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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亲友篇 改变的私生活（第3页）

◎转换的影响

让我们以另一种方式回顾一下。在五阶段人生中，我们假设简有段时间和若热都在做全职工作，但有时也会抽时间陪孩子、构建知识体系或准备转型。我们期望他们在工作生活中的某个或多个阶段会经历职业中断和灵活就业，涉及高附加值的工作、家庭责任和再创造，让他们交换角色。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下，数百万人有与此相似的工作生活。男女之间的职业转换有什么影响？目前，工作弹性让男性和女性都为之头疼。如果男女职业中断变得更普遍，情况还是现在这样吗？结果会不会是工作灵活度对我们的影响在减少？这里有个事实，更多的人会把职业中断视为多阶段生活的一部分，这样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收入平等。同样的论点可能也适用于弹性工作制。由于多阶段生活的存在，如果更多人追求灵活的工作模式，会发生什么呢？这里有两种可能。首先，男性将体验灵活的工作模式，工资减少，结果是男女都为之郁闷，薪酬更平等。此外，更激进地来说，工作将被重新设计，弹性工作的企业或个人花费成本不同。换句话说，如果人们都更喜欢灵活的工作方式，那么工作性质很可能会从根本上被重新设计。

转换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在合作的某个阶段，A追求事业，7天24小时待命，B灵活工作，帮助抚养家庭；在另一阶段，他们的角色转换。显然，这样复杂的联合多级生活需要很多协调，夫妻间的信任与合作，也需要雇主改变他们如何看待工作、年龄和性别的方式。然而，尽管复杂，这将有助于男女终身收入的汇聚。也许从某个时间点来看，A的收入低于B的收入，但从整个生命周期来看，他们做出了相同的贡献。尽管这或许是个乐观的解决方案，它的确充分利用了百岁人生可能的相互作用、人生各阶段和性别平等的影响。

◎离婚

有个场景是假设简会和若热白头偕老。实际上，我们还假设杰克、吉米和他们的妻子携手走过了一生一世。中年离婚时构建无形资产流是复杂的，我们不想让事情更复杂。当然，前面的假设是不现实的。

对于一些人来说，婚姻是一项非常成功且持久的制度。实际上，目前的数据表明，65岁以上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可能结婚，16～65岁也一样。这反映了男女预期寿命的延长，婚姻上男女年龄差降低，离婚增多后再婚率在提高，导致对再婚的社会歧视减少。

这是真的，当杰克和吉尔结婚时，他们可能有点儿害怕他们以离婚收场。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只有12%的白人女大学生遭遇离婚。到20世纪60年代，这个数字增至约24%。当吉米长大时，他会把离婚更多地视为一种社会规范。事实上，在20世纪的多数时候，美国的离婚率在上升。20世纪70年代，48%的婚姻在25年之内以离婚告终，因此“半数婚姻是以离婚收场”这种说法很流行。早在1981年，美国社会学家安德鲁·切尔林（AndrewCherlin）指出新的典型生活是“结婚，离婚，再婚”。他认为婚姻破裂的现象还将继续。

然而，事实证明，切尔林所观察到的不是连续增长，而是峰值。如图9.3，对于那些1970—1979年结婚的人来说，美国离婚率处于峰值，原因之一是当时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按照传统结婚模式，许多人找到了合适的伴侣，有明确的男性和女性分工角色，后来才发现彼此没有享受到他们想要的生活。此外，案件积压之时，引入“无过失”离婚使得婚姻更容易破碎，出现了一个高峰。在1979年以后结婚，离婚率下降。

2014年，结婚年龄推后，离婚和再婚不再常见。事实上，美国那些近几年结婚的人比他们的父母一代更愿意待在一起。可能是因为婚姻的基础从生产转变到消费互补，人们在不同的标准上选择，婚姻更持久。此外，因为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了创造稳定婚姻的基础，他们的结婚时间变晚，因此离婚变少。

百岁人生对离婚率有什么影响？增加或减少，皆有可能。

显然，如果寿命延长导致离婚率上升，只是因为生命持续的时间变长，更多的事情会发生，人们会经历更多的过渡和改变。因此，活100多岁的离婚可能性高于70多岁，这是有可能的。我们也可以认为，人们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生命的长度，他们准备离婚和再婚的时间更晚。当你70岁婚姻不快，预期活到100岁和75岁是非常不同的，这可以从离婚数据上明显看到。虽然总体离婚率确实在下降，却有越来越多的老人离婚。例如，美国有10%的离婚事件涉及60岁以上的人。与1990年相比，60岁以上的美国离婚率增加了两倍，英国则增加了三倍。人们都意识到寿命延长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从离婚中恢复，有更多的时间来重建财务资产和无形资产。

