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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北驰南渡以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模式（第7页）

在陆地上，丝绸之路沟通了欧亚大陆的东方和西方。但是宋朝的西北方向有西夏，北方草原上有契丹，都不是善邻。所以宋朝通过丝绸之路进行贸易并不顺畅，难以把自己境内的多余物产转化为财富。在陆上贸易受到干扰甚至阻碍的情况下，宋朝为了获取足够的财政收入以抵御强敌，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了宽广的大海，投向了海上丝绸之路。

和长江流域的开发历史类似，其实海上丝绸之路也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汉代。

早在公元前，不论是中国的邻海，还是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南欧的邻海都已经出现了一定规模的海洋贸易。如果从中国特产丝绸的贸易角度看，最早值得一书的事件，莫过于《后汉书》记载的一次贸易活动。166年汉桓帝时期，“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一通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

在此，大秦指的是罗马帝国，日南指的是今中南半岛上的越南中部一带。汉朝官员显然发现，这些号称罗马帝国使者的家伙可能是冒牌货，因为他们带来的贡品只是中南半岛的特产，没什么奇异之物。不过汉朝还是对冒牌使者的到来很高兴，让他们从交趾郡那里装走了一大船的丝绸，交趾郡即今越南北部红河流域，当时在东汉的版图之内。

此后东吴、晋朝都曾接待过一些冒充罗马使团的罗马商团。再往后，罗马帝国和汉朝两大强国都分崩离析，远距离海洋贸易也就完全中断了，代之而起的是相对近距离的海洋贸易，比如南亚、东南亚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交流。但是一方面海洋贸易还处于起步的时期，贸易量很少，另一方面中国自汉末开始了持续几百年大动荡，民不聊生，阻碍了海洋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海上丝绸之路真正形成气候，并开始对中华文明的进程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在唐朝时期。

1998年，一家德国打捞公司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一块黑色大礁岩附近发现了一艘古代沉船。这艘被命名为“黑石号”的沉船堪称中西合璧，船上的货物来自中国唐朝，而这艘船本身的结构为阿拉伯商船。船上发现的“乾宁五年”（898年）刻款的铭文砖清楚地证实，“黑石号”是唐朝9世纪航行于东南海域上的一艘贸易船。

“黑石号”上出水了6万多件唐朝瓷器，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名不见经传的窑口——长沙窑，还有少量来自名气很大的越窑、邢窑等。其中很多瓷器上装饰了釉下彩绘，图案有飞鸟、花叶、摩羯鱼纹和胡人形象，还有连珠纹、葡萄纹、狮子纹、阿拉伯文字纹等西亚风格的纹饰字，与唐朝传统的瓷器纹饰并不一样，显然是为了迎合当时的国际市场的需求而绘制的。

这艘沉船包含了许多值得揣摩的古代信息。一艘运载大量唐朝瓷器的阿拉伯帆船，说明了跨洋长距离贸易线路已经形成，而且意味着曾经有更多船只来往于这条贸易线路之上，还意味着有许多经验丰富的海商和海员参与海洋贸易，唐朝的手工业生产者和西亚的阿拉伯消费者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为什么海上丝绸之路会在唐朝兴起？

从唐朝的角度讲，安史之乱前，强盛的唐朝曾经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虽然其更大的目的是争霸亚洲，压制北方的突厥和西南方的吐蕃，维护自己作为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的政治地位，但客观上也促进了陆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但在安史之乱后，唐朝迅速萎缩到农耕文明圈内，变成了一个单一华夏政权。西域的民间商路虽然还存在，但是在复杂的形势下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不过，也正是在唐朝后期，南方地区逐渐得到开发，长江流域后来居上，从经济上实现了对黄河流域的逆袭。南方地区河网密布，面向大洋，当地又有着很强的手工业生产能力，特别是古代中国的传统产品——陶瓷的生产在唐朝大为兴盛，具有很强的出口潜力。

而从西亚的角度讲，阿拉伯帝国兴起后，西亚、北非、中亚乃至东非都处于阿拉伯文明的控制之下。阿拉伯人原本就是非常依赖商业贸易的族群，在南征北战打下大片江山后，对商业依然非常重视和支持，自身的造船技术也很发达，而且广袤国土中的民众对于东方的陶瓷有着巨大的消费需求，客观上促使阿拉伯商人向东航行，开拓跨洋贸易的航线。

