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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2章（第1页）

《史记》、《资治通鉴》。

基本上这是公论了，可是我一直很不认同。我不会因为我写的是宋朝，就把宋朝的人物无限上纲，好去满足读者们的追星欲望。这两位司马先生是太不相同了，简直是两个极端，连带着两人的著作也截然相反，从性质到目的，都水火不相容。

司马迁是敢讲真话的人，因为李陵事件，他说了句公道话，结果被汉武帝下狱，为了能活着出来完成《史记》，他忍痛接受了宫刑。这是多么大的牺牲，是多么执著的追求！

看司马光，他的政治生涯在元祐出山之前，一直都只尽百分之八十的力，从来不会把自己扔进斗争的漩涡，忘我投入地工作。直到高太后掌权之后，有了百分之百的安全保障，才施尽辣手。

他是多么的聪明、多么的谨慎……

看两本书的修撰过程。《史记》是司马迁的个人成就，他出狱之后虽然还有西汉的官职，可是不再是修史的太史令了，写《史记》是秘密地进行，写完之后也没打算上交皇帝，而是要藏于名山，以待后世。

《资治通鉴》不同，它的作用是教皇帝怎样治理天下，可以说是皇帝科班的教科书。在写这部书时，司马光有丰厚的俸禄，有精英班底，写成之后呈交宋神宗，得到了大笔赏赐。

最重要的一点，是两者修史、治史的心灵差别。

《史记》是光明、公正、博大、坚贞的，司马迁虽然在身体上失去了男性的功能，可他始终是个不屈不挠保持自我的汉子。他写书时敢于说真话，指出历代皇帝权贵的错误，连当朝的汉武帝都一视同仁。更有甚者，他把西汉王朝创立时的死敌项羽提高到了帝王的身份，和刘邦一样享有&ldo;本纪&rdo;的待遇。

反观《资治通鉴》，开篇从周朝开始，结稿在五代末年，他本人生活在宋朝立国将近百余年的时代了，可半点宋朝的事都不提。

多么的明智，绝不惹半点的麻烦。这又是多么的懦弱啊，这本书的本质不是教人怎么当皇帝吗？那么本朝前几位皇帝的得失是最重要的内容，居然为了自己的安危彻底忽略。

如果在生存的前提下，司马光也许没错。可是就不要侮辱司马迁了，两者根本不是一个等级的人物。一个连真话都不敢讲、两面三刀一辈子的人，根本不配谈历史创作。

毕竟，历史最基本也最重大的意义就在于‐‐真实。

第十四章圣人pk文豪

这世上有些人是极特殊的个案，他们活着时是人间的妖孽，死了之后仍然是个噩梦，不管是什么事，只要和他们沾上点边儿，立即就变味了。

比如司马光的葬礼。

他死得很巧，那天正好是宋朝大赦天下的好日子，文武百官都要进宫去赞美皇帝，顺便唱歌跳舞玩个痛快。集体狂欢之后，大家谈笑风生走出宫门，去赶下一个过场。

去给司马光吊唁。

无论怎样那也是一位党魁，是飘扬了十几年的一面旗帜，不管心里面怎样腹诽，还是得做出这起码的尊重的。只是突然间他们被一个人拦住了。这人非同小可，在名声上惊天动地，在职务上前途远大，在行为上枯燥无味，在官场上堪称警察。

伊水河畔程老夫子‐‐程颐。

他的名声和司马光一样在这15年间突飞猛进，首先一大批弟子成才了，职位最高的已经是宋朝的台谏官员；其次他的学问终于形成了体系，对于儒、释、道三家的经典有自己的感悟，理学始祖的地位确立了。这是巨大的成就，从民间影响到官场，除了极个别的某些怪物之外，没有谁不对他顶礼膜拜。

能做到这一点，是宋朝建立以来独一无二的，其效果非常惊人，他得到了司马光的尊重，地位超然到没有拘束。

他可以和司马光平等论交，虽然身在旧党，可绝不会对任何高官假以辞色。因为这种地位，司马光给他安排了一个更加超然、神圣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