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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恐怖主义 切忌反应过度（第2页）

大空瓶里的小硬币

为什么政府会同意重新洗牌？既然恐怖主义袭击根本无法造成什么实质损害，理论上政府大可不予理会，或避开镜头与麦克风，秘密发动有力的反击。事实上，很多政府就是这么干的。但时不时面对一些攻击，政府就耐不住性子，反应的力度过猛，引发太多关注，这正中恐怖分子下怀。为什么政府会对恐怖主义的挑衅如此敏感？

政府之所以难以忍受这些挑衅，是因为现代政权的合法性正来自保证公共领域不受政治暴力的影响。只要某政权的合法性并非来自承诺阻止各种灾难，就算确实遇上可怕的灾难，政权也能够承受甚至完全无视。相对地，如果政权的合法性遭到破坏，就算只是一个小问题，也可能让政权彻底崩溃。14世纪，黑死病夺走了欧洲14～12人口的生命，但没有任何一位国王因此失去王位，也没有任何一位国王为了战胜这场瘟疫做过什么努力，原因就在于当时并没有人认为预防瘟疫是国王职责的一部分。但是，当时的统治者如果允许宗教异端在其领土传播，不仅可能丢了王冠，还可能掉了脑袋。

今天，政府处理家庭暴力和性侵害的力度之所以不及处理恐怖主义那般大，就是因为即使有“#MeToo”等运动，强暴案件也不会削弱政府的合法性。例如，在法国，每年通报在案的强暴案件超过一万起，未通报的案件数可能有数万起。然而就历史而言，国家并不是建立在消除性侵害的承诺上，因此对法国来说，强奸和家暴并不构成太大的威胁。恐怖主义袭击则与此相反，虽然它发生的频率低得多，但是会被视为对法国的致命威胁，原因就在于过去几个世纪，西方现代国家的合法性都建立在明确保证境内不会容忍出现政治暴力的基础上。

回到中世纪，公共领域充满了政治暴力。事实上，想玩这场政治游戏，懂得使用暴力就像持有入场券，没有这种能力，就无法在政治领域发声。许多贵族、城镇、行会，甚至教堂和修道院，都拥有自己的武装。如果前任修道院院长过世，出现继承争议，地方派系（包括修士、地方强人、相关邻居）就常常使用武力来解决问题。

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恐怖主义没有多大生存空间。任何人，只要力量不足以造成重大实质损害，就不会有人看得起你。如果放在1150年，几个伊斯兰教徒在耶路撒冷杀害了几个平民，要求基督教军队离开圣城，非但不会让人觉得恐怖，反而会招来耻笑。想让人把你当回事儿，你至少得先夺下一两座固若金汤的城堡吧？对我们中世纪的祖先来说，恐怖主义实在算不上什么，他们有太多更大的问题需要处理。

到了现代，中央集权的结果，国家使领土内的政治暴力日益减少，而在过去几十年，西方国家境内几乎已经完全看不到政治暴力。法国、英国或美国的公民无须拥有武力，也能争取城镇、企业、组织甚至政府本身的控制权。就连几万亿美元、几百万士兵和几千艘战舰、战机和核导弹的控制权，也能够在不打一发子弹的前提下，从一批政客手中转移到另一批政客手上。人类很快就习惯了这种情形，认为这就是自然的权利。这种时候，就算只是偶尔杀害几十人的零星政治暴力行为，似乎也成了对国家政权合法性甚至存在的致命威胁。这就像往大空瓶里丢一枚小硬币，会发出很大的噪声。

正因为如此，才让恐怖主义如此成功。国家体制创造了一个没有政治暴力的巨大空间，结果就像装了回音板，即便再小的政治暴力声音，也会被回音板放大。一个国家里的政治暴力越少，公众受到恐怖主义行为的冲击就越大。恐怖分子在比利时杀几个人得到的关注，会比在尼日利亚或伊拉克杀害几百人得到的关注多。这也就形成一种矛盾：正因为现代国家防止政治暴力事件过于成功，反而特别容易受到恐怖主义的影响。

政府总是强调，不会容忍境内发生政治暴力。至于公民，也早已习惯身边没有政治暴力。于是，一场恐怖大戏引发了公民内心对无政府状态的恐惧，仿佛社会秩序即将彻底瓦解。人类经过几个世纪的浴血奋战，才终于爬出暴力黑洞，但我们仍然感觉黑洞就在那里，仿佛随时会再次将我们吞噬。于是，看到发生几件骇人听闻的暴行，我们就想象自己再次落入深渊。

为了消除这些恐惧，政府只好上演一场安全大戏，与这场恐怖大戏打擂台。真正要对付恐怖主义，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通过有效的情报、隐秘的行动，打击恐怖主义背后的资金网络，但这种事情在电视上不够精彩。既然公众看到世界贸易中心轰然倒塌，俨然一幕恐怖场景，国家想打擂台，场面就得至少一样壮观，最好有更大的火、更多的烟。因此，政府采取的不是安静、有效的行动，而是掀起一场猛烈的风暴，这常常正中恐怖分子下怀，这是他们最希望成真的美梦。

那么，政府到底应该如何应对恐怖主义？成功的反恐行动，应该三管齐下。第一，秘密打击恐怖组织网络。第二，媒体必须保持客观，避免歇斯底里。恐怖大戏如果无法得以宣传曝光，就不可能成功。不幸的是，媒体往往会免费提供这种宣传机会，着迷似的报道恐怖袭击事件，并且把危险过度夸大，因为比起报道糖尿病或空气污染，报道恐怖主义的报纸销量高出一大截。第三，则在于每个人的想象力。恐怖分子俘获了我们的想象力，用来对付我们。我们总是一次又一次在脑中预演恐怖袭击，回放着“9·11”事件或最近的自杀式炸弹袭击。恐怖分子杀了100人，接着就让一亿人都以为每棵树后都躲着一个杀人犯。每个公民都该负起责任，从恐怖分子手中把自己的想象力解救出来，提醒自己恐怖威胁的真实程度。正是因为每个人的内心恐惧，才让媒体不断报道恐怖主义，让政府对恐怖主义反应过度。

