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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违抗优于服从（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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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违抗优于服从

1926年，美国杜邦公司化学部主管查尔斯·M.A.斯泰恩说服该公司执行委员会资助“纯粹科学或基础研究工作”。这在现在看来十分合理，但在企业研发时代之前却并非如此。事实上，这个想法非常激进。

他有4个很好的理由解释杜邦为什么应该雇用科学家从事基础科学研究：

1.科学的威望会带来“广告效应”。

2.从事开创性研究能提升士气，并能创造机会招募拥有博士学位的化学家。

3.能够用新的科学知识交换其他机构的研究成果。

4.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纯粹的研究有可能会应用于现实。注释标题DavidA.HounshellandJohnKenlySmith，ScienceandCorporateStrategy:DuPontRandD，1902–1980（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8）.

最早在杜邦研究实验室工作的科学家之一是哈佛大学的华莱士·休姆·卡罗瑟斯，他是一名年轻的有机化学家。卡罗瑟斯在杜邦专注于研究聚合物，这是一种由大量较小单元组成的大型复杂分子。斯泰恩知道，聚合物有着巨大的工业应用潜力，但其背后的化学原理却鲜为人知，尤其是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力量。卡罗瑟斯的研究很快让人们对于这些神秘“大分子”有了常识性了解。他的实验室最终成功合成了氯丁橡胶和第一个真正的合成纤维，我们暂且称之为“纤维66”。

对于杜邦研究实验室的科学家们来说，不幸的是，斯泰恩于1930年6月升职，而后哈佛大学毕业的有机化学家埃尔默·博尔顿接管了化学部。与斯泰恩不同，博尔顿认为，只有产出商业结果的研究才有价值。早在1920年，他曾撰写过一篇论文《研究的效率》（ResearchEfficiency），并在文中坚称，要妥善管理研究工作，以免导致“与预期回报不成比例的时间损失和金钱支出”。

尽管博尔顿强调应用研究，但卡罗瑟斯仍继续专注于自己的兴趣。20世纪30年代初，博尔顿坚持让卡罗瑟斯将研究重点转移到合成纤维，卡罗瑟斯开始利用之前在斯泰恩自由管理下积累的大量有关聚合物的知识进行研究。1935年，在历经多年对聚酰胺、酰胺和酯的不同组合试验并多次受挫后，他终于能够交出答卷：“这就是你们想要的合成纺织纤维。”此后，纤维技术迅速发展，并于1937年提交了专利申请。可悲的是，卡罗瑟斯几周后自杀身亡，杜邦研究实验室的实验也很快宣告结束。

然而，他的发明，即杜邦公司所称的尼龙，却保持了快速发展的势头。尼龙连裤袜首次面向公众销售那天，销量达到了约80万条。到1941年12月，尼龙袜已占据30%的美国市场，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消费品之一。

“违抗”通常要比“服从”获益更多，尤其在解决问题等关键领域。创新需要创造力，而创造力需要摆脱束缚，这让那些出于善意的（和不那么善意的）管理者备感挫折。事实上，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延伸。正如托马斯·库恩在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提到的那样，新范式总会不断出现，因为总有一些科学家不信奉主流思想。换句话说，科学进步的规则便是打破规则。没有人是靠别人告诉他怎么做或沿着别人的足迹而赢得诺贝尔奖的。

20世纪20年代初，3M公司研究员迪克·德鲁（DickDrew）将其研究重心从砂纸转移到新型胶带。此前，砂纸一直是公司的主打产品。他受到一群汽车工人的启发，这些工人总是抱怨遮盖部分车身的胶带经常会粘上金属上的油漆。他的新研究方向和他的日常工作——寻找将研磨剂粘到纸上的更好方法——没有太大区别。但对于公司总裁威廉·麦克奈特（WilliamMcKnight）来说，这已偏离太多。他要求德鲁立刻中止现在的研究，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

德鲁答应了，但仍坚持研发一种更好的遮蔽胶带。当麦克奈特走进实验室时，恰好碰到德鲁在研发这种胶带，他没说一句话，但之后拒绝出资购买德鲁用来批量生产这种新型胶带的造纸机器。德鲁并没有气馁，他利用可不经许可购买100美元以内物品的权限，下了很多99美元的订单以购买新机器。他最终向麦克奈特承认了自己的“诡计”，麦克奈特深受触动，由此制定了新的企业政策：“如果有人在研究对的项目，而且他们竭尽所能地致力于找到解决方案，那就不要干涉他们，包容他们的主动精神并相信他们。”

1925年，德鲁研制出了首款带有压敏黏合剂的胶带。不久之后，他发明了透明胶带（人们所熟知的苏格兰胶带），从此彻底改变了3M公司的经营轨迹，从一家生产砂纸和金刚砂的美国本地制造商转变成为多元化经营企业，而且仍在继续从事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研究，例如意外发明了便利贴（研发一种超强黏合剂失败后，却意外地发明了一种可重复使用的、有黏性的便签本）。