于是，处于亚洲大陆两端的人们一拍即合，跨越茫茫的大海，东方商人以唐朝的瓷器换取阿拉伯–波斯的羊毛制品，以及阿拉伯商人沿途买进的金银、香料等货物，海上丝绸之路已成气候，以至唐朝后期，大量阿拉伯商人因贸易来到东方，有多达10万的异域商人常年在广州生活和做生意。

可惜的是，就在“黑石号”沉入海底后不久，黄巢起义爆发，农民武装侵袭唐朝大部分地区，险些推翻了唐朝。879年，黄巢的大军攻入广州城后，屠杀了10多万外国商人，海上丝绸之路贸易遭受重创。此事被当时的阿拉伯商人记录在册。

黄巢围攻广州的时候，派人与朝廷联络，要求朝廷册封自己为节度使。唐僖宗询问大臣意见，仆射于琮认为“南海以宝产富天下，如与贼，国藏竭矣”，于是黄巢招安的请求被拒绝了。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当时的南方沿海地区已经成为衰落的唐朝的重要财源，不可给予他人。

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一条水路，在风力和洋流的配合下，运载能力比陆路强大很多，运输成本大大降低，加上南方地区生产能力提升，使得海上丝绸之路在利润方面完胜陆上丝绸之路，因此作为陆上丝绸之路东端的长安的商贸价值下降，趋于衰落，南方临江靠海的扬州等城市则蒸蒸日上。

此消彼长之间，一个理性的单一华夏政权，不会对潜力巨大的海上贸易视而不见，因为扬帆远航能够给国民带来巨大的财富，给政权带来宝贵的税收。这些税收是维持华夏政权运转乃至抵御北方强敌的宝贵财富。历史告诉后人，经过唐末五代的重挫之后，海上丝绸之路在宋朝终于又迎来了繁华时光。

在大陆南方的海洋里，考古学家发现了多艘宋朝从事海上贸易的沉船，最著名的莫过于“南海一号”沉船，这是一艘由福建工匠打造的福船，满载了中国瓷器和铁器。此外，在印度尼西亚海域也发现了多艘同一时期的沉船，上面也装载了中国瓷器，但船型都是阿拉伯帆船。从沉船的船型分布猜测，宋朝时期的中国海商可能负责把货物运送到东南亚的港口，在那里把货物卖给阿拉伯海商，然后由阿拉伯海商运往印度洋周边销售。

从唐朝开始，朝廷就介入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在广州设市舶使，掌握海外贸易、关税等事务。到了北宋，海上丝绸之路更加繁荣，朝廷也在广州、杭州、明州（今宁波）、泉州等很多港口城市都设立了市舶司，借助于这种类似于现代海关的机构，向前来做生意的商船收税，并采购朝廷所需的珍宝。

971年北宋在夺取了南汉控制的广州后，于当年6月就设置了广州市舶司，逐利之心如此急迫，可见海外贸易早已是深入人心的赚钱门道了。而南汉君臣在广州城被攻破之前，焚毁了自己积攒的海外珍宝，有点天真地希望北宋捞不到珍宝后，会觉得广州没什么价值从而撤回北方。

宋朝规定，本国商船出海前，必须呈报市舶司领取出海贸易的公凭；外国商船抵港时，也需要先报告市舶司，由市舶司派专人上船检查，征收所载货物价值的110，作为进口税收，也就是“抽分”，可以是实物税，也可以是货币税。抽分从宋仁宗时期的50多万贯不断增加，到南宋初期宋高宗时，达到了每年200万贯。此外，市舶司还直接购买进口舶货，即所谓的“博买”，这其中，官府压低价格并挑最好的货之类的猫腻是免不了的。

北宋朝廷一开始试图完全垄断海外贸易的收入，命令市舶司购买犀角、象牙、珠玑、香药等海外珍宝送往京师，在市舶司采买之后，如果海商还有余货，才可以卖给老百姓。到了宋太宗时期，甚至规定从广州进口的商品一律由市舶司购买，全部进入朝廷的官府仓库中。

