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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双峰对峙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第6页）

最典型的莫过于历史上的中山国。中山国的前身是白狄，最早活跃于陕北一带，此后逐渐转战到太行山区，建立国家，甚至走出山区，向东部平原发展，成长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千乘之国”。然而中山国生不逢时，面对的是战国七雄级别的虎狼之师，先是在公元前407年被魏国消灭，中山国残余势力退入太行山中蛰伏30年后再度复国，却又在公元前296年被赵国再次灭国，彻底并入赵国的版图。

和中山国类似，辗转于长城地带的若干北方势力先后被战国七雄中的北方诸强蚕食干净，商周所奠基的天下版图也不断把疆域向北推进。虽然已经没人拿周王室和他们那套礼制当回事了，但中原文明还是随着军事征伐而扩张，最终融合了长城地带的山岭、盆地。

终于，在战国接近尾声的时候，中原文明要直面比长城地带更靠北方的那片一望无际的绿色原野了，那里生活着中原农耕民所不熟悉的草原游牧民。没有了长城地带的缓冲区，禾的世界与草的世界正面遭遇，中华文明最为波澜壮阔的融合史诗即将上演。

欧亚大陆是地球上最大的一块陆地，面积足有5000多万平方千米。在这片巨大的陆地中央偏北，横亘着一条绿色的“飘带”，这就是欧亚草原带，游牧民策马驰骋的舞台。

欧亚草原带西起欧洲的多瑙河下游及黑海北岸，向东蔓延，直至中国东北地区的大兴安岭，跨度达到了上万公里。这条草原带的形成，要归因于地理和气候，远离海洋、干旱少雨的温带大陆性气候令土地不适合耕种，却适合草的生长。

从地形上看，可以用山脉将巨大的欧亚草原带由西向东分成三个部分，乌拉尔山以西是一部分，乌拉尔山到阿尔泰山、天山之间是一部分，阿尔泰山、天山以东到大兴安岭之间是另一部分。虽然有山脉相隔，但人们若想在整个草原带东西向迁移，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一方面山脉不是十分险峻，河流不是十分湍急，另一方面山脉中也有可供穿越的通途。整个草原带都是放牧的好地方，人们基本上有着类似的生活方式，就地安家很容易。

从阿尔泰山、天山向东到大兴安岭之间的这部分草原带绵延于中国的北方，对中国历史有着久远的影响，是本书关注的重点区域，与禾的世界相对应，我们可以称这片区域为“草的世界”。

如果更微观地分析，这部分草原带又可以分成若干小的草原带，比如夹在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的准噶尔盆地里的北疆草原，以及被今蒙古国南部戈壁南北分割的漠南草原和漠北草原。

此外，由于草原带最东端的大兴安岭并不险峻，翻越大兴安岭后就进入了东北地区，那里是丛林、沼泽、溪流、草甸混杂的世界。由于历史上东北地区与蒙古高原同属于长城以外的世界，为了叙述的方便，本书有时也会把东北地区纳入草的世界去分析，只是读者们要注意，东北地区内部的自然环境更加复杂。

游牧人在草原带迁徙是非常便利和迅捷的，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历史现象十分重要。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南北方向的迁移，比如一个先秦时期的人想从今北京附近迁移到杭州附近，这段距离还不足1500千米，他竟要跨越海河流域、黄河流域（可能还要包括曾经存在的山东境内的济水流域）、淮河流域、长江流域，最后抵达钱塘江流域，路线上都是横向阻拦的河流。而且南北方的气候也不一样，因此植被和作物也就不一样，他要应付不同的情况。

而如果这个人骑马从大兴安岭脚下的草原向西跑1500千米，旅途快捷而轻松，他甚至不需要为马匹准备饲料，随处都是草场。

一句话，南北方向的迁徙路线要比在草原带东西方向迁徙困难多了。

重点来了！迁徙的便利性带来了文化与技术交流的便捷性，在草原带的一端出现的先进技术，可以很快传播到草原带的另一端；欧亚草原带某处兴起的古代文化，也可以迅速地扩张到广阔的草原区域。

