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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万里一统元朝统一政权模式（第4页）

到哪里去获得足够的货币呢？

斡脱是以白银为货币来进行商业贸易的，但我们知道，古代世界一直苦于贵金属太少，也就是经济上所说的通货紧缩局面。直到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开采和掠夺了大量的美洲黄金和白银后，世界经济中流通的贵金属货币才逐渐多了起来。但美洲大陆的发现要到1492年哥伦布远航的时候了，那时已经是明朝中期。而现在元朝就要解决货币不足的问题，显然指望不上未来才出现的美洲金银。

元朝找到了一种很好的货币替代品——盐引。

盐引制度早在宋代就已经出现了，国家规定商人贩卖食盐的时候，必须首先取得国家的许可凭证，这就是盐引，没有盐引而贩卖食盐是犯法的行为。国家通过出售盐引而获得垄断利益，同时引导商人帮助国家运输货物，比如规定商人把一定量的粮食运送到边境上的驻军处，才能获得相应的盐引。

元朝把盐引这种制度推广到了更为广大的地区，而且其功能也得到了尽可能的扩展。大体来说，元朝的盐商想要贩卖食盐，需要经过如下几道程序。首先，他们要去国家的盐运司购买盐引，同时得到去盐场或者盐仓的通行文书；其次，他们要到盐场或者盐仓去支取货物，也就是食盐。根据食盐销售目的地的不同，盐商还要缴纳一笔费用，盐引上加盖印信，才可以带着食盐去指定的地区卖盐。最后，食盐卖掉后，盐商要立刻向地方官府缴纳旧盐引，这次卖盐的商业活动才算结束了。

以上描述的只是盐引作为贩卖食盐凭证的基本功能。实际上，由于有食盐这种大众所需的货物作为价值支撑，盐引本身就具有了类似货币的功能，因此在许多场合，元朝皇室和官府还拿盐引作为支付手段，实际上是把盐引当作货币来使用了。

比如籴粮就是盐引作为支付手段的重要功能的体现，元朝政府借助于盐引，招募能够承揽粮食运输的商人，让他们把粮食输送到哈拉和林，用盐引支付给商人作为报酬，结果发现效果很好，于是元朝北方地区的盐引和籴粮变成了一项长期性的政府采购活动，向元上都、哈拉和林、陕西等驻军较多的地方运输粮食，供给军民食用。

盐引还是元朝皇室和官府的一种支付货币。比如元贞元年（1295年）皇帝赏赐了一个臣子“盐万引”，供臣子盖府邸之用。大德元年（1297年），官府“以钞十二万锭、盐引三万给甘肃行省”，将盐引和钞并列作为货币来使用。

元朝的财政官员围绕着盐引屡屡创新，比如说盐引可以用白银买卖，这就相当于让盐引和白银挂钩了，一张张的盐引就好比是“高额纸币”，而且它的价值是建立在实实在在的食盐的价值之上的，并不是凭空印刷出来的。

更为有趣的是，盐引通行全国，手握盐引的商人也好、王公也罢，并不一定非要拿盐引兑换具体数量的食盐，换不换看自己的需要。如果需要用盐引来进行其他的商品交易，也是可以的，只要盐引没有过期就行。

有学者统计，通过发放盐引所获得的收入，甚至可以达到元朝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八成，再加上其他一些商品的专卖收入，以及元朝印制纸币的收入，构成了元朝的财政收入结构。

元朝之前，历代王朝都受到金属货币不足的困扰，而通货紧缩的经济困境在元朝因为盐引在经济领域中的大量使用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从矿产角度讲，华夏缺少金矿和银矿，铜矿相对富足，所以许多古代王朝是以铜钱作为货币的。但是一方面铜钱的价值比起金币、银币要低很多，进行大额交易很不方便；另一方面华夏经济规模很大，相应地需要更多的货币来满足交易。所以很多王朝曾闹“钱荒”，特别是宋朝曾经大量铸造铜钱，但宋朝同时也是非常缺乏货币的朝代，朝廷为了保证国内的货币需要，严禁铜料和铜钱的出口。

元朝是个商业发达的朝代，按说货币需求量更大，应该更“差钱”，其实不然。一方面，元朝疆土远胜于曾经的华夏王朝，元朝和其他蒙古系的政权有着很广泛的交流，所以可以获得很多金银作为流通货币，白银就是从元朝开始成为中华文明圈中的主力货币之一的；另一方面，元朝借助于盐引、纸钞等金融手段，解决了大额货币不足的难题，极大地增加了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结果导致元朝完全不限制铜钱和铜料的出口，元朝周边需要铜钱和铜料的国家纷纷前来寻宝。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在朝鲜半岛海域发现的新安沉船，这是一艘从元朝的宁波开往日本的商船，上面不仅载有数以万计的青瓷和白瓷，还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重达28吨的铜钱。

