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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对通用汽车公司有益的（第3页）

舍曼·亚当斯认为艾克在4月16日对美国报纸主编协会进行的题为“和平的机会”的演讲是其一生中最伟大的一次。理查德·罗维尔在《纽约客》上称之为“巨大的胜利”，说其“坚定地建立起他作为美国领导人的地位，并再次确立了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纽约时报》称其“意义非凡，感人至深”，甚至一向持反对意见的《纽约邮报》也赞同“这是美国最好的声音”。20世纪60年代，时过境迁，休斯主要记得的，是为发表这篇演讲所做出的努力。杜勒斯在每一个草案上都反对艾克的提议。休斯曾问杜勒斯，他是否认为朝鲜停战符合美国的利益，杜勒斯摇摇头说：“我们会后悔的。我不认为我们会从朝鲜停战中获得很多利益，直到我们给中国人致命一击，在所有亚洲国家面前展示我们的优越性。”休斯将此话转达给艾森豪威尔，他大怒道：“如果杜勒斯先生和他经验丰富的顾问们真的表示他们不能认真对待和平谈判，那我们就没法同坐一条板凳了。”后来他又说：“有时，福斯特就是太担心会被指责像杜鲁门和艾奇逊。”这在所有方面都是一次艰难的演说，即使发表都十分痛苦。那天，艾森豪威尔胃痛难忍，几乎无法抬头，到最后简直要垮掉了。

与20世纪50年代发表的上百篇此类演说不同，这一篇引起了一波有效的和平攻势。中国人也厌倦了战争。杜勒斯僵硬的外交政策给亚洲国家的印象是美国新政府毫无灵活性。一份印度报纸称，美国人“用枪支来猎取和平”。现在，他们的总统表示事实并非如此。一种新的精神迅速在板门店传开。当然，要解开这个结，光有和平的意愿是不够的。谈判者们深深陷入日积月累的恐惧、仇恨与指责中，而这种情绪在中国控诉美国人使用细菌战时达到了高潮。毫无疑问，斯大林的死让强硬派中最强硬的那个不复存在，有利于问题的解决。随后，杜勒斯认为是尼赫鲁向中国透露了美国计划向联合国军队战地指挥官配发战术性核武器，从而让中国感觉受到了直接威胁。当时的确威胁说战争会迅速蔓延到中国东北，后来艾森豪威尔向亚当斯提起过此事。杜勒斯曾疾呼美国已三次处于“全面战争的边缘”——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危机、1954年中南半岛危机和1954年年末到1955年年初毛泽东威胁要进攻中国台湾引起的紧张局势。但亚当斯对此表示怀疑，他写道：“杜勒斯的政策是否真正经受住了这三次危机的考验是个值得质疑的问题，国务卿认为它经受住了。我怀疑，艾森豪威尔并未接近过三次危机中的任何一个，那不过是杜勒斯的自以为是罢了。”

无论怎样，艾克对理性的呼吁在当时众多事件的混响中至少是个清晰的音符，从而引起另一方的注意并把他们重新拉回到谈判桌前。和谈重启后的第一阶段，进展很慢。其主要障碍在于掌握在美国手中的朝鲜13.2万士兵的命运。美国决定给他们权利，选择是否回归祖国。1945年，盟国将从德国解放的苏军战俘交给苏联指挥官。其中许多人被送到了西伯利亚，还有些人被处决，只因为他们当了俘虏。1952年5月7日，杜鲁门宣布：“我们不会把人交出来，让他们被屠杀或者奴役以换取停战。”同样，艾森豪威尔也决定如此。战俘的命运将决定谈判的结果，这一点越来越明显。

和谈在总统关于和平的演讲后第11天重新启动，拖拖拉拉地贯穿整个5月。如今使联合国各成员国团结起来越来越困难。一些欧洲国家“左”翼领导人认为毛泽东对细菌战的指控可能并非空穴来风。另一方面，极端保守派则催促美国不必理会懦弱的同盟，并响应麦克阿瑟全面胜利的号召。艾克否决了。他告诉他们：“如果你在一个地方单干，就要在所有地方都单干。”在美国阵营中，沙文主义最强烈的“鹰”派人物是李承晚。这位78岁的韩国总统拒绝考虑任何分裂朝鲜的协议。他拒绝将三八线作为边界或前线，而准备在没有联合国的支援下跨过鸭绿江，即使面对灭亡也在所不惜。后来亚当斯说：“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费尽唇舌，不断努力呼吁李承晚保持理智，并让其了解美国不会为了朝鲜统一而引发世界大战。”他还表示，与李承晚的争端，“较之与共产党的争论，更伤脑筋，令人沮丧”。

