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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供应链与自然的博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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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供应链与自然的博弈

撤离海岸

1815年，印尼爪哇坦博拉火山的喷发直接导致7万人死亡。火山喷发引来了海啸，厚厚的火山灰导致整个亚洲出现了干旱和农作物死亡（“金三角”的鸦片贸易也由此引发）。南亚地区因火山喷发而霍乱横行（这刺激了现代医学的发展）。美国东海岸则在夏天出现降雪，继而是“1819年大恐慌”，导致美国出现历史上第一次经济萧条。北极与格陵兰岛的冰川被火山喷发震裂，北极探险也由此启幕。这真是一次意义重大的火山喷发。

从流星撞击到冰川时代，地球物理现象深刻塑造了人类。按照板块构造学说，基础地质总是处于运动之中，其所引发的地震和海啸不断地改变海岸线。但人类也一直以科技为武器，通过复垦土地、设立海防堤以及修建抗震建筑等手段和这些变化做斗争。二氧化碳脱除以及太阳辐射管理等地质工程科技甚至可以让我们减缓气候变化。

但即便拥有强大的科技和丰富的资源，我们也不应该傲慢。人类学家贾雷德·戴蒙德就曾指出，复活节岛上拉帕努伊人惊人的森林砍伐（他们砍伐的树木用来运输被称作“摩艾”的巨石雕像）造成了严重的土壤流失，整个岛屿的农业也因此无法持续。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一次生态自杀。不尊重自然复杂性会酿成严重后果，复活节岛的命运就是一次经典警示。

亚洲的摩天大楼是不是21世纪的摩艾？那些高耸入云的建筑展现着对陆地的权力，而它们的地理状况却暴露出存在的脆弱。今天，40亿亚洲人中有超过15亿生活在印度洋或太平洋周边100公里以内，而上升的海平面能够轻而易举将这些地方淹没。同样，基于对海平面上升的预测，美国的316个城市和小镇会在21世纪末沉入海底。人类自发汇聚为一个高居住密度的沿海文明当然是高效率的体现，但却未必是聪明之举。

既然不断上升的海平面引得海潮足以吞没我们的城市栖息地，我们是否应该和当初汇聚到沿海地区一样，迅速从这里撤离？我们可以讨论地理，但我们不能和自然讨价还价。一份泄露的2013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研究警告说，洋流的移动以及极端天气事件的频发会导致洪水、农作物歉收以及热浪等出现，而对于那些基础设施薄弱、安全网络无法抵御生态失衡的国家，气候问题还会加剧贫困的严重性。在2014年的一份后续报告中，研究人员建议各国应该实施“重新安置”策略，比如为新奥尔良和达卡等城市的人口设立疏散通道，在海拔更高的内陆设立定居区，以及设立城市冷却中心以应对世界的总体变暖。旧的气候外交主要关注减少排放，新的气候行动则聚焦于移民安置和建造更具适应性的基础设施。

荷兰海堤是人类对抗自然的一个生动案例。800多年来，荷兰海堤以其复杂的防洪系统确保了荷兰的安全，并使其成为人口最密集的低地国家。20世纪50年代，荷兰开始对这些中世纪的海堤进行替换，新的防洪堤长度达3500公里，并足以承受万年一遇的风暴袭击。此外他们还开垦土地、修建水坝、安装排水渠，并且垒起了能阻挡风暴海潮的重型防护堤。但不断上升的海平面终究会击败荷兰，这也是为何现在荷兰人会基于海洋模型有意地按周期淹没部分区域，同时也在提前搬迁某些受影响的村庄。得益于聪明的基础设施投资，荷兰人仍可能在不断侵入的海浪中幸存下来。

专栏：跨越边境的河流

自古以来，河流就是文明延续的命脉所在。河流经常被视作“自然的”边界，但又是最首要的共享资源。对罗马人而言，莱茵河将他们和北部与东边的日耳曼危险部落相分隔。但对神圣罗马帝国来说，莱茵河又是一条重要的内部水道。在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执政时期，法国曾试图控制莱茵河以西全部地区——尽管法语区的边界实际上离莱茵河很远。如今，莱茵河再次成为大欧洲联邦内瑞士、法国东南部、德国以及荷兰等国的共同动脉。同样，发源于德国的黑森林、在罗马尼亚黑海三角洲入海的多瑙河，也是中世纪商人深入欧洲内陆的主要线路。今天，多瑙河依然是内陆国家贸易与旅游的重要通道。归根结底河流的作用是连接，而非分隔。注释标题河流也会定期显示出政治边界的无意义。比如，多瑙河和湄公河会淹没河岸和防洪堤，让众多国家洪水泛滥。2014年巴尔干的洪水破坏让很多波斯尼亚人想起20年前南斯拉夫内战时期的种族灭绝活动，不同的是，这一次相关邻国选择携手重建家园。

