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胤礽看着自家皇阿玛好似困兽一样，死命压制自己就怕露出爪子伤害到他的形状，心里头更软了，放慢了语速，继续说道：“儿臣知道，自宋神宗熙宁元年开始，经筵讲学的礼仪规矩，已经有了固定的模式。”“可是儿臣却想着，宋初的时候，沿袭汉唐制度，讲官的礼仪和他们的身份剥离开来，皇帝正襟危坐，侍奉的大臣们也安坐，轮到谁进讲，谁就自由站立或者安坐，自行搭配肢体语言的模式。“儿臣认为，不管讲官在平时是多么卑微的身份，只要在他们给皇帝讲学的时候，言之有物，有理有据，让皇帝切实的可以学到新知识，于国于民有益处，那就有资格安坐。不是因为他们有没有一个“帝师”的名头。”古华夏的公元1068年，宋朝神宗皇帝在位，韩维等大臣主张皇帝应该给讲臣们赐座，让他们能够舒舒服服的讲学。龚鼎臣等大臣则认为，讲臣们不过是讲解前人的学说，没有帝师的资格，“岂可专席安坐，以自取重？”因大臣们意见达不成一致，神宗皇帝就去询问曾公亮大人，曾公亮大人直言相劝，经筵应该遵守宋初和汉唐的礼仪制度。但是当神宗皇帝听从大臣们的意见，赏赐王安石大人坐着讲经的时候，心怀忐忑，心里明镜的王安石大人并不敢坐。因为汉唐和宋初的讲官们是理所当然，大大方方的做下来，而皇权发展到了神宗时期，却变成了“赐座”。自幼就有神童之名的王安石大人，当然明白这里面的不同。从此以后，臣子们跪着听讲也就成了经筵的固有模式。到了前朝，经筵礼仪发展的更加严密，尊卑分明，皇帝御驾文华殿，所有的大臣都要在丹陛上行五拜三叩首大礼。鸿肿寺官员在御座之前和讲官的前面各自摆放一张书案。赞礼官呼唱之后，身穿红袍的讲官和身穿蓝袍的展书官出列，讲官叩头行礼后，展书官就“跪着膝行”接近皇帝的书案，轻轻的打开皇帝御用的书本讲义，用鎏金小铜尺压平，不敢发出一点儿声响。胤礽对此很是无法理解，皇帝自己没有手吗？自己不会翻书吗？这些“礼仪”的意义何在？就算是为了安全起见，也不需要如此谨小慎微的防范？汉唐那么多皇帝，有谁是在举行经筵的时候被刺杀身亡的吗？尤其是到了明朝中期以后，帝王们大多荒于学习。他们被朝臣死谏，捏着鼻子召开经筵后，安耐不住心里的不满，就开始凌-辱讲臣。讲臣们的地位慢慢变的连奴仆宫人都不如，卑微低贱之处，就好像是宫里头不受宠的说书艺人，尊严全无。公元1450年的经筵上，当朝皇帝让太监们在文华殿的地砖上洒满了金钱铜币，然后命令讲官跪着一个一个捡起来，美其名曰恩典。他只要一想到，前朝那么多赤胆忠心的仁人志士，为了心里的理想抱负；为了渐渐衰退的国家；为了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老百姓们，强忍着皇帝给予的凌-辱，还是天天冒死劝说皇上经常召开经筵，心里头就激愤难平。他们是那么迫切的，想让他们身居九重深宫，“何不食肉糜”的帝王储君，能够日不间断的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潜移默化的增进品行学问。只因为他们信奉“正以人主面与贤士大夫相接，则君臣之间有聚会精神之美，有意谕色授之益，气质不期变而自变，德性不期成而自成”。也所以，胤礽对于康熙皇帝，礼部，詹士府给他制定的整个出阁讲学典礼流程中，侍讲侍读等官员对他行两跪六叩的大礼这一条，并没有什么多大的意见，反正都要跪拜一下，一叩头和两叩头没有并什么多大的区别。他最在意的是，历时三四个小时的讲学中，大臣们全程跪着的讲学模式。学贯古今的康熙皇帝当然也知道这段历史，也知道经筵的发展历史中有关于“帝师”的典故。他心里头也明白，宝贝儿子的意思是让他不要把目光老是盯着前朝，不要什么都沿袭前朝旧制，多向汉唐看看。横向打通满汉隔阂，民族大融合，纵向贯通秦汉隋唐宋元明，乃至夏商周尧舜禹。真正的做到古为今用，纵横天下。因为规矩是死的，人却是活的。前朝制定了那么严密的储君培养制度，到了中期以后，不还是前面几个朝代末期的时候一样，昏庸无能之辈频出？不要说在经筵上正襟危坐、专心听讲，能够不大闹经筵，不想着法儿的欺凌讲官就是很好的表现了。可是康熙皇帝就算是心里头想通了，也还是没有开口。他不想就此答应下来。按照他对自己宝贝儿子的认知，一旦自己答应了他这个要求，他后面就会有很多很多类似的小要求顺势冒出来，让你在不知不觉中跟着他的脚步，一步一步的妥协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