这位老人几乎让和平毁于一旦。6月4日，中国与朝鲜都同意：那些在中立的遣返委员会面前宣布不愿回国的俘虏，可以在120天的等待后被释放并退伍。6月8日，双方拟定草案，似乎一切都已安排好。6月18日凌晨两点的华盛顿，杜勒斯被国务院值班人员的电话惊醒。原来是李承晚下令让卫兵打开战俘营的大门，释放了2.5万名反共产主义的朝鲜人，这是他煞费苦心准备的。韩国的警察向这群难民发放食物，提供避难所和衣物。杜勒斯立刻打电话给艾森豪威尔——这是他在白宫的8年里唯一一次被叫醒。艾克震惊不已。不出所料，那天早上共产党指责联合国与李承晚“蓄意合谋”，并要求“立刻”逮捕战俘，但这根本不可能。6月20日，他们停止了谈判，并发起一次重大攻势。

杜勒斯并不气馁。他认为对手会接受新的提议，并告诉艾克，如果另一方如他所想的那样渴望停战，“在给他们适当的保证下，他们就不会理会李承晚的一时冲动，并同意签订协议”。中国通过新德里证实了杜勒斯的想法。剩下的就是保证的事，需要给难以对付的李承晚施加更大的压力。艾克发电报给李承晚，表示他让联合国的命令“陷入无法挽回的局面”。他派管理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沃尔特·罗伯逊与李承晚协商。罗伯逊与李承晚在汉城商讨，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他听着这位愤怒的老人倾倒压抑已久的情绪。李承晚筋疲力尽后，罗伯逊向他解释美国现在进退维谷。两星期后，李承晚让步了。

对于举行签字仪式前两星期公布的停战条款，谁都不满意。37个月的血流成河后，200万人横尸遍野，其中80%是平民，33629人是美国人，从此之后，朝鲜半岛将恢复原状。李承晚得到2350平方英里，而金日成多得到850平方英里，但综合其他情况，双方不分上下。双方维护和平的原则并不存在。联合国甚至没能形成有效的监督系统，以防止金日成再次进攻。这是杜鲁门在任期内就开始谈判的结果，但他的停战条件更为苛刻。保罗·道格拉斯指出，杜鲁门“一旦接受当前协议，华盛顿上下都会严厉指责他的”。

一位摄影师问艾森豪威尔感觉如何，他简单地说：“战争结束了，我希望我的儿子尽快回家。”白宫对即将到来的停战不置可否。在华盛顿的官员中，唯有国务卿满意地评价道：“一个国际组织反抗侵略者，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今天，所有自由的国家，无论大小，都更加安全，因为集体安全的理想已然实现。”

这也是自由派的解释。自由派那时信任罗斯福-杜鲁门关于世界政府的概念，并决意竭尽全力支持其首次维护和平做出的努力。理查德·罗维尔如此阐明他们的信念——朝鲜战争是一次极大的胜利：

在朝鲜，美国证明其诺言与盟约一样有效——甚至更有效，因为根本就没有盟约。历史会将朝鲜作为证明集体安全的例子，它现在只不过还是个看似有理的理论而已。它会成为世界对抗共产主义的转折点的例子。

保守派可不会轻易上当受骗。沃尔特·李普曼在《先驱论坛报》上写道：“如今真实的情况是，双方以及所有相关方面都已陷入相互制约的局面。”保守派有自己的想法。汉森·鲍德温在《纽约时报》上解释说，极端保守派认为“如果希望阻止亚洲共产主义的传播，那么（朝鲜战争）就是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发生的正确的战争”。他们并未忘记共和党的纲领控诉过：在杜鲁门的领导下，一群“无胜利信念人”在“相互牵制的命令”下发动战争，“并在与敌人谈条件时，陷入僵局，颜面尽失”。如今朝鲜与德国一样，一分为二。他们认为“杜鲁门的战争”即将成为“艾森豪威尔的绥靖政策”。

