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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筵，也就是汉唐以来的帝王们，为了方便自己和臣子们一起讲经论史，专门设立的御前讲席制度，宋朝以后大家才称呼它为经筵。以翰林学士或或者其他官员充当，兼任讲官，每年二月至端午节，八月至冬至节为讲期，每逢单日进宫当值，轮流给皇帝讲读经书，是为春讲，秋讲。若国家有太子，在当朝太子正式出阁读书后，也要开始设立类似经筵的学习制度，这就是出阁讲学。“味道研经”，探究经书中的微言大义；以史为鉴，“以古证今”，吸取历朝历代的统治经验教训。每日一小讲，每旬一大讲，又因为太子或者帝王的学习程度关系着国家的长治久安，经筵作为太子或者帝王接受儒家教育的主要方式，也就成了一项国之盛典。每当帝王怠惰懒散不想学习，信奉“武死战文死谏”，时刻监督帝王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的大臣们就行使自己身为臣子的责任，直言上疏进谏，“帝王大节莫先于讲学，讲学莫要于经筵”。而事实上，给皇帝经筵进讲，百官跪坐值班如此辛苦，却还是被他们特别重视，不因为皇帝的权威而有丝毫的宽贷纵容，强烈坚持经筵不可一日荒废，实在是有它的特殊深意。因为经筵日讲的讲学方式，让儒臣们得以面对面的实际接近皇帝，耳濡目染的影响皇帝的日常生活和治国行为，涵养皇帝的思想品德。这是哪怕在上朝的时候也没有的机会，甚至可以说是唯一可以接触到皇帝的机会。“正以人主面与贤士大夫相接，则君臣之间有聚会精神之美，有意谕色授之益，气质不期变而自变，德性不期成而自成”。每次举行大经筵，六部尚书、左右都御史、内阁大学士和有爵位的朝臣勋戚等等，都要集体参加，给事中，御史等人也会在听讲的行列中出现。历时大半天之久的进讲，只有讲官可以口说手比划，其他全部人员都必须要凝神静听，即使是皇帝也不能例外。如果皇帝失去了庄重严肃的仪态，挤眉弄眼挖鼻孔，或者弯腰塌背跷二郎腿，讲官就会停止讲授，开始大声的朗诵“为人君者，可不敬哉？”如果是小皇帝调皮，或者是老皇帝实在累了，装作听不到，臣子们就会一起重复这句话，声音极大，响彻云霄，皇帝即使真的是个“聋子”也保证让他能听到。一直到皇帝“蓦然”发现自己的不当举止而加以改正，恢复正襟危坐的姿态为止。这种繁文缛节一样的君臣共同学习模式，其着眼点在于发挥经传的精义，指出历史的鉴戒，再归结到现实，是为古为今用。所有称职的讲官都务必完成这一任务，如果有人断章取义，敷衍搪塞；或者以赞誉之词逢迎，恭维皇帝、太子，就会被判做失职。胤礽看到这里，心里头对于自己的出阁讲学，也就是“小经筵”的形式和内容，都有了大致的轮廓。只是他对于这种臣子们跪着和皇帝讲学的模式大皱眉头。大清国的经筵历史，可以追溯到满清太-祖皇帝皇太极时期。羡慕喜爱汉家文化的太-祖皇帝在崇德元年改国号为清的时候，就参照明朝经筵制度，设立了以“研经论史”为主要内容的御前讲席。而明朝的经筵制度，是沿袭自宋朝。可是，胤礽又从发现，宋朝初期，乃至汉唐时期，讲官们是坐着和皇帝讲经论学的。不过，让胤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却又理所当然的是，古往今来，最为重视这一学习制度的帝王，居然当属自家皇阿玛。正值壮年，精力充沛的他不光对经筵讲学没有任何的疲惫懈怠，也没有任何流于形式，疏于表面的意思。每次经筵都是正襟危坐，认认真真，聚精会神的听讲。可能好学是他的天性，五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要读书，八岁登基后，更是努力的做学问。十七八岁的时候酷爱学习，哪怕是因为勤学过劳咳出了血也没有停止。康熙十六年，他甚至把隔日进讲改为日日进讲，即使是出宫避暑的时期没间断过。平定三藩的时候，京师不安，机务繁重，翰林院上奏请求他改回隔日进讲，被他严词拒绝，生怕一日不苦学，学问就荒废生疏。深切了解学习汉家文化对于满清安稳统治的重要性，明白要学好汉家文化就必须重视日讲的康熙皇帝，不光自己数年如一日的坚持每日进讲，还要求他的宝贝儿子胤礽也是如此。他为了让胤礽能够彻底的吃透四书五经的要义，真正的做到经世致用，早早的学习治人、治家、治国的文韬武略，特意让自己的老师们和讲官们，把他每日讲经的内容进行整理、编撰，制成专属的“日讲”典籍，也就是《日讲解义》，方便他和胤礽日夜攻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