以各种形式发行的“货币”，如果没有实体经济强大的生产力做保障，是没有价值的。正是因为元朝把华夏，特别是富庶的江南地区纳入疆土，以江南的巨大生产力为基础，才可以维持庞大王朝的财政运转和政权管理。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江南地区的生产力，元朝就无法在蒙古草原和西域维持大量的驻军，从而无法保障王朝的北方和西方的安全。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蒙古铁骑真的很需要江南的粮食来养活，仅靠羊肉和奶酪是不够的。而把粮食运输到草原深处，也必须依靠以江南强大的生产力做后盾的盐引制度来实现。

所以简略地说，元朝的三大支柱是：草原军事力量、华夏生产力量和西域商业力量。三者紧密对接，相互支撑，缺一不可。草原军事力量给华夏提供安全和秩序，保障西域商人的运输和买卖活动；华夏生产力量给草原和西域商人提供大量的物产，最重要的是给草原军民提供粮食；西域商业力量将华夏物产转化为财富，支持草原的消费，也给华夏生产提供需求动力。

元朝是如假包换的混合政权，只是相比此前中华文明圈出现的其他混合政权，它规模更大，而且不仅是草原和华夏的简单混合，还纳入了“第三方力量”，是一种升级版的混合政权，如果借用天文学中的天体概念来描述的话，元朝是一种三体政权。

契丹、金朝并非不重视商业，作为混合政权，它们一样渴求商人带来的财富。但西域商人并不受两大王朝的直接控制和管理，契丹人和女真人无法把西域商业力量紧密地融入自己的政权结构之中。只有元朝第一次做到把西域商业力量掌控在自己手中，并使其成为维持政权运转的三大支柱之一。

而且与契丹、金朝面对草原和华夏时往往采取“一国两制”政策不同，元朝这种三体政权追求的是天下大同，各地的生产方式可以不同，但管理方式尽量相同，并推行贸易自由、宗教自由的政策。元朝建立了行中书省制度，也就是我们熟悉的行省或者省，行省的最高长官是丞相，相当于今天的省委书记，总管行省的军事、行政、财政大权，他们的重要职责就是监督地方政府运转，确保能够收取税收。

蒙古人建立的这个王朝，和此前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华夏王朝或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王朝不一样，它不像那些王朝那样，把政权的财政建立在向大量农耕民征收钱粮和劳役的基础上，高度依赖来自农业的收入，元朝更为依赖金融手段，比如盐引、商品专卖等来取得财政收入。这些制度虽然不是元朝首创，但被元朝统治者发挥到了极致。元朝的盐引制度还被后续的明朝借鉴，明朝初年建立的国家食盐运销体制就是建立在元朝制度的基础之上的。

因此，从财政角度看，元朝可以说是一种商业政权，虽然农业仍是其物质根基，但元朝如此大规模促进和依赖商业，在中华文明中是史无前例的。

同样史无前例的是，在元朝的政权体系中，儒家学者的地位远不如在单一华夏政权或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

蒙古统治者并非不了解儒家的理论对于治理华夏的重要性，但他们只是把儒家看作宗教派别的一种，划入儒户这一户籍。忽必烈时期，政府答应免除儒户的主要税务，并给予其他优待。在征服南宋的过程中，蒙古统治者明文规定，军事将领不得在战场上抓捕和奴役儒生。地方官受命评定本地哪些人有资格成为儒户，而军方要听从这些决定。而且儒户身份可世袭。

只是让华夏知识分子颇为失落的是，元朝的这套制度并没有保证他们能够获得官位，成为社会上的优越阶层。儒生比起社会底层来说待遇是好一些，但是比起他们在华夏王朝中的地位差多了。即使是在契丹或金朝，儒生的地位也要比在元朝好，因为在契丹人和女真人的混合政权中，儒生可以参与国家大事的制定和执行。但是元朝对儒生的国家治理才能并不太在意，蒙古人的政权更看重的是收税和经商的能力，而这方面恰好是儒生的弱项。