卡罗瑟斯和德鲁的共同特点是，不管老板要他们做什么，他们都对没有特定目标、自由的研究充满热情。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种情况很罕见，现在可能更少见。我们的公司，封闭的工作环境，都没有这种自由精神，甚至连教育体系都不鼓励以兴趣为出发点的学习和探索，而是教育学生要遵守规则，不提问题。这也是很多人越长大越感觉自己缺乏创新能力的原因之一。伊藤穰一经常问听众，他们中有多少人在上幼儿园时觉得自己是伟大的画家，又有多少人现在仍然这么认为。不出意料，他们的答案都很令人沮丧。

探索、质疑、违抗，这种对待工作和学习的方法帮助推动了互联网的诞生和发展，也改变了从制造业到安全产业等各行各业的发展轨迹。互联网的先驱们最初创业时都没有商业计划书，也没有获得别人的认同，他们只是做他们要做的和想做的。伊藤穰一帮助创立日本第一家互联网服务供应商时，电信行业的律师们写信告诉他不能这么做，但他还是这样做了。创建硅谷的创新者亦是如此。直到现在，硅谷依然占据特殊地位，是灵敏、充满生机、无限制创新的中心。

吸引创新者涌向硅谷和媒体实验室的有创造力的违抗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威胁着管理者和许多传统机构。然而，如果这些管理者和机构想要支持最有创造力的员工，并在即将到来的颠覆性时代中生存，那么他们需要接受这种文化。显现出违抗多于服从一面的创新者不仅会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同时也会激励他人追求卓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家已经意识到“正向偏差者”的积极影响，他们颠覆传统的行为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如果能更广泛地应用这种方法，还有可能会提高社区的生活质量。

过去25年间，“正向偏差”已被广泛用于防止营养不良、医院感染、女性割礼和全球范围内的其他健康和社会问题。同时，它也被公司视为变革计划，吸引公司内的“正向偏差”人才，而不是试图自上而下强加一个新的规则，这事实上是接受“正向偏差”的同事的违抗，而不是要求他们遵守“外人”的规则，激励他们在这一过程中有更大的创造力和更多的创新。

在19世纪和20世纪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社会，只有小部分人被寄予了创新的期望，其他人要做的就是循规蹈矩。然而，自动化、3D打印和其他科技正在迅速创造一个新的工作图景，它需要每个人都更具创造力。在这种环境中最成功的人便是敢于提问，相信直觉，并在受阻时拒绝遵守规则的人。

和很多陷入计算机安全及数字货币的重叠世界中不可自拔的人一样，奥斯汀·希尔（AustinHill）有时会通过变通商业道德标准以获得公司的发展。希尔于1973年6月18日出生在卡尔加里，在家中7个孩子中排行老二。希尔从小就沉迷于电脑和创业。11岁时，他运营了一个互联网电子公告板，16岁时创立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他现在承认，这家公司只是个骗局而已。他和一群朋友自称“纳尔逊通信公司”，在加拿大各地报纸上刊登招聘广告称“每周支付400——600加元请人看电视”。每个应聘的人当然都被选中去“评论”他们最喜欢的节目，但前提是必须完成一个49加元的培训项目。纳尔逊通信公司通过销售该培训项目，三个月赚了10万加元，如果不是另一个朋友及时阻止希尔的话，他们可能会赚得更多。据他回忆，这位朋友说：“你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之一，我真的非常难过，这就是你的所有。”他意识到朋友说的是对的。他说：“自此之后，在每个待过的公司里，我都犯过成千上万次错误，但我有美好的愿景，就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自那天起，我已没有必要道歉。”

希尔在上十年级时因“顶撞”老师被停课，之后便辍学了。这真是有点儿“家族传统”。他的哥哥哈姆奈特（Hamnett）辍学更早，是在九年级。后来，哈姆奈特被蒙大拿大学录取（跟随“感恩而死”乐队巡演），希尔则在一家销售电脑的店找了份工作。1994年，希尔去看望暂时被借调到蒙特利尔的父亲哈米（Hammie），希尔说服哈姆奈特和他一起留在蒙特利尔。不久后，两兄弟从父亲哈米和希尔前老板那里获得了5万美元的投资，成立了Infobahn在线服务公司——蒙特利尔最早的网络服务提供商之一。1996年1月，该公司与Total.com合并。1997年，希尔兄弟以每股约180加元的价格卖出了他们的股份，而最初的价格仅为2.85加元。