图9.3美国几十年间的离婚率

来源：贝琪·史蒂文森、贾斯汀·沃尔夫斯，《婚姻与离婚：改变及其动力》，《经济展望期刊》，2007年春季卷（总第21卷第2期），第27—52页

然而，我们还可以从其他趋势推测离婚率可能在下降。在我们假设的一些场景中，离婚的代价变得非常高，比如五阶段人生中的简和若热，他们之间的协调对长期以来保持稳定的婚姻关系非常重要。当然，辛苦地经营这段关系也有风险，因为这对他们公平的交涉能力、彼此承诺和相互信任都是有压力的。分手的成本也高，即使财务资产是公平共享，各自的无形资产大多是不平等的。因此，在关系破裂时刻，人们需要对他们的生活计划做重大修改。所以，在五阶段人生的情况下，离婚的成本会增加。

总的来说，这种推理表明，长期以来存在一种更大的可能性：人们会分手再离婚，结识不止一位伴侣。离婚的财务问题始终是重要的，百岁人生更是如此。确切的影响不仅取决于伴侣，也在于国家的法律制度。离婚后当然会有双方资产变化的问题。在传统的婚姻里，男人是家庭的经济支柱，结婚乃至离婚后的一段时期内养家。在双职工家庭里，情况更复杂，百岁人生更甚。这引发了许多问题，在未来几十年里，我们不得不需要考虑。例如，如果简挣钱养家而若热掌握财政大权，下一个阶段他们角色互换，如果简和若热在阶段过渡时期离婚会发生什么？简是否必须工作去帮助低收入的若热？他们离婚之后应该平等分割财产吗？他们应该遵守不同阶段做出的相互经济扶持的承诺吗？

多代同堂的生活

当我们在考虑如何随寿命延长而过好个人生活的时候，很显然这将对几代人的生活方式产生深远影响。多阶段的生活和传统习惯有助于形成年龄隔离的西方模式：青少年读书，老年退休休闲，而其余时候在工作。多阶段的生活不是按照年龄划分，更成熟的人也可以变得年轻，变化在于内心。

◎家庭关系

当我们访问亚洲，尤其是印度，那些很少在西方看到的事物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孩儿、父母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当我们和几代同堂家庭的朋友们聊起来，他们认为这种生活方式有很多好处。孩子们有机会与他们的祖父母生活，父母工作的时候有更大的动力，老人觉得他们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多代关系可以促进长寿。老来孤独是可怕的，让老人融入我们的家庭当中是有益的。当然，我们的亚洲东道主也提到了这样做的缺点：缺乏隐私和代际关系有可能产生摩擦。

受亚洲影响，西方国家跨代相互作用四五十年前成为规范，现在已经减弱了不少，取而代之的是较小的家庭单位。孩子们与父母待的时间更长，特别是在高生活成本的城市，但是当他们离开父母，可能会建立一个较小的家庭单位。在一些国家，譬如丹麦，家庭规模越来越小。2013年，家庭平均人数为2.1人，不可能包括一位老人。这种年龄隔离一直是重大的社会转变。例如，在1910—1980年的美国，65岁以上的独居或同居人群比例从20%上升到74%，与子女同住的比例从61%下降到16%。所以尽管老人经常和孩子、孙子们交流，异龄频繁互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种趋势是否会出现反转，西方家庭单位看起来会更像亚洲家庭？

让我们回到简和若热的故事。他们出生于1998年，在35岁的时候，也就是2033年，很可能他们的双亲（出生于1973年前后）都还在世，他们的祖父母（出生于1948年前后）也可能还在世。所以，在他们的孩子年少之时，可能有曾祖父母、祖父母和父母。由于出生率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下降，简和若热可能没有兄弟姐妹，他们双方的父母也可能来自小型家庭。此外，在五阶段人生里，如果简和若热离婚，他们的家庭就会不同了，小孩儿会有继父母和继祖父母，家庭结构更趋复杂。