华夏的文化是重农抑商的，对于生产力巨大的华夏政权来说，通过对外贸易赚到的利益有限，带来的不安定因素却会带来麻烦，商人赚了大钱后，对于皇权也是一种威胁。所以华夏政权倾向于控制和抑制商人的活动，商人在华夏的地位甚至仅仅高于盗贼。

蒙古人入主华夏后，重农抑商的文化被完全改变了。草原文明对于财富的渴望转化为元朝政府对于理财的重视，商人的地位高于其他职业和宗教人士，仅次于蒙古贵族。于是在元朝政府中，西域的色目人地位比华夏的儒生高得多，因为色目人擅长理财。或者可以这样说，因为元朝是一个更大范围的混合政权，它拥有擅长理财的色目人，所以它不必像契丹和金朝那样，不得不依赖儒生来担任治理国家的官员。

比如，忽必烈启用了西域裔的阿合马等人，在朝廷里设置了专管经济、财务的特别中央机关——制国用使司，类似于今天的财政部和商务部，负责给朝廷管钱和赚钱。元朝还相继设立了斡脱总管府、斡脱所等机构。在官方的支持下，斡脱的生意范围已经不限于元朝境内以及其他蒙古汗国境内，他们还积极从陆路和海路向国境之外扩展贸易。

作为三体政权，元朝有着与其他朝代迥乎不同的风貌。我们知道，从物理学角度说，三角形是稳定的结构，而从天文学角度说，天体组成的三体系统是十分不稳定的结构。那么对于元朝来说，这样的政权模式是稳定的还是不稳定的呢？

历史证明，元朝要实现草原军事力量、华夏生产力量和西域商业力量三大支柱的无缝对接，在古代那样的科技条件下是非常艰难的，正如前面一再强调的那样，元朝三体政权的最大命门是漕运。只有依靠漕运，元朝才能弥补政治、军事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分离，才能有足够的粮食养活元大都和元上都的朝廷，才能有充足的粮食养活草原上的大批驻军。此外，漕运也是南北方其他物产的运输通道，是元朝非常看重的商业贸易路线。

一句话，漕运是对接和维系元朝三大支柱的核心。

但是，元朝修建的京杭大运河运输能力有限，时不时就会被泥沙淤塞。因此除了依靠时断时续的大运河漕运之外，元朝还开先例，尝试着从海上运输粮食到北方。

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朝网罗了南方招安的海盗朱清、张瑄等人，招募水手，尝试着从海上运输粮食，到次年三月，首次实现了将4.6万石江南粮食送达北方都城的任务。从此以后，海运逐渐取代大运河，成为粮食运输的主干道，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海运量达到约160万石。天历二年（1329年），海运量达到高峰，运输了352万石。当时海运分春夏两期进行，经过多次航海摸索，已经探索出了从长江下游的刘家港等地到达天津界河口的海上航道，顺利的话，10天就可以驶完航程。

海运繁荣的同时并不意味着花费巨资打造的京杭大运河就被放弃了，海运只是粮食运输的线路，其他各种物资，特别是黄海沿岸生产的食盐，仍然主要通过大运河来运输。食盐以及其衍生出来的盐引的重要性，已经不需多说了，由此可见大运河在元朝经济中依然有着重要地位。

海洋漕运与运河运输一道，调和着政治、军事中心与经济中心不重合的矛盾，支撑着元朝这种奇特的三体政权的稳定性。

元朝的政权其实经常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这种不稳定有外部的原因，比如西面的其他蒙古势力的挑战，也有内部的原因，比如很多蒙古宗王在制衡甚至挑战元朝大汗皇帝的权力。

草原帝国需要外部的财富来维系，帝国统治者通过分配武力要挟或者军事劫掠而来的财富，换取各个部落的支持。元朝这样的三体政权并非单一草原政权的形式，但元朝统治者有草原传统的基因。成吉思汗虽然剥夺了各个部落贵族的特权，但是到了忽必烈时代，黄金家族自身的繁衍生息已经产生了数量众多的宗族人士，这些宗亲位高权重，都是蒙元帝国这家“大公司”的“股东”，有分享帝国财富的权利。元朝最高统治者需要不断地通过赏赐财富来换取这些宗亲的忠诚，定期发放属于他们的“岁赐”。

这也是为什么蒙古帝国和元朝都如此重视税收和商业，政权的稳定必须建立在巨额财富基础上。毕竟在南宋被拿下后，元朝基本上就停止了版图的大扩张，它难以通过军事行动来从外部攫取大量财富了，要增加财富供给，只能挖掘内部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