严格的专卖制度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北宋官员很快发现，官府压低收购价格的结果是，海商为了保本或者获取微利，只能以次充好，最终让官府收不到什么好的货物，也就没什么收益可言了。现实迫使北宋调整了自己的贸易政策，除了少量奢侈品继续专卖外，其他进口商品全部解禁，市舶司按照一定比例收购非专卖品中的好货物，其余的货物交由商人自行出售。

贸易政策调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好结果，北宋官府的舶货收入不降反增，看似市舶司垄断的货物减少了，但是整个海外贸易被激活了，民间贸易规模扩大了很多，所以市舶司能够收取的税钱也增多了。

南宋被金朝打到了淮河以南，偏安于杭州后，更加依赖海外贸易的收入。

针对南宋市舶司的税收在朝廷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结论，但大体上为10%，这对于以农耕为基石的华夏王朝来说，已经是很重要的财源了。而且这部分税收只是朝廷赚到的钱，海上丝绸之路的主力军是民间海商，他们从海外贸易中获得的财富也是非常巨大的。国富民强的南宋能够硬抗强敌金朝和蒙古达150多年，海外贸易收入功不可没。

南宋时期，最主要的进口商品是各种香料和药物，这个时期的香料不仅包括胡椒一类的饭菜调味品，还包括用于焚烧产生香气的物品，比如乳香、檀香、龙涎香等。此外，印度地区出产的棉纺织品、钢和剑在南宋也很受欢迎，来自非洲的象牙、犀牛角甚至黑人奴隶都被商人不远万里带到南宋。当时南宋的主要出口商品是丝绸和瓷器，以及铁制品，考古学家在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半岛、东非海岸都发现了南宋时期的出口商品。

从汉朝到宋朝的千年之中，海上丝绸之路首先由民间海商开辟并培育起来，进而华夏政权发现了里面蕴藏的商机与财富，通过各种机构从海洋贸易中征取税收。唐宋时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与草原丛林政权崛起的大背景息息相关。从华夏政权的视角看，北方强敌控制或切断了传统的北方、西北方的陆地贸易路线，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获取财富变得不稳定甚至无利可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华夏政权为了远方的财货和更多的税钱，更加积极地经营海上丝绸之路。

千年之中，华夏自有其发展之路，古人为了追求美好生活，必然会辛勤耕耘，努力建设，积极生财。但我们必须看到，华夏的发展历程伴随着北方强敌威胁这一大背景，华夏内部的调适与增进，与北方草原丛林政权的政局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尤其是两宋——北宋与南宋，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孱弱名声的单一华夏政权，用自己的经营智慧，谱写了一曲与强敌周旋长达300年的奋斗之歌。

江南万顷良田、大运河、海上丝绸之路……华夏这千年持续奋斗的累累果实，不仅让唐宋这些以华夏为主体的政权增强了自身的国力，还给后来者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贸易基础。华夏“苦练内功”的结果，对中华文明的融合与繁荣意义非凡，甚至对于超出草原与华夏之外的外部世界也具有广泛的价值。我们很快将看到华夏的增进对于古代世界的重要意义。

从唐末到宋末，或者以草原视角来说，从辽建国到金灭国，这300多年的历史虽然并不算漫长，但在中华文明融合史中开辟出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以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模式呼啸而来，以其巨大的优势冲破了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的界线，它不仅让单一华夏政权模式难以招架，而且从文明融合的角度看，它比隋唐时期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更具有冲击力，政治力量、军事力量、经济力量的结合也更为紧密和高效。以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政权在给华夏政权带来挑战的同时，也面临改造自身体制以适应复杂新局面的挑战。

这300多年间，草原、丛林在改变，出现了诸多都市；华夏也在改变，努力提高自身的生产力。更大的改变是文明与文化融合上的，一个人口占绝对少数的北方族群可以建立起跨越丛林、草原、华夏的混合政权，管理超出本族群人口十倍乃至百倍的民众，并通过一定的制度建设，比如官职制度和科举制度等，让所有族群都凝聚在一起，彼此拥有一国之民的认同感。

沿着以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模式开辟的道路继续向前，一个真正融合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的大一统新时代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