这些数代同堂的家庭成员都会做什么呢？简和若热的父母都是60岁出头，所以他们可能做全职工作或从事一系列投资组合活动。简在十几岁的时候，她的父母离婚了，后来都各自再婚，所以她的孩子有两对祖父母。简和若热的祖父母都80多岁，所以他们有可能退休了，在安享晚年。祖父母也有可能在做着和简的孩子相似的活动，比如上老年大学、周游世界、学习新技能。这种返老还童的方式可以为几代人交流建立坚固的桥梁。如果这些大家庭的祖父母和曾祖父母可以享受更长、更健康的生活，那么家庭的总体幸福感将大幅提升。

通过一些角色模型做指导，以实验为例，我们可以谈论一些复杂的多代关系。随着家庭成员寿命延长，祖辈焕发青春，代际关系的试验将更为明显。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观察到的，他们都需要想办法做到最好，构建自己新的道德生活，尤其是在联系密切的大家庭承担的义务。在过去，传统决定义务。例如，是否借钱给家人或如何当一位父亲。展望未来，人们必须通过一系列问题工作：如何抚养四代人？作为继父母，他们对子女有什么财务义务？或反之亦然？

毫无疑问，数代同堂的家庭可以给大家提供了解彼此的好机会。如前所述，年龄隔离是工业化的影响之一。由于国家适龄入学的制度，把他们排除在工作场合之外，给老年人发放养老金，他们的生活隔离趋于正常化。随着年龄逐步制度化隔离，空间隔离也形成了。不同年龄段的人不再占据相同的空间，因此也没有面对面的交流。有三个空间对跨年龄互动有潜在的重要性：家庭、邻里和日常活动的场所（例如工作、学习、娱乐、祭拜）。虽然邻里的组成有时是有意按年龄安排，但往往是无意产生的。年龄是可以划分成不同阶段的，因为许多日常活动围绕着年龄而形成，例如青年交响乐团、老年人活动和高级旅游团，而且不同的文化扎根于各年龄组。年龄隔离限制了人们形成稳定的跨年龄关系。不同年龄的人相互交流，熟悉彼此，分享知识的愿景难以实现。也许多代家庭可以弥补这一点。

当彼此的关系跨越年龄限制，成见和偏见就越少。持续的熟悉感似乎很重要，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关系就越稳定持久。多代家庭也许会像亚洲部分地区一样生活在一起；年龄隔离被打破后，他们也许会更多地了解彼此和相互支持。很清楚的是，这种共享精神会对年轻和年老的一代人产生令人难以置信的积极影响。

◎朋友

随着寿命延长，核心家庭可能变得越来越不集中。从历史上看，生育和抚养孩子是人一生中的核心，漫漫一生看起来没有任何进化优势。然而，随着生活的继续，抚养孩子已不再是曾经的全部消费活动，一段友谊或许会出现。朋友与我们共享家庭支出，他们甚至可能成为核心家庭新的组件。

沃顿商学院MBA学生斯图尔特·弗里德曼（StewartFriedman）在他20年的研究中，从他20多岁的学生身上看到了这种趋势。在最近的研究中，他发现学生们非常强调友谊作为主要的关系纽带，并希望建立一种能够支持家庭按传统方式培育的关系。

正如多代家庭可以允许跨年龄的联系存在，也许跨年龄的友谊也会对当前社会新老隔离产生积极影响。在非工业化社会，年龄不是个人的重要标记。在三阶段人生中，年龄已经成为人生经历的分割线。贡希尔德·霍格斯塔德和彼得·乌伦贝格描述了美国和荷兰的数据资料，表明当朋友网形成，大多数人倾向于选择与同龄人交往。例如，底特律男人的非亲属网研究表明，72%的亲密朋友和他们的年龄相差不超过8岁。只有3%的年轻人在53岁以上结识非亲属朋友，约25%的老年人会接触36岁以下的非亲属朋友。

当相同年龄的社交网相互接触时，他们倾向于加强群体认同感，对生活持有相同看法，并把彼此介绍给同龄人。作者认为年龄隔离与老年人歧视紧密联系，因为它鲜明地区分了“我们”和“他们”，并导致陈规和偏见。当三阶段变成多阶段，不同年龄段的人就有机会拥有类似的经历。正如戈登·奥尔波特（GordonAllport）在他的经典著作中写道，反对陈规和偏见的一个武器是组群联系。也许在这一切发生的时候，网络时代的年龄同质性将开始瓦解，因为不同年龄段的人一起分享经验，由此建立友谊。也许老年人将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