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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万里一统元朝统一政权模式（第5页）

忽必烈本人才干盖世，所以能够靠权威来暂时压制元朝内部的各方宗王，他给宗王的赏赐是比较少的，在元朝内部有“吝啬大汗”的名声，因此当时元朝的财政负担并不重，财政收支状况还比较好。但是忽必烈之后的元朝皇帝就没有这种本事了，他们不得不花费大量的赏赐来换取宗王的效忠，否则就会有被宗王干掉的危险。

比如1294年，一代雄才忽必烈病逝，其孙铁穆耳即位。为了稳定政局，他即位之初就大肆赏赐，皇室成员得到的赏赐比在忽必烈时期得到的岁赐的金多4倍，银多2倍。巨额赏赐很快造成国库枯竭。铁穆耳即位后两个月，中书省上奏：“朝会赐与之外，余钞止有27万锭。凡请钱粮者，乞量给之。”忽必烈攒下的财政家底几乎是眨眼的工夫就用光了。

而关于岁赐不足的后果，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南坡之变。年轻气盛的元英宗硕德八剌剪除宗王势力，引发了强烈的反弹。他在位时间很短，却两次因为财政困难而取消了宗王们的岁赐，这样的情况在元朝历史上前所未有。1323年，硕德八剌在从元上都返回元大都的途中，在元上都向南15千米的南坡驻扎过夜，结果遭遇政变，硕德八剌被杀死。诸多权臣参与政变，包括至少5位蒙古宗王。

如此激烈的事件表明，元朝的体制有着自身的特点或者说缺陷。蒙古帝国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帝国属于黄金家族的共同财产，大汗也不过是家族的“族长”，他要尽量公平地分配财富给宗王们，否则他就没有资格做大家的大汗。元朝虽然嫁接了一些华夏的政治体制，但其草原传统烙印依然很深，元朝皇帝大汗并没有华夏政权那种至高无上的皇权。

甚至连元朝的行省制度也很独特，它与华夏政权的行政划分，比如宋朝的路有着很大的不同。各个行省的自主权更大，和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相对松散，尤其是各个行省内还有很多蒙古宗王的封地，这些封地犹如一个个小的独立王国。有趣的是，一个住在中原的蒙古宗王甚至可能会在中亚拥有一小块封地，反之，一个中亚的蒙古宗王也可能会在中原拥有一小块封地。

1315年，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曾经下令，各宗王封地的达鲁花赤（行中书省下设的路、州、县的长官）必须由中书省任命的官员担任，各地宗王只能任命副达鲁花赤，一年后他干脆取消了宗王任命副达鲁花赤的权力。结果宗王们群情激愤，反对大汗的决定，认为这违背了黄金家族子孙共享天下的古老传统。最终势单力孤的爱育黎拔力八达迫不得已收回成命，宗王们又获得了任命当地达鲁花赤的权力。大汗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没有各地宗王的支持，他能统治的区域不会比元大都和元上都的面积大多少。

所以，三体结构的元朝只是表面看上去军力强大且富甲天下，但骨子里自始至终都承受着巨大的财政压力和政局动荡的考验。

元朝崩塌的直接诱因非常容易预测，那就是漕运中断引发的政治体系的崩溃。当漕运出现问题的时候，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元朝如同着火的纸房子一样，刹那间灰飞烟灭。

怕什么就来什么。1351年，为了挖通被淤泥堵塞的大运河，元朝征调了十几万民工进行施工。结果信仰白莲教的民众在刘福通等人的率领下突然发难，举起造反的大旗。这次史称红巾军起义的叛乱发生于淮河中游，正好切断了大运河的航运，使得元朝北方无法得到南方的各种物资——粮食、盐、各种手工制品，当然也包括军用物资，元大都中的大汗不得不依靠海运来勉强解决困难。

