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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双峰对峙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第4页）

公元前1046年，西面的周人趁商朝的大军在东南被夷人牵制，王畿空虚之际，挥兵东进，直逼商都朝歌。商纣王仓促应战，与周人的大军战于牧野。留守商军终因兵力悬殊而被击溃，商纣王败亡后收拾美玉金帛，和娇妻相拥自焚而死。驰骋中原几百年的商朝就此终结。

商朝的灭亡告诉我们，自始至终商朝都处于强敌围绕的尴尬局面，商王控制的区域不会比王畿区大多少。其实商朝人自己也很谦虚，用甲骨文记载战争时，称呼自己为“商方”，意思是本国与其他方国都是平起平坐的，强不到哪里去。

既然商朝的疆域十分有限，那么我们怎么解释长江边上出现的商朝城市盘龙城呢？盘龙城显然是商朝的贵族率领一批人马建造并长期经营的，这个远离商朝疆域范围的孤城肯定负有特殊的使命。

商王们虽然也希望扩大疆土，但毕竟国力有限，把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融合在自己的版图内，恐怕商王做梦也没这个奢望。他们的现实追求是疆域之内的安定和周边“国际环境”的和睦。有没有事半功倍的方法呢？

正如二里头文化借助文化输出来扩大自身影响力那样，商朝历代君王一定也明白文化输出的重要性。

文化输出就要拿出独特的“文化创意产品”。考古学家经常说，没有青铜就不成商朝。

商朝铸造了大量的青铜器，其中包括重达800多千克的后母戊鼎。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的墓中，青铜器共有468件，其中青铜礼器就有200余件。我们后人看到妇好墓的随葬品，觉得大量的青铜器让人目不暇接。那么真正的商王的大墓中，青铜器随葬品该有多么辉煌？虽然现在的历代商王大墓早就被盗，空空如也，但我们可以猜想，历代商王在下葬的时候，青铜器随葬品比起他们妻子的随葬品要档次更高，也更加丰富。

要铸造青铜器，就需要有高质量、大批量的铜矿。商朝疆域内的铜矿远远不能满足铸造青铜器的需要，于是任何有铜矿的地方，就成为商朝人垂涎之处。而长江中游地区，正是铜矿富集的区域，为了获得那里的铜矿，商王必然不惜一切代价。

所以一些考古学家推测，黄陂的商朝城池应该就是商朝为了控制长江中游的铜矿而建立的。通过这座千里之外的城市，商朝人可以获取珍贵的铜矿资源，当然也可以顺便收获长江流域的一些其他资源。

可以想见，商朝人为了控制铜矿和其他资源而建造的孤城不会只有一座。所以除了王畿区外，商朝在广袤的大地上也建设了一些据点，它们大多是为了获取资源而兴建。因此，商朝所谓的“疆域”并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国家疆域，商朝的疆域不是一个整块，而是以都城为中心，控制了一小块王畿区，然后四周远近分布着几个或几十个归属于商朝的诸侯据点。这些据点间的空隙地带并不一定听命于商朝，有可能是人烟稀少的“无主之地”，或者控制在与商朝敌对的方国手中。

疏而有漏，这才是商朝疆域的真实情况，这才是商朝的“天下”。

青铜器对于商朝人的国内稳定和国际关系都有至关重要的价值。从国内来说，商朝人祭祀祖先时用来存放和奉献肉类、谷物和酒等祭品的礼器都是青铜制的。没有青铜，祭祀典礼就没法进行，商朝人的社会生活也就乱了套。所以商朝贵族们都将祭祀时最常用而又特别重要、特别宝贵的青铜器，视为圣物世代保存。在这种情况下，青铜制造的“锅碗瓢盆”就不仅仅是宫廷中的奢侈品、点缀品，而是政治权力的必需品。没有青铜器，商朝就不成国家，商王也就无法治理本国。