印第安纳州的詹纳和内华达州的马隆认为即将到来的停战是中国人的胜利。马隆在参议院询问：“这位尊敬的参议员，杜勒斯先生执掌国务院以来……政策可有什么变化吗？”詹纳回答说：“我没发现有何变化。”

在一次广播访谈中，加利福尼亚州的诺兰被问道：“我们即将得到的停战是否是荣耀的呢？”他回答：“我不这么认为。”他预测在这样的条款下，“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失去在亚洲的平衡”。在朝鲜，马克·克拉克将军说：“此时，这些条款并未让我感到高兴。”而詹姆斯·范佛里特将军（他在仪式结束后将负责保管联合国的那份协议）则避免就此事发表意见，守口如瓶地回答：“不知道。这个问题将由高层官员回答。”保守派会反击的，他们只是在等待罗伯特·塔夫脱的信号而已。

什么信号都没有。这位俄亥俄州的参议员就像7年前的范登堡一样，现在正在经历转变时期。塔夫脱曾是罗斯福和杜鲁门时期的搅局者，总是妨碍法案通过，如今成为新政府力量的灯塔。1953年4月30日，内阁出现危机。艾森豪威尔召集国会领袖，向他们传达坏消息：与他预料的相反，艾森豪威尔无法平衡第一次财政预算。杜鲁门最先的预算是99亿美元的财政赤字。艾克表示他能减少到55亿美元，但不能再削减一分一毫，否则就会危害国家安全。财政部长汉弗莱、预算委员会主席道奇和国防部副部长凯斯随后表示支持该预算。他们的要点是，将美国静态防御的局面改成动态防御，同时预测任何时间向美国发起的攻击，这需要大量经费，因此不能再减少预算。

塔夫脱大发雷霆。他失去了理智，用拳头大力捶打着书桌，用强硬刺耳的声音大声嘶吼，说这个共和党政府与那些民主党人的政府毫无区别。五角大楼与往常一样贪得无厌。该预算超过国民收入的30%，实在是太多了。除非政府提高税收——这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否则赤字令人难以容忍。塔夫脱大喊道：“我们向美国人民承诺的首要大事就是减少财政支出！如果按这样的计划，我们就绝不会在1954年选共和党的国会！你们正在带我们走杜鲁门的老路！我们在竞选时承诺的一切，都被你们抛弃了！”最后，艾森豪威尔深思熟虑地对塔夫脱说：“美国的全球战略中有一些必要元素。抓住它们并不难……”随后，他便简要叙述了冷战战略。

这是紧要关头。如果塔夫脱离开会议，向媒体公开指责总统的财政计划，并在国会成立影子内阁反对政府的外交政策，那么艾森豪威尔的计划将功亏一篑。无论如何，保守派总是对艾克充满敌意，有权势的多数党领导说一句话就足够了。但塔夫脱留了下来，他镇静下来，仅仅表达了希望来年政府预算能大幅缩减。艾森豪威尔向他表示，这个希望是合理的。

暴风雨过去了，塔夫脱从此成为总统最重要的支持者。私下，他笑话朝鲜停战条款，但他能克制自己的情绪，对媒体发言时，比诺兰、詹纳、马隆之辈更为谨慎细致。无可否认，他仍像以前那样直言不讳。（他曾说过：“说话讲究策略就是不真诚。”）他承认，分裂的朝鲜的前景“极度令人不快”，因为它创造了“随时会引发战争的条件”，使中国从容处理越南问题。但他不愿制造分歧，也不愿绝望。

此时，记者注意到他的变化。6个月以来，这位多数党领导以出色的表现辅佐共和党的总统。他们写到，自就职典礼以来，他的目标之一就是让共和党政府取得成功。这曾是孤独的斗争，右翼的其他参议员对他的忠诚疑惑不解，而民主党人则一直视他为难以和解的对手。另外，他正承受着新的心理负担，尽管他们对此一无所知。过去几星期，他越来越觉得自己病得很严重。

塔夫脱感到困惑。一年前，他开始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前，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医生确定地说，他从未向现在这样健康。在第83届国会任职的头三个月，他是国会中的风云人物。然后在4月中旬，他与艾森豪威尔在奥古斯塔打高尔夫球时，突然感到臀部一阵刺痛，难以忍受。接下来的一星期，他根本无法入睡。服用大剂量的阿司匹林都已无济于事，5月在蒙大拿州的白硫磺泉镇休养也无法让他好转。6月12日，他在纽约医院进行一系列的身体检查，使用的名字是霍华德·罗伯茨。