“屋漏偏逢连夜雨”，两年之后，盐贩张士诚在江苏泰州也发动叛乱，这个叛乱的地点更加要命，不仅切断了大运河运输，还因为波及长江三角洲地区，干扰了元朝的海运。同时，元朝财政所依赖的盐业也陷入了一片混乱。

构成元朝三大支柱之一的华夏生产力量的崩溃，直接导致另外两大支柱——草原军事力量和西域商业力量也濒临崩溃：军队没有了粮食，就无法作战；商人没有了货物，也就无法交易；中央政权丧失了赏赐宗王所需的财富，政治上也陷入一片混乱。

元朝的最后十几年，曾经拥有几十万人口的元大都得不到漕运粮，已经陷入了长期饥荒，全国的局面完全失控。北方地区各个蒙古王公拥兵自保，互相抢地盘、抢粮食；南方地区则是放任自流，任凭几股叛军打成一片。自身的内部争斗，反映出了皇帝大汗的权力有限、各路宗王各怀鬼胎的情况，这正是元朝政权自始至终的特点或者说软肋，这是承接自草原帝国传统的后遗症。

即使是名义上仍然忠于坐镇元大都的大汗的蒙古势力，在资源短缺的情况下，相互之间也争斗不断，难以齐心平定叛乱。比如盘踞在河南地区的察罕帖木儿在抗击红巾军的战斗中成长起来，独霸一方，而他在元朝朝廷中最大的对手是孛罗帖木儿，后者为山西大都督兵农司使。两者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左右了岌岌可危的元朝朝廷，并让朝廷陷入瘫痪。此后，1362年察罕帖木儿被刺杀，他的外甥扩廓帖木儿接手了他的势力，并最终在1365年配合元朝朝廷消灭了孛罗帖木儿势力。

南方的“叛乱”势力并没有给元朝回光返照的机会。朱元璋从乱世中脱颖而出，他的明军在收拾了南方的各路割据势力后，挥师北上，直指元大都。1368年，元朝的大汗妥欢帖木儿只能无奈地弃城而走，逃回蒙古人的故乡——茫茫草原。

虽然历史教科书通常把1368年作为元朝结束的时间，但其实此时元朝的皇帝、政府仍在，仍然有着很强的军事力量。除了华夏之外的草原、丛林、西域甚至云南等地仍然归属于元朝管理，因此从疆域角度讲，1368年的时候，明朝更像是元朝内部一个重要区域的割据势力。

之后的20年中，撤退到草原的元朝，或称“北元”，与明朝连年激战。那个在元末活跃起来的扩廓帖木儿成为北元军事上的中流砥柱，让北伐的明军吃尽苦头。金庸在以元末为背景的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中，给扩廓帖木儿杜撰了一位敢恨敢爱的妹妹——赵敏。真实的历史上，朱元璋为了拉拢扩廓帖木儿，曾经让自己的一个儿子娶了扩廓帖木儿的妹妹。此乃趣谈。

元朝的余部与新兴的明朝对峙了很久，但那个曾经令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惊叹且跪拜的元朝，已经消失不见了，它如同疾风一般袭来，掠过北国与江南，然后又如同疾风一般刮过，丢掉了全部的华夏。

当我们回顾元朝时，并不能简单地用“马上打天下，马上治天下”来武断地评价它。它对于中华文明圈的深层次融合有着重要的贡献。其中，元朝推动了华夏“小天下”迈向多族群“大天下”，这是它对于中华文明圈的最大贡献。我们甚至可以斗胆说一句，如果不拘泥于单纯的华夏儒家文化色彩的“天下观”，那么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实现了大一统王朝的第一个朝代。

首先，元朝用军事力量完成了疆域上的大整合，把草原、中原乃至东北丛林、西域绿洲、青藏高原都囊括在版图之中，一统天下。其次，元朝用行省等形式，尽力推动行政上的统一，从整体上进行有效管理。再次，元朝在经济上也是从“全国一盘棋”考虑的，而不是像过去的混合政权那样，简单地采用“一国两制”或“一国多制”，元朝尤其利用了斡脱等商团的力量，创造性地利用了盐引制度，打造了独具特色的“商业帝国”。最后，元朝乃至更为广阔的蒙古各大汗国境内，力推宗教信仰自由、文化自由发展，形成了跨越宗教、文化、族群的“天下一家”的观念（除了少量的特权阶层——黄金家族）。

