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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3章 谋仕进刘秀游学 遇恶霸委曲求全（第5页）

经历这次惨痛的求官教训以后，国师爷恍然大悟，如梦初醒。

国师爷逐渐明白，哪怕就是当朝皇帝，如果他的手中，没有实权，被权臣专权，也如同一个傀儡一般，被人左右，无法随心所欲。

一个人要想出人头地，单单依靠自己的努力奋斗和聪明才智，是绝对不行的。还必须要有贵人提携，站对队伍，投靠有实权的重量级人物，作为自己的得力靠山，就是常言所说的，要有贵人相助才行。

一句话，今后行事做人，可千万不能够意气用事了，以致再次把自己的队伍或者队列站错了。

可是这句话，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说起来非常容易，做起来却十分的困难。

在权力斗争中，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做到未卜先知，实际上也没有几个人，能够真正预知到，谁是政坛常青树，谁能够笑到最后。

当然，他也就不可能知道，自己在政坛上，究竟依靠谁最为合适。

所以后来，聪明睿智、博学多才的国师爷，还是再次把自己的队伍站错了，也并没有让国师爷飞黄腾达，平步青云起来。

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时，成帝下旨，命令谒者陈农，到全国各地，去搜求遗书，然后加以编辑整理。

成帝还下旨，将太常、太史博士、延阁、广内、秘室的藏书，统统地集中到了一起，由光禄大夫刘向总负责，步兵校尉任宏、太史令尹咸、侍医李柱国、黄门郎刘歆等协助工作，开始对中秘之书，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编目工作。

遗憾的是，不久，国师爷的父亲光禄大夫刘向大人，就因病逝世了，没有能够完成这项继往开来的文治工作。

哀帝即位以后，也想完成这项经国伟业。哀帝就下令国师爷，继承父职，领校五经，以完成其父未竟之业。

就这样，在父亲光禄大夫刘向大人逝世两年以后，经过国师爷父子，总共二十多年的共同努力，才终于圆满地完成了我们大汉历史上，第一次由朝廷组织的，大规模的图书整理和编目工作。

由此看来，国师爷对‘五经’等古文经典的整理和编目工作，是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的。

国师爷所特别爱好，而且最有研究的，还是《左传》这部巨著。

当初，哀帝即位之时，国师爷就热心地建议朝廷，希望能够将《左氏春秋》与《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一道，列于学官，供太学学子学习。

哀帝对此建议很是欣赏，就下诏征询臣下对立《左传》博士的意见。

同时，哀帝还让国师爷，去跟研究今文经的博士们讨论经义。

今文博士，都知道国师爷博学多才，害怕国师爷砸了他们的饭碗，当然不给国师爷一丁点面子了。

他们‘不肯置对’，公开地拒绝了国师爷要求设立

这件事，令国师爷十分生气和恼火。

那时的国师爷年轻气盛，就立即写了一篇《移让太常博士书》，来驳斥太常博士们的观点。

这篇书文，后来成为了我们汉代经学史上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献。

国师爷在这一篇《移让太常博士书》的文章中，首先肯定了孔子与六艺的关系。

国师爷认为，孔子正乐、《雅》、《颂》，修《易》，序《书》，制《春秋》，‘以纪帝王之道’，‘夫子薨而微言绝，经历战国和暴秦’，‘道术由是遂灭’。

国师爷诉说了汉兴七八十年间，虽然经书颇出，广立学官，建置博士，但是，‘离于全经，固已远矣’的学术现实。

紧接着，国师爷就又在文章中披露了孔壁古文《尚书》与《逸礼》发现的经过，指出了与现今流传的书籍存在的异同。

国师爷还介绍了秘府所藏左丘明撰的《春秋》古文本，指责太常博士们‘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

国师爷最后强调指出，根据宣帝广立《谷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的成例，‘义虽相反，尤并置之’，应当将古文经，列为学官。

‘若必专己守残，党同门，嫉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

国师爷的言辞甚切，直言无忌，触犯了今文经的博士等士大夫们的利益，犯了士大夫们的忌讳。

因而，国师爷的言辞，更加引起了太常博士等士大夫的不满与怨恨。

就如同一个在官场中混的人一样，如果他有意或者无意之中，触犯或者违背了官场的潜规则，他必然会成为众矢之的，甚至被弄得灰头土脸、身败名裂。

代表今文经太常博士意见和利益的大司空师丹，看了国师爷的文章以后，果然勃然大怒。

大司空师丹，立即上书哀帝，弹劾国师爷，说他‘奏歌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

尽管哀帝那时，想袒护国师爷，以为‘歆欲广道术，亦何以为非毁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