医生建议他进行深度X光检查、服用可的松、拄拐杖以减轻对髋骨的压力，并坚持让他放下作为多数党领导人的日常事务。6月10日，他将日常事务的决定权交给了诺兰，但塔夫脱认为这只是暂时任命。在治疗允许的范围内，他会继续处理政务，参加白宫会议。他预计下一次国会会议之前能回到参议院，并且身体比以前更健康。少数党领袖林登·约翰逊是最后一个在国会山见到他的人。塔夫脱向他招手，大喊两次：“我1月就会回来！我1月就会回来！”

那个6月，罗伯特·塔夫脱充满英雄般的色彩。他强忍疼痛，蹒跚着同他的妻子玛莎参加华盛顿的花园茶会。玛莎本来就跛脚，几乎全靠塔夫脱扶着，而他却没告诉她病情。像大多数政界令人敬畏的人物一样，他总是在踏进家门时卸下严肃的面具。玛莎认为他是一个忠诚体贴的丈夫，对他们的4个儿子来说，他是“戈普”，是露营旅行最讨人喜欢的伙伴，他喜欢玩扑克，嚼口香糖，可以陪他们玩上几小时，最后给他们讲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的故事，他在这些方面知识渊博。

7月初，他又进了纽约医院。据报道，他情况“良好”。医生预计他年底就可以回去工作，而在此之前也能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投票。他本该在7月23日出院，即将出院时，医生却突然宣布他需要进一步治疗，验血时发现他有白血病。他回华盛顿的日子被无限期延长了。

板门店的谈判进展仍然很顺利。中国人刚在那里修建了一座新塔。7月27日上午10点1分（华盛顿时间7月26日晚上8点1分），他们在一张新漆的桌子上签署了18份停战协议。代表联合国签署协议的是威廉·哈里森将军，既没有系领带，也没佩戴勋章；代表朝鲜签署协议的是南日大将，穿着肥大的军装，挂满勋章。他们没有说话，没有握手。而在李承晚的命令下，韩国无人出席。

不到一个小时，艾森豪威尔总统出现在电视上。他说：“带着特殊的悲伤和特殊的感激之情，我们怀念那些受到召唤、在他乡失去生命的勇士。他们再次证明了，只有勇气和牺牲才能让自由在地球上生机勃勃。”他警告说美国“只在一个战场赢得停战，而不是在世界赢得和平”，并说希望可以借此说服睿智的人民协商分歧，而不是以“毫无意义的战争”解决问题。

现在是回顾美国外交政策和加强其作用的时候了，但是那位认同此点、能向美国保守派解释清楚的人，却在星期日晚上备受折磨地躺在纽约医院。星期四晚上10点半，塔夫脱陷入昏迷，13小时后便过世了。

在这个关键时刻，他的离世成了大灾难。威廉·怀特在第二天早上的《纽约时报》上写道：“俄亥俄州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的去世震撼了共和党，在共和党的半世历史上，还未有过这样的震撼。艾森豪威尔政府在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桥梁就此真正消失了。他的去世对于政府……是无可估量的损失。”

事实上，这是全美国的悲剧。塔夫脱是美国唯一真正理解国会权力重要性和总统总揽大权危害性的政治家，也是能预见从釜山到美莱村这条长路走下去会有什么结局的人。国会山的政客们悼念他，而他们的悼词则显示出他们对他的了解多么少。俄亥俄州新当选的参议员约翰·布里克宣读悼念词。3.5万悼念者经过国会大厦圆形大厅，此处停放着置于黑色灵柩架上的棺木。这里也曾停放过塔夫脱的父亲和林肯的棺木。海军陆战队乐队演奏着忧伤的铜管乐曲《美丽的阿美利加》。布里克说：“塔夫脱参议员从未犹豫过强制实施法律……这位长眠的领袖为他自己创造了不朽的丰碑。他对政府的付出，以及通过政府向人民做出的奉献，将一直传递下去。”