综上，只要不过分吹毛求疵，元朝的确是一个有着大一统气度和大一统构建的王朝。它承接了之前的隋唐、契丹、金朝的混合政权形式，最终把混合政权推进到登峰造极的新境界——大一统政权。

元朝败退草原，化身为北元，这当然是元朝的大失败。但是值得重视的是，鲜卑人创立的北魏、女真人创立的金朝却是退无可退，无法回到草原或丛林老家，最终亡于华夏。蒙古人创立的元朝竟然可以在遭遇严重失败后仍能退回草原，保存与明朝抗衡的力量，这是此前入主华夏的所有北方族群从未能做到的。

元朝政府能做到这一点正是依靠元朝留下的大一统遗产，元朝自始至终控制着广袤的草原地带，至少是有效地控制着大部分草原地带，草原上的余部仍然认同元朝政府和大汗。正是因为元朝殚精竭虑地构建了独具特色的三体政权，才保住了自己的龙兴之地，没有像历史上的一些政权那样，经历了单一草原政权—以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政权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单一华夏政权的蜕变，最终丢掉了自己的北方根基。梦幻般的元朝虽然不存在了，但其大一统遗产仍然存在于草原上。元朝对于草的世界的改变是根本性的，其留下的大一统遗产对于华夏，即禾的世界的影响，同样是持久的。

历史贴士·天青色等来谁的烟雨

元青花的兴起是中国乃至世界瓷器史上的一件大事。自元代开始，古代中国青、白、黑瓷各领风骚的局面被打破了，一种崭新的色彩装饰——钴蓝，出现在精美的瓷面上。这种深沉、浓重的蓝色以画花形式为主体，在中国瓷器上长久地驻留下来，这种风格被明清两代继承，于是宋代及宋代以前“类玉”的青瓷崇尚被改变了。

但早期中国的钴蓝完全是进口货。青金石是制作钴蓝颜料的矿物，主要产地在阿富汗、伊朗等地区，很早就为亚洲西部各个文明所钟爱和使用。在某种程度上，青金石在亚洲西部的地位，类似于玉石在中华文明圈的地位。唐朝曾经烧制出少量唐青花瓷器，但是昙花一现，估计是少量钴蓝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输入的结晶。宋代也有少量钴蓝瓷器，但是由于钴蓝颜料太过缺乏，宋代瓷器上那若有若无的一抹蓝色算不算青花，都还存在争议。但宋代形成了官、哥、汝、定、钧五大名窑，这是古代中国精湛的制瓷工艺与优质的制瓷原料相结合的硕果。

反观亚洲西部，那里有钴蓝，却没有制造精美瓷器的技术。在9世纪以前，亚洲西部地区一直只能生产比较粗糙的陶器。在9世纪的时候，那里出现了最早的类似于青花的白底蓝花陶瓷，它以白色为底色，以钴料描绘蓝色图案，这种青花陶瓷在13世纪末依然流行于亚洲西部，但是制瓷工艺较为落后。

伴随着元朝的兴起，元青花也惊艳亮相。学者猜测，元青花的最初市场可能在亚洲西部，由于历史上对于钴蓝产品的钟爱，那里的王室贵族和宗教人士对青花瓷十分着迷，于是钴蓝和设计图纸被送到了景德镇，当然一起送去的还有银子。目前元青花的传世之作主要集中收藏在土耳其的托普卡帕宫内，多为当年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帝王所收藏，说明元青花深受当地上流社会珍爱，一直珍藏至今。