希尔兄弟用卖股票的钱创立了“零知识系统”（Zero-KnowledgeSystems），这是一家在线隐私保护公司，它的理念远远领先于那个时代。公司的第一个产品“自由”（Freedom）是利用公共密钥加密技术为用户创建安全的假名（而不是匿名）数字身份。这一产品让公司备受争议。虽然很多记者认为“自由”的吸引力在于保护了用户，但也有一些记者认为，它为网络犯罪分子利用假名隐匿犯罪事实提供了便利。1999年12月，美联社的戴维·E.卡利什（DavidE.Kalish）将“零知识系统”公司描述为“网络空间伪装的不法商贩”。他说：“虽然该服务旨在保护网络用户在线交流或购物时的隐私，但批评者担心这同时也会允许不道德的人士肆意发送侮辱性邮件、传播儿童色情和盗版软件等非法内容。”

希尔承认确实存在一些“自由”用户滥用该系统的现象，如对美国总统的威胁已司空见惯，但他表示技术“利大于弊”。实际上，“自由”是从根本上防止滥用的系统，包括服务的货币成本、实现假名（而非匿名）身份的落实等。正如希尔所说：“对话、社区、关系以及强烈的情感纽带是通过重复‘囚徒困境’的社会形式形成的。当重复‘囚徒困境’的参与者没有身份或感受到不用对其社会互动中的行为负责时，该社区会很快堕落为恶性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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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了解密码学这一神秘领域，我们很难或者根本不可能理解这个诞生了比特币、极为隐私的（偏执的）、挑剔的（愤世嫉俗的）世界。在西亚和欧洲，读写甚至是大部分数学知识在形成之初便与密码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20世纪60年代末，法国一名研究新石器时代黏土使用的考古学家丹尼斯·施曼特–巴塞瑞特（DeniseSchmandtBesserat）开始研究分布在土耳其到巴基斯坦等地数千个微小黏土文物的起源和意义。尽管它们之前被认定为玩具、护身符或游戏物品，但施曼特–巴塞瑞特认识到它们是“通信计数”的标记物，通过计算这些微小黏土物品为面包、油、布匹和羊等货物计数。

在利用黏土制作出第一批标记物大约5000年之后，苏美尔一群富有创新精神的寺庙书吏通过将标记物按压在黏土堆或信封上，发展成为文字的前身。在将容器密封之前，他们记录了每个标记物的形状和表面装饰。不久，有人意识到用芦苇或骨头也可做相同的标记，因此，先前的标记物就此淘汰。

由于不需要物理计算标记物，苏美尔书吏也可以自由发明代表数字的新字符，他们可以写“三条面包”而不用再写“面包面包面包”。正如菲利克斯·马丁（FelixMartin）在《钱：未经授权的传记》（Money:TheUnauthorizedBiography）中写道：“当人们在一块木板上写下14万升谷物的收据时，其现实优势是十分明显的。”然而，与现代密码学的关系更为紧密的是，这种新的记账方法要求记录者理解抽象数字，这催生了苏美尔人的另一项技能——会计。

苏美尔人的写作和数学大约经过3000年的时间才传至希腊，或许是通过和腓尼基人的贸易才得以传播的。之后，它们便成为现代世界文学和科学创新的源泉。希腊诗人和剧作家创作了影响至今的作品；希腊哲学家开创了唯物主义、理性的世界观，为两千年后的启蒙运动奠定了基础；希腊商人将苏美尔人的抽象数字概念合成为一个全新的、改变世界的概念——经济价值。

随着书面通信在古代爱琴海地区的普及，保密的需求也随之出现。现在主要有两种方法可用。一是隐写术，将消息放置于另一容器内。如果你用柠檬汁写过密文，或者看过带数字水印的电影，都算曾接触过隐写术。公元前5世纪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认为，现代隐写术方法包括在奴隶的头皮上文一条信息，信息会被长长的头发遮住；或写在一块木板上，然后涂上蜡。

顾名思义，隐写术的优势在于其本身不会引起注意。然而，如果是原定接收人以外的其他人发现了隐藏的信息，比如文了信息的奴隶在传递消息的途中生病了，好心的医生为了让他更好地散热，剃去了他的头发，该信息就会被医生看见。

二是密码术，即为信息加密，因此只有接收人（或是特别聪明的人，或是坚持不懈的对手）才能破解密码。密码术的问题在于，别人一看就知道信息被加密了，除非用隐写术进一步隐藏该信息。

最早的加密方法之一是斯巴达的密码棒，它是一根缠绕着羊皮纸的圆木棍。可明文书写信息，一旦揭开羊皮纸，这些字母就会变成一堆乱码，除非有类似尺寸的木棍。古希腊历史学家波力比奥斯（Polybius）发明了一种网格，可以将书面消息编码成数字，通过举高或举低火把使得远距离通信成为可能，这就是电报的雏形。尤利乌斯·恺撒（JuliusCaesar）也依靠简单的密码代替系统，每个字母与字母表中特定距离的另一字母对换。很多学生都熟悉该系统，A可能变成C，C会变成E，E会变成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