这是布里克认为最好的悼词：塔夫脱被认为是一位维护法律和秩序的人。但这对艾森豪威尔却是不祥的预兆。未来几个月，这位白发苍苍的俄亥俄州人将提出宪法修正案，严格限制美国与别国签订条约的范围，以及总统协商行政协议的权力。该修正案将使政府陷入困境。越南战争爆发后，人们对此有了不同的看法，但当时艾克认为这是不明智的。他写信给诺兰：

如果参议院……采纳布里克修正案，将会使我们国外的朋友和敌人认为，美国打算从世界事务的领袖位置退下来。由此而必然产生的反应十分重要。这会损害我们对和平的希望和计划，以及正在讨论的重要国际事务成功的机会。

诺兰的看法则有所不同，他与艾克的观点少有一致。在之后的5年里，他让总统与国会领袖的每星期例会变成一种折磨。艾克会大发雷霆，筋疲力尽，有时几乎语无伦次。讽刺的是，诺兰继任多数党领袖，艾森豪威尔应对此负责。塔夫脱逝世后，按惯例，总统作为多数党的领袖应挑选新的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但艾森豪威尔认为他的政府与罗斯福和杜鲁门的政府大不相同，这一观点害了他。他坚决认为，行政部门只是政府三个权力相等的部门中的一个，总统试图控制国会议员则是对开国元勋的藐视。他称自己为“守宪总统”时，就是这个意思。由于他对国会的尊敬，在塔夫脱过世后的日子里，他一直没有插手。葬礼当天，他直截了当地向内阁表示：“我着重强调一点，我们这个政府绝对不会对于挑选新的多数党领袖发表个人意见。我们不会干预他们的事务。”

但是，他们决意插手他的事。激进派与过去5届政府的政策进行了长期斗争，已成为熟练的政治“游击队员”，擅长渗透到行政部门，让公务员的日子过不下去。国会调查便是他们的首要武器。艾克本以为，他入主白宫的第一年，国会的听证会便暂时停止。他告诉内阁，他认为美国人长期处于高压状态下，在聚光灯下进行的没完没了的听证会现在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他的政府应该有一段整理事务的时期。只有它失败了，国会才能插手。

布劳内尔苦涩地说，第83届国会已然插手干预。仅国务院就分别进行了10次调查，国务院职员忙得连读邮件的时间都没有。艾克回应说，政府必须同国会合作，也许他们只是在调查杜鲁门的人。但事实上，他们调查了每一个人，包括许多不在政府工作以及从未涉足政坛之人。麦卡锡调查《美国之音》，詹纳的美国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寻找中学里的共产党，众议院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在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哈罗德·维尔德的带领下，准备搜查教堂。在一次广播节目中，维尔德说该委员会已经清除了表演界的颠覆性分子。现在，他们正准备调查基督教教会。他说，调查的主要目的在于“清除个别教会分子，包括那些致力于政治活动多过本职的教会分子”。

艾克一生都对他的信念毫不动摇：“我们的长期利益，要求我们通过国会的党组织领导国会。”然而有时，即使是这位“守宪总统”也会对国会发怒。在之后一次的新闻发布会上，有人问艾森豪威尔：“联邦政府通过国会调查教会中的共产主义，你是否支持这一做法？”他给出否定回答，教堂是最不该调查不忠诚的地方，质疑他们的爱国精神，没有任何好处。也许在这种情况下，调查人员才应该接受调查——对于一位不插手国会议员事务的总统来说，这句话已经很重了。

但共和党在执掌国会，而且那是一批特殊的共和党人。有时，他们的极端保守主义确实让人无法应对。乔·麦卡锡的终审日即将到来，参议院的议员们开始联合反对他。不久，每位参议员被要求在他和艾森豪威尔之间做出选择，因此右翼的共和党人将暴露自己，成为总统的敌人。除了马萨诸塞州的莱弗里特·索顿斯托尔，参议院每个共和党元老人物——诺兰、德克森、布里奇斯和尤金·米利金都支持这个蛊惑人心的政客。

麦卡锡的发言人乔治·索科尔斯基指责，共和党在艾森豪威尔的领导下，“变得太现代化，与新政没什么两样”。而在艾克就职的第二天早上，麦考密克将军就在《华盛顿时代先驱报》上把艾克排除在共和党之外了。但是，大部分时政评论员都站在总统一边。塔夫脱逝世7个月后，《华盛顿时代先驱报》被《华盛顿邮报》收购，那是一份别具一格的报纸，尖锐地指出“参议员诺兰似乎无法将政府目标和个人憎恶区分开来”。《商业周刊》评论说“共和党大权在握，是否称职自然是人们想要问的问题”。罗斯科·德拉蒙德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写到这是新的“华盛顿混乱”：