这片广阔的草原最开始可能只是人类的狩猎场和采集场，而不是畜牧场。古人类曾在这里猎杀大型动物，采集浆果。驯化大型动物并开始畜牧活动，其实是农业和定居生活出现之后的事情了。考古学家认为，驯养动物需要长时间的试验和长期的技术知识积累，还要为饲养动物提供足够的饲料。要满足这样的驯养条件，人类首先要有足够发达的农业。

因此，农业早于畜牧业出现，并且是后者出现的必要条件。

而一旦一些大型动物，比如马、牛、骆驼驯化成功后，草原就变得非常诱人了，因为这些动物可以作为草原上的运输工具，甚至可以和人类一起并肩作战，不仅让狩猎变得更加有效率，而且还创造出新的生活方式——游牧。最早的游牧人群可能是从绿洲部落中分化出来的，因为绿洲环境恰好有利于农耕与游牧两种生产方式共存。一开始，绿洲部落中的人们既农耕，也畜牧；后来，一部分人专门从事农耕，另一部分人专门从事畜牧；最后，从事畜牧的那部分人完全脱离了绿洲，开始在广阔的草原上游牧，新的生产方式就此出现了。当然，游牧民和农耕民之间还是会互通有无，彼此交换物产。

前面说了这么大段草原特点和游牧起源的事情，是为了更好地解释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华夏文明逐渐要面对的草原局面。

前面已经提及，在战国晚期，战国七雄中的燕、赵和秦不断向北扩张，将长城地带的部落吞噬后，华夏和草原之间的缓冲地带消失了，中原与草原正式开始直面彼此。

当时的草原族群，可能已经不是长城地带的那些部落似的“软柿子”了。让我们首先跨越今天的国境，深入草原腹地，到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首府克孜勒西北的阿尔赞附近山谷去看一看。

在那里，考古学家发现了距今2700多年的古代游牧人的王陵，从中发掘出数以千计的金器、铁器、青铜器以及古代纺织品，单是黄金艺术品，就多达4700多件。墓中出土的兵器都是铁器，这些铁质兵器如短剑、匕首、战斧乃至箭头等都镶嵌着黄金，一共发现约20千克的黄金艺术品。

这个大墓修建的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时期。它靠近今俄罗斯和蒙古边境，周围是大片的草原。由此往南偏东，翻越蒙古国的杭爱山和中国内蒙古的阴山，就可以抵达黄河流域。

无独有偶，在中国新疆北部中蒙边界的草原上，有三道湖泊群分布在三处谷地中，当地人称呼这里为三道海子。在这里，考古学家发现了三道海子遗址，有巨型石堆遗址3座、中型4座，小型百余座，以及鹿石和岩画。三道海子的石围石堆，在建构材料、形制布局、主方向的选择上，以及鹿石类型、动物艺术主题等方面，和俄罗斯图瓦阿尔赞王陵非常相似，可能是同一游牧人群的遗存。三道海子各种圆形石堆应该是祭祀遗址，这里是当时的游牧政权在夏季的一处祭祀活动的场所。

阿尔赞大墓和三道海子遗址群所代表的游牧人群，生活在公元前1000年以后的欧亚草原东部。考古学家推测，阿尔赞是这一人群的王族墓地，而三道海子则是他们的夏季祭祀中心。三道海子遗址本身在阿尔泰山海拔3484米的雪峰之下，早期游牧政权的首领及其核心集团通过在阿尔泰山巅谷地定期举行的礼仪活动，控制着民众与上天、诸神的沟通权力，宣传他们所崇拜的教义和文化，垄断阿尔泰山丰富的黄金、宝石等资源，同时向其统治范围内的次一级首领分配各种资源，不断确认和加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增强不同地区人群之间的认同和凝聚力。

当时的草原进入了铁器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已经进入游牧时代，强大的部落可以依靠骑马来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这样的变化必然带来草原部落的大动荡和大整合，进而形成若干称霸一方的草原政权。

这个位于中国西北方向的草原政权可能并无自己的文字，没有留下关于他们自己的记载。不过，在东西方的古老文献中，与它相关的记载时有出现。在中国古籍《山海经》中有“一目国”的记述，而在古希腊哲学家希罗多德所著的《历史》中，也留下了关于“独目人”的文字。这些看似荒诞不经的记述，都指向了阿尔赞、三道海子一带的古老草原政权。也许所谓的独目，是当时游牧民的一种服装，或者是一种祭祀仪式的装扮。

