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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北驰南渡以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模式（第6页）

长江与黄河，是孕育了华夏文明的两条重要的母亲河，4000多年前文明处于“满天星斗”时，从北到南，从辽河流域、海河流域到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到处都有文明的曙光。进入“月明星稀”的时代之后，黄河流域一度成为中华文明最重要的舞台，中原地区成为众多王朝的核心地带。

东亚大河中，可以与黄河相提并论的只有长江，在华夏文明发展的早期，相较长江，黄河具有明显的农耕优势。

黄河流域细腻而疏松的黄土层，适宜粟、稷等旱地作物的生长，也较适宜远古简单粗糙的木、石、铜质农具的使用，所以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首先在黄河流域大规模开展是有自然条件基础的。尤其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相对平整的平原和山间盆地干湿适宜，冷暖适中，保障了粮食产量的稳定。

立足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耕条件，商、周、秦、西汉、东汉、曹魏、西晋、隋、唐、北宋等王朝的都城均建立于这片土地之上，并孕育了灿烂的文化。

反观早期的长江流域，在农耕条件上要逊色很多。据统计，在长江流域18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山地面积约占44.5%，高原约占20%，盆地约占13.5%，而地势相对平缓且利于人类生存的丘陵和平原只各占11%，所以长江流域虽然比黄河流域的面积大，但是适宜农耕的面积并不太多，尤其是在文明早期科技落后、物种缺乏的条件下，农耕区更为有限。特别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带，湖沼密布，过多的地表水并不利于农业的开展。而且从气候上看，长江流域那些平原、丘陵炎热潮湿，远没有北方气候宜人。

南北方的农作物品种也影响了文明的发展。文明早期，南方的主粮是水稻，北方的主粮是粟。水稻不像粟那样易于种植，而是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开垦适宜的农田，积水时需要开沟放排，干旱时要引灌；而且水稻在栽培技术方面技艺复杂，要求较高，直接播种很难获得满意的产量。所以水稻的种植规模长时间内得不到扩大，稻谷的收获量不足以让南方民众果腹。古代人口数量多寡证明了黄河流域相对长江流域在农耕文明上的优势。

在漫长的时间里，南方百姓大多以渔猎山伐为业，农耕只能算作一种辅助生存方式。食物来源的不稳定和数量的有限，直接导致了南方人口增长缓慢。比如三国时东吴割据江东，虽对南方地区有一定程度的开发，但一直苦于人口不足，兵源和劳动力都相当匮乏，不得不全力吸收山越人口。当占据东南半壁江山的东吴被西晋灭亡时，人口也不过才230万而已，还不如北方一郡的人口数量。

在古代，人口即是国力。黄河流域养育了更多的人口，它独领农耕文明早期历史的风骚，也就顺理成章了。

自秦汉之交一代雄主冒顿统一蒙古草原，强大的匈奴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以来，以黄河流域为根基的华夏王朝开始面临挥之不去的麻烦，受到越来越多的北方族群的入侵威胁。一开始草原强权还只是满足于武力索取财物，但是随着长城南北双方对彼此的了解日益加深，草原族群也越来越多地介入华夏政局。从西晋衰弱开始，草原族群一拨拨地深入黄河流域，甚至有问鼎中原之志。

于是，相对于遥远的南方的长江流域来说，黄河流域直接受到塞外的巨大威胁，并频频遭到北方族群的入侵。一方面，由于黄河流域是华夏王朝的必争之地，王朝内部的纷争会引起黄河流域的强烈动荡；另一方面，北方族群南下，也会给黄河流域带来浩劫，比较典型的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流域持续动荡了数百年的时间，从汉末一直乱到隋朝建立。

政局的动荡必然导致人民流离失所，农耕无以为继，经济遭受巨大的破坏，文化遭到巨大的摧残。不过每一次破坏的过程中，同时也孕育着希望的种子，遭到破坏的是黄河流域，孕育希望的是长江流域，把希望的种子带到南方的，就是那些逃亡南方的中原先民。

华夏文明史上，较大规模的人口南迁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孙吴政权其实就融合了很多北方士族的力量，只是论门第，孙吴政权的核心人士无法与曹魏政权相比，奠定政权基础的孙坚不过是下层军官。虽然孙策、孙权苦心经营，有相当一部分北方士族来到吴地定居，但整体门第还是比北方逊色很多。说白了，三国时期的世家大族都是从汉朝的体系中延续而来的，三国前期，汉室名义上还犹存，这些世家大族为了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并不愿意背井离乡，而是寄希望于团结在中原的汉室乃至取代汉室的政权周围，谋取自己的千秋万代。