面对周围的方国，青铜器是商朝“国际外交”的重要文化输出物品。由于青铜器制造技术掌握在商朝人手中，属于一种垄断高科技，通过赐予或者不赐予青铜器，可反映商朝与其他方国之间的亲疏远近，友好或敌对：“想要青铜器吗？那就和我们站在同一阵营吧！”

比如，考古学家在今山东济南的老城区附近发现了商朝的墓葬群，出土了一些青铜圆鼎、方鼎，有些青铜器上还带有族徽和铭文。这说明商朝时期济南地区的“据点”与河南安阳商朝“本部”有着密切的关系，商朝很可能是通过拉拢这里的部落，来达到控制遥远的东方大片区域的目的。

商朝不论是疆域还是文化影响力，都要比二里头文化大，甚至在长江流域都建有飞地，但实事求是地说，商朝并没有让广阔区域的族群都认同它的权势和文化。因此，说商朝建立起了真正的朝代，总是感觉很勉强，它只能算是一个正在迈向朝代级别的地区性政权。

中华文明中“天下”概念的初次形成和传播，是周朝时候的事情了。

周朝吞并了商朝的疆土后，把陕西、河南、山西这些远古文明区域整合起来，再通过向四周扩张、建立军事据点的方式，实现了疆土的扩大，以及更大范围的间接统治，同时继续发展和传播礼制文化，在广阔的区域内建立起了思想文化上的统一。

而且，周朝继承了商朝的文字，通过把青铜器赠予各诸侯国乃至周边的政权，使汉字文化圈扩大开来，诸侯至少在名义上接受了周王为天下的共主。所以周朝不仅用军事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疆土的扩大，也继承了二里头文化乃至商朝的礼制衣钵，用文化力量实现了广阔区域的思想意识上的统一。

为巩固自身的统治，在推翻商朝统治之后，周朝君主还派遣王室成员及其亲密盟友到各处战略要地，建立军事移民据点。最早，这些军事据点的绝大部分都分布在黄河中下游沿岸及太行山脉两侧，后来又扩散到其他地区的战略要冲。这些军事据点的首领被周朝王室授予了不同等级的爵位，爵位及其特权是可以世袭的。慢慢地，许多军事据点逐步扩展成为城邑–国家的形式，也就是所谓的诸侯国。

为了对诸侯国进行控制，周朝的创建者们创立了一套宗法制度。

其中，嫡长子及其一系的后裔称为“大宗”，庶子及其一系的后裔称为“小宗”，因此，所有诸侯均属于周王室的“小宗”。周朝形成了所谓的分封制的国家结构，天子在金字塔的最顶端，下面分封了一些服从天子的诸侯，在诸侯的下面是由诸侯分封的卿大夫，在卿大夫的下面是士。

在宗法制度、分封制度的基础之上，周朝还制定了一套复杂的礼仪体系，规范王公贵族在不同社会场合的举止行动。

到了西周时代，鼎作为等级的标志，出现了列鼎制度。所谓列鼎，是一套形制相同、大小依次递减、数量成单数排列的鼎。据记载，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则用三鼎。祭祀时这些铜鼎中都盛放各种肉食。与鼎相配的是盛放饭食的青铜簋，它使用的是偶数组合，也有多少之别。据记载，天子用八簋，诸侯用六簋，卿大夫用四簋，士用二簋。

古书《周礼》将周朝的政治结构描绘成一个以周朝王室为中心的整齐划一的体系，在这种政治模式下，国与国之间紧密相连，井然有序。后世包括孔子在内的大量古代学者都赞美周朝建立的这种礼制社会，认为这是最理想的天下治理模式。

但是，“理想”不等于现实。

回到周朝的前期看一看，与商朝类似，广袤的大地上人口并不多，各个诸侯国的据点之间距离相当远。从管理上说，周朝的前期只是一个十分松散的大联盟，大家虽然依靠青铜器和礼制联系在了一起，但是周王室对于各个诸侯国的控制力仍然是十分微弱的。