自然地理能够帮助我们跨越政治阻碍，更多转向功能逻辑。例如，肥沃的印度恒河平原把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和孟加拉国的10亿人连在了一起。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附近的新月沃地是土耳其东南部、伊拉克、叙利亚、约旦、以色列、黎巴嫩和伊朗西部人民的生命线。世界上最长的河流尼罗河，是埃及和苏丹的主要水源，而其白色和青色支流哺育了其他的9个东非国家。在殖民化和独立之前，在出现人口过剩以及资源枯竭之前，这些地区多以文化为界，而非以正式国界相区隔。如果他们想在未来50年渡过难关，他们就必须重返传统的边界模式。

与自然谈判的技巧

我们可以掌控自然，却永远无法全然驯服它。30多年前，中国的沙尘暴就已经波及日本和韩国的农业。为了控制戈壁沙漠的快速蔓延，中国开始建造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森林——一条绵延4500公里的“绿色长城”。同样，为了防止撒哈拉沙漠侵蚀南部少雨的萨赫勒带，非洲联盟也修建了一条类似的防护带。

但自然的复杂性远非人类可以精确测度。冰川融化形成的洪水和海平面上升引起海岸淹没是水太多造成的问题，而干旱和荒漠化却又是水太少的体现。上升的海平面威胁着海滨居住区的安全，荒漠化则毁灭了肥沃的土地，这两者共同将人口向中间地带挤压。干枯的江河和城市污染使得20多亿人的饮水出现危机。索马里和肯尼亚北部大裂谷的干旱已经导致了迁徙农业难民的“持续危机”，在接受联合国救援机构救济的同时，他们四处寻找能够耕种和放牧的地块，把边境两侧的整个区域都变成了游牧区。总的说来，他们是数量不断增长的气候难民的一部分。如今气候难民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全球的政治难民数，而在达尔富尔等地，有些难民是气候变化和内战的双重受害者。

面对自然灾害和粮食危机的频繁发生，英国、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和墨西哥军方在业务训练上将国内人道主义紧急救援与抵御国外军事威胁放到了同等重要的位置。有时候这两者也合二为一，不分彼此。例如2014年，巴西军队进行的最大规模军事演习就是保卫亚马孙雨林免遭入侵。各国军方也越来越仿效美国，不断增强对灾害的应急响应能力，以便在海啸、台风、地震和其他灾难事件发生时能给予民众支持。

大型国家如同大型动物，拥有更强大的生存能力，在面对类似突发状况时，可以将人口向内陆迁移。然而，沿海城市则必须更慎重地考虑自己面对这些危机时的新陈代谢问题，包括如何确保食物、饮水和能源以及废污排放问题。他们必须深入本区腹地（如果有的话）以及更遥远的地区设立资源供给地，以确保危机时的需求。例如，威尼斯或许是意大利地方分权的经济受益者，但这座城市也要注意不能与罗马过分疏远，因为随着那些闻名于世的水上建筑渐渐沉入亚得里亚海，威尼斯的居民终有一天会不得不弃船而去，回退到内陆地区。

海平面上升只是城市气候灾难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地面的沉降：城市正在陷落。随着城市对地下水抽取的越发肆无忌惮，城市脚下的石灰岩地基也越发压缩和流沙化。在中国和中美洲，繁忙城市交通路口会经常突然出现巨大的坑洞。佛罗里达中部和南部时常出现整座房子陷入地下的情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曼谷已经下沉了约1米，洪水因此成了每年到来的常客，而且破坏性日益严重。除非我们像东京那样修补地下含水层，否则摩天大楼的倾覆只是时间问题。

中国已经开始将深度钻井技术用于取水。雷达卫星在北欧沿海、美国东部海岸以及中国浙江省沿海的海床下发现大型离岸淡水含水层。如今，中国准备以浙江为中心，用10年时间投入2000亿美元进行水基础设施建设，其中就包括修建海底隧道和水管地下网络，通过引水进入陆地区域的含水层来缓解地面的沉降。

在某些情况下，全球变暖实际上也更有助于人类更好地利用水资源。俄罗斯永冻土的融化意味着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流入里海的水量会出现暴涨，里海的水平面上升，沿途的道路和海滩则会被淹没。鉴于里海水的低盐度，这一世界最大内陆海水量的增加意味着可以将更多的灌溉渠深入里海以南的干旱国家，例如土库曼斯坦以及伊朗。

建设海水淡化、运输以及循环网络极为复杂，但如同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对我们今日生活的重要性一样，我们的未来将取决于这些网络的建设。今天，能源生产和矿产开采消耗了大量的水，但不久的将来，核能将为亚洲、中东以及非洲的数十亿人制造出大量的清洁水。以色列已经率先将核动力用于水循环，泰拉能源公司（比尔·盖茨投资）正在以贫铀替代浓缩铀来建设反应堆，印度正在发展钍反应堆，这些都说明我们使用的能源越来越清洁和安全。极度缺乏淡水的美国西部、撒哈拉沙漠、阿拉伯半岛以及澳大利亚是太阳能集中发电和海水淡化最积极的行动地区。利用雨水灌溉，澳大利亚将降低农作物干旱的发生频率，其可以养活的人口也将比目前增加一多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