但是到了西晋灭亡的那段时期，情况骤变，南侵的少数民族可不管什么汉室体系和世家大族，他们要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权，依靠自己从北方带来的草原贵族阶层的力量来治理天下，至少在早期，中原的世家大族是被边缘化的。很多世家大族比如琅琊王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等，迫不得已随着东晋政权的南迁而“衣冠南渡”，带着他们的家属、奴仆、财物，也带着他们的文化、技术、思想，迁徙到长江流域。

从实质上讲，不论是东晋，还是后来的南朝的宋、齐、梁、陈政权，都是移民政权，它们的皇室原籍都出自北方。衣冠南渡实际上承接了孙吴政权对于江南地区的初步开发，由于大量人口南迁，集中于长江下游一带，他们不仅给这里带来了足够多的劳动力，也带来了应用于北方的许多先进的农业技术。

长江流域迎来了经济大发展的时代。

长江流域发展农业的最大困难就是耕地里积水太多。早在三国时期，曹魏政权和孙吴政权出于军事需要，在江淮地区开始大规模屯田。在屯田中筑堤防水，这就出现了后来的圩田的雏形。到了南朝，围水造田兴盛起来，人们建起合围水域的堤坝，在围内开辟沟渠，设置闸口，可以排水，也可以灌溉。当时太湖地区圩田水利已经很发达，史书记载“良畴美柘，畦畎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对农田、沟渠、田埂道路进行了生动的描述。

长江下游以及钱塘江流域丘陵地带很多，这些地区的山林也成为北方移民的开发对象。由于山林川泽的开发需要足够的人手和较高的组织管理能力，以及一定的财物先期投入，所以长期难以开发。但是北方的世家大族带着奴仆来到江南，具备了开发山林的条件，开始砍伐山林、填淤湖泊，在山地建起梯田，在湖泊围出鱼塘，使得原本处于渔猎采集状态的丘陵地带的经济也被纳入农耕社会体系之中，物产更为丰饶了。

毫不夸张地说，南朝各个政权对于江南的大开发，增强了自身的国力，这是它们能够长期顶住北魏等北朝政权攻势的经济基础。

从唐朝安史之乱开始，战乱与地方割据经年不断，历史上又一次人口南迁大潮启动了，这次南迁过程一直持续到五代十国时期。如果说此前从人口数量上看，黄河流域还保持着相对长江流域的领先优势的话，那么经过这次人口南迁，中国古代人口分布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黄河流域不再是独领风骚的“文明高地”和人口大区，长江流域开始取代前者，在古代经济中成为最重要的经济区域，在人口数量上也逐渐完成了对前者的超越。

在唐朝末期以前，江南地区的开发主要集中在一些支流冲积形成的谷地，以及一些距离海岸线较远的湖泊附近。唐末至宋初，北方移民给江南地区带去了较大的人口压力，人多地少的矛盾开始突出，人们开始向靠近海岸线的河流三角洲地带挺进。虽然靠近海岸线的土地很难打理，但是在农业技术特别是水利技术的帮助下，人们兴建了大量的堤坝、水门、水渠，把海水挡在农田区之外，并用河湖的淡水冲洗掉海潮倒灌入农田区的积水。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兴建水利与农耕劳作，大量高湿度、高盐度的江南土地被征服了，变成了鱼米之乡。

从人口统计的数据看，742年，也就是唐朝安史之乱前的美好时代，全国的户数统计是897万户。到了1080年，比较祥和的北宋神宗时期，全国的户数统计是1657万户左右。经过约250年的时间，全国的户数将近翻番。而同一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的户数则增加到原来的三四倍之多。

人口增多，粮仓充实，长江流域的其他产业也相应开展起来，一举甩掉了昔日蛮荒之地的帽子。比如丝织业，北宋都城汴梁的许多高级工匠把技艺带到江南地区，推动苏州、杭州等地的丝织业和刺绣技艺发展起来，从此成为全国翘楚。印刷业和酿酒业也因为有了原材料和需求量而繁荣起来。更不用说江南地区通江达海，可以开展沿海贸易乃至海外贸易，在更为广阔的天地中贩卖财物，互通有无，赚取贸易利润了。

经济重心南移，文化的春风也紧随其后，吹绿了江南大地。到唐朝后期，江南已经成为美好生活的代名词，相信读者都知道白居易的那首《忆江南》，描写了“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自然美景。其实白居易有三首《忆江南》，另外两首则分别回忆了杭州和苏州，反映了当时的人文盛景，其一是：“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其二是：“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

能让大诗人白居易称赞并追忆再三，这显示江南的文化层次已经站在了唐朝的前沿。更有说服力的是南方士人的崛起，北宋时期的一些名臣如范仲淹、欧阳修、蔡襄等，都出身于南方的文化沃土，这说明在政治地位上长江流域的人才也已经不逊色于黄河流域了。

囊括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物产、人口后，华夏政权在国力上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在与草原政权抗衡的时候，也就有了更强的物质后盾。长江流域的开发与繁荣，是华夏文明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一次成就非凡的转进与扩张。农耕文明圈的结构由黄河“一河独唱”变成了黄河与长江“各展风流”。

