在奠边府实施空袭也要冒极大风险，这可能会使美国空军与中国空军陷入对抗。无论如何，进行决定性一击的机会很小。法国在中南半岛的军事力量远不及联合国在朝鲜的军事力量。

但是，除了艾森豪威尔，大部分政府领袖并不这样看。他们认为，美国是自由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是全球反对世界共产主义斗争的领导力量。朝鲜停战后，中南半岛成为唯一有这种冲突的地区。主张干预的人表示，如果共产党在一条战线获胜，那么所有战线都会遭遇危机。这同样是知识界的意见，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经济史教授沃尔特·罗斯托在《代达罗斯》杂志上写道：

苏联或中国地面部队的调动，会使美国在欧亚大陆的势力失去平衡。同样，如果欧亚大陆关键地区的男女无论出于希望还是失望而转向支持共产主义，也会失去平衡……如果我们成为集权主义海洋中一个民主的小岛……那么美国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