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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8章 逃避灵魂是写作致命的缺陷（第2页）

身体是内心表达的最后方式

申霞艳：记得您在《务虚笔记》中写道：“人的本性倾向福音。但人的根本处境是苦难，或者是残疾。”您的目光穿透了残疾生命个体，在一个新的高度瞭望人类整体。我想您一定比我们看到的更多。

史铁生：不能这么说，我是从限制这个意义上理解残疾的。人向往自由，但自由一定是在限制中。

申霞艳：我觉得《务虚笔记》这部作品不是写出来的，它是从内心里头缓缓流出来的，您在不断地触摸时间的边界、触摸心魂的根底、触摸生命最终的困惑……我更愿意将它当日记来读，我觉得它就是您一个人的心灵史。作为一个诗的国度，中国欠缺一种厚重的叙事传统，我们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上，很少去关注人与心灵的纠葛，您认为写作的内在深度如何建构？

史铁生：我觉得我们当前的写作最大的缺陷是逃避灵魂，尽可能绕过去。有时候我也害怕敞开自己的内心，真的将内心完全敞开自己会害怕！写作有时候很像是对一个恋人，你既希望靠近，不断地靠近，但又有所畏惧、有所保留。写作寻找的就是这个。现在的作品写性太多，其实写什么是为了表达自己，就像爱与性的关系。性是为了表达爱、诉说爱。如果单单是性，那是一种生物现象，到红灯区一趟那是分泌、是排泄，到器官为止。但有了爱就不同，它可以延展、可以升华，它希望内心亲密无间地交融，它向往的是一种无止境的状态。真正的开放不应该停留在外部而是内心的。

申霞艳：现在比较流行说“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我觉得这里头可能混淆了身体、肉身与肉体的概念。

史铁生：这个一时半刻很难谈。身体是一种表达，是内心表达的最后的方式。

申霞艳：您关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作家的写作吗？您对他们的写作有什么看法？

史铁生：这个很抱歉。有五六年了，我身体状态一直不好，我没法大量阅读。但是我知道这一拨里头有很不错的作家，这一代不像我们那时候，要找到一本托尔斯泰的书很困难，他们的起点高，很小就可以接触世界范围内人类最优秀的遗产，这个我们不得不服气。不过这终归是他们的事情。我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龄，我知道我有限的精力还能干些什么。我年轻的时候也对老作家不服气过，现在知道老有老的好处。我祝福他们。

每个人的世界其实很小。

苦难未必和写作成正比

申霞艳：有二十多年了，您不能行走，近五六年，您更是与病生活，您曾在文章中谈到您的职业是生病。在这个与疾病相依为命的过程中，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史铁生：以前有个记者问过我怎么看我的病，当时我愣了，现在我清楚我敬畏它。病这个东西你蔑视它、气愤地骂它一顿都没有用，有时候它很强大。你打不败它，你就得学着习惯它，与它共处。很多场合，大家谈到我喜欢用“乐观”这个词，我觉得不那么简单。

申霞艳：我觉得乐观已经被用得太滥，它太轻了，失去了本有的质地。

史铁生：乐观在媒体、学校等场合使用的时候可能是有效的，但我希望对这个有更成熟一点的看法，乐观有不同的层次，一点悲观也看不到的人不可能真正乐观。古语说：能者劳，智者忧。人的领悟力其实跟文凭跟知识的多少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有些人煞有介事地思考了半天，人家若无其事地就说出来了。大学教授可能写出来了，但农民可能轻而易举就做到了。

申霞艳：很多时候，我们总是世俗地以为是残疾让您走上了写作道路，成了史铁生（残疾就是史铁生，史铁生就是残疾），现在我认为这是误会了！残疾的人很多，但史铁生只有一个。

史铁生：这里头包含一个对痛苦和苦难的态度问题。不是苦难越多，痛苦越大，就一定能写出作品，不是的。每个人对这个的感受都不一样，有些人经历了太多太多的苦难之后反而麻木了。

申霞艳：我更愿意认为残疾对您只是一种写作的契机，它让您抒写您的生命故事，同时它延伸了您内心的生命感觉。这些原本就在那里。只是残疾让您静下心来慢慢地发现了这个潜在的世界，所以您的作品很自然地荡漾着那种流动的生命感。想请您谈谈您的创作与您的生命情怀、生命感觉之间的关系。

史铁生：这个很难谈清楚。你说那我是怎么获得这种生命的情怀的呢？

申霞艳：我想不能说它就是与生俱来的吧。

史铁生：但的确每个人是不同的，同一件事情发生、降临在同样年龄的小孩身上，他们的反应、感受和体会是不一样的。你当编辑，注意观察一下会发现作家一般对童年记忆比较清晰，童年印象对一个作家来说很重要。很多那么遥远的感性的往事还能够记得很清楚。那些对痛苦、危难相当敏感，哪怕发生在别人身上也能够感同身受的人适合搞文艺创作。

载《羊城晚报》2003年5月4日

注释：

[1]申霞艳，文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