共和党政府内被掉以轻心的分裂、长期不和、相互辱骂，尖酸刻薄的消极争论弄得到处乌烟瘴气，这样的后果是什么？从中又会得到什么政治收获？这种新的“混乱”产生的效果就是展示了共和党政府是个争论不休、毫无建树、立法无能的政府。

有时，首都记者在报纸上提出质疑：联邦政府是否已成为自我嘲弄的范例。参议院的掌舵手威廉·诺兰不断提醒总统，目前迫切需要海军对中国海岸实行全面封锁，并否决保罗·尼采的任职（尼采是威尔逊挑选的国防部副部长，主管外事），因为诺兰认为尼采作为国务院一员，曾是“艾奇逊灾难政策的制定者”之一。埃弗雷特·麦金利·德克森成功地在一项拨款法案上附加了一条：如果联合国承认中国的合法地位，那么美国将立即终止提供任何费用给联合国。国会5次通过这个附加条款的草案，总统5次拿起笔，又5次放下笔，说他不能既接受该草案，同时又主政外交。布里奇斯的决议打破了僵局，他声称“国会的看法”是中国应该永远被阻隔在联合国之外。两院全体通过该议案，副总统尼克松记录参议院的一致表决时，十分赞许。当汉弗莱起草一份议案将加入共产党判为重罪时，这场闹剧到达了高潮。这个议案必须修改，因为它会破坏《麦卡伦法案》。《麦卡伦法案》要求共产党员登记，而登记就意味着自认有罪，因此可使用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来回避罪责，但是共产党的身份无论如何都不受法律保护。司法部长布劳内尔被吓坏了。该议案至少有6点是违宪的，而且还将若干现有的反对共产党的法律抵消了。无论如何，20世纪50年代初，国会中没人打算向选民解释没有投反对票的原因。汉弗莱这项荒谬的议案在参议院以79∶0通过，在众议院以265∶2通过。

除了接下去与麦卡锡的较量，艾森豪威尔执政的第一年是他在华盛顿最糟糕的一年。杜勒斯在麦克劳德的煽动下，以近乎莫须有的罪名解雇了许多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国务院护照办现由弗朗西斯·奈特领导，他像麦克劳德一样，也是麦卡锡任命的。他正在调查爱德华·默罗是否忠于国家。默罗在激进派中不得人心始于1953年10月20日他在哥伦比亚电视台的节目《现在看吧》中，讲述了密歇根大学一位名为米洛·拉杜洛维奇的大四学生的窘境。拉杜洛维奇在空军后备部队服役8年后，突然被列为危险分子。他被指控违反空军条例第36~52条，与“共产党或同情共产党者”来往密切。他被剥夺中尉军衔，并被部队开除。这使他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无法找到工作。这个案子曾由一个三名上校组成的委员会审查，空军部队没有提供证据，也没有提供具体的指控内容，还拒绝透露指控中尉的原告，并将他们自称掌握的证据放在信封里，整个听证会期间都没有开封。默罗查了里面的内容，与拉杜洛维奇来往密切之人是他的父亲和妹妹。他们的可疑活动便是读一份塞尔维亚语的报纸，该报纸在南斯拉夫发行。5年前，南斯拉夫就与莫斯科断交了。但空军部队不愿冒这个险，不愿意要其亲属阅读外语刊物的官员，而这种语言曾是一度崇拜已故的斯大林的人使用的。

拉杜洛维奇的新闻播出5周后，空军部长哈罗德·塔尔博特出现在《现在看吧》节目并宣布，他再三考虑后，决定恢复中尉拉杜洛维奇的职位，因为他绝对不会威胁国家安全。这对塔尔博特来说，是一次耻辱的经历，但绝不是最后一次。1955年夏，他被指控与持有空军部队合约的企业有不正当交易，便在重重疑云下辞职了。而在1953年，政府还极力维护塔尔博特，转而指责默罗。媒体的可信度正在成为一个大问题。默罗之类的人有很多，拉杜洛维奇之辈也不只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