虽然这个“独目人”草原政权仍然迷雾重重，但从它兴盛的时间看，很可能对东西方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独目人”政权的强盛，可能向西迫使斯基泰人西迁，并影响了古希腊和古波斯的历史进程。而这个政权向东的影响，很可能与前面提到的西周灭亡有一定的关联性。

历史学家从历史文献中发现，在公元前7世纪中叶，华夏的北部边境突然受到了迅速增强的外族入侵压力，比如赤狄、白狄和山戎等族群更加频繁地骚扰边境。他们为何对华夏突然发难？

也许正是因为草原深处出现了一个或若干个强大的政权，并且向四方扩张，给了草原边缘地带的部落非常大的压力，中国河西走廊以及长城地带的部落政权不得不向东、向南寻找生存空间，于是出现了文献中记载的频频入侵华夏的事件，西周可能就是这一趋势的牺牲品。

《诗经·采薇》中写道：“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学者考证，这首诗描写的应该是西周晚期周宣王抵御外敌之一猃狁的情形，士兵们抱怨自己一年到头回不了家，无法照顾妻儿。

猃狁的威胁如此之大，以至当时很多青铜铭文都记录了与猃狁作战的场景。比如在多友鼎铭文中记载，周军在一次战役中俘获了猃狁的100多辆战车，但猃狁实力犹存，仍然与周军多次作战。如此强悍的部落让学者们怀疑，猃狁这个部落可能有草原背景。

而考古发现告诉人们，至少在公元前7世纪，草原上就已经存在强大而富裕的国家政权了，铁制武器和马拉战车让草原政权如虎添翼。草原政权兴起，甚至可能早就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间接的影响。

或许华夏与草原之间的联系，早在两边的人们直接相对之前很久，就以一种“隔山打牛”的方式开始了。西周的灭亡可能就是一例。

春秋战国时期，晋国以及之后的赵国是与草原政权距离最近、接触最频繁的势力。史书记载，公元前5世纪的时候，晋国的赵襄子就“并戎取代，以攘诸胡”。这几个字十分简洁地描写了华夏诸强吞并长城地带的部落后，面对草原政权的发展过程。

“诸胡”这两个字耐人寻味，“胡”显然不是指长城地带的那些亦农亦牧的部落，而是指生活在草原上的骑射族群。而且在赵襄子时期，“诸胡”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族群，而是分成若干族群，当时汉族人统称这些自身刚刚遭遇的草原族群为胡人。也许紧邻长城地带的草原上，还没有形成阿尔赞一带那样强大的草原政权。所以赵国面对的草原政权还不算太可怕。

在汉族人笔下，胡人逐水草而居，他们畜养动物，骑马作战，擅长射箭。

赵国与草原政权直面相对，给赵国与战国诸强的争锋带来了有趣的变化。曾经的赵国，除了要与华夏各诸侯国抗衡外，其东北方有东胡，北方有匈奴，西北方有楼烦和林胡，可谓强敌环伺。为了富国强兵，赵武灵王积极吸收草原政权的先进军事技术，提倡“胡服骑射”，让赵国一跃成为七雄之中仅次于秦国的第二强国，不仅灭掉了卧榻之侧的中山国，还向北扩张领土，最大限度地把草原诸胡向北逼退。

如果我们要说华夏与草原之间的融合，那么赵国无疑是两大世界融合的先驱，把草原的军事优势与华夏的农耕优势初步结合在了一起，甚至在文化上也尝试着融合。

然而，武装起来的草原诸胡已经不是过去的“吴下阿蒙”，善于学习的赵国可以击退对手，甚至向北深入，却无法彻底消灭对手，特别是逐渐强大起来的匈奴。到了战国后期，强大的赵国不得不派出精兵良将来守卫北部边境，比如位列战国四大名将的李牧就曾率领大批赵军与匈奴、林胡、东胡长期作战。来自北方草原的军事牵制，严重削弱了赵国与战国七雄中其他国家作战的能力。

相对来说，从中原逐鹿的视角看，战国时期的秦国、齐国、楚国的背后并没有草原诸胡这样强大的对手，至少不像赵国那样直面如此多的草原对手，算是它们的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