恐怖主义能否得逞，就看我们怎么反应。如果我们允许自己的想象力落在恐怖分子掌握之中，并对自己的恐惧反应过度，恐怖主义就会得逞；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想象力从恐怖分子手中救出来，并以安定冷静的态度来面对恐惧，恐怖主义就会失败。

当恐怖分子拥有核武器

前述分析适用于过去两个世纪以来的恐怖主义，也适用于今天纽约、伦敦、巴黎和特拉维夫街道上的恐怖主义。然而，如果恐怖分子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仅恐怖主义的本质，就连国家和全球政治的本质都将发生巨变。如果仅是由一小撮狂热分子构成的小规模组织，就能摧毁整座城市、屠杀数百万人口，全球就不会再有任何公共领域可以幸免于政治暴力。

因此，虽然现在的恐怖主义多半只是做戏，但未来的核恐怖主义、网络恐怖主义或生物恐怖主义威胁将更为严重，政府也必须做出更强烈的回应。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非常小心，辨别面对的究竟是这种假设的未来情景，还是目前为止所见的实际恐怖袭击。虽然我们也担心恐怖分子有朝一日可能拥有核武器，摧毁纽约或伦敦，但我们只凭这份担心，一看到某个恐怖分子用自动步枪或卡车杀死十几名路人，就变得歇斯底里、反应过度，实不应该。各国政府应该更加小心一点，不能一看到任何持不同政见的团体就加以迫害，一心认定这些团体有朝一日会试图拥有核武器，或者可能黑入自动驾驶汽车，把它们变成机器人杀手。

同样，虽然政府确实应该监督激进团体，设法阻止这些团体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政府在应对核恐怖主义与其他威胁的时候，力度应适当。过去20年间，美国在反恐战争上虚掷数万亿美元和大量的政治资本。小布什、布莱尔、奥巴马等人或许会认为，就是因为英美不断打击恐怖分子，才让恐怖分子只能想着如何活下去，无暇思考如何拥有核弹，所以，他们有可能已经让世界免遭某场“9·11”式的核浩劫。虽然确实有这种可能，但这种反事实的假设（“如果我们没有发动反恐战争，基地组织就已经取得核武器”）本来就难以判断其真实程度。

我们能够确定的是，在反恐战争中，美国及其盟友不仅对全球造成巨大破坏，也付出了很大的经济学家所称的“机会成本”。资金、时间和政治资本一旦投入打击恐怖主义，就不可能用来应对全球变暖、艾滋病或贫困问题，也不可能用来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带来和平与繁荣，也不可能用来与俄罗斯和中国建立良好关系。如果到了哪天，纽约或伦敦被大西洋上升的海平面淹没，或者与俄罗斯紧张的外交关系引发战争，人们就可能指责小布什、布莱尔和奥巴马把重点放错了地方。

关于每件事情的轻重缓急，总是当局者迷，后见之明就容易很多。我们总拿已经发生的灾难，责备领导人没能防患于未然，却不知道有多少灾难得以避免，实属万幸。于是，我们回顾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的执政，会怪罪他当时轻视了基地组织的威胁。但在90年代，却很少有人担心恐怖分子会劫持客机撞向纽约的摩天大楼，进而引发全球冲突。相反，许多人担心的是俄罗斯崩溃瓦解，广阔的领土无人管控，几千枚核弹和生化炸弹也陷入无主状态；或者担心当时南斯拉夫的血腥战争蔓延到东欧其他地区，引发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土耳其或波兰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

还有许多人，对德国统一感到更加不安。虽然纳粹垮台已过了45年，但很多人还是对德国感到恐惧，一旦摆脱苏联的钳制，德国会不会成为主宰欧洲的超级霸主？还有中国呢？在震惊于苏联集团崩溃的情况下，感到中国当时也可能放弃改革开放，回到过去的路线上。

我们今天之所以可以拿这些可怕的场景来说笑，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些场景并未成真。俄罗斯局势稳定，东欧有大半国家已和平加入欧盟，统一的德国被誉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中国也成为全球经济的推进器。这一切之所以成真，至少有部分得益于美国和欧盟所实行的建设性政策。如果美国和欧盟在20世纪90年代把战略重点放在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而不是前苏联集团身上，真的是一个更明智的选择吗？

我们就是无法为各种可能性做好准备。因此，虽然我们确实需要遏制核恐怖主义，但这不该是人类最重要的议题。此外，只是理论上可能出现核恐怖主义，并不足以成为我们对一般恐怖主义过度反应的理由。这些是不同的问题，应该有不同的解决方案。

假设，尽管我们不断努力，但最后还是让恐怖组织得到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虽然我们很难想象届时各方会有怎样的政治角力，但绝对会与21世纪初的恐怖活动和反恐活动大不相同。如果到了2050年，全球充满了核恐怖分子和生物恐怖分子，那些深受其害的人回顾2018年的世界，必定感到不可思议：这些人的生活如此安全，怎么还觉得自己大受威胁？

当然，人类目前面对的危险不仅来自恐怖主义，许多专家和一般大众都很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迫在眉睫，简直就像看一部百年前上映的电影。2018年就像1914年，大国之间关系紧张，全球问题无比棘手，似乎都把我们推向全球战争的边缘。如果说我们对恐怖主义是恐惧过度，那么这种担心爆发战争的焦虑是否比较合理呢？