不管怎样，周朝毕竟建立起了一个广大区域的松散政治模式，让大量诸侯国名义上团结在了周王室的周围，在思想上融合在一起。因此，如果说商朝只能算是一种朝代的半成品，那么周朝就是名副其实的朝代。即使到了后来的春秋时期，天下大乱，“春秋无义战”，但大小诸侯国名义上还都尊奉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给周王一个面子；战国时期，七雄争锋，大国之间或合纵或连横，但许多诸侯国都有与周朝近似的天下观念，认为发动战争的目的是实现自己心目中的天下统一。

那么，商周时期的人们到底是怎么看待“天下”这个概念的呢？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诗经》里的名言，似乎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天下”就是天空之下的所有大地。其实，这是后人对于商周时期的“天下”的一种误解，拿后来的认识替代了早期的认识。

在商周人心目中，“天下”是用来区分自己和外界的概念，是区分内与外、“中国”与“四方”的概念。这里所谓的“中国”，在商朝的时候差不多也就是今河南、今山东一带，在周朝前期也没有扩张太多，在“中国”的外部，还有不属于自己的“四方”或“四裔”。在商周人看来，“中国”就是“天下”，范围并不大。

只是到了后来，周朝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他们的“天下”才逐渐向外扩展开来，一些原本属于“四夷”的地方逐渐进入了“天下”的范围，而这些“四夷”之外的更遥远的区域，变成了新的“四夷”。

周朝“天下”的扩大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周王室既要有软实力的青铜器，也要有硬实力的军事强权，才能将自己的理想传播到远方。在周朝建立后的很长时间，有一个势力始终不服，并且让周朝吃尽了苦头，这就是活跃在汉水和长江流域的楚国。

楚国早期的历史晦涩难解，大致上人们认为楚国先民不断南迁，最终发展为一个南方大国。楚国君主的一块心病是，在周朝的政治体系中，他们只是子爵，封号太低了，与楚国的强大国力并不相称。第六代楚君熊渠扩张到汉水中游后，说了一句话：“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

从这句话中人们可以看出，当时周朝的“天下”确实是不包括四方蛮夷的。而熊渠说出这句话，就是表明楚国不愿继续存在于周朝的“天下”体系中了，以后可以自行其是，不需要看周王的脸色。

其实楚国早在西周初期就与灭掉了商的周朝有分庭抗礼的态势。第四位周王即周昭王多次亲率大军征讨楚国，其中大约公元前982年伐楚时，周朝最为精锐的西六师竟然被楚军全部歼灭。周昭王后来在第三次率军伐楚时再次失利，史书记载他“南巡不返”，其实就是暗示周昭王战败身死，据说他是在败逃中淹死在汉水了。

周楚征战给两边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对周来说，征战导致元气大伤，从此之后周朝的武力扩张基本上停止了，只能依靠礼制及青铜器“温柔地”管理各诸侯国，再无凌驾于诸侯国之上的强大军力了。

楚国的桀骜不驯，代表了商周沿袭而来的“天下观”在传播过程中有着颇多阻力。没有“以力服人”的实力，就没有“以礼服人”的底气。客观地看，至少在周朝的前期，还没有哪个政权有实力兼并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大文明圈。

对楚国来说，从此自信心爆棚，逐渐不把周王室的权威放在眼里，甚至有了平起平坐的态度了。楚国强大起来后，干脆一脚踢开周王，在春秋前期的楚武王时代就自称为王，脱离于周朝的那套礼制之外。公元前704年，第17代楚君熊通荡平邻国，征服江汉平原，又向周天子请求提高封号，再次被拒绝了。熊通大怒说：“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于是他自立为楚武王，开诸侯僭号称王之先河。

时至今日，武汉人要表达自己不服气、不甘心的时候，会说“不服周”，这句简单且倔强的话语可能已经从春秋时期开始，流传了两千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