这种结构的改变，给单一华夏政权带来了从容，也带来了烦恼。

从容是说，过去华夏政权遭遇北方势力南侵时，作为政治、经济核心的黄河流域首当其冲，损失惨重，华夏政权很难组织起有效抵抗，没有战略腾挪的余地。长江流域崛起后，再遇到入侵时，即使黄河流域遭受冲击，华夏王朝也有长江流域的物资来组织反击。就算战事不利，华夏政权也可以实施战略转移，将朝廷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将以中原为中心的王朝变成偏安的江南王朝。被金朝入侵的宋朝就从北宋变成了南宋，以延续社稷。

烦恼是说，原本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都处于中原地区，因此华夏政权在国家治理上相对容易，只要管好了中原地区这个“主干”，全国其他地区的“旁支”就很好控制了。但是长江流域经济发展起来后，全国的经济中心由一个变成了两个，甚至作为经济中心，长江流域变得比黄河流域更为富庶。特别是拥有足够人口和财富的江南地区，很容易出现强大的地方势力，对中央政权发起挑战，使整个王朝分裂。

北方政治中心与南方经济中心的分离，给华夏政权的国家治理提出了新课题，甚至成为此后各个王朝都要小心处理的大问题。

因此，长江流域崛起后，华夏政权在完成不同流域的地区整合之后，无一例外地，都需要面对不同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再次融合问题。

农耕文明圈内部深层次融合的“关键钥匙”，就隐藏在江河之水中。既然要整合的是不同流域，为什么不能让这些河流都融合成一个巨大无比的水系，形成统一的流域呢？

贯通南北的运河是打破流域间的隔阂，打通华夏政权“任督二脉”的不二法门。

一举结束几百年南北朝对峙局面的隋朝，既是需要面对南北融合问题的第一个华夏统一政权，也是贯通整个华夏不同流域，特别是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第一个王朝。虽然人们把开凿隋唐大运河的历史功绩归于隋炀帝杨广，但其实他并没有从北到南把一整条大运河凭空挖出来，他有许多前朝运河可以利用，只需要做一次跨度几千公里的“连水管”游戏。

早在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在今江苏扬州附近开挖邗沟，沟通了长江与淮河流域，这是中国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第一条有确切开凿年代的运河。此后不论是统一还是分裂时期，各地政权都热衷于开挖运河，早期主要是出于军事目的，后期则是因为需要运河来运输粮食等物资。在北方，一段段的运河逐渐向黄河以北延伸，抵达今河北东部地区；在南方，浙东运河从杭州东渡钱塘江，一直延伸到宁波，沟通了多条自然河流。

经过上千年的陆续修建，华夏大地上的运河已经断续分布在中国东部的广阔区域。但隋炀帝需要的是一条南北方向大跨度的运输水道，跨度越大，运河产生的政治价值和经济价值也就越大。短短几年时间，隋炀帝就完成了以洛阳为中心，东北方向到达涿郡，东南方向延伸至江南的大运河。没有此前历朝历代的运河积累，大运河是不可能如此快速完工的。

这条隋唐大运河连接了华北地区北部的军事重镇、中原的政治中心和江南的经济中心，它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流域。至此，借助于大运河实现的广阔华夏的水系贯通，华夏文明实现了一次凤凰涅槃。由于有了大运河带来的物资和文化交融，华夏大一统的趋势逐渐压制了南北分裂的趋势，华夏政权也更容易集结国力，对付北方叩关的少数民族。

就拿北宋来说，大运河是王朝的生命线。

北宋军队在全盛时期有100余万将士，集中屯戍在华北、京畿和淮南，每年所需的粮食、马料折合成米、粟、麦、豆等农作物，相当于3000余万石。而北宋每年谷物税收收入大概也就2700万石，为了养活庞大的军队，北宋不得不依赖大运河的运输能力，从南方调运粮食到北方，比如东南六路每年要运输600万石谷物，哪怕中途有大量的损耗也在所不惜。如果没有大运河，北宋恐怕早就保不住中原这片疆土了。

夸张一点说，沟通南北的大运河的出现，正是华夏政权或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针对草原丛林政权的军事威胁做出的反应。面对东北方向高句丽对于隋朝称雄东亚的严重挑战，隋炀帝以大运河作为回应，通过大运河调集军队和物资，主动出击；面对契丹、西夏带来的巨大军事压力，北宋同样以大运河作为无形的武器，把大量军队和物资调至北方，防御外敌。大运河对于华夏政权的经济价值毋庸置疑，但大运河之所以得以诞生，首先是因为它能够提供军事价值。

水运即国运。宋朝的舟楫不仅来往于中原和江南，而且还扬帆出海，在更广阔的水域获取财富，增加王朝的财政收入，改善老百姓的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