中华文明圈的精美白瓷遭遇了亚洲西部的钴蓝颜料和审美趣味，以及那里对于青花瓷的旺盛需求和强大购买力，于是刺激了元青花的蓬勃，古代瓷器市场被天青色全面浸染。那片天青色等来的，是元朝所缔造的气吞全球的统一商业圈，从此那一抹幽蓝摄魂夺魄，一发不可收拾。

朱棣：披着大明外衣的“蒙古人”

明建文元年（1399年）九月二十八日，瑟瑟秋风中，发动靖难之役的燕王朱棣命令儿子朱高炽坚守北平城，自己率军北进，偷袭宁王朱权的藩地、关外要塞——大宁（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

此时朱棣的形势非常凶险，南面是建文帝派来平叛的朝廷北伐大军，北面是不断围攻过来的大宁都司和辽东都司的官军。军旅生涯丰富的朱棣兵行险着，并没有从通常人们所走的松亭关（今河北喜峰口）进兵，而是向东兜了一个圈，从刘家口关隘（今河北卢龙县）冒险突进，然后向北疾驰，突然出现在大宁城下。大宁守军猝不及防，仓促间关闭城门，组织防御。朱棣率数骑环城而行，发现西南角有缺口，于是指挥军队大举进攻，攻克了大宁。

这次奇袭战果重大，朱棣不仅消除了背后的威胁，可以一心一意地对付南方的官军了，更重要的是他收编了宁王的部队，军力大盛。而最重要的是，他获得了曾经隶属于宁王的战斗力强悍的兀良哈骑兵，这些草原铁骑让争夺天下的朱棣如虎添翼。

明朝将元朝大汗赶出元大都后，大汗的权威跌落，有名无实，只算是草原上的“天下共主”，蒙古草原上逐渐群雄并起。其中，在草原东部与东北地区毗邻的农牧交错地区，也就是大兴安岭及其两侧一带，分布着一些蒙古部落，这些部落的出现最早可以上溯到成吉思汗分封自己的儿子和功臣的时代，当时成吉思汗在蒙古高原东部曾分封了一些东部诸王。明朝建立之初，积极征战北方，这些东部诸王的后裔率先投靠了明朝，于是朱元璋设置了泰宁卫、朵颜卫、福余卫指挥使司，这其中，朵颜卫地险兵强，主要是兀良哈部的活动区域，因此人们以“兀良哈三卫”来代指这些依附明朝的草原东部部落。

朱棣拿下大宁后，带着在大宁获得的全部家当——军队、民众、财物赶回北平，迎击南方杀来的官军，而把大宁要塞完全放弃，拱手送给了当地的兀良哈部。

如果说奇袭大宁是朱棣人生的一次高光时刻，那么放弃大宁则成为他被后人诟病的一次“决策失误”。后人认为，他放弃长城以北的据点，特别是军事要塞大宁，让明朝此后对北方的军事防御变得被动且艰难。

然而，雄才大略且军事经历十分丰富的朱棣真的会犯如此简单的错误吗？

由于朱棣打下天下后，过分干预史书撰写，所以关于靖难之役的一些历史细节变得模糊不清。不过，明朝的一些学者曾经为朱棣放弃大宁这一行为做了解释，认为当时朱棣是把大宁区域作为筹码送给了兀良哈部，换来了兀良哈骑兵协助自己一争天下。

其实正如我们前面一直强调的那样，翻越长城地带的群山，往草原上输送粮食和其他物资是非常困难的，元朝为了维持草原上的统治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同样，朱棣要维持大宁要塞的军事功能，成本也将十分巨大。深谙军事的朱棣显然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朱棣选择放弃大宁，一开始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兵力去守卫这个要塞，他要竭尽全力回师保住北平老巢。而且不论是明送还是暗给，他都换取了兀良哈部的军事支持，在靖难之役后的征程中，身后的兀良哈部不仅不偷袭朱棣的后方，反而频繁出击，帮助朱棣牵制辽东方向的官军，这不禁让人怀疑，朱棣暗地里也许真的与兀良哈部有过某种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