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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居首届文化名人信札展序（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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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居首届文化名人信札展』序

近年来，收藏界越来越看重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的信札和手稿，只要关注一下网上网下拍卖竞拍的热点，就可明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信札和手稿往往承载着可能是不为人知的历史和文化信息，一通信札在手，既可赏玩书艺，又可析读内容，从中破解大小谜团，探寻历史真相，其鉴赏、研究和收藏价值，自不待言。

“后来居”主人喜收藏，尤爱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信札，锐意穷搜，历年搜集所得，已蔚为大观。此次集中展示，真是琳琅满目。其中既有政界显要的墨宝，更多文坛艺苑名家的书札和手稿。巴金、陈子展、楼适夷、赵家璧、徐訏、纪弦、汪曾祺、吴冠中等的信札，田汉、罗家伦、曹禺等的手稿，都令我眼前一亮，感到意外的惊喜。

我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因此，落款“六，二八夜”的楼适夷致牛汀毛笔函，就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楼适夷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作家，八十年代初是人民文学出版社顾问。此信书于“人民文学出版社”信笺上，共三页，一气呵成，是一通上佳的楼适夷书法作品。不仅如此，信中还透露了不少重要线索，值得略作考释。

此信收信人牛汀即牛汉，是“七月派”诗人，时任《新文学史料》主编。楼适夷在此信中与牛汉讨论了“《史料》”即《新文学史料》的编辑方针和用稿得失。信中第二页有一句：“纪念徐雉一文七期能发吗”？查《新文学史料》，徐雪寒作《诗人徐雉同志的一生》发表于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总第九期，比“第七期”晚了两期。由此可以推断，楼适夷此信写于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信中还用一整段讨论蒋锡金作《“左联”解散（信中误作“解放”——笔者注）以后党对国统区文艺工作领导的亲历侧记》一文。此文虽然已经在一九七九年八月《新文学史料》第四辑发表，但楼适夷显然对此文并不满意，认为此文“题目很大，内容琐杂”，对发表此文委婉地提出批评，并提醒牛汉“这位同志很勤奋有才能，就是有时不免浮夸，请加注意”。这些都是我们以前所不知道的。

尤其应该提到的是，楼适夷在信中告诉牛汉：

去年我向周扬同志提出，请他写纪念雪峰的文章，他文章没写，回了我一封信，没说要发表，我也未提过请他发表。我回过信表示了两点不同的意见。现在韦君宜给我信要将此信编入周的论集。因我不在手边，黄炜也出差去了，答应六月交她。家里孩子送去，她已出国，无人代收，故未交出，此事请告知屠岸或李曙光同志，好在我就要回来了，大概总来得及吧。

这是一段涉及周扬冯雪峰恩怨的文坛故实，更为引人注目。韦君宜当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主管《周扬文集》的编辑出版。“去年”当指一九七九年，也就是说楼适夷与周扬在一九七九年就即将召开追悼会的冯雪峰通过信，韦君宜设想《周扬文集》收入周扬此信。巧的是，也就在《新文学史料》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总第九期上，发表了《周扬同志致友人的一封信》。此信正是作于“一九七九年五月一日”，信中正是回忆他与冯雪峰一九七五年秋最后一次见面和讨论冯雪峰在见面后写的绝笔《锦鸟与麻雀》（寓言）。所以，此信应该就是上述楼适夷告诉牛汉的这封周扬回信。合理的解释应该是，楼适夷回京后检出周扬此信交给牛汉，牛汉将其在《新文学史料》先期发表了，只不过发表时隐去了收信人姓名，标题中以“友人”代之，收信人抬头也改为“××同志”。

令人费解的是，周扬这封致楼适夷回顾他与冯雪峰关系的重要的信，最后并未如韦君宜所愿收入一九九四年八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周扬文集》第五卷（此卷收入周扬一九七八年后的作品）。直到二〇〇四年三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徐庆全编《周扬新时期文稿》（上下册，后未正式发行），才收入了周扬这封信，题为《关于冯雪峰的信》，收信人恢复抬头“适夷同志”，还附录了楼适夷一九七九年四月八日、十月七日致周扬的两封信和冯雪峰的绝笔《锦鸟与麻雀》。如果我们没有读到楼适夷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八日致牛汉的这封信，周扬写这封信的缘由和这封信的发表以及收入文集的完整而有点曲折的过程也就无从知晓了。

楼适夷致牛汉这封信的作者、收信人以及信中提到的蒋锡金，都是我认识并有过交往的前辈，因此我见到我很熟悉的楼适夷的字，读到此信的众多内容，倍感亲切。通过上述的简要考证，我又加深了对此信的理解，真应该感谢珍藏此信的“后来居”主人。

“后来居”主人收藏的文化名人书札和手稿中，类似甚至更有意义的亮点一定还有许多，我只不过举了一个我感兴趣而与我又有点关系的例证而已，我期待广大读者有新的发现。

祝首届“后来居文化名人信札展”圆满成功，也祝“后来居”的文化名人信札收藏越来越丰富多